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猴年的春節，是我在時隔二十幾載後，回國過的第一個年。歸功於網絡和微信，心係童年的回憶間，還被遠隔萬裏的一件事情所牽動，即紐約華人警察梁彼得開槍致無辜黑人死亡案。2月11日，陪審團裁決他有罪，造成華人社會的強烈反彈，國內媒體也進行了跟蹤報道。由於眾說紛紜，各方觀點相差很大，我自己做了一番調查，於是便有了如上的結論。
此事脈絡清晰，本不是疑案。2014年11月20日晚，紐約市警察局入職一年多的27歲華裔警察梁彼得，和同為新人的白人搭檔Shaun Landau，例行在一棟政府公寓執行公務。按要求二人需從八樓的走廊進入樓梯間，從上至下進行巡查。梁左手持槍右手拿手電，用右肩頂開了通往樓梯間的門。樓梯間的燈壞了，一片漆黑。而剛結束在七樓友人Melissa Butler家做客的黑人青年Akai Gurley，因為電梯故障與送他的Butler選擇步行下樓，幾乎同時從七樓也進入樓梯間。
從梁的手槍中射出了一發子彈，打到七樓的牆壁，不偏不倚反彈到Gurley的胸部。後者聽到槍響後本能地跑下兩層，倒在五樓，後不治身亡。
這起血案立刻被卷入長期以來警民矛盾的漩渦中心，尤其在發生了Ferguson黑人騷亂、NYC警察鎖喉致死黑人煙販等案件、警察對黑人執法屢屢引起爭端的敏感時刻，代表官方的梁警官殺死無辜黑人，一下成了眾矢之的。經過1年多的起訴和審理，陪審團作出決定，梁被控二級過失殺人罪等5項罪名全部成立，最高刑期可達15年，將在4月宣判。而上一個紐約警察因槍殺平民而獲刑的，還是十一年前。
感到憤怒的華人沒有保持沉默，在向白宮請願撤銷起訴無果後，於20日在全美幾十個城市同時舉行大遊行，抗議對梁定罪不公，涉嫌種族歧視，認為相對於白人判決他更加容易，他成了警察局過往錯誤的替罪羊。
我人不在美國，錯過了這些活動，但即使在我也會持謹慎態度。因為我不認為會對翻案有作用，對量刑是否有正麵影響，也不得而知。界定公與不公，有很多視角，而最不取決於民族情感。那麽就事論事，就要看地區檢察官、法官和陪審團，是如何給梁定的罪。
據公開的紐約州法庭記錄顯示，進入樓梯間的梁警官，聽到一聲動靜後，向下行樓梯忽然開槍，把仍然在樓道的Landau嚇了一跳，罵道我靠你幹什麽。梁說走火了，立即退回樓道，表示怕被開除，Landau還安慰了他。二人並不知道有人中彈，開始爭吵誰應該打電話向上司匯報，因為擔心挨批，誰也不想主動來打。
過了約4分鍾， 他們在仍未就報告警局達成共識下，決定先下樓查看子彈打哪了。此時四樓的一位女住戶報警後，正按呼救台的電話指令，指導Butler對Gurley進行人工呼吸。梁發現後大叫我打傷人了，然後才上報警局。數分鍾後援警趕到，實施急救並呼叫了救護車。梁向他們承認走火傷人，並且情緒崩潰伏地大哭。他和Landau始終都沒有盡警察的義務，對Gurley提供任何救助。
紐約警局派遣警員去以低收入居民為主的政府樓巡邏，主要目的是為了阻止犯罪。這幢樓宇是紐約市最危險的政府樓之一，販毒猖獗，惡性刑事案件頻發。通常警局總是先把新兵蛋子放置在第一線，去讓他們經受鍛煉，體驗當警察的危險。這個規矩和該樓的治安狀況，梁和Landau都很清楚。
按照事後梁向警察局的交代，發射的原因是個意外，槍擊前，自己的手指不在扳機上。設想在陰暗危險的樓梯間，作為新警他感到不安全，因心情緊張走火傷人，他有錯但錯不至罪。這也是梁的律師對他的辯護，以及眾多華人同胞對他的理解。
但檢察官、法官以及陪審團成員，卻不同意此種說法。檢方的立案，主要圍繞著兩項指控：魯莽地向Gurley的方向開槍造成他的死亡；事發後疏於對Gurley提供醫療救助。他們認為梁是有意瞄準射擊方向的，因為當時樓道門大開，從走廊射進了燈光，槍的扳機被梁主動扣動。之後拖延報告，意欲掩蓋事實，說明他非常清楚後果。
