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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家事錄:養父是理解他的鑰匙

(2013-01-20 03:17:43)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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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家事錄:養父是理解他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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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家事錄:養父是理解他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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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要理解江澤民主席,”江澤慧說,“就必須懂得他的養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他的生與死象征了三哥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所經曆的那個動蕩時代。”

在實際生活中,過繼一事對江澤民的生活並沒有太大改變。盡管江家逃到了鄉下,並過著貧困生活,但他們仍然住在一起並保持著大家庭的氛圍。不過在另一種意義上,江澤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隨著正式過繼儀式的舉行,他在法律上成為一名共產黨英雄和烈士的兒子。他養父的犧牲,後來成為共產黨革命的不朽事跡之一,盡管在那時他還不可能知道這些。

(來源:新華網 摘自:《江澤民傳》)


江澤民的畢業照,攝於1947年中期,江澤民21周歲前幾個月。



1926年,農曆虎年,此時的中國處於一片風雨飄搖之中。雖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國建立已有15個年頭了,但是各派軍閥及一些政治派別仍在和國民黨政府爭奪主導權。與此同時,東麵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擔憂。



就在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裏以外的大運河邊的古城揚州,一個男嬰降生了,他是一對名叫江世俊和吳月卿的年輕夫婦的第三個孩子。這一天是8月17日。



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家庭的社會,因此其傳統是把一個人的姓放在前麵,而不像西方那樣放在後麵。中國人給孩子起名時並沒有一些通用的名字可供選擇。所以,他們給孩子起的名字一般都有獨特的意義。這些名字的所指可以無所不包,從祖先的傳統到自豪的父母對未來的憧憬,而這些名字一般包括一個或兩個字,每個字都有單獨的意義。



對於同胞手足,甚至是同輩的堂兄弟姐妹來說,用同一個字作為他們名字的開頭並不少見,以強化對家族的認同。江家的孩子就是這樣,這個新生兒像他的哥哥姐姐一樣,名字也以“澤”字開頭,這個字有“施予恩惠”或“幫助”的意思。這個“澤”與毛澤東的“澤”是同一個字,但毛的名字從字麵上解釋是“澤被東方”的意思(有人會說這個名字具有非凡的預見性,也有人則認為不然),而江澤民這個依據孔子經典所取的名字則意味著“澤被人民”。

“成為一位領導人靠的不僅僅是他本人,”江澤慧,江的妹妹,後來回憶道,“它還涉及一個家庭的曆史與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關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無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傳統、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這麽稱呼江澤民主席)成為國家領導人並不是偶然的。”

雖說這話對於經曆了某一特定時期的中國領導人幾乎同樣適用,但也許沒有任何人像在江身上那樣,三者交織得如此緊密。江澤民的姓是“河流”的意思,這個家族起源於中國東部一片青山深處的一個貧苦村莊。但是究竟哪個村子才是江家的祖居地,一直存在爭議。後來,江本人也對兩個村莊之間糾纏不清的爭論感到有點為難,便懇請雙方“不要再胡亂猜測了”。如果有人要問,他會說他的老家在揚州,那個他出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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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座約有2500年曆史的古城,揚州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文化和商業中心。連接長江和淮河並穿城而過的邗溝是中國最古老的運河,開鑿於公元前486年。在《馬可·波羅遊記》中,作者這樣寫道,當他來到揚州時,他覺得仿佛步入了仙境。有人認為揚州美女甲天下,以至於中國古代的帝王們常要到這裏來選妃。當然,中國另外一些城市也聲稱自己才是帝王最為鍾情的佳麗之都,這是一種榮譽。

即使撇開這些傳奇不談,揚州也是一座富有曆史故事和內涵的城市。在明清兩代,揚州深受富商巨賈和達官顯貴的青睞,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此買地置屋。瘦西湖岸邊,從飯館、茶樓到妓院、書店,各業繁榮,人們的各種欲望在這裏都能得到滿足。一到晚上,整個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人們乘著畫舫泛舟河上,悠揚的笛聲在空中縈繞。中國有一句古話說得好:“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

清朝統治時期,一個名為“揚州學派”的富有創造性的學術流派在這座城市興起。地方官員出資讚助賽詩會,而每天下午,聽眾們都會聚在一起聽說書人說書。與此同時,這也是“揚州八怪”生活的時代,這是一群富有創新精神的揚州藝術家,他們實際上大概有15人。借著從繪畫到詩詞歌賦在內的各種表現形式,他們在藝術和政治之間建立了一種微妙的聯係,抨擊皇權統治和社會罪惡。他們一反因循守舊的筆法,創造出一種清新自然的畫風。他們的畫風改變了中國的藝術軌跡,並成為現代中國文化的先鋒。

