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儲備是國家國際信用的抵押物

外匯儲備是國家國際信用的抵押物

盧麒元

    外匯儲備不是國家財富積累的成果。強製性結匯而形成的外匯儲備，本質上是國家國際信用的抵押物。抵押物在未還原國家國際信用之前，不能視同為主權財富。

如果，國家用財政盈餘建立主權財富基金，那才是真正的主權財富基金。挪用國家國際信用抵押物充當主權財富基金，那是非常瘋狂並且極其危險的舉動。打個比喻，這相當於征用在押人質去當兵打仗。

經濟學的基礎是哲學。經濟學必須建立清晰的概念和邏輯。概念和邏輯出現問題，就無法對經濟製度和經濟政策進行正確的解說。更為嚴重的是，還可能由此而產 生嚴重的道德問題和法律問題。最高決策者一定要學會識別真假經濟學和真假經濟學家，在涉及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上，一定要慎思明辯。

通過強製性結匯創造的外匯儲備，本身也是創造國內信用的過程。創造國內信用不等於創造價值。雖然，創造的結果都是白花花的銀子。創造價值是創造財富；創造信用並不直接創造價值；創造信用不過是分享財富的一種手段。

結論：外匯儲備無論如何都不是創造價值或創造財富的結果。外匯儲備絕對不能視同為政府的財政結餘。政府不能挪用外匯儲備用於政府投資和政府開支。

道理非常簡單。外匯儲備是國家國際信用的抵押物，這就意味著，外匯儲備是國家國際信用的備兌支付手段。在未完成應收應付之前，此資產是處於抵押狀態之中 的支付手段，絕對不能直接計入國家財政盈餘。當然，在法律上，更不能視同為主權財富。請大家設想一下，中國未來不能履行國家國際信用的悲慘局麵。韓國人為 什麽要將1997年12月13日定為國恥日？因為，當時韓國國家國際信用崩潰，必須出讓部分經濟主權和幾乎全部的貨幣發行主權，以避免國家破產。在韓國人 看來，這一天與亡國一樣恥辱。

我們將外匯儲備直接撥付政府所屬商業機構，形成主權財富基金，可能存在道德和法律上的雙重風險。筆者將在今後的文章中討論挪用外匯儲備的道德問題和法律問題。

筆者認為，中國上個世紀末的匯率改革，隻是應對經濟危機的權宜之計。我們沒有為之建立清晰的道德規範；我們沒有為之完善必要的立法程序。當權宜之計形成 常態之後，我們陷入了路徑依賴，並在實用主義的曆史慣性中無法自拔。那些試圖為權宜之計進行辯解的人和他們的理論，根本經不起道德評價，根本無法完成法理 論證。當政者不能受製於既得利益，不能將短期行為長期化，不能不顧及子孫後代的未來。

筆者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對外匯儲備管理問題重新展開立法工作。對於外匯儲備的概念和邏輯進行詳細的說明，對於外匯儲備的形成和管理進行明確的規範。不能繼續放任國家外匯管理長期獨立於共和國法製治理之外。

最後，筆者提醒最高決策者注意，外匯管理是國家財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匯管理既可以形成主權財富增長，也可以形成主權財富損失，無論是增長還是損失 都將深刻地影響國家財政的穩定。執政者所執之政，無非民政和軍政，民政和軍政說到底就是財政。財政不穩，執政基礎必將動搖。因此，外匯管理也是嚴重的政治 問題。必須結束外匯管理長期失控的被動局麵了。必須消除國家財政金融安全的重大隱患了。

 

中央應設立金融影子內閣

盧麒元

    我國最致命的國家安全隱患，就是金融係統。

國家的金融係統，是政府信用的根本之所在，政府信用是執政黨最重要的民意基礎。這是一條必須嚴防死守的政治防線。

我們必須高度警覺：製造惡性通貨膨脹的危害，足以亡黨亡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某副總理親自兼任央行行長，將金融管理與財政管理分離，形成行政意義上的金融係統相對獨立。金融係統相對獨立，使得中央和人大對於 金融管理持續弱化。這種弱化的結果，為濫發人民幣打開了大門。從那次所謂的匯率改革開始，我國的金融係統基本處於半失控的狀態。事實上，中央和人大已經無 法控製人民幣發行的數量。換句話說，中央和人大已經無法有效控製通貨膨脹了。

金融係統的相對獨立，使得金融係統有能力改變國家的社會分 配格局。失去了財政製約的貨幣發行，導致了我國各類資產和各類商品價格的不斷重置。在這個不規範的價格重置過程中，擁有金融資源的特殊人群，成為直接受益 者。我國湧現出了大批通過金融特權獲得暴利的億萬富翁。其中，股市和樓市成為經典的牟利和套現的工具。

由於金融係統獨立於財政係統，金 融係統實際上分割了一部分財政職能（以鑄幣稅方式）。同時，國家財政管理能力不斷弱化，完全無法製約金融管理（不能控製貨幣發行數量）。尤其嚴重的是，財 政必須為金融行為買單。最終，財政必須為惡性通貨膨脹付出慘重代價。實際上，我國已經開始陷入金融與財政輪流擴張的惡性循環。

筆者經曆 過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關於經濟理論的爭論。筆者認為，那個時代的爭論存在模糊焦點的嚴重問題。在爭論姓社姓資問題的時候，我們忽略了改革開放中主體性、公 平性與效率性等根本性問題。特別是，在全麵開放和急劇市場化的進程中，沒有牢牢把握住國家經濟主權和人民經濟主權這兩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讓國內外特殊利 益集團鑽了改革開放的空子。形成了後來金融係統近乎失控的局麵。導致了今天國民經濟極度扭曲的狀態。

筆者甚感悲哀的地方在於，國民經濟已經處於極度扭曲的狀況了，當事者卻渾然不知。而謀事者，基於私利和慣性，罔顧國家民族的未來，依舊肆意妄為。

筆者建議中央設立金融影子內閣，意義有兩個：第一，必須要有權威機構提出截然不同的思路；第二，必須安排風險預案和必須儲備頂級專才。

今年是建黨九十周年紀念。對於中國共產黨獲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人的理解太過膚淺。美國人曾經非常驚訝，裝備精良的數百萬國軍，在解放軍麵前朽木枯枝般的 不堪一擊。其實，國共對決的關鍵根本不是軍事，而在於政治和經濟。政治並不抽象，政治的具體化就是經濟製度和經濟政策。事實上，兩份重要的文件奠定了解放 戰爭的勝局。這兩份文件是，1946年5月4日《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著名的五四指示）和1947年7月9號《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兩份文件 使中國共產黨完全鎖定了勝局。軍事不過是政治的一種變現方式而已。

今天，欲重樹威望，欲重建信用，方法也很簡單。焦點仍然是經濟製度和 經濟政策變革。原則仍然是主體性、公平性、效率性。筆者反對用單純政改來模糊焦點的做法。筆者認為，經濟製度和經濟政策的變革就是政治改革。沒有經濟製度 和經濟政策的變革，而以民主為幌子的所謂政改，不過是一片虛無縹緲的浮雲。

中央設立金融影子內閣，可以抓住重點，實現維穩、製衡、漸進。總是要有一個權威機構提出新的思路，總是要有一群人去具體落實。這種事情，中央必須親力親為。自我完善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這肯定是一次艱苦的流程再造。然而，這對於執政黨卻是最佳的選擇。

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最後防線。經濟製度和經濟政策是執政黨執政成敗的關鍵。在這個曆史轉折關頭，抓住這個戰略製高點，就能創造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