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 重慶模式的經濟解讀

 

重慶模式的經濟解讀

宋魯鄭 2011-07-11 01:34:37

重慶模式橫空出世，影響遠及海內外，成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重要的“重慶現象”。這看似突然，實是有其曆史的必然。 

中國的改革開放盡管是摸著石頭過河，但卻一直是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市場的魔力把中國的比較優勢（勤奮、高儲蓄、豐富的人力資源）盡情釋放，中國也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新發布的世界五百強，大陸入榜企業高達61家，如果加上兩岸，則力超日本居全球第二。美國雖仍以133家企業高居榜首，但自2002年以來，每年都在減少，到今年已減少64家。而中國雖然2003年的時候僅11家，但自此年年增加。這個數據反映出雙方的此消彼長。當然中國的快速發展不僅僅是依賴低廉的勞動力，2011年全球創新指數，中國名列第29位，比上年提升14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而自由派心儀的印度連續數年持續下降，從2009後的第41位降到2010年的52位，再到今年的62位。

但市場並不是萬能的，不僅在經濟領域常常失效（歐美經濟危機及隨後的大規模政府行政幹預就是一例），對許多社會問題更不能提供解決之道：如環境保護、貧富差距。今天在中國形成的三大民怨：高房價、看病難、教育負 擔都與將市場化原則引入其中有關。就是在市場經濟發展了數百年的發達國家，這三大領域也不會任由市場主導。應該說，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開放在帶來巨大成功 的同時也產生嚴重的弊端，是重慶模式出現並引發全國矚目的時代背景。從根本上講，這是對解決現存問題的一種積極嚐試，是對過度依賴市場化的改革進行的糾 偏。

重慶模式內容雖然很多，比如打黑反腐、唱紅、打黑、反腐、唱紅、吏治 、戶籍改革 、率先積極建設公租房 、嚴厲打擊食品藥品行業的犯罪行為 、貧困學生提供免費營養餐 、綠化 ，但其核心都是“民生”。今天，重慶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50%以上用於民生，75%用於基層和區縣。這也是重慶模式得到百姓熱烈擁護的原因。事實上，這種以民生為核心的模式貫穿薄熙來從政始終，他在全國廣為傳播的名言就是：金杯銀杯，不及百姓的口碑。

然而與百姓熱烈擁護相反的是，海內外理念相近的自由派群體卻對重慶模式口誅筆伐，稱之為文革。海外的自由派本人也有接觸（如在台灣觀選期間），知其是為反而反。執政黨所做的任何有利於中國的事情，他們必一反到底。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最惠國待遇，後來的加入世貿，還有奧運會，甚至支持達賴、台獨。就是2010年中日因釣魚島的衝突，他們竟然也站在日本一邊。因為他們深知，這些將增強中共的合法性、支持度和在全民的凝聚力----這些人還經常好擺出一幅高高在上的模樣，教導世人要分清政黨和國家，隻是他們的行為是不是將兩者分開了呢？ 另外，這些群體長期在外，早已不知國情。所以，以文革來否定重慶模式，並不奇怪，但何以國內的自由派學者也犯同樣違悖事實的錯誤呢？

文 革在中國被稱為十年浩劫，已被舉國上下所否定。其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之重由此可見。所以海內外自由派不約而同的把文革的帽子扣到重慶模式上，足見其反對 之激烈。但這卻是完全違反常識和最基本的事實的。重慶模式不僅高舉民生大旗，更是全麵促進了經濟發展。重慶模式的主創者薄熙來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一是發展不能僅僅追求GDP、財政收入。重慶不是先發展經濟，等有了錢再去改善民生，現在就把民生作為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和動力。二是經過實踐發現，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經濟也越活躍、政府越有錢，經濟越發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立竿見影。

所以，重慶生產總值增速連續兩年居全國第三，2010年則居全國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財政收入5年翻兩番，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了2.8倍。 特別值的一提的是，民生新政並沒有嚇倒外資、外商，實際利用外資、內資分別增長47.7%和74.2%。事實上，薄熙來到重慶以後，全市利用外資增速連續3年居全國第一，2010年實際利用外資63億美元（2007年為10億），居中西部各省區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經濟危機），還在境外投資50億美元（全國500億美元，中央為400億美元，地方合計100億美元）。2009年重慶進出口量達80億美元，2010年增長50%多，達124億美元，今年預計會增長100%以上，達250億甚至300億美元。2010年，重慶主城區設立了中國非沿海地區第一個享有省級行政地位的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兩江新區。