史可法是揚州曆史上一個著名的人物,也是江澤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直效仿的楷模之一。史可法生於1602年,他親眼目睹了日益腐敗的明王朝如何走向衰亡。他官至兵部尚書,1644年滿族人攻占北京並建立清王朝以後,他仍拒絕承認他們的政權,並前往揚州準備守城。就在他抵達揚州的第二天,清軍包圍了這座城市。盡管力量對比懸殊,史將軍仍然拒絕投降。他送信給清軍將領說:“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屍萬段,甘之如飴。”

一周後,揚州城被攻破。史可法被俘並遭到殺害,成為南明王朝第一個以身殉職的高級官員。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事跡被人們廣為傳頌,直至史可法之死被視為神聖的殉難,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在江澤民眼中,史可法代表了中國人最為崇高的理想:愛國、勤勉、忠貞、誠實、道德和奉獻。1991年,在一次接受俄羅斯媒體采訪時,江再一次自豪地說起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市及其最著名的人物。江說:“我是江蘇省揚州人。揚州梅花嶺下有史可法的‘衣冠塚’。塚前有一副對聯:‘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

江澤民後來有一次回憶說,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墓就在他的家鄉揚州,日本人侵略中國時,他和同學們星期天經常去憑吊,每當看到墓碑上的對聯“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便激起一種抗日的激情,決心發憤讀書,樹立好的民族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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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來,揚州的繁華早已逐漸讓位於其他城市,但這一命運卻使它得以保留自身古色古香的魅力。1934年寫的一部描寫江澤民的家鄉的作品簡潔明了地概括了人們對這個地方的褒貶:“這座城市缺少在一座大城市裏可以找到的寬闊的馬路、喧鬧的汽車、耀眼的燈光、高聳入雲的西式建築。沒有任何被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占據過的痕跡,也沒有傳教士。這裏可以說是完全的中國本土,因此也自然得以避免了其他大城市必須承受的帝國主義的侮辱和壓迫。” 

江澤民對自己的出生之地總是感到很自豪,並一直講一口帶有明顯揚州腔的普通話。江最喜歡的一個作家朱自清(他父親的同班同學)也來自揚州,他的作品也許最能道出揚州人和他們這座城市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朱最有名的一篇散文就叫《我是揚州人》。在這篇文章中,他動情地寫到這座城市:“我家跟揚州的關係,大概夠得上古人說的‘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了。”

直到7歲以前,江澤民隨家人一起住在揚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裏。田家巷位於非常富裕的東關區內,毗鄰大運河。田家巷得名於明朝後期,當時此地一戶姓田的人家有一名才貌雙全的少女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做了皇貴妃(據說她精於圍棋)。

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間帶有天井的傳統中式大院,房子上麵有著精美的石刻,房子裏麵擺滿了書籍和藝術品。這樣的一座宅子甚合江澤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意,他是一位學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醫、詩人、音樂家、政治激進派和熱誠的民族主義者



盡管在江澤民隻有7歲的時候,江石溪就去世了,但他的價值觀和信念對他的家人卻有著深遠的影響。江澤慧評述說:“我們家可以說是書香門第,一貫致力於學習求知,並酷愛文學藝術。我們家在讀書做人方麵的良好家風,一直是代代相傳的。”

江的祖父在住所裏收藏了豐富但並不昂貴的古籍字畫。他能演奏許多種樂器,包括琵琶,他還喜歡唱歌;他愛好中國象棋,也經常在揮毫潑墨中自得其樂。但他最喜歡的還是做詩。“我們的爺爺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江澤慧說,她和她那位著名的兄長長得非常像,“我有一本爺爺的詩集,裏麵的詩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令人難過的是,原來的墨跡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風暴中被毀掉了。”

江的祖父的生活也不時過得很艱難。在清朝末年發生的一次饑荒中,他的兩個兒子夭折了。雖然他行醫深受尊敬,但並不足以養家糊口。1919年,他在49歲那年棄醫從商,進入了一個他還十分陌生的天地。他當時的行為就像中國人時下所說的“下海”。他加入了大達(或叫做大運河)航運公司,不久便成為該公司駐揚州的代表。在這期間,他把家搬到了江澤民後來出生的那座舒適的宅子。