進行這類巡邏，警察局對警員是否可以掏槍沒有硬性規定，但要求手指不能放在扳機上，除非麵臨危險準備射擊。當時梁單獨在樓梯間，沒人碰撞他身體的任何部位，他也沒有絆到或摔跤，因此不存在重力作用或手的不自主挪動引起射擊。紐約警察的配槍是特製的重觸發槍，扳機力超大，還裝有扳機護圈，以防止手指無意滑到扳機上。經槍械專家測試，梁的槍沒有故障，彈道學專家證實，必須手指放到扳機上，使用11磅半的力量，才能發射出子彈。
法庭還讓每個陪審員都握著他的槍扣動扳機，體驗到不用力根本不行，這讓陪審團對梁警官喪失信任，認為他在撒謊。另外該種手槍走火記錄一年僅有20次，且全部是在槍檢和擦槍時引起。基於所有這些證據，陪審團遵循合理推測原則，判斷槍不可能發生走火，梁應對扣動扳機負責。
警察在執行任務時開槍打死人，死者是否有違法行為和當時的反應，以及對警察和他人的威脅，是決定罪與非罪的基礎。梁在沒有受到任何危險的情況下，違反武器安全法規，造成了無辜路人的死亡，盡管是無意的，但足夠符合魯莽引起的二級誤殺，故陪審團做出有罪裁決。
而如果梁承認他是在黑暗中聽到聲音，感到危險心中害怕而扣動扳機，即使屬於判斷失誤，也不會被認為是撒謊。很多白人警察，就是以類似理由讓槍殺黑人得到脫罪的，因為警察在工作時遭遇的險情瞬息萬變，任何潛在的危險都準許使用武力。
與梁最相似的例子，是2004年紐約白人警察Neri槍殺黑人青年Stansbury案。事發當日淩晨，Neri和搭檔打開一座政府樓的天台門，準備查看裏麵的樓梯間，不料Stansbury恰好出現了，被Neri當場打死。Neri承認自己持槍待發，但解釋不是故意開槍，因為此處販毒猖獗，他精神高度緊張出現了意外。他放棄可能的豁免權，選擇在大陪審團麵前作證，被認為誠實可信，最終沒被起訴。
美國人有一句諺語：掩蓋罪行比罪行本身更壞。梁事前缺少職業判斷，事後缺乏職業操守，種種表現沿襲了中國人愛耍小聰明的習慣，尤其是推諉遮掩、見死不救，可能在我們看來是不懂事，但在陪審團眼裏則是漠視生命，隻顧自己，結局就是12人集體裁定他瀆職罪。
梁出於未公開的原因，選擇略過在大陪審團麵前作證，而直接進入審判程序，錯失了重要的自辯機會。美國人如果沒有足夠的把握贏，一般會避開陪審團審判，選擇認罪以換取從輕發落，因此有人懷疑梁的律師很不給力。
美國大城市為低收入者建立的政府公租房，一向以危險而臭名昭著，特別在紐約的，凶殺搶劫強奸等暴力犯罪叢生，販毒率更是其它地區的數倍。紐約市政府和警察局為防止大亂，長期對小亂采取嚴加防範態度，慣常進行叫停-問話-搜身-逮捕的辦法。垂直巡邏，更是減少販毒活動的主要措施。
但這是一個不可能讓各方都滿意的使命。除了任務本身的複雜性，政府房中以貧困黑人人口居多，而執行警械的大都是綠色警察，即在優越的環境下長大的白人，因此雙方的不信任和敵對頻頻發生。在公共安全和公民權利之間的取舍，在警察執法權不可侵犯和包括嫌犯在內生命權至上之間的平衡，一直是紐約政府的巨大難題。
梁槍殺黑人，恰好發生在警察暴力執法被詬病，全警局被嚴密督查的關鍵時期。由於矛盾根深蒂固，非裔社區借此把矛頭對準全體警察，強烈要求加強對警察的問責製。這起案件的地區檢察官是黑人，審理法官是韓裔，被告是華裔，受害者是非裔，雙方律師是白人，陪審團成員又是混合族裔，我看不到有證據說明判決有種族歧視的因素，梁的律師也沒從這方麵進行辯護。
美國的新聞媒體一貫煽風點火成性，大家比較熟悉的幾起白警殺黑案，都有被其誤導的痕跡。媒體盡管在對政府的監督上有積極意義，但相信他們在報道上正義公平，則非常不可取。那些案例中警察沒被起訴，是因為在捉捕嫌犯過程中，對方有拒捕和襲警行為，才被使用致命武器。而梁無的放矢，與他們的處境截然不同，因此他未被免罪是種族歧視的說法，連牽強都算不上。
事實上白人警察因違紀受懲處的非常多，如果登入policemisconduct.net，隨時都可以看到警察被起訴的案例。僅因為梁是華人就不顧事實去支持，更像宗族觀念和江湖義氣在作祟，並不是追求司法的公正。
美國白人和黑人間斬不斷理還亂的家史，已經糾纏了幾百年。白人曾販運、購買和擁有黑人，使他們成為種植園中的苦力，其中女性做主人的性奴也是公開的秘密。今天的美國黑人近80%以上擁有比例不等的白人血統，南北戰爭之後的廢奴運動，以及上世紀中頁的民權運動，皆有深刻的經濟、政治和司法淵源，遠不是黑人衝上街頭騷亂一陣便可嚇退白人那般簡單。黑白之間的恩怨情仇，貓鼠大戰，他們早習以為常，因此不是華人可以想象的。
