嗬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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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籌劃了多少年？
４1986年，“六四黑手”嚴家祺就充當趙紫陽的智囊
所跟帖: 踏並 : 共產黨實行逆淘汰製:品質好的早晚被淘汰,爬上去的都是最卑鄙的 2012-08-07 22:02:02
作者: yoke
趙紫陽爬到總書記, 嚴家其爬到部級, 方勵之爬到局級2012-08-08 08:59:23 [點擊:309]
這些品行最壞的共產黨員在領導民運, 可以想象民運是什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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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其透露：在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趙紫陽、胡啟立、薄一波、彭沖和田紀雲五人，組成了一個「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小組」，其下設立了一個辦公室，由趙紫陽的私人秘書鮑彤任負責人，嚴家其當時確實被邀請，參加了這個辦公室的工作。
嚴家其說，他能夠成為政改小組辦公室的成員之一，純粹是當時他正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既然是討論政治體製改革，他獲邀加入政改小組辦公室，亦是順理成章的事。
他透露在那段期間，曾經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提出相當多的建議，但最後獲接納的僅有一項，就是設立國家公務員製度。而趙紫陽雖然在外間予人旗幟鮮明的改革派形象，實際上有時也頗保守，而且對一些老革命家如胡喬木、鄧力群的意見顯得很重視。當然，鄧小平的意見，就格外受到趙紫陽的尊重。
嚴家其詳細交代跟趙紫陽的關係，間接說明他在這次學咧型ι磯?觶?l表宣言，組織「首都知識界聯合會」，以致批評鄧小平是八十年代的昏庸末代皇帝，完全是自發而起，並非在支持某一方麵，捲入中共的黨內權鬥。
訪問結束之後，我苦苦思索嚴家其談到他的學術研究和著作計劃時顯著變化的情緒，對於一位以研究為職誌的學者、著名知識分子來說，目前流亡異國，確實有另一種不能言傳的鬱悶感受，他再三強調，希望今後仍以學術研究工作為主，並且可以很快恢復，正說明嚴家其在努力衝破目前麵對的禁區，準備在科學的「三無世界」之外，加入「流亡也沒有禁區」的積極進取態度。
誰是六四黑手１——蘇紹智、包遵信、嚴家祺 幹了些啥？ 轉貼
誰是六四黑手？——趙紫陽,蘇紹智,包遵信,嚴家祺,方勵之!
1989年的初春開始，一月上旬，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此時雖已被開除了黨籍，但他的政治熱情仍然不減，關心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大膽的上書鄧小平，要求釋放魏京生等一批政治犯，要求保證人權。
1月6日，他在給鄧小平的信中說∶
“今年是建國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四十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價，赦免他這樣一個已經服刑十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標示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與此同時，知識界和體製內一些高層人士也出現了連署響應，出現了“人權簽名事件”，使1989年的春天開始了政治的熱季。
4月15日，中共政治局委員、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參加中共會議期間突然病故，此事成了民運發生的導火索。就像原子彈爆炸的中子，此時的胡耀邦去世也就成了引爆“民運”的“中子”。
胡耀邦是深得民心的中共領導人，在他當權的十年間（1977～1987），他領導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挫敗了“凡是派”，促進了一係列冤假錯案的平反，宣導言論開放，對知識份子的關懷始終如一，為人清廉，許多人視他為知識份子的知己。
正是由於胡耀邦的這種人格魅力，他的突然去世在人民中造成了巨大的悲痛和強烈的反響。一場規模空前的以大學生們為首的北京廣大民眾悼念胡耀邦的活動驟然興起。學生們和廣大民眾自發的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開展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他們對胡耀邦的被迫下台深感不公，要求為他平反，並呼籲當局反腐敗，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推行政改。這是因悼念胡耀邦發生“稱情投影”引發的民主運動。
4月17日，學生們打著“中國魂”的橫幅走出校門，悼念胡耀邦。
4月18月、19日北京學生示威遊行，匯集到新華門外請願要求當局出麵與學生對話，但未獲接納，激發起學生們的不滿。
4月21日，北京知識界名人嚴家其、李澤厚等發表公開信，讚揚學生爭取民主的請願遊行，呼籲當局汲取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教訓，直接與學生平等對話，了解學生的願望。
4月22日，在舉行追悼胡耀邦大會的當天，北京二十多所大專院校學生成立“高校臨時委員會”，後改名“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名會” （簡稱高自聯），統一指揮學生的請願行動。
同日，西安學生和群眾的悼胡遊行受到警方鎮壓。
4月23日，長沙學生示威與警方發生衝突。
同日，趙紫陽出訪朝鮮，行前曾向李鵬交代了處理學潮的三條意見∶
（1）勸導學生複課；
（2）對學生要疏導，展開對話；
（3）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搶違法行為，依法處理。