我的祖父不是地主,也不是資本家,”江主席在時隔80多年後解釋說,“但是他受過教育,有文化,而且非常有才幹。早年,船在長江上航行時,螺旋槳經常被水裏瘋長的水草纏住。他便發明了一台能夠割斷這些水草的機器,並把機器以低於實際價值的價格賣給了一個著名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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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早年的歲月裏,江澤民隻是一個子孫眾多的大家庭中的一個普通男孩。單是江的父母親,就有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在這個大家庭裏,父母們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出人頭地,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望子成龍”,就像當年他們的父輩對他們的期望一樣。江家的宅子裏不乏書香、音樂、藝術和有關政治的討論,江澤民正是在這裏逐漸培養起一生對這些事物的興趣的。

江澤民7歲那年,祖父去世了,終年63歲。經濟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個較為破落的地區,但是對他們來說,精神上的損失要遠遠大於物質上的損失。祖父一直是一個精力充沛、很有影響的人。盡管他後來從商,但他不曾放棄對文學藝術的興趣———他在藝術界和學術界有很多朋友———並始終以不斷磨礪自己的書法技巧為榮。像許多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十分關心國事,並寫了許多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文章。在20世紀之初,他曾批判過清王朝的軟弱無能。後來,他目睹日軍一步一步地蠶食中國領土,深感悲哀,並起而反對一個玩弄陰謀詭計登上帝位的軍閥。他甚至把自己民族主義的文學作品改編成歌曲,從而通過這些充滿諷刺意味的歌謠,把他那憤世嫉俗的思想傳給更多的人。

在祖父的葬禮上,江澤民的叔父江上青吟誦了一首自己寫的詩,名為《哭父》。(譯注:據《江上青烈士詩抄》,該詩寫於1933年中秋節前。江石溪先生病逝時,江上青在儀征十二圩中學任教,由於舊友反目而受陷,未能為父送葬。)他吟道:“常存濟世心,向無淩人誌。”這兩句詩反映了這個家族的處世之道。就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樣,江澤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爭上遊,但同時要謙虛謹慎。到他祖父去世的時候,他已經在遠近聞名的瓊花觀小學上學了,這所小學離他家隻有20分鍾的步行路程。學校的課程設置兼顧了現代和傳統兩方麵。其中,傳統課程部分圍繞四藝———文學、音樂、書法和中國象棋———開設,這些都成為江澤民為之鍾情一生的愛好。

也正是在這裏,他養成了對音樂經久不衰的熱情,學會了演奏各種各樣的樂器,包括竹笛、鋼琴和二胡。後者是一種起源於一千多年前的隻有兩根弦的中國樂器。幾十年後,當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腦力不濟而無法演奏時,坐在聽眾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過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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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譜係

江紹嶽(石溪)1870—1933

妻範氏1873—1956

長子江世俊(冠千)1894—1973

媳吳月卿1897—1977

二子江世傑,早夭

三子江世豪,早夭

四女江世英1906—約1948

婿梁慕園

五子江世雄(慕陶)1909—1966

媳楊桂芬1911—1944

六子江世侯(上青)1911—1939

媳王者蘭1911—1985

七子江世伯(樹峰)1914—1993

媳胡齊德1916—1983

江世俊一支

子江澤君(蟄君)

女江澤芬

子江澤民,承祧江上青

子江澤寬(吳德新)

女江澤南(澤蘭)

江世雄一支

女江澤群

子江喬生,早夭

子江慶生(均祥)

江世侯一支

子江澤民,過繼

女江澤玲

女江澤慧

江世伯一支

子江澤中(執中)

女江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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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古典文學構成了江澤民所受啟蒙教育的核心。每天———甚至在江還不到上學年齡之前———他父親就要他背誦唐宋名家的經典詩句,這當中充滿了睿智的雋言和實用的忠告。

此外,江澤民還接受了大量的書法訓練,與他所受的古典文學教育可謂相得益彰,這種書寫中國繁體字的藝術,把語言概念和視覺概念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雖然中國台灣和香港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繁體字,但中國大陸在1949年以後已經改用一種簡體字。不過,時至今日,江仍在使用繁體字,並經常用繁體字為一些他所支持的機構或活動題詞。

每到放學的時候,江都會唱起一首歌謠,幾十年後,這首歌仍然留存在他的記憶裏:“……課畢放學歸。……老師講的話,可曾有違背?父母盼兒歸,我們一路莫徘徊。將來治國平天下,全靠吾輩。大家努力呀,同學們,明天再會。”學生時代的歌謠對江有著一生的意義。有一次,已是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因為想不起某幾句歌詞而打電話給遠在美國的老同學尋求幫助。

