中國大棋局之四——美國新棋局的籌劃與困境

中國大棋局之四——美國新棋局的籌劃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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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風看雨通三統 發表於 2012-2-10 

 

今天，中美在全球和各自的周邊地區的鬥法，顯然是一個重大的看點。能否以一個“大棋局”的視野，看穿中美雙方的籌劃與各自的困難所在，就成為一個通盤認識，而非一個個局部分析的關鍵所在。前麵的一篇“亂局下的大國崛起之道”，算是從中國的立場，分析了當前中國關於“大棋局”的籌劃。現在，隨著雙方鬥法的深化和尖銳，有必要回顧和分析一下美國的全球大棋局的籌劃與麵臨的困境。

自美國在“二戰”後成為世界性的大國，就其全球戰略格局而言，美國一直秉持的是國際象棋式的思維。這種思維一切鬥爭的目標，最終都是為了吃掉對方的王·後。隻要實現這個目標，自己損失多少子，對方還剩下多少子，都是次一級的考慮了。對這個“大棋局”中的王·後，我們可以以“核心”代指。由此，就可以比較方便地展開後麵的分析了。

在冷戰時期，對美國而言，它的對手是社會主義陣營，這個陣營的核心就是蘇聯。隻要打掉了蘇聯，美國就贏得了冷戰的勝利。而蘇聯的核心就是蘇共。隻要扳倒了蘇共，也就終結了蘇聯。所以，美國一切的戰略籌劃，都是圍繞著在全球孤立蘇聯，在蘇聯東歐內部集中攻擊蘇共。而蘇聯的應對，是以列寧的分析為基礎，把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看作資本主義陣營的核心要素，隻要徹底顛覆這個體係，就可以終結世界資本主義陣營。

 

雙方鬥法的過程，前半段是蘇聯方麵占上風的。蘇聯的攻勢的最高潮，就是在印度支那方向把西方搞得元氣大傷，一籌莫展。後半段，由於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出於總體的戰略考慮，事實上和西方形成了“反蘇同盟”性質的關係，蘇聯迅速轉入被動，改革成為必需。在這之後，中國本意是建立一個美蘇平衡，中國實行“機會主義中立”，即淡化意識形態考慮，以現實的國際局勢與國家利益為出發點，來處理具體問題，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為中國的改革發展贏得最理想的外部環境，這樣的思路。但是，由於中國自身的實力和影響力有限，加之蘇聯方麵由於種種原因，走上了錯誤的改革道路，導致蘇共自己先是主動放棄了法定的執政地位和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最後由蘇共的渙散導致國家巨變，走上了亡黨亡國的道路。事實上，也是由蘇共的改革導致黨的分化，由黨的分化導致黨被迫解散，進而非法，最後使國家失去了凝聚的核心而解體。這中間的具體過程，這裏就不展開分析了。此後，經過九十年代的由充滿希望到滑向絕望的幾乎進一步崩潰的險境，俄羅斯主流社會對一些問題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普京得到了絕大多數民意的支持，俄羅斯止住了頹勢。但對美國而言，俄羅斯已經不具備第一等對手的位置，降格為二流以下的對手。何時能夠重新入西方的法眼，現在還看不到前景。

在蘇聯解體後，不論中國怎樣“韜光養晦”，事實上，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戰略視野中的主要對手。以當時的力量對比和國際國內形勢而言，這對於中國是很不利的。那時某些人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其含義是：美國如欲對中國“照方抓藥”，則在中國拿下中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當然，作為中國穩定和統一的核心力量，中共被拿下，對中國人民，包括他們自己意味著什麽，他們是不願意多想的。畢竟，已經解體了的蘇聯，各個國家的人民，當時都在期待著更自由、更繁榮的生活。對美國而言，將接觸促變與以壓促變相結合，在中國社會內部樹立起對“新生活”的期待，將中共內部的“僵化保守勢力”樹立為大多數人民，包括大多數黨員心中的“新生活”的主要障礙，最後支持“民主和改革”的力量，一舉推翻中共，就可以把中國至少降格為和俄羅斯一個層次的對手。可以說，對中國而言，當時的形勢是極其嚴峻的。這種嚴峻形勢的一個最直接的鏡鑒，就是南斯拉夫的局勢。