但，趙一走，李鵬在24日晚即主持召開常委會，聽取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匯報學運情況，他們故意把形勢說得很嚴重，謊報軍情。據此會議把學運定性為“少數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
在此基礎上，才有了鄧小平4月25日對學運定性的講話，遣責學生，露出了殺機。
4月26日，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把學生請願活動說成“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這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這是鄧小平對學潮的定性。
“4.26”社論是一道分水領。如果在學潮初起之時，當局能順應曆史的潮流，充分肯定學生們的愛國熱情，與學生平等對話，進行反腐敗、反官倒，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學潮定會完美的結束，這對執政者和學生，對國家和人民都是大為有益的。然而此時以李鵬為首的僵化派和北京市委陳希同等一批領導人，他們懷著不可告人之目的，一方麵拒絕與學生開展對話，並不斷發表刺激學生的講話，引起學生的不滿，同時又把學生們因不滿而發出的過激言論，特別是針對鄧小平的過激言論加以渲染，把學潮說成是針對鄧小平的，有意刺激鄧小平。就是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也對人說∶“現在我們不能外出，他們會把我們剁成肉泥”。這一切傳到鄧小平那裏，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因而才有了他的“4.25”講話及“4.26”社論的發表。這就給學潮的解決設置了難以逾起的障礙。
當趙紫陽4月30日從朝鮮訪問回國後，發現這一切，他即與政治局常委商量，是否可以改變“4.26”社論對學生請願的定性，由他承擔責任；肯定學生推進民主和反腐的要求，以緩和學生情緒，但遭到李鵬等的極力反對。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不然而喻的了。學生們的合理訴求得不到滿足，李鵬和北京市委領導人則兩麵挑撥，不斷發表刺激學生的講話，和學生對話一次鬧一次，另一方麵又公然收集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小平那邊送。
學生們鬧得越厲害他們對鄧小平的影響就越大，使趙紫陽處在十分困難的境地，學生和鄧小平都不買他的賬。這就使趙紫陽要求溫和處理學潮的意見讓鄧小平聽不進去，而他動武的決心就逐步加大。
5月1日，北京“高自聯”發表聲明，強調學生遊行是自發的愛國運動，是以和平方式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同時呼籲當局與學生對話，並提出七點要求∶1、公開、客觀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2、公正報導這次學運；3、維護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4、反貪汙、反腐敗、懲治官倒，特別是有關康華問題（康華是官商公司，與鄧小平之子鄧樸方有過掛鈎關係）；5、公布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6、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並調查中小學的狀況及公布結果；7、檢討政府重大的政策性失誤，由政協專家論征小組調查通脹的原因。
5月2日，北京“高自聯”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遞交“請願書”。
5月3日，就北京“高自聯”的“請願書”，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紀者會。他表示，學生與政府對話不應有先決條件。他說，從“請願書”看“確實有人在背後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有極少數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
同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改革和建設取得成效，“最重要的一條是保持了社會的穩定”；青年學生和各界人士“都為穩定出了力，也都從穩定受了益”。他同時強調“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向一條有秩序的法製化的正道”。
5月4日，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代表時趙紫陽說，學生遊行“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他說∶“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製、秩序，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同日下午，北京數萬大學生上街遊行紀念“五四”，提出的口號有“科學、民主、法製”“順應時代潮流”等。高自聯並宣布，自5月5日起，北京市所有大學全部複課。
這是對趙紫陽紀念“五四”講話的回應。
很顯然，趙紫陽與李鵬等人對解決學潮問題完全是兩種根本對立的態度。如果按趙的觀點和態度，學潮問題的解決此時又是一次好機會，但又再次被僵化派們破壞了。
李鵬和袁木等人的多次講話都是在指責學生，誣稱學生的後麵“有人在出主意”，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即使他們被迫與學們生對話，也是寸步不讓，與學生鬧翻，給學生們以極大的刺激。這就必然會引起學潮會再度升級。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改革派與僵化派不同思想的交鋒在繼續，北京市的新聞界、知識界及廣大市民紛紛走上街頭，表示支持學生，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而學生們的合理訴求又始終得不到滿意的結果，終於迫使學潮升級，一部分大學生在5月13日下午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他們的“絕食宣言”表示，絕食是抗議政府對學生罷課冷漠並拖延與大學生對話代表團的對話。