當然，民生促進經濟增長隻是宏觀的概述，具體到微觀，則還必須有把握市場經濟的高超技巧，站在時代發展的前沿。雖然各方都承認重慶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吸引外資與薄熙來擔任過商務部長有關：龐大的海外人脈。但人脈隻是充分條件， 資本是要逐利的。在重慶這樣的內地城市，沒有相應的製度創新，是不可能吸引如此之多的外資的。要知道，惠普、宏碁這樣的品牌分別是全球筆記本電腦市場名列第一和第二的巨頭。

中 國開放之初，沿海借地利之便實行“兩頭在外”的貿易模式。也就是從國外進口原材料，加工製作後，再出口到海外。這種兩頭在外的模式到八十年代末期就占據進 出口額的半壁江山，而且更是解決了大量農民工的就業問題。隨著沿海產業的升級和各種成本的增高，這種模式開始難以為繼。然而，向內地轉移卻又遇到了各種瓶 頸：物流運輸成本、貨物通關。如果不解決這兩大製約因素，這種產業轉移很難大規模實現。而重慶則通過製度創新，實現了新的突破，走出了前所未有的“一頭在 內、一頭在外”模式。

以筆記本電腦為例，通過70%到80%的 零部件本地化生產以及整機加零部件生產的全流程產業鏈， 極大地減少了外來運輸的成本。惠普、宏碁的進入，又吸引了富士康、廣達、英業達、緯創、仁寶、和碩等世界級代工商的協同。這種產業集聚，又促使研發機構的 跟進。而當零部件本地化整合和研發中心的遷入後，重慶並不滿足，又在此基礎上，最終促成了銷售結算這一高端環節的落戶。這其中主要是推動國家有關部門調整 了離岸金融的製度安排。2010年初，結算量高達1000億美元的惠普亞太地區結算中心移師重慶。這將帶來政府一年幾十億元的稅收收入、銀行一年幾十億元的業務費用、會計師等階層一年十幾億的薪資收入（2010年10月，宏碁也明確將結算中心放到重慶）。

由於深處內陸，即使一頭在外，物流成本依然可觀。重慶的解決之道也即最大的突破是打通了南線鐵路歐亞大陸橋。2010年11月，在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期間，海關總署與俄羅斯、 哈薩克斯坦海關簽訂合作協議，實施便捷通關措施。基於南線歐亞大陸橋的渝新歐鐵路專線開始推動，這比走北線歐亞歐亞大陸橋縮短運時三分之一。借助這個南線 歐亞大陸橋，內陸地區也變為開放前沿。除此之外，海運則打通了重慶到深圳鹽田港的鐵海聯運通道，比長三角海運歐洲還快兩天。最後，重慶明年5月將開通中國最短至歐洲航線：重慶—赫爾辛基國際航線 。屆時，隻需要約8.5個小時，重慶市民即可抵達當地遊覽，再加上芬蘭也是申根國家，可自此進入整個歐洲。這不僅是中國到歐洲最短航程的航線，也是內陸首條北歐航線。

加工貿易離不開保稅物流和保稅區。過去由於解決不了保稅貨物由陸到邊境的在途監管問題，保稅區在內陸一直是空白。重慶在中國海關的支持下，通過運用現代物聯網技術和GPS定位係統，從技術上解決了保稅物流的監管問題，從而獲得國家批準，在重慶設立了兩個綜合保稅區。

當然重慶在經濟層麵的創新並不僅僅上述幾個方麵。比如為推動民企發展，借鑒歐洲做法，扶持微型企業的發展：凡注冊本金10萬元的企業，均可得到政府3到5萬元的補助以及貸款擔保和稅收優惠。到目前為止，重慶登記的微型企業已達2.3萬個，平均一個企業帶動9個人就業，總的帶動了20萬人就業。反過來，如果這些人失業，政府投入的救助資金也同樣可觀，這相當於從授之於魚改為授之於漁。其思路是：私營大企業享受同等國民待遇，市場門檻平等 ；對中小企業而言，是解決融資難問題；對微型企業，則是解決資本補助問題。

當然重慶除了製度創新解決發展瓶頸外，在經濟發展方麵也有自已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如稅率優勢。重慶本身執行西部大開發15%所得稅率，又享受兩江新區、民族地區的優惠政策，全國政策最優。再比如資源、勞動力要素成本低，重慶的地價和房價比較合理，企業有比較低的土地、房產成本。還有物流成本低，率先實現7000公裏高等級公路不收費，通過政府補貼等舉措進一步降低港口、鐵路等物流成本，確保企業流通成本有競爭力。