西方肢解南斯拉夫，是一個典型的肢解中國的預演。對西方而言，南斯拉夫原本奉行的是國家機會主義的戰略。這個戰略是最符合南斯拉夫的處境的。作為兩大陣營對峙的首當其衝的國家，在兩大陣營中間保持事實上的中立地位，再以南共盟為核心，搞起一個“小蘇聯”的局麵，事實上是對峙的兩大陣營都不滿意，但事實上也都能接受的局麵。南斯拉夫也是靠著這個策略，以蘇聯為後盾保持自己的體製的安全，又從西方得到了大量的實惠，所以在80年代以前，在整個社會主義世界，南斯拉夫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也是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在某些方麵學習和借鑒的榜樣。在蘇東波之後，南斯拉夫事實上在意識形態上放棄了原則，希望以此適應新的形勢，保住國家的完整。但是，在新的形勢下，一個在戰略安全上以俄羅斯為主要依托的國家，在西方眼中，屬於舊的格局的殘餘。特別是對於雄心勃勃地欲建立“歐洲合眾國”的法-德軸心為主的歐洲大國而言，這是顯示自己的運籌整合能力的很好的亮相的舞台。

在這個背景下，是肢解蘇聯的戰略模式的翻版，也是肢解中國的戰略籌劃的預演，西方展現了一個成熟的戰略模板：先是鼓動某個民族地區“爭取獨立”，然後招來中央政府的鎮壓，鎮壓中的一些情況再被誇大宣傳，甚至無中生有地鼓噪成“人道主義災難”，然後西方以“製止人道主義災難”的旗號，利用自己不對稱的軍事優勢，攻擊對方的民用基礎設施，給人民生活帶來不便甚至升級為巨大的困難，然後對該國人民灌輸：“我們不是要肢解你們的國家，隻是為了製止人道主義災難。那個以民族主義訴求保持自己獨裁地位的政權，是人道主義災難的製造者。隻要那個政權改變現在的戰略，願意讓維和部隊進入發生了人道主義災難的地區，則不僅人道主義災難可以結束，你們的生活可以恢複正常，而且國家也不會解體。”這種宣傳，在大多數人民生活沒有受到重大影響的時候，是肯定無法壓過民族主義的基本立場的。但是，在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響，最典型的是所謂的“馬桶戰爭”的“效應”發揮作用以後，人民就會轉而幻想西方的那些“承諾”是有“保障”的，從而主張做出讓步。

事實上，在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就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最後，在安理會討論授權歐盟派出維和部隊進入科索沃的決議時，中國和俄羅斯本來是要投反對票的。根本考慮，一是不使聯合國為這場戰爭進行“合理性背書”，二是破除南斯拉夫民眾對西方的承諾的幻想，支持一下被人民普遍厭棄的南斯拉夫政府。但是，南斯拉夫代表卻要求中俄考慮南斯拉夫現實的處境和人民的感受，不要再阻撓問題的解決。無論如何，聯合國的決議中還有明確規定科索沃屬於南斯拉夫的規定。在中俄兩國不能給予南斯拉夫直接的軍事支持的現實狀況下，這是難得的中俄能為南斯拉夫爭取的“製度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中俄隻得放行了決議。在這之後，西方又支持科什圖尼察在選舉中扳倒了米洛舍維奇，然後將米洛舍維奇送交海牙國際法庭。最後，南斯拉夫的殘山剩水成了西方隨意宰割的對象。

在整個科索沃戰爭的過程中，李登輝和達賴集團都表現得大受鼓舞，異常活躍，李登輝在這之後幹脆提出了“特殊國與國”的論調。需要注意的是，將這個翻譯成英文state to state的，就是當時的陸委會副主委蔡英文。一直到在2000年台灣選舉，大陸通過軍事調動集結，以及國務院總理的強硬表態，向美國傳遞了魚死網破的信號之後，陳水扁雖然扳倒國民黨，但他的兩岸政策，卻被美國強行框定在了“四不一沒有”的框架內。至於西藏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了。這裏有幾個關鍵的事件和時間點，需要分析一下。

    第一，就是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後，中國的主流媒體和青年學生為主，代表全國人民表現出了同仇敵愾的氣勢。這對美國的對華戰略籌劃，其實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對美國而言，最符合其利益的對華戰略結果，是通過打掉中共，肢解中國，或者幫助中國維持一個表麵上“完整統一”，實際上完全依附於自己的虛弱的政權。控製這個政權的，隻能是在中國有相當基礎的意誌薄弱思想西化的知識分子為主的政治集團，即如當年的國民政府的“博士內閣”。當中國最有希望親美的青年學生都表現出來同仇敵愾的情緒，美國必須考慮“莫為已甚”。所以，當年的學術的行走示威，確實為中國贏得了一個戰略緩衝期。間接的結果，就是美國在該年年底終於就中國加入WTO的問題不再作梗。