但是在外界殘酷的現實麵前,校園隻能給學生們提供一時的庇護。日本人正打來,凶惡而殘暴。1931年,就在江剛上小學後的幾個星期,日本開始了對中國東北的瘋狂蠶食。1932年,為了獲得一個入侵中國內陸的基地,日本發動了“上海戰役”。此役,日本的航空母艦第一次投入了實戰。

而在他的家鄉揚州,一場文壇騷動把整個城市攪了個天翻地覆。1934年,江澤民8歲那年,一本名為《閑話揚州》的書在上海出版,作者是一個名叫易君左的政府官員。易把自己在揚州所看到的東西貶斥為無處不在的墮落和冷漠,並把揚州描繪成一潭死水,是滋生懶漢閑人的溫床。



他在書中寫道:“揚州像是一個沒落中的大家族。”易還提到了勾結日本人這個充滿爆炸性的問題,並順帶引用了8世紀時一位詩人所說的一句話:“全國的妓女都是在揚州培訓的。”(譯注:查《閑話揚州》,有以下一句:“古人說的煙花三月下揚州,全國的妓女好像是由揚州包辦。”故這句話其實是易君左所說。“煙花三月下揚州”為李白名句。)揚州人憤怒了,並成立了一個“究易團”。該團體由一位非凡的婦女領導,她是10個孩子的母親,並創辦了一個天足會和一所女子學校。後來,該團體迫使易君左作了公開道歉並支付了800元的賠償金。這本招惹是非的書遭到了查禁,出版商也同意銷毀所有的存書以及該書的紙版。



但是讓批評者三緘其口並不等於問題解決了。易君左的書不僅僅是對揚州的辛辣諷刺,也是對全中國的批評。即使當日本軍隊從北方長驅直入的時候,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仍在相互廝殺。共產黨進行了為時一年、行程6000英裏的戰略性撤退,這被稱作“長征”。在此期間,在1935年8月,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建立統一戰線,共同抗日。但敵對的雙方仍充滿仇恨,無法擱置歧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學生們呼喊著這樣的口號。



1936年12月,內戰發展到了最緊要的關頭。由於不滿蔣介石一味“剿共”、消極抗日的政策,一些國民黨士兵在張學良將軍的率領下發動了一場小型軍事政變。他們在蔣視察古城西安的時候挾持了他,並把他囚禁起來,直到他同意與共產黨組成一個聯合陣線,共同抵禦外國侵略者。



作為中學入學考試的一部分,10歲的江澤民寫了一篇文章支持張的行動。江家是一個頗有政治覺悟的家庭,江澤民從孩提時代起,就已經明白他應該站在哪一邊。他考進江都縣立初級中學時,入學考試成績位列前10%的學生中。1937年夏天,他轉入揚州中學就讀,該校當年在江蘇全省1800名考生中隻錄取了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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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中學以西方教育模式為基礎,在校6年,學生們將接受嚴格的訓練。這所學校當時已經培養出了許多政治家、科學家和文人,其中包括朱自清這位寧可餓死不吃美國救濟糧的文學巨匠。毛澤東讚揚過這一具有象征意義的愛國行動,他稱朱“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上學時,江背誦了許多中國古典詩詞,其中不少他到老還能倒背如流。他很欣賞生活於8世紀的唐朝詩人杜甫所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江曾引用過這首詩的最後一節,這也是中國詩歌中最為人稱道的詩作之一:“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江一直很喜歡愛國主義詩文。公開場合和會議中,他都曾提到明末學者顧炎武的名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還經常講述宋朝丞相文天祥的故事,文拒絕向外敵投降並寫下了下麵兩句膾炙人口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還曾講起宋朝名將嶽飛,他那首動人心魄的民族主義詩歌———《滿江紅》,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後來,作為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回首往事說:“當我們還是學生的時候,這些作品就深深地紮根在我們心裏,使我們熱愛自己的祖國。”

江還漸漸愛上了俄羅斯文學和西方文學。他閱讀了許多譯著,包括《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慘世界》。後來,擔任國家主席後,他在出訪途中常去向他心目中的文學大師致敬。在俄羅斯,他參觀了托爾斯泰的故居;在法國,他專程前往馬賽,參觀了大仲馬當年創作《基度山伯爵》的地方。在揚州中學時,江還涉獵了美國文化。他研讀了托馬斯·傑弗遜和亞伯拉罕·林肯的演說詞。時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誦出《葛底斯堡演說》,這在1986年他擔任上海市長時曾令四座皆驚。

