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太子黨中冒出來的各種思潮。他們掌握了社會中的大部分資源,包括所謂“思想領域”的“精英”們,但其痕跡,脫不出劉少奇主政時代的思路,不外乎一些經濟自由、國進民退和老子英雄兒好漢式的集權壟斷。比起趙紫陽的“新權威主義”還差遠了。毛澤東對其的指責其實是一針見血的,這是一種官僚集團對社會的披著合法外衣的掠奪。這些“思潮”繼續占有市場可以說是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陰魂不死。
中國從思想領域說問題盤根錯節,混亂不堪。比較得勢的是(1)阿Q思想:中國特殊論、中國模式論、文化論等等,因為10億貧民和全球化釋放出來的生產力和偽凱恩斯主義暫時的“成功”讓他們飄飄然,自以為找到了出路,這是劉周一派的,跟曆史上的“儒家士族”體係其實一脈相承;(2)新左派思想,所謂的“重慶模式”、對毛澤東的追捧、以人治、集權和群眾運動式的平均主義攫取合法性,而其本質不過是“明君”思想,繼承朱元璋、毛澤東的思路。而(3)正道:憲政民主、自由市場、法治反而是邊緣思想,其合法性因為“資本家”在改革開放之中發了”橫財“而受到了挑戰。其實“蝸居”之類的作品早已清楚地揭示了,中國的所謂“資本家”都是宋思民等市府“秘書”的跟班,是官僚資本主義的產物。從來沒有現代社會蓋茨、巴菲特類型真正的“資本家”,即使暫時有,他們也早已被納入政協和私營企業黨組化的集權體製之中了。而“普世價值”這類中看不中用的口號給正道的科普帶來了巨大的阻礙。這些思想領域的混亂和關於“共產黨”出路的偽問題攪和在一起,給中國和平轉型造成巨大的困難。這種困難,被無知的人概括為“文化”差異,或“素質”差異。這是一種把奴隸製怪罪到奴隸頭上的邏輯。一方麵製造似是而非的“思潮”,一方麵反過來責怪民眾不適合民主憲政。言下之意,因為他們“素質”不夠或“文化”不合適,所以是自己需要薄熙來式的“強人”來為他們做主的啊!
其實這些都是披著“正義”、“公平”或“深刻”外衣的愚民政策。不需要談“普世價值”。隻需要談老百姓真的需要什麽。民主憲政法製不是需要大眾“高尚”、“勇敢”、“奉獻”、“利他”之類的東西。反而是理性對自身利益維護出發,得出的目前人類社會所知道的相對和平、相對代價較小的“最不壞”的措施。烏坎的案例就是證明。對“統治者”來說,王寶山、陳良宇、王立軍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明(包括以前彭德懷、劉少奇案例),隻有製度轉型而不是權力才是他們的救命鐵券。主動動手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即使在官僚集團裏能夠通過集體意誌打壓薄熙來這類“野心家”而獲得暫時的平衡,2000年朝代輪回的曆史一再證明這種體製不能自製從而避免最終把貧民逼上絕路的後果。而自由市場不需要證明自己,反而是各種形式的政府主導模式需要證明自己,(包括日本式“工業政策”)。
在經濟危機之後,“save capitalism from itself”變成了時髦的口號。這給了中國執政者更多的時間。他們如果識時務的話、必須立刻開始走改良的道路。但如果以為這種實質上的加時賽是其怪胎體製的“勝利”,那麽他們不需要通讀“二十四史”也應該知道最後的結果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