    第二，就是為了紀念大使館被炸事件，中國的軍事尖端裝備研製工作，被命名為“995工程”。其基本目標就是，針對美國的全麵的不對稱的軍事優勢，尋找其“命門”，研製一批不對稱打擊的殺手鐧。能否爭取到一個戰略機遇期，完成這個計劃，對中國而言，就具有性命攸關的意義了。在這個事件之後，針對這個計劃的投入的力度和進度明顯加強了。但是，這需要一個近十年的戰略機遇期才能完成。

    第三，就是08年上半年的一些是非。先是歐盟衝關，承認科索沃獨立。隨之，在俄羅斯方麵，立即承認格魯吉亞的南奧賽梯獨立以示對抗。但對中國而言，卻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這既是西方對配合自己的科索沃演出一場活劇的某些人的回報，更是對台獨、藏獨等的鼓勵，也是對中國內部的精神美國人的動員的號角。果然，阿扁積極推動“公投”，達賴集團也在蠢動。

再有，就是冰凍雨雪災害，導致對主體人群的中國人最重要的春運遭到嚴重困難，以及四川的大地震。如果這些問題不能有效處置，就會發生民怨，國內外的美國人們就會拿來大做文章，內外聯動，讓中國麵臨絕境。

還有，就是關於奧運火炬傳遞的一些鬥爭。

這幾項的核心，其實都圍繞著原定的08年“最大的政治”，即必須確保成功的北京奧運會。

奧運會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推動自身全麵發展升級的驅動器，也是展示自己的建設成就，樹立新的形象的大舞台。某種意義上說，這不僅是08年的“最大的政治”，也是在上個世紀末確定的本世紀初的“最大的政治”。但是，這又是中國必須跨越的一個巨大的陷阱。因為按照相關規定，舉辦奧運會的國家，起碼當年不能有戰爭行為。而且，在奧運會期間，要向全世界媒體開放全境，包括不得對采訪進行限製，不得限製本國民眾接受全世界媒體傳遞的各種信息。可以想見，如果在一個民怨沸騰的情況下舉辦奧運會，這個政府會承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所幸中國對一些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處理比較得力，最重要的是實踐了關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感受，凝聚起了對國家的認同感，又在拉薩的314事件後續的新聞戰和關於奧運火炬傳遞的輿論戰中，在國際國內都取得完勝。這樣，奧運會才有了一個成功舉辦的基礎。

耐人尋味的是，國內主流媒體的表現，起碼可以說是遲鈍笨拙的。如果不是對方表現得更加拙劣，甚至犯了眾怒，很難想像會是什麽結果。而另一方麵，原本被擔心的中國80後青年群體，卻在08年給人眼前一亮，心中一震的感覺。不論述抵製西方主流媒體對西藏的情況的專業性的造謠活動，還是在國外為奧運火炬進行的麵對麵的鬥爭，以及在後來的抗震救災活動中，大量的沒有政府組織的自發的鬥爭，卻表現出了識大體顧大局的政治上的成熟。而在包括抗震救災和反對分裂的第一線，主力也都是80後的年輕人。不論是前輩，還是80後自身，對基本解決溫飽之後出生成長的這一代，都有了全新的認識。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收獲。與以“火炬”、“汶川”、“鳥巢”命名的青年一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50後至70後的中青年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失去了起碼的民族主義的立場，有了一些令人不能容忍的言論，實際加速了精神美國人在中國社會邊緣化的過程。

總之，2008年是中國曆史上波瀾壯闊的一年。沒有軍事意義上的與西方的短兵相接，連台灣選舉的結果，都給人一種水到渠成的感覺，大陸的一些事情的處理也是幹淨利落的。但是，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長年積累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沒有6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積累的經濟成就，某些勢力的內外聯動，是很有可能終結中華民族和平崛起、偉大複興的運勢的。而完成這個基礎的最後一段戰略機遇期，即本世紀初的戰略機遇期，其得來既是中央的韜光養晦的戰略運籌的結果，也是因為一個重大的事件，使得西方不得不把主要針對中國的運籌，轉移了方向。直到今天，這個狀況仍然沒有改變。這就是我們都知道的9•11事件。