我受過三種教育,”江有一次曾總結說,“第一種是中國哲學,尤其是孔孟之道。從上小學起,我就開始背《三字經》。我所受的第二種教育是資產階級教育,特別是西方科學。我所受的第三種教育是馬克思主義教育。”

“我們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澤慧回憶說,“我們所有人———祖父母、他們的四個兒子兒媳、一個女兒女婿以及他們的孫子女———都住在一起。沒有人分家單過。”

像這樣一家人住在一起,會使人想到中國人常說的“大家庭”。在這樣的大家庭中,親情紐帶關係往往是既複雜又深厚的。江澤民雖然是這個家中的長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吳月卿所生,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卻屬於整個家族。

“當然,這樣會顯得有點擠,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處,”江澤慧說,“爺爺把自己對文化的熱愛傳給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傳給了三哥和我這一代,就好像對文學藝術的愛好已經被植入了我們的基因。在爺爺的子女當中,像我父親、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學和詩歌方麵造詣很深。我父親是第六個兒子,而我的大伯是長子,也就是江澤民的父親。”

什麽?如果說江澤慧的父親和江澤民的父親是兄弟,那麽江澤慧就應該是江澤民的堂妹,而不是親妹妹,難道不應該是這樣嗎?

“江澤民確實是我的三哥,這不是修辭手段,也不是中國式的習慣稱呼,”她緩緩地說道,有意賣起了關子,“要想把這點解釋清楚,那就得從我出生時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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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開始講述道,“江澤民那年12歲,也就是說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輪,我們都屬虎。我出生在奶奶家裏,在長江的一個小島上。那時,日本人已經打進來了,整個中國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祖母姓範,在男人們都離家之後,出身農家的她挑起了整個江家的重擔。為了躲避日軍空襲,她決定搬家。她把兒媳和孫子孫女集合起來,告別了在揚州舒適的家,匆忙返回了她鄉下的老家。這是一個不起眼的村莊,雖然離城不太遠,卻不大可能受到襲擊。

江澤慧的父親,同時也是江澤民叔父的江上青,並不經常回家。他是一個革命者,正因為如此,他後來才會對江澤民變得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早在1928年,江上青17歲那年,就秘密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他在上海文科大學專攻文學,同時以筆為槍,寫作了大量的詩歌、散文,並創辦刊物和時事通訊,來批評腐敗的政府,傳播革命火種。當時,國民黨已經頑固地堅持要消滅共產主義,這個年輕人被一個叛徒出賣了。江上青因為他的信仰而被捕入獄,但即使身處險境他也沒有出賣同誌。在隨後幾年中,他被抓了放,放了抓。盡管有好幾次他都差點兒走上刑場,但他卻從來沒有動搖過自己的信念。不管是在獄中,還是在獄外,他都始終堅持為信仰而工作。

1932年,在黨組織的援救下,他被釋放出獄。(這時,他已經是中共正式黨員了。)他回家調養身體,並又幾乎立即投身到革命中去。他創辦了一種激進刊物,當地方當局查禁了這刊物之後,他又毫不畏懼地創辦了另外一種。警察對他進行迫害,把他從一個教師職位趕到另一個教師職位,但他仍然保持與共產黨的聯係,有時甚至就在國民黨官員的鼻子底下。

盡管有進步思想,從事著地下活動,江澤民的叔父仍然和他的家人聯係緊密。1935年,24歲的他甚至同意他的母親為他安排婚事,他母親給他挑選的妻子是自己的侄女———王者蘭而在那個時候,許多年輕的革命者已經拋棄了這種文化傳統。在江上青看來,新和舊不僅可以和諧共存,甚至還能以舊促新。

1937年,中日衝突升級成全麵戰爭,從此,江上青的人生軌跡也永遠改變了。他在一首詞中寫道:“心事到眉梢,扶枕風蕭,而今隻合夢中邀。一夜催詩都是淚,便做愁澆。 隔雨聽芭蕉,孤館牢騷,破書囊裏恨無刀。關外馬蹄驚塞野,鼙鼓頻敲。”