如果華人覺得自己的膚色比黑人淺因而與白人近，或者比白人深因而與黑人近，都不準確。換句話說華人其實是圈外人，如果發現黑人以某種方式取得了好處，我們也可以簡單效仿，則既沒尊重曆史又非常天真。
世界上不是說有示威的權利就必須要用，如果憤於白人警察施暴沒有被判罪，黑人遊行的時候卻沒見華人響應，所以本質上很多華人不平，是覺得華警沒有得到白警的特權，因而要求要像白警一樣打死黑人也不被懲罰。這手一石二鳥的種族牌，既向白人開火也向黑人揮刀，除了擴大族裔間分歧，不會有別的效果。因為如果華人示威就能改判，黑人也可以示威要求重判，想清楚了，人家的數量是我們的十幾倍。
其實遊行示威是一種民主的表現形式，但民主並不是絕對公平的製度，它容易產生多數對少數的侵害，那就需要另一種力量來製衡，即法治。法治用來保證每人擁有一樣的權利，對華人來講，遵從法治比提倡民主更重要，因為人少嘛。隻有當司法不受外界的影響，少數族裔才最為受益。
去年密蘇裏的黑人暴動，要求審判白人警察，但後者的法律程序走得非常對頭。猶太人也曆來依靠法律、程序等聰明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訴求。而一哭二鬧三上吊，則爭取不來權利和尊重。那些燒殺嘶喊的黑人，得到幾分鍾聲名後，不是返回了政府樓，就是進了監獄而已。
事實上，由控辯雙方共同挑選出來的12位刑事陪審員，是很難取得一致意見的，因為大家扼守如果證據不足寧可不判的原則，梁哪怕贏得其中一位的信任都不會定罪。陪審員的道德、理智和判斷不容被輕視，推翻陪審團裁決的先例鳳毛麟角。從現有的證據看，法律層麵對梁魯莽的定義無可挑剔，他本身有罪談何替罪呢，對比冤死的Gurley，他偷著笑吧。
作為民眾，我不希望碰到這樣的警察，一緊張就開槍，不管他是藍的綠的還是粉的紅的。他也不是個可憐的乖寶寶，而是受過訓練的專職警員，如此心理素質，怎能擔當服務和保護的職責呢。
很多華裔對司法程序存在著很大的誤解。一種典型的辯解說，梁即使開槍魯莽也是出於感到危險，因為那個區治安很差，沒及時施救是人慌無智，怕丟工作頂多算自私，總之他有錯但無罪，真正有罪的是派倆新人去巡樓的警察局。可惜這是個街道主任或工會主席的法盲邏輯，按照美國的法律，他的行為不算一級謀殺，但完美地適用二級誤殺。
還有人乖戾之氣十足，總看到層層黑幕籠罩在華人的上空，自虐般堅信梁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對持不同意見者則冠以洋奴之稱。這充其量就是現代義和團，可惜喊破了嗓子也救不了梁的。
當然整個事件還有梁運氣不佳的問題，比如因為尚處在見習階段，和對暴力執法“嚴打”時期，警察工會也無法保全他。Landau更冤, 雖作為檢方證人未被起訴瀆職，但也被開除出警，斷送了職業生涯。接下來還有死者家屬的天價民事訴訟，要由紐約的納稅人來買單。
認識一些朋友，平時並不是缺乏判斷力的人，卻也選擇上街搖旗呐喊，我發現是有挺梁之外更深層次的緣由，跟案件本身已經沒有直接關係了。那沁入肺腑的母國文化，堅不可摧的思維定式，藕斷絲連的鄉情，和對身為少數族裔微妙的不安全感等等吧，大概都找到了一個難得的宣泄機會。
要說我們既然選擇來到新大陸，就該多了解一些美國的法製規則，這樣在出現與種族有關的衝突時，就會持有成熟自信的態度。雖說是親三分向，但幫親不幫理也不對，示威盡可以使人逞口舌之快，可無法掩蓋梁犯下一係列低級錯誤的事實。他被依法判罪使正義得到了伸張，鑒於警察職業的風險，在量刑上給予他緩刑類輕判，應該是這場悲劇最好的結局。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2016年3月12日
我請你來了嗎，自己手賤剁了吧，不願意聽哪涼快哪打噴嚏放屁去，不送。
洋洋灑灑，歪歪唧唧，別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