在冷戰以西方完勝為終結之後，如何判斷新的形勢，進行新的戰略籌劃，成為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問題。對這一問題，出現了三種意見。

一種是盲目樂觀，認為有蘇共的前例，中共很可能在西方稍微卡一下脖子，或者把西方的優勢亮一下之後，就會心膽俱喪，立即按照西方的要求進行自殺性質的“改革開放”。最後自己繳械投降就算了。這種盲目樂觀情緒的直接體現，就是福山的名著《曆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

第二種意見，是有計劃的樂觀派，以布熱津斯基為核心。這一派主張，迅速消化蘇聯解體後歸並到西方陣營的戰略空間，形成對中國的進一步戰略厚勢，同時對中國加緊攻勢，最後以解決蘇聯的模式解決掉中國，實現徹底的全勝。

第三種意見，就是老成謀國的一派。他們認為，對西方而言，前途固然不需悲觀，但也不能認為即將萬事大吉，而是要打起精神，麵對新的局麵，籌劃新的戰略。因為，雖然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已經終結。即便是中國，也走上了不可逆轉的改革開放的道路。但對西方，特別是美國而言，卻是新的挑戰的開始。這一派的代表，就是亨廷頓和他的著作《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具體內容，在前麵的《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中有評述，這裏就不展開了。

在90年代，美國的戰略行動，基本以第二種思想主導，主要是針對中國，捎帶把伊朗作為中國和俄羅斯可能爭取和聯合的“偏師”敲打一下。93年的銀河號事件中，船上是否有美國所宣傳的那些“物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公開羞辱中國，為的是實質性切斷中國和伊朗進行那種合作的可能性。總體而言，伊斯蘭世界起碼不是美國的現實的第一流的對手。當然，中國很希望美國決策層能夠接受亨廷頓的意見，多關注一下伊斯蘭世界，既減輕自己直接的壓力，也能使自己反對“三種勢力”的鬥爭得到一些更大的國際支持。結果，就形成了亨廷頓的理論“牆裏開花牆外香”的局麵。當然，還有一個國家會和亨廷頓一樣鬱悶，那就是著名的以色列。

9•11的過程大家都知道了。至於為何要在美國以中國為主要目標，與基地組織基本相安無事的背景下，搞出這樣一次相當有創意，卻讓自己成了主流國際輿論中的“過街老鼠”的事件，這裏賣個關子，就不展開了。總之，涉及到戰略的層麵，從來都隻有經過理性考慮後做出決定，然後收到了不理想的效果的行動，沒有什麽不理性的決定。在這之後，鬱悶了近十年的亨廷頓也得意了幾天，但很快聽到了一件讓他無法得意的事情。這裏再賣一個關子，就不提了。

在這個事件之後，美國隻能把主要精力從中國這個方向，轉向伊斯蘭方向。它的成熟的國際象棋式的思維，有了一個直接的明確的目標。但這個目標，卻讓美國在一次次享受輕鬆取勝的快感之後，陷入越來越深、越來越大的困境。而這個困境的根本原因，卻是一個美國和伊斯蘭都感到無奈的現實。

這個現實就是，伊斯蘭世界其實沒有一個核心。如果伊斯蘭世界能夠有一個堅強明確的核心，不要說以色列無法生存，就是美國和蘇聯也會麵臨巨大的困難，中國要實現崛起，基本不會有什麽現實的空間。但伊斯蘭世界偏偏就沒有核心。這使得以色列得以生存，乃至霸占了伊斯蘭世界的心尖兒耶路撒冷，還能在中東橫晃，伊斯蘭世界對此隻能睜一眼閉一眼。在911之後，美國在伊斯蘭世界可以說來去自如，想進入一個國家，不論是無人機、導彈，還是特種兵小分隊，抑或是十萬大軍，都是想進就進，想出就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所以，不論大戰小戰，美國近十年來享受的勝利的喜悅，已經數不過來了。