另外，雖然重慶已被外界視為紅色山城，重慶在鼓勵發展民營經濟上卻不遺餘力。針對民營市場主體在發展中遭遇的瓶頸問題，出台了《關於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意見》的二十條政策，目的是通過建立“低門檻、高效率、輕負擔”的市場準入機製。目前民營企業已在重慶占據主導地位。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總數的80%在民企。而在最近幾年的新增就業人口中，民營經濟承擔了95%。2010年，重慶非公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69%以上，稅收總量 比重超過60%，出口交貨值所占比重超過62%。民營企業財政稅收貢獻同樣巨大。2010年，僅排列前20位的企業稅收總額就達到84.99億元，平均稅收4.25億元，比上年增長48.08%。

可 以說，重慶的經濟高速發展，與針對內陸瓶頸進行製度創新密不可分，與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密不可分。許多做法都是前所未有的首創。如果說薄熙來在主政大連和遼 寧能夠成功吸引外資是靠的待人以誠、“交心”（大連外資利用率占遼寧省的一半），哪麽在重慶的成功還則還有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特點高明的把握。如果說重慶模式社會管理的特色是從過去的紅色傳統、民族傳統尋找資源（公平、公正），經濟管理則是依靠市場機製。而且這兩個方麵的共性都是對現實問題針對性極強。 如果說文革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哪麽重慶就是以民生和經濟發展為綱。所以從這個角度講，任何得出重慶模式是在搞文革結論的群體，是多麽的主觀和先入為主。

重慶模式能夠走多遠，無疑取決於社會管理和經濟創新。至少到目前，重慶仍然在這雙向上迅猛前行。剛剛過去的上半年，重慶實際使用外資有望達到30億美元，同比增長130%，增幅在全國名列前茅。1至5月審批境外投資總額5.15億美元，實際投資2.2億美元，同比上升786%。預計上半年將完成協議對外投資達10億美元，實際對外投資2.5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4倍。預計上半年全市外貿進出口總額近100億美元，同比增長80%以上，增幅有望全國第二、西部第一，實現曆史性新跨越。同時，重慶又進一步放鬆城市戶籍管理，讓外來民工享受城市紅利；增加大學生帶薪實習崗位；每年新增60億元教育投入（另將投入3億元經費支持學前教育發展）；大幅調整部分工傷人員待遇標準（一次性工亡補助從17萬多提高到近40萬，即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百名農業博士深入農村助推農戶增收；首創群眾工作聯席會議製度（即幹部下訪群眾製度化）等等。

重慶模式對於今日中國的貢獻何在呢?首先曆經三十多年改革,終於達到中等收入階段。這即是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的“門檻”,同時也麵臨著中等收入陷阱。根據曆史各國的經驗，“中等收入陷阱”既 是經濟轉型陣痛期：各類生產要素成本上升，投入邊際報酬遞減，勞動密集型比較優勢在不斷減少，經濟增長失去新的動力； 也是社會矛盾凸顯期：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化加劇， 社會凝聚力下降，人口流動加速，治安惡化，黑社會等各類有組織犯罪興起。如果解決不好，還往往是政治風險高發期，政治訴求高漲，政治對峙與動蕩頻繁。特別 是人類曆史上還沒有一個中國這樣規模、背負悠久傳統的國家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而重慶模式則為整個中國順利應對挑戰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嚐試。

其 次，要化解貧富差距必須解決中西部的差距。中國自本世紀初實施西部大開發，涉及十二個省市，國土麵積占全國的三分之二。當時成立的西部開發領導小組，時任 總理的朱鎔基為組長、副總理溫家寶任副組長。十年來，西部各地區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經濟增速快過全國平均水平。而這個時候出現的重慶模式則為西部地區 探索出一條大發展的路徑。

最 後，重慶模式意外成為世人了解自由派群體的契機。世界上左、右翼的劃分本有共同的標準：代表下層民眾，就是左派。支持財團則是右派。但在中國則有特殊之 處。中國的右派也往往以支持下層民眾的麵目出現，所以一般把是否支持西方價值觀作為劃分左、右的標準。但百姓熱烈擁護的以“民生”為核心的重慶模式出現 後，自由派群體則對之憂心忡忡，竭力否定。在百姓被黑社會所侵害之時，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但當一個律師出現爭議之時，竟引致他們的興師動眾。甚至以文革之 名將之否定。自由派對一個新生事物居然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裏下這樣的結論，隻看一點不及其餘，足顯其學術水準、學術態度和辨識能力，更是將他們的真實立場 展示於天下。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支持重慶模式，感謝重慶模式，祝福重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