像許多年輕的愛國誌士一樣,江上青參加了共產黨的軍隊。起初,他主要負責新聞和教育工作,這都是他擅長的領域。他組織了抗日宣傳隊和工作組,鼓勵人民團結起來,抗擊侵略者。而後在1938年,一位名叫盛子瑾的國民黨官員認識到共產黨對於抗戰的重要性,便請求共產黨派遣一些幹部前去協助他。黨派了7位同誌前往安徽盛的駐地,指示他們在敵占區建立黨的組織,並確保共產黨人對當地抗日根據地的控製。這個秘密小組就是由江上青領導的。他的公開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務秘書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那可是當地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但在地下,他卻是中共特別支部書記、中共皖東北特委委員

這是一項棘手的工作。國民黨政府可能隨時都會發現他是共產黨派進來的。而與此同時,在許多共產黨人看來,他似乎已經投敵。他以公開身份協助盛的工作,並很快被盛任命為第五遊擊區政治部主任。但在地下,江上青一直在做當地民眾的工作,使他們轉而擁護共產主義。他還設法說服盛把兩支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編入國民黨軍隊。

江上青的工作進展順利,這時他的國家卻日益陷入深淵。1937年秋,日軍加緊進攻中國沿海地區。12月,上海陷落。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日軍沿長江推進,一直打到南京。江澤民在揚州的學校被日軍強行征用,他們將體育館改成了馬廄。學校裏的書本被付之一炬,教職員工和學生被強行遣散。

不過,這座城市仍然可以說是幸運的。揚州陷落時相對流血較少。而僅在50英裏之外,南京的市民卻遭到了劫難。據估計,日軍在這座擁有100萬人口的城市裏屠殺了4萬到6萬人。(譯注:南京大屠殺中被日寇集體槍殺和活埋的有19萬人,零散被殺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有15萬多具。)街道上,屍橫遍野,燒殺搶掠成了家常便飯。這恐怖的一幕後來在西方被稱為“南京大強暴”(在中國被稱為“南京大屠殺”),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日軍在這裏的暴行是針對婦女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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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達2萬名中國婦女———下至7歲幼童,上至70歲老婦———被日軍奸汙,其中許多遭到輪奸。這些罪行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這些婦女的丈夫、孩子犯下的。在施暴之後,日軍士兵通常會殺掉受害婦女,有時還會割掉受害婦女的乳房,或用刺刀剖開她們的肚子,而此種行為竟然得到了日本軍方的默許。下至普通士兵,上至高級軍官,所有的日軍都參與了這樣的暴行。據說,有一群日軍士兵輪奸並殺害了一名孕婦,隨後剖開受害人的肚子取出其中的胎兒,並將胎兒挑在刺刀上。當他們把這一戰利品展示給他們的指揮官看時,這名軍官竟然哈哈大笑。

“南京大屠殺”發生在德國入侵波蘭並在歐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兩年前,以及日本空襲珍珠港並引起太平洋戰爭的四年前,這一令人發指的暴行在西方並沒有引起關注。當其他中國城市逐一陷落時,日本人並沒有絲毫收斂,而來自海外的反應依然冷漠。伴隨著北平、上海、漢口(武漢)和廣州的淪陷,日軍仍舊四處奸淫擄掠、殺人放火。等到流血殺戮暫告中止時,已有超過250萬中國人死於非命。日本人的暴行可說是駭人聽聞、罄竹難書。他們強迫婦女充當性奴隸,在平民身上試驗生物武器。對中國人來說,教訓一目了然。如果他們的祖國想要生存下去,他們就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

在抗戰持續階段,江上青出任了安徽抗日軍校的副校長。他還創辦了一份日報,並使之迅速成為宣傳抗日活動的喉舌。該報不僅報道戰地新聞,還刊載共產黨領導人的文章、講話,包括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他還為共產黨最終奪取政權做了大量的播種工作。1939年1月,新四軍一個師的師長、後來做過中國國防部長的張愛萍統率的兩支部隊對盛子瑾管轄的國民黨統治區形成夾擊之勢。江上青建議盛與共產黨人組成抗日聯合陣線。

初次見麵,張愛萍和江上青就一見如故。張一眼就認出了戴著墨鏡的江,但他還沒來得及叫“上青”,江已經招呼他“愛萍”了。在場的其他人還以為他們是老朋友。張愛萍隻比江上青大一歲,而且他們有相似的興趣和經曆。他們的口音不同,但有著同樣的抱負。他們討論了爭取盛子瑾的策略,是否要一個扮紅臉一個扮白臉,還是兩個都扮紅臉。最後,由於實際上已處於包圍之中,盛子瑾無法拒絕他們的“提議”。