但對美國而言，致命的問題也在於對手的這個狀況。如果有一個明確的核心，美國就可以通過聯合內外對這個核心不滿的力量，孤立這個核心，最後打掉這個核心，即便不能樹立一個或若幹傀儡，自己拍屁股走人，也可以把伊斯蘭世界降格為俄羅斯那樣的二流對手。但是，沒有這個核心作為目標，美國的行動，就是對整個伊斯蘭文明的敵對行動了。這使得美國陷入了一個無解的困境：沒有一個明確的敵人，卻如在當年的越南的情況——贏得每一次戰鬥，卻最終會在戰略上輸掉整個戰爭。

這就是所謂“反恐十年”的美國由凱歌高奏到苦不堪言的根本原因所在：消耗大量的資源，卻進入了一個始終不能解決問題的戰場，最後耗盡自己的資源，收獲的卻是一個對自己越來越仇視的伊斯蘭世界。而中俄卻抓住了這個戰略機遇期，中國實現了和平崛起，俄羅斯也止住了頹勢，穩定住了攪局者的地位。如此，美國實際上陷入了國際象棋模式下的困境甚至絕境。

在奧巴馬上任後，他的一項主要的活動，就是重新理清美國的戰略規劃。對中國方向，一方麵接受現實，以前一個帖子所述的圍棋性的思維，展開全麵的戰略空間的爭奪。這個深層的考慮是：對中國不再謀求你死我活的結果，而是以圍棋思維，爭取取得鬥爭的優勢。也就是說，在整個世界的格局而言，追求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麵，然後在具體問題上，爭取取得優勢，在博弈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具體表現就是，既默許中國在美國傳統的勢力範圍，如中東和拉美，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也利用中國周邊的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重新回到這些地區，扮演一個中國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治和軍事上的攪局者的角色。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典型表現；另一方麵，其實美國並沒有放棄這樣的衝動：隻要找準機會，還是要綜合調度中國國內外的各種力量，扳倒中共，使中國失去核心，最後即便不解體，也會進入一個虛弱渙散的狀態，解除中國在戰略上對自己的威脅。所以，就美國的戰略論，對中國的構想，實際上逐步由原來的盯住中共的國際象棋思維，轉向了以圍棋思維為主，但不徹底放棄國際象棋思維。

09年底，奧巴馬訪問中國，向胡主席贈送了以自己家鄉夏威夷的玉石為原料的一副圍棋。既是寓意自己的黑白混血體現的“美國核心價值”，也是昭示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的轉變。而胡主席回贈虎符，顯然會引起更多的聯想。更重要的是，在隨後的小型文藝表演中，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現代詮釋的節目，也有北京四所高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外交學院的女學生，組成的一個小合唱團演唱的中美兩國歌曲。其中被特別提到的兩支歌，分別是《我和你》、《這才是朋友相處之道》。其間的深意，確實需要美國方麵認真領會。而奧巴馬堅持接受了某係核心媒體的采訪，實際上也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盡到最大努力為中國的精神美國人群體打氣。

在中國方向上有了一個明確的思路後，就要理清對伊斯蘭世界的思路。基本路子就是：主動向伊斯蘭世界釋放善意，爭取把伊斯蘭世界由自己的泥潭，轉化為中國、歐盟、俄羅斯的難題。對伊斯蘭世界，經過幾大集團排序後，將距離準核武器俱樂部越來越近，也是美國十年反恐在伊斯蘭世界的最大受益者的伊朗，確定為伊斯蘭世界的準核心。就此，調整了基本思路：力爭從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每秒鍾消耗軍費8，300美元，卻不斷播種穆斯林對美國仇恨的戰場脫身，重新運籌伊斯蘭世界的力量對比，團結和調動各種力量，集中孤立伊朗，爭取先打掉伊朗現政權，或者逼迫伊朗現政權放棄成為準核武器俱樂部成員的目標。在這之後，也不排除再團結一個比較馴順的伊朗，對付新的伊斯蘭世界的準核心力量。這樣的思路，就可以使我們比較清楚地理解近一年來美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為。

在經過反複權衡後，盡管明知在卡紮菲政權崩潰後，很有可能是海合會為後盾的，以基地組織為主的力量控製利比亞，美國最終還是順應了“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在埃及和土耳其已經落入比較溫和的政治伊斯蘭勢力之後，設法將這些成果，轉化為伊斯蘭世界中的遜尼派徹底壓垮什葉派弧形地帶，取得海灣地區主導權，成為伊斯蘭世界新的核心的戰略野心，調動這些力量，先解決伊朗核問題，實際就是在海灣地區孤立伊朗，侵削其空間，最後使伊朗內部的一些勢力趁勢而動，最後壓迫伊朗政權放棄成為準核武器俱樂部成員的計劃，實際就是斷了伊朗成為伊斯蘭世界核心的念想。這個問題解決後，即便遜尼派背景的海合會，或者屬於突厥族，又屬於遜尼派的土耳其，成為新的伊斯蘭世界準核心，美國還可以再用對付伊朗的辦法，拉上滿心懊喪的伊朗，卻對付那個新的準核心。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理解一個概念：準核武器俱樂部成員。

