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的風花雪月
古代文人，要麽息隱山林，待價而沽；要麽曲高和寡，鬱鬱寡歡；要麽曲學阿世，在統治集團的打壓下逐漸收斂個性，成為仕宦階層新的官僚；當然還有的持不合作態度，辭官歸隱，象陶淵明和嚴子陵一樣看破紅塵，一生悠遊於江湖，自得其樂；更有的著書立說，一輩子以扶持新人為己任，以推廣自己的學說而在青史上留下盛名。明清文人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尤其是晚明至清一代，由於外族入侵，文人的心理發生了極大裂變，甚或心靈扭曲，在儒雅俊逸的內在和峨冠博帶的外相下掩藏著文人不為世人所知的另一麵。
袁宏道，曆史上有名的“公安三袁”之一，明代文學家，這裏且不說老袁在文學上的成就，單就其一生中好為大言，無論喜惡均刻意言之等性格上的特點，就注定了其一生充滿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輕喜劇，老袁平時矜誇淡泊名利，尤不喜仕途，年輕時就深以為吳縣縣令而羞慚，在吳縣縣太爺位子上，深受特立獨行的思想家李贄影響，曾經就以身體不適為借口請修公休假，甚至無中生有的以奔喪為理由撂挑子不幹了，並險些被朝廷以公務員法中欺上瞞下的條例而治罪，到了後來，幹脆以辭職相威脅，跑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地方走馬觀花遊山玩水。還有更搞怪的，就在其大肆借助媒體造勢自己絕棄功名，回歸山水之後，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又將一頂耀眼的烏紗帽重新戴回了自己頭上，這樣的言行不一不僅讓自己狼狽不堪，也讓朋友們臉紅。老袁的苦衷有誰理解？除下官服，一家老小的生計成了問題，所謂的清名和逍遙終究是不能當飯吃的。現實不是清風明月，而是饅頭稀飯和黃金白銀那些硬通貨，生活的品質是要相當的地位來維持的，這是老袁告訴我們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閑情偶寄》的作者李漁，是清代才子中衣食無憂的典範，不過你肯定想像不到，保證其生活奢華的訣竅竟然是依附達官貴人，巧妙運用官場潛規則。老李一生中不僅熱衷於和政府官員打交道交朋友，而且長期和富商們推杯換盞呼朋喚友謀取經濟上的饋贈和讚助，而且還是一個運用官場人氣巧妙運作資本的高手。老李於曆代文人中最具創意也最為讓世人詬病的是他的家庭戲班子，這可能是文人最早發明並組織的具有色情意味的劇團了，相當於現在的夜總會和豔舞表演，老李從杭州西湖沿岸的歌館妓院和秦淮河上的風花雪月中準確的捕捉到了官員們隱秘的生理需求，適時扮演了曆史上最早的男媽咪的角色，這個由李笠翁先生任總導演總編劇的由二十多名年輕貌美的妙齡女子組成的戲班子深受各級官員青睞，但凡在看戲中官員們看中了哪位少女，盡可事後享用。還有什麽比能用合法形式而行苟且之事更聰明的作法呢？這是中國色情史上的一項絕頂發明，雖然後來隨著李笠翁先生的年事已高而劇團解散，但老李留下的這種權色交易卻隨著時代發展而愈加登峰造極，李漁的另類閑情偶寄在後世留下了悠遠流長的影響。
清代赫赫有名的一代文壇宗師袁枚，其對生活質量和生活品味的追求已經到了讓今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他的小倉山房坐落在六朝金粉南京清涼山山麓，以五彩玻璃作主要采光材料，這份奢華在當時極為罕見，他的隨園博采中國曆代園林精華，又從傳教士那裏借鑒了西洋建築的樣式，更有對西湖、斷橋和蘇堤白堤等杭州勝景的複製，園內還有三十多萬卷藏書，內藏晉帖唐碑，商彝夏鼎等玩物，還有許多名貴玉器，當時被視為園林藝術的驚世之作。老袁對於飲食的細致讓人咋舌，這在他那本小資產物的《隨園食單》中有著詳盡描繪，還在於老袁自己本就是一個獨步天下的美食家和烹調家。與飲食相連的是這位隨園主人的性事，老袁是一個讓現在人匪夷所思的雙性取向的人，早在少年時就與同學的父親發生了同誌愛人關係，青年時妻妾成群，最多時達到30多位，到了六七十歲時，尚在遊天台時與一位叫做金鳳的小男孩產生戀情，老袁讓人尊敬的是他的坦誠，即使是這樣的隱私也絕不遮遮掩掩，而是光明正大，絕不既當婊子又立牌坊，這位閱曆豐富又講究生活品質的舊文人食不厭精，色不擇性的另類作派讓現代人望而卻步。