當他的下屬脫險而歸之後,盛子瑾大大鬆了一口氣,並擺開宴席以慶祝。在宴席上,江上青發表了講話,他發誓將為抗日大業戰鬥到底,甚至不惜流盡身上的最後一滴血。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開會的歸途中再次遭到伏擊,這次伏擊他們的是一股地方民團。這時太陽剛下山,江上青在前麵帶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一陣彈雨從所騎的白馬上擊中倒地,壯烈犧牲,年僅28歲。

在江上青的葬禮上,盛子瑾頌揚他是一個具有“非凡勇氣”的“多才多藝的奇才”。張愛萍在悼詞中說,“上青的殉國,不僅使我失去了一位知音,失去一位戰友”,而且“使中國革命大廈失去了重要的棟梁”。一支抗日合唱隊演唱了專為江上青譜寫的挽歌《隕落一顆巨星》。這隻是授予他的眾多榮譽中的第一個。江上青起初葬在當地。20世紀50年代初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後,他的墓被遷至烈士陵園。

然而,是他的大哥江世俊(也就是江澤民的父親) 給予了他最重要的榮譽。江上青身後留下了兩個幼女,但卻沒有兒子。中國傳統文化非常講究孝道,而延續家族血脈與祖先崇拜則是其核心。由於女兒將加入丈夫的家族,這些義務就必須由兒子來完成。江上青這一房的香火眼看著要就此斷絕了。

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沒有兒子是讓人無法接受的,以至於人們找到了一種變通之道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一個人有幾個兒子,而他的兄弟又死後無嗣,他便會把自己的一個兒子過繼給他的兄弟家江世俊沒有猶豫。他和他的妻子吳月卿,把他們的兒子江澤民過繼給了江上青的遺孀王者蘭。“我希望這個孩子能夠繼承他父親的遺誌,”江世俊在過繼儀式上說道,“向萬惡的敵人複仇。”那年,江澤民1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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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家事錄:養父是理解他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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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江澤民主席,”江澤慧說,“就必須懂得他的養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他的生與死象征了三哥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所經曆的那個動蕩時代。”

在實際生活中,過繼一事對江澤民的生活並沒有太大改變。盡管江家逃到了鄉下,並過著貧困生活,但他們仍然住在一起並保持著大家庭的氛圍。這些年來,江澤民一直把王者蘭當作至親的嬸娘,並把兩個堂妹———江澤玲和江澤慧看作親妹妹。他的生母仍然一如既往地愛他,就好像他仍然屬於她一樣。在過繼之後,他與他生母及養母之間的關係隻是稍有改變。

“在以後的日子裏,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媽媽’,叫他的養母‘娘’,”江澤慧解釋說,“在我們的文化中,這兩個稱謂都是‘母親’的意思。不過,它們在親密程度上還是有細微的不同。‘娘’要顯得更親一些,更像一個愛稱。”(這兩個稱謂之間的區別很像英語裏麵“Mother”和“Mom”的區別。)

不過在另一種意義上,江澤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隨著正式過繼儀式的舉行,他在法律上成為一名共產黨英雄和烈士的兒子。他養父的犧牲,後來成為共產黨革命的不朽事跡之一,盡管在那時他還不可能知道這些。

“江澤民真是我的三哥。”江澤慧重申道。

從三個方麵來講,她都是對的。中國人喜歡按照出生順序來稱呼他們的孩子,而不管是男是女。作為他祖父的第三個孫兒,江澤民在那個大家庭中就是三哥。另外,他也是他親生父母的第三個孩子。後來,當他被過繼給江上青後,他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這個家庭的第三個孩子———如果隻管順序不管年齡的話。

“即便在今天,我們仍然叫他三哥,”江澤慧說道,“他即便是國家的主席和黨的總書記,但對他的家人來說,他永遠都是三哥。”

“在我11歲之前,我唯一記得的就是無盡的貧窮饑餓,”江澤慧回憶道,“家裏沒有多少糧食,有時根本連一點兒吃的都沒有。但我們是個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家庭,不管我們有多窮,家裏始終重視學問和文化。不管是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我們都非常重視。我們都因此才能夠健康成長。”

隨著抗戰進入白熱化,大家庭中的生活變得日益艱難。江澤民的學業被迫中斷,江家的男人們都去打仗了,家裏的生活十分拮據。每個人都被迫外出找工作,甚至連婦女都必須出去打工。江澤民的養母來自一個相對富有的家庭,以前從未工作過,但是,像家裏的其他人一樣,她也竭盡全力地幫助養家。