我們一般認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既有成熟的成體係的核武器，也有成熟的成體係的核武器的投送係統。這五個國家，應該算是無可爭議的核武器俱樂部的成員。當然，在北約的框架內，英國和法國的核按鈕，是掌握在北約盟軍司令，即一位美國將軍手中的。

所謂準核武器俱樂部成員，是指那些掌握了製造核武器的能力，但是卻沒有公認的成熟的成體係的核武器序列以及投送體係的國家。這些國家，可以分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就是已經試驗了至少一個核爆炸設施，卻沒有公認的穩定的成熟的核武器體係的國家。目前，有印度、巴基斯坦、朝鮮三個國家。這三個國家都是美國可以憑著自己的不對稱軍事優勢進行超視距打擊，卻由於和中國的不同關係，使美國不願或不能打擊的國家。這三個國家的目標很明確：第一，使自己的宿敵有所顧忌，無法對自己發起全麵的戰爭，至多隻能進行一些對峙和局部的低烈度的衝突；第二，就是有一個要挾作為世界霸主，承擔著維護世界基本秩序的美國的籌碼：把我逼急了，我可以轉讓自己的技術甚至武器，使得世界秩序大亂。這樣，就可以逼美國和自己進行明裏暗裏的接觸，得到一些利益。

第二種情況，就是傳說中有了成熟的製造核武器的技術，也有了足夠的原料，甚至已經有了彈體的“核國家”，包括日本、以色列，以及被議論了很久的南非。一般認為，這幾個國家已經掌握了成熟的技術，也儲備了足夠的原料，隻要下決心起動相關的體係，可以迅速生產出若幹枚核彈，而且也具備了一定的投送能力。但是，隻要沒有真正炸響一個試驗彈，沒有進行投送核武器實彈的實驗，其能力是不被國際社會真正認可的。因為在理論上能夠成功製造，距離真正的製造和使用的能力，還是有著一個質的差異的。所以，日本和以色列，主要還是由美國提供明確的庇護。

明白這個概念後，就可以理解，至今沒有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框架的伊朗，其真實的戰略意圖是：以“和平利用核能”的名義，獲得足夠的原料，掌握成熟的技術，但是並不造出或者實驗核彈，從而使自己成為準核武俱樂部的成員。以伊朗自身的地緣戰略地位論，如果能夠成為這樣的準核武俱樂部成員，它向全世界進行博弈的本錢，就可以在海灣地區一枝獨秀，既甩開被美國保護又控製的海合會，也甩下一直期待進入海灣核心地區的土耳其，徹底壓倒以色列，成為伊斯蘭世界真正的核心國家。如果伊朗看準機會，一時興起，跨過核門檻，則將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玩家。道理很簡單：連英國和法國，既沒有伊朗那樣的地緣戰略地位，又被美國所控製，都可以在國際上混一混。伊朗一旦在不受美國控製的前提下掌握了核武器，哪怕沒有成熟的投送體係，也可以憑著自己的地緣戰略地位，在國際上搞出比英國和法國大得多的動靜。

明白這一點，就可以明白相關問題中的相關各方的態度了。

就美國而言，就是在國際輿論上，特別是對海灣地區相關各方，炒熱伊朗核問題，爭取形成最廣泛的擠壓伊朗的國際聯盟，對伊朗剪除羽翼加以孤立，然後施加不斷加碼的壓力，爭取伊朗內部發生一些情況，使伊朗放棄自己的準核武計劃。所謂“氣可鼓不可泄”。一旦伊朗放棄這個計劃，就如同當年南聯盟接受科索沃戰爭的結果，即便以後不解體，也會徹底斷了成為伊斯蘭世界核心的念想。這樣，美國就可以修複和伊朗的關係，拉上伊朗，對付在擠壓伊朗的過程中有可能做大的海合會或者土耳其的勢力。總之，對美國而言，隻要這一步成功，整個在中東地區已經走死的棋局，就可以立即活潑起來。