以畫竹聞名的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給人的影響是懷才不遇，窮困潦倒，還有那份洞明世事的“難得糊塗”，好象官場上難得的明白人，又象是一個生活中的智者大隱於世。然曆史上真實的鄭板橋卻讓你陌生的自我詰問，這還是那個熟悉的鄭板橋嗎？老鄭年青時是一個憤青，好不容易在四十四歲那年考中進士，卻當了六年多的空頭進士，連個混飯的閑差都沒有，此在清代極為罕見，這與他的性格有關。在同時代文人中，老鄭是一個複雜、矯飾，頗有城府，並且愛說大說，言行相悖且總是讓人不大放心的家夥，比如他在自我標榜道德楷模的同時，卻又頻頻出現在揚州的妓院中醉生夢死，好不容易做了縣令時自吹獎掖後學憐才愛士時，卻在心情不好時命衙役將讀書人羞辱一番趕出縣衙。平時好罵名流卻又附庸名流，抨擊權貴卻又阿諛權貴。其在巴結官場權貴時的諛詞讓今人讀來心驚肉跳且臉紅不已。更讓人驚奇的是晚年的入不敷出和淒涼景象竟在於他把賣畫所得全花在了同性戀上。鄭板橋是一個複雜的人，集知名畫家、色鬼，道德楷模和時尚批評家於一體，且言不由衷、利令智昏，這樣顛覆傳統的形象是不是讓今之推崇鄭氏的人多少有些失望呢？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首耳熟能詳的詩的作者叫做龔自珍，是晚清文壇一位重量級人物，其出生名門仕宦，年輕時即聰穎異常且自視甚高，老龔這一生成也女人，敗也女人，這一切都緣於他與一位皇親國戚的遺孀顧太清那翦不清理還亂的兒女私情，甚至連他那不明不白的死也與這位女人有關。不得不說，這與老龔的兩臭有關，一是他的那張臭嘴，這張嘴一旦沾酒就二高二高的開始信口開河了，他的風流韻事和由此帶來的毀譽滿天下一大半源於管不住他那張嘴，別人偷香竊玉緊不得低調做人老實做事，他可好唯恐自己的風流韻事全天下人不知曉，嚷嚷得地球人都知道。二是源於他的臭字，老龔的字寫得實在是臭，他的書法因不合當時的館閣體例而不得入翰林，結果導致他居京師十餘年而鬱鬱寡歡，於是其百無聊賴的寄情聲色，狂飲濫賭，不拘小節，放浪形骸。成也女人，則在於他把與顧太清的私情渲染的動靜太大，不得不被逼迫而遊走江湖，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老龔創作了其在文壇上享譽天下的重量級作品《乙亥雜詩》，晚清老龔卷入的這段公案叫做“丁香花案”，由於他不明不白的死於酒後，且隨身攜帶一小束枯萎的丁香花以及一個聞名京師的貴族美婦的自畫小像，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是因為行為不檢點而被仇家所害，一代才子就這樣煙消雲散，讓今之讀者為之可惜。
明清文人中還有黃仲則，這位被稱作“清朝李白”的大才子，恃才放曠把自己的乖戾當做令牌招搖過市，中年落拓京師，幻想走李白那樣的以才華拜謁公卿的路子，結果策劃不如變化快，沒有人賞識這位才子，導致其心情沮喪，貧病交加，以三十五歲英年病逝旅途。還有晚清“南社”創始人柳亞子自視甚高，因伸手要官而遭拒，牢騷滿天下，到了最後也不得不低下狷介而高傲的頭顱，而被改造成某著名文人那樣諛詞滿天下的新知識分子而唯唯諾諾，終致晚節難保。
翻開這些泛黃的紙張，悉心研讀明清文人不為世人所知的隱秘，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文人們雖然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卻也一樣如俗世紅塵中的大眾，既食五穀雜糧，自然也放五穀之屁，在做人和學問上雖有某種內在的聯係，但聯係並不是很大，所謂文章道德，並非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互為表裏或者一俊遮百醜，而有的時候，文章是文章，道德還是道德，而現在的評論家和研究者為尊者諱為死者諱，其實是掩蓋了性靈文人的某種可愛和可堪玩味的無賴，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其實曆史上的文人是非常有趣的，哪怕那些飲事男女出乎想像，無論怎麽說，曆史的真實最重要，並且這些瑕疵絲毫無損於他們在曆史長河中的地位和文學史上璀璨的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