1939年秋冬之交,江澤民的養母王者蘭對丈夫的死感到悲痛欲絕,盡管路途艱難,她覺得自己必須前往安徽東北部她丈夫犧牲的地方憑吊。她自己從沒出過遠門,而此時又沒有一個男人在家可以陪她同去。看到妯娌痛不欲生的樣子,吳月卿提出願意陪她去。

外麵到處都是日本兵和四處遊蕩的土匪,而年輕貌美的王者蘭肯定會招惹男人覬覦。這趟旅途將經過已失去法治的地區,路上要花好多天時間。在抵達目的地之前,她們必須通過重重關卡,穿過國統區、日占區以及一些已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混亂地區。

盡管大伯母,也就是江澤民的生母,已經年過40,而且健康不佳,她還是一心想保護年僅28歲的妯娌。她作出了一個聰明的決定,那就是讓王者蘭女扮男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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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家事錄:養父是理解他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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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發生什麽事,”吳月卿告訴她,“你都不能開口說話。你不能露出你是一個女人。不管遇到什麽情況,都讓我來處理。”

王者蘭聽話地換上男人的衣服,並戴上一頂男人的帽子。隨後,兩個女人便動身向北進發。今天,從揚州到皖東北可能花不了多少時間,坐汽車也就四五個小時,但如果坐的是大伯母租來的人力車,這一路走來可就要辛苦百倍了———要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走150英裏的鄉間土路。

這可真稱得上是一個壯舉,因為在戰爭所造成的真空地帶,已經完全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在理論上,國民黨是國家的統治者,但實際上,整個中國已被相互競爭的各派力量瓜分殆盡。除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外,還有地方軍閥、民團、打家劫舍的土匪、烏合的幫會,尤其是日本人。兩個女人經常被各式各樣視打仗為家常便飯的男人攔下來盤問。每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大伯母都能沉著應付過去。最後,兩個女人有驚無險地完成了她們的旅程,安然無恙地回到家裏。“我們始終非常敬重我們的大伯母,也就是江澤民的生母。”江澤慧說道。

年輕的江澤民漸漸把中國看作是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在整個青年時代,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曾經為之驕傲的祖國已經淪為奴隸,正在蒙受恥辱。“我在揚州度過了我的青少年時期,”他後來回憶道,“當時,整個國家和民族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災難包圍了我們。就像我們的《國歌》所唱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正是在抗日時期那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激發下,我甚至在上中學時就參加了學生運動。”這是一個將伴隨終身的感情印記。

像其他許多人一樣,他開始感到祖國的唯一希望是一場共產主義革命。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共產主義更多的是致力於自由、團結、平等和穩定,而不是經濟製度。對江澤民而言,共產主義則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們全家都是革命者,”江澤慧指出,“我的父親、叔伯,甚至還有江澤民的大哥江澤君,他們全都出去參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國民黨。”

當學校在1939年底複課時,戰爭已在江澤民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據日本殖民當局的規定,日語成為學校的必修課。盡管江每天都上日語課,但他卻總是勉強及格,對像他這樣一個具有良好語感的孩子,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反常。多年以後,他為自己成年後未能學好日語而感到遺憾,卻從未後悔過少年時代的倔強。江主席說:“要不是那時我是被迫學習日語的,今天我的日語就會講得好一些。”但那時,他卻從英語學習中找到了安慰。

江澤民是一個前途無量的好學生,他的家庭也不遺餘力地支持他的學業。由於經濟拮據,他的養母四處托朋友和熟人幫忙介紹工作。最後,她在瓊花觀小學找到了工作,江澤民和他的妹妹都是從這裏畢業的。她有時當老師,有時做管理人員,包括打掃教室在內的許多事她都做過。

功夫不負有心人。江在中學裏出類拔萃,幾乎各科成績都是優秀,盡管他最喜歡的還是理科。受到家庭傳統的熏陶以及叔伯們的訓導,江繼續下象棋、練書法、作畫和唱歌。他在樂器演奏方麵很有天賦,演奏鋼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進步。

1943年春,江澤民從揚州中學畢業,準備離家求學,此時距離他17歲生日還有兩個月。在江蘇最負盛名的高等學府——南京中央大學,有一個空缺正在等待著他。在那裏,江將養成自己的兩大愛好:科學知識與政治活動。此時,抗日戰爭即將進入尾聲,一個新的時代即將拉開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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