就海合會和土耳其而言，搭著西方的車，一起擠壓伊朗，使自己得到一些實惠，取得現實的優勢，是他們的基本考慮。當然，土耳其和海合會的考慮不完全相同。

就海合會而言，現在主要是搭著美國的車，集中拿下屬於阿拉維派的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剪除什葉派弧形帶的一翼，使自己在海灣地區取得一個比較優勢的態勢，然後和在埃及、利比亞方向的收獲結合起來，做厚自己的實力，再考慮下一步的策略。

就土耳其而言，主要的考慮，是把屬於遜尼派的敘利亞反對派勢力抓到自己手裏，再以北約為依托，以“替天行道”的麵目，派出軍隊進入敘利亞，建立起一個和巴沙爾政權對峙的“國中之國”，然後紮穩根基，再尋找新的機會。

海合會和土耳其兩方，在肢解敘利亞，或者在敘利亞建立“國中之國”這個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土耳其希望由自己出頭，或者打著北約的旗號，派出自己的軍隊進入敘利亞。這樣，不僅自己可進可退，更可以拉上整個西方為自己保駕，無疑多了一些成算。而海合會的打算是：派出“阿盟維和部隊”進入敘利亞，或者幹脆由基地組織出麵，在敘利亞展開作戰，如果一時無力對抗敘利亞政府軍，再拉上西方的力量，給自己提供各種支持，最後在敘利亞克隆利比亞模式。海合會明確反對“外部軍事幹預”，實際是反對以北約為平台的，以土耳其軍隊為主力的軍事幹預，同時又鼓吹以阿盟為平台的，以基地組織為主力的，加上部分海合會國家正規軍的，必要時拉上西方提供決定性支持的軍事幹預機製。這是目前土耳其和海合會的一個明確的分歧。

另一個明確的分歧，就是對伊朗的態度。海合會的終極目標，是顛覆伊朗的伊斯蘭憲政民主體製，在伊朗重建政教合一的以現代化為導向的君主專製政體。由於與伊朗有相近的體製，也由於自己也有“準核武俱樂部”的戰略規劃，所以土耳其對敘利亞是步步緊逼，對伊朗卻頗多回護。

這樣，表麵上看來，在伊斯蘭世界和北約框架內，美國對伊朗的封堵，有了土耳其這個明顯的缺口。但是實際上，這是為美國提供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戰略抉擇的空間。美國完全可以默許土耳其派出軍隊進入敘利亞，再支持海合會也派出軍隊，最後，不論是否土耳其和海合會在主觀上是否要徹底顛覆巴沙爾政權，在客觀上，巴沙爾政權將很難全身而退。因為土耳其和海合會的在敘利亞的鬥爭，必然會從建立“國中之國”向“民主統一敘利亞”邁進。一旦進入那個階段，以敘利亞軍隊的戰鬥力，雙方都隻能向美國尋求決定性的幫助。這樣，將在敘利亞發生教派之間和民族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長期混戰的狀態。這個狀態，看似混亂，其實完全可以被美國所掌控。而伊朗則將麵臨巨大的困難，任何可能都會發生。
因此，就美國和海合會、土耳其的意圖論，由土耳其和海合會爭著打頭陣，美國在背後保駕護航，解決掉巴沙爾政權，已經是板上釘釘的趨勢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俄羅斯為何要在安理會決議表決時擋下這個決議呢？

首先，應該明確，中國和俄羅斯即便投了讚成票或者棄權票，自己也不會得到任何利益。俄羅斯的情況自不待言。就以中國論，現在既無心也無力去海灣地區深度卷入，最明智的做法，還是在那裏廣結善緣，包括不和美國徹底翻臉，然後靜觀其變，根據局勢變化，做出新的籌劃。這是最現實的策略。

其次，站在中國的立場，如果謀劃一個更有進取心的棋盤，就應該加大美國解決伊朗的難度。總的原則就是，美國對伊朗施壓，中國就和俄羅斯一起為伊朗減壓；美國對伊朗卡脖子，中國和俄羅斯就一起對伊朗輸氧。目前起碼有一點是肯定的，隻要民族結構比較單一的伊朗在美國的氣勢浩大實際有限的壓力下不發生內亂，美國自己不敢直接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而且，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中轉站，土耳其明確是回護伊朗的。在這種情況下，看不到美國直接解決伊朗的把握，伊朗內部也不大可能有什麽像樣的內亂。