5月15日，趙紫陽在與來訪的蘇共領導人戈巴契夫會見時透露，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誌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誌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
同日，各界數十萬人到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的請願要求。這是首次大規模的各界群眾聲援遊行。
5月16日，數十萬群眾第二次大遊行聲援絕食學生。與些同時，北京知識界知名人士蘇紹智、包遵信、嚴家祺等連署一份聲明，讚揚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把它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是錯誤的。它呼籲當局不要以暴力處理學運，要廢止特權，消除腐敗，實現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進行政治體製改革。
也就在同一天，北京師大、清華、北大等十所大學的校長或副校長連署發表公開信，呼籲中共中央和政府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學生直接見麵和對話，他們願意做溝通和聯係的工作。
同日晚上，政治局常委舉行緊急會議，趙紫陽認為要解開“4.26”社論的結，舒緩學生的情緒，再次提出承認對學動的定性錯誤，由他承擔這個錯誤的責任，再次遭到李鵬的激烈反對。
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先後舉行兩次會議。在會上，李鵬和姚依林激烈批評趙紫陽在“亞行”的講話使學潮升級。會議決定調部隊入北京城實行戒嚴。趙紫陽表示，他執行這個決定很難得力，想提出辭職。
同日，北京百餘萬各界人士上街遊行，聲援絕食學生。上海、南京、天津、武漢等城市大學生也舉行遊行聲援活動。香港市民百萬之眾也上街遊行，表達聲援之意。
與此同時，民盟、民進、民建、九三學社等負責人寫信給中央，呼籲中央黨政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學生對話，學生停止絕食；北京知識界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宣言，指出“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製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5月18日，北京各界舉行第四天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參加人數超過百萬，規模是空前的。同時，上海、南京、濟南、合肥、重慶、成都、昆明、貴陽、廣州、武漢、南寧、鄭州、太原、蘭州等城市，均有較大規模的遊行。
絕食學生已麵臨危險關頭，三千多位絕食學生，已有兩千多人被送到醫院搶救，部份同學已無法避免終生殘疾的危險。
而對此種嚴重的形勢，趙紫陽於5月18日再次給鄧小平寫信，請求再考慮他平息學潮的建議，改動“四二六”社論對學生請願的定性，再次遭到鄧小平的拒絕。
同時，人大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朱學範和12名人大常委分別發出緊急呼籲，期望中共中央立即召開各黨派領導人會議，建議從速舉行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共同商討解決學潮的辦法；法學會名譽會長張友漁及江平、王仲方等九位法學家也緊急呼籲，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討論當前最緊急的問題；工商聯、農工民主黨、致公黨、台盟、共青團中央等，也分別發出緊急呼籲，中央主要負責人速與學生對話，學生停止絕食；文聯主席巴金也在醫院發表談話，認為學生請願的要求完全合理，表示“我相信一切愛國的、正義的、有良心的人們，都會愛護他們，保護他們”;就是遠在加拿大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裏，在會見加總理時也說，學生、工人、知識界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敦促加快改革的愛國行動”。
所有這些聲援和正義之聲，鄧小平、李鵬等人都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在李鵬及北京市委領導人李錫銘、陳希同歪曲事實報告的基礎上，使大家長鄧小平終於決定動武，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北京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發表強硬的講話，“堅決製止動亂”。宣布調軍隊進京實施戒嚴。
會後不久，5月20日 晨，李鵬簽署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由當天十時起生效。北京市政府發表三項命令，提出實施戒嚴的規定，戒嚴期內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未經批準，外國和港澳台記者不得到機關、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采訪。
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學生們的合理訴求得不到滿足，他們絕不會停止自己的正義行動，這就正中了某些陰謀家和僵化派們的下懷，他們正是希望學生們這樣的，才有利於實現他們的陰謀詭計。此時大家長鄧小平表態了，有了鄧小平的撐腰，武力鎮壓隨時都可以實施，李鵬、楊尚昆等人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一場血腥鎮壓終於要發生了。
2、震驚世界的“六四”鎮壓
5月20日戒嚴令發出和生效後，使形勢急劇變化。一方麵當局從外地調軍隊入京，有資料顯示他們從四個軍區調了約25萬軍隊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北京市民，一些領導人並喊出“殺二萬人能保二十年平安”也值得的怪論，可見這個決心之大是鐵定了的。而另一方麵，學生們的訴求得不到滿足，他們也絕不會就此退讓，北京市民們為了保護學生的安全也會被迫挺身而出。一方是全付武裝的軍人，一方是手無寸鐵的民眾，如此懸殊的劍拔 張，令人擔心的流血事件能發生嗎？
流血事件的出現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但當時的許多人都認為人民的子弟兵是不會向人民開槍的，他們認為頂多是會像1976年“4.5”天安門事件那樣，用木棒驅散群眾而已或是對空鳴槍，用橡皮子彈和催淚彈嚇唬群眾達到驅散的目的，絕不會真槍實彈的向群眾射擊，更不會用坦克車、裝甲車衝向人群。
然而，事實證明人們的這種想法錯了，軍隊真的是奉命開槍了，不但是對空鳴槍，而且也射向人群，使許多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造成數千人死傷，這是完全令人無法想像的事。
還在5月下旬部隊企圖進入市區執行戒嚴任務時，由於沿途受到廣大市民的圍堵，軍車不能前進；市民和學生則向軍人做工作，勸他們撤離市區回到郊區住地。此時的軍人們是講道理的，他們把車掉頭開向郊區，市民們則鼓掌歡迎，並高呼“向解放軍學習”，“解放軍萬歲”等口號，軍人們也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這一幕幕真情的表現，確實顯出了軍民的魚水深情。
然而到了5月31日，鄧小平召見李鵬、姚依林談到“要改換領導層”，要求平息動亂，事情起變化了。
6月1日，中央軍委調動的戒嚴部隊繼續向北京市區推進受到群眾激烈地阻擋無法前進。
6月3日清晨，軍隊再次企圖進入市區，群眾也再次阻攔並繳下了軍人們的槍枝，雙方坐下唱歌，企圖以歌聲壓倒對方，除個別有動拳頭，木棍傷人外，並無動槍之舉。住守在人民大會堂的軍人也企圖進入天安門廣場，因受阻也被迫退回人民大會堂。
到了6月3日晚，此時軍人們已受命要強製進入，從四麵八方軍人們多路開入市區，要進入天安門，這時他們不再退讓了，而是用坦克、裝甲車開路，用槍彈射向人群。在木棒地、在離天安門三公裏外的複興門等地，出現了激烈的槍聲和群眾的喊叫聲，罵聲，學生和市民中彈倒下，其餘的人則四處逃散，一會人群又再度匯集，向軍人砸石頭、酒瓶、汽油瓶，大罵“土匪”、“法西斯”、“儈子手”，高呼打倒“李鵬偽政權”。如此反複多次，手無寸鐵的群眾終究敵不過現代武裝的軍人，軍人們得以前進了。晚十時左右各路戒嚴部隊進入到市區。
晚上11點，裝甲車開進天安門，有民眾投擲燃燒彈，有軍人開槍打學生的廣播喇叭。
6月4日 晨，軍隊包圍天安門廣場，四時半開始清場，驅散絕食學生和聲援的群眾，五時半結束。
同一天，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
6月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告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書。說∶“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蓄意製造動亂。從6月3日 晨起，這種動亂已經發展成為一場駭人聽鬧的反革暴亂”。
之後的幾天，市民和軍隊又連續衝突了幾天，其中最為顯要的是6月5日清晨一青年蘋身阻擋坦克的前進，表現了大無畏的英勇獻身精神。
幾天後，軍人們完全控製了北京的局勢，除死傷的人以外，許多人被抓、被關，整個北京處在一片恐怖之中。
6月6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記者會表示，在鎮壓“反革命暴亂”中，受傷的群眾二千多人，死亡的軍民近三百人，死亡的北京大學學生隻有23人。軍方代表張工說在四日 晨四時半至五時半清理天安門廣場時，“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
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並發表講話。他說，這次反革命暴亂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製度”。他表示，要繼續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
6月12日，國務院公安部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製止社會動亂的通告”，並轉發北京市公安局對科學家方勵之及其妻李淑嫻的通緝令，通緝令說他們“犯有反革命宣傳鼓動罪”。方勵之在元月六日給鄧小平的那封信被指控為導致北京1989年反革命暴亂的罪魁，這封信後來 曾在軍事博物館的“平暴展覽”上作為暴亂物證展出過，如此小題大做，成了世人的笑料。
6月13日，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21位學生∶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敦、王正雲、鄭旭光、馬少芳、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誌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熊焱。
6月14日，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工自聯”的韓東方、賀力力、劉強。
6月20日，最高法院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法院及時審判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份子，並且要嚴懲。
6月23日、24日，中共舉行十三屆四中全會，李鵬提出“關於趙紫陽同誌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指趙“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會議決定撤銷趙的總書記、軍委第一副主席及包括中央委員的所有職務，對他繼續審查。免除胡啟立的政治局常委、委員及書記處書記職務，免芮杏文和閻明複的書紀處書紀職務，保留中央委員職務。會議又決定，由江澤民任總書記，增補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書紀處書記。
6月30日，在七屆人大常委第八次會議上北京市長陳希同發表“關於製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猛烈抨擊趙紫陽和一批改革派知識份子。他說，在“暴亂”中，非軍人受傷三千多人，死亡二百多人。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