 而且，美國即便在敘利亞方向上得手，如果迅速解決伊朗核問題，很可能馬上就會和伊朗修複關係，拉上伊朗回頭打擊土耳其或者海合會的勢力。所以，土耳其和海合會未必希望伊朗馬上軟下來，最好是伊朗能夠再挺一段時間，讓它們能夠比較從容徹底地消化一年來的“阿拉伯之春”的成果，包括消化掌握一些北約援助的武器裝備。

再進一步，中國和俄羅斯聯手封殺安理會的授權，實際就使後邊美國或者北約的任何行動，其合法性隻能建立在阿盟籲請的基礎上。一旦阿盟不再籲請，或者禮送其離開，而美國卻不肯離開，海合會和基地組織，完全可以“幡然悔悟”，由海合會和美國軟頂，由基地組織和美國死抗，使美國陷入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更大的困境。

所以，中國和俄羅斯投出反對票，真正惱火的，其實隻有目前在經濟上有求於中國而底氣不足的北約中的美歐集團。而海合會方麵，應該可以心領神會，所以才會既與中國政府和政協的領導人晤談甚歡，也要譴責一下中國和俄羅斯，卻沒有實質性的“懲罰中國”的行動。

 經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白：就中國論，目前對美國展開全球爭奪，還是圍棋思維，並不謀求將死美國，更不奢望取代美國，而是本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路，在全球展開博弈，為自己的經濟建設贏得良好的環境，爭取逐步改革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就美國論，則是對中國事實上確立了圍棋式的思維，但並沒有完全放棄國際象棋思維。如果中國內部的精神美國人抓住一些機會，掀起大的風潮，中共還是會很危險。一旦中共被扳倒或者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家”，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運勢，隨時可能發生逆轉。如果中國自己不出現大的問題，美國對中國的國際拓展，實際是可以逐步接受的。

而在海灣或者說整個伊斯蘭世界，美國的基本戰略，還是國際象棋式的思維。其戰略運思的核心，就是不能坐視伊斯蘭世界出現一個核心。要盯緊伊斯蘭世界的局勢，主要是海灣地區，隻要出現一個伊朗這樣的準核心，一定要集中精力打掉或者收編這個準核心，然後再對付新的準核心。

坦白地講，為了中國自身的利益，中國不必太激烈地阻撓美國實現自己的意圖。因為這個意圖的實施，其間要麵對的不確定性層出不窮，美國獨步天下的軍事優勢，其實隻能確保美國贏得每一次戰鬥，卻不能支持美國贏得整個戰略意義的鬥爭。讓美國和那些背景和心機都很複雜的伊斯蘭勢力不斷對衝，中國再從中尋找增進利益，擴大空間的機會，不斷做強自己，才是正道。

但在目前而言，中國應該加大美國在海灣地區實現自己意圖的難度。這是符合中國的核心利益的，也是符合海合會、土耳其的深層意願的。中國與俄羅斯的一次舉手，就使得美國與伊斯蘭勢力的鬥爭中的優勢，被打到了一個平衡的狀態。對現在的美國而言，解決掉巴沙爾政權，是有相當的成算的。對巴沙爾政權而言，中國對其沒有實際的義務，俄羅斯又是一個往往在最後一刻泄氣的靠山。所以，目前看來，巴沙爾政權已經是在劫難逃了。但是，在解決了巴沙爾政權之後，美國的真正嚴峻的考驗才剛剛開始。能否解決那些不確定性，進而駕馭那些不確定性，考驗著美國的能力、意誌和智慧。而且，中國和俄羅斯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不會坐視美國很舒服地整合海灣，控製住伊斯蘭世界，而是會出於各種考慮，不斷地對美國的戰略努力作梗。如果能實現使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對衝的前景，無疑是最有利於中國的。

目前，美國已經“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坦途”，就如九年前砍瓜切菜一般打掉薩達姆政權一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初的順利之後，等待美國的，將是一個比伊拉克更大更深的泥潭。這就是今天美國的處境。這不是因為那個總統的智商高低，而是由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決定的悲劇性的宿命。我們隻需在靜觀的同時適應新的形勢，紮穩自己的國內和國際基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主持正義，廣結善緣，就可以實現中央提出的“堅持韜光養晦，積極有所作為”的戰略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