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嘯：漢家風骨的絕響
——崖山聖戰祭
1
在曆史長河的波濤中，有些偉大文明的沉淪，往往隻是為偶然的。這種悲難的事故，不免催人淚下。
公元1279年初，在新會縣（南宋時隸屬廣東東路）的崖門，爆發了中國曆史上一場最慘烈的、意義重大的海戰。崖山海戰，又稱崖門戰役，是瀕臨絕境、麵臨生死存亡之際的南宋軍民，與凶悍野蠻的蒙古軍隊，在崖山（今新會南崖門鎮）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殊死決戰。這場戰役，關係到南宋流亡朝廷的最後興亡，也是漢、蒙兩個民族之間，為了文明救亡與野蠻征服而進行的最後對決。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血戰，最終卻以粗獷彪悍的蒙元軍隊大獲全勝、漢宋船隊及流亡朝廷全軍覆滅而告終。肆無忌憚的野蠻力量終於戰勝了文明。這是人類的悲哀！而中國的曆史，也可以說是人類的文明史，因此而被改寫了！
長久以來，日本一些史學界人士認為，崖山戰役的悲慘結果，標誌著古典意義上的“華夏”文明的衰敗與隕落，中國開始了由非中國的蠻夷外族介入主導統治的曆史。漢文明遭到了毀滅性的顛覆。“崖山之後無中國”這一似是而非的說法，也在史學界彌漫開來。
13世紀中葉之後，蒙古族對以漢人為主體的南宋王朝的入侵，可以界定為是落後野蠻的政權對文明的肆無忌憚的大踐踏。盡管後來元蒙統治集團在鞏固了對中國的占領後，對這段凶殘的、令人發指的曆史進行了美化，但是它們對華夏文明幾近畸形的、變態的的肆虐，卻是不爭的事實。元代的漢人官僚劉敏中在《平宋錄》中記載：
“至元十一年（1274年）甲戌正月，上（忽必烈）命右丞相巴延（伯顏）節製諸軍伐宋。七月，巴延陛辭，上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曹彬也。’”
這段粉飾意味濃厚的話語，其實隻能說是對蒙元暴行一個的蹩腳的注腳。實際上，蒙古軍隊在南征宋朝時，卻是凶狠殘暴地對無辜的漢宋軍民高舉屠刀，殘酷濫殺屠戮，從而遭受到了不屈的漢人的頑強抵抗。在日本明治年間出版的《通俗宋元軍談》一書中就記載：
“北虜（蒙元軍）虎狼之性，動輒大肆屠戮，殘害忠臣，實令人憎惡至極。”
一直深愛中國古代曆史和文學，被稱為中國色彩濃厚的日本作家田中芳樹（1952年10月22日－），在他的的曆史小說《海嘯——南宋滅亡劇》（1997，中譯本由台灣尖端出版社於2003年出版）中，生動講述了從南宋都城臨安陷落，到崖山海戰三年多的時期中，宋朝文臣武將張世傑，文天祥，陸秀夫，陳宜中等人率領漢人軍民抗擊蒙古軍隊的壯舉，以及元軍的凶殘，漢奸的醜惡嘴臉。他盡情謳歌了漢族英烈們可歌可泣的悲壯故事。在第二章《臨安府開城》中，田中這樣描寫了常州之戰：
【一連串慘不忍睹之激烈攻擊行動於是展開。元軍首先驅趕常州周邊之居民為其建造高台，倘若高台之高度不夠，便殺害居民，將屍體重疊堆積，在上麵覆蓋泥土，然 後再從高台之上發射弓箭及石彈攻擊城內。不但如此，還將居民之屍體丟進巨型鍋爐之中熬煮，提煉出脂肪之後，塗在城牆壁上放火點燃。一項項的殘虐暴行可謂是前所未見。在大火和煙霧之中，總算有部分的城牆遭到破壞，元兵紛紛擁入城內。
此時，朝將軍們之奮勇戰鬥，幾乎震懾了所有元軍。】
宋朝軍民的這種大無畏的英勇的抵抗精神，一直持續到兩年多後的崖山海戰。
2
南宋祥興二年（公元1279年，忽必烈至元十六年）正月，蒙元軍主帥、鎮國大將軍、漢人張弘範，以及西夏的後裔李恒，率領著氣焰囂張的蒙元軍（據考證，追擊殘宋的元軍主力約有30萬人，由宰相伯顏統帥，其中大都是追隨張弘範的漢人降軍）沿著東南海岸攻擊前進，浩浩蕩蕩進抵崖山。餘勇可賈的蒙元軍，派出了精銳2萬餘人（蒙古軍人約1000多），分乘50餘艘大戰船，殺氣騰騰地圍追堵截著流亡中的宋人船隊。
漢宋軍民約有20萬人（主要是“海上朝廷”的臣僚以及家屬、平民等），此時正紛亂地擠在千餘艘的大船上。他們人數雖多，卻是落魄疲憊之師，而且大多數是未經軍事訓練的平民百姓。此前，南宋朝廷已幾乎丟失全部陸地，宋朝的最後有生力量，差不多都囤積在崖門這個不大的海灣裏。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提到的是，在南宋時代，漢人的水上航運規模，以及造船技術，都已經高臻世界第一水準。能夠負載300多噸貨物和600多名人員的大船，時常出現在長江以及沿海一帶。這些船隻不止是帆船，還有在船體左右裝有巨大轉輪的外輪船。它們的航行速度快的驚人，猶如在平原上急馳的快馬一樣。而南宋海軍的實力，可以說已經達到了世界最前列的水準。例如，在12世紀中葉左右（約宋高宗趙構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女真人以六十萬的龐大軍隊，悍然南下侵宋。女真人盡管傾盡全力，以前所未有的財力、物力、人力組建成了一支大船隊，在海上追擊宋朝流亡政權，但是最後卻在宋軍船隊的迎擊之下，一戰而潰。
當時的宋朝，還創下了在世界海戰史中，首例使用火器的記錄。它將女真人的大船隊全數擊潰了。從此之後，南宋政權便經常維持著約有二十支的龐大的艦隊，以及52000餘名的精銳水軍。——想想看，在鴉片戰爭時，號稱世界第一的英國艦隊，首批抵達廣東的也不過16艘戰艦，7000餘水兵而已。
因此在13世紀中葉，盡管在陸戰中宋軍與元軍交戰時基本上處於劣勢，但是在水戰方麵，大部分還是宋軍占有優勢。蒙元水軍之能夠與宋朝水軍抗衡，不過是1270年代後的事。
此時，統帥著南宋水軍的將領，正是矢誌抗蒙的太傅張世傑。不過，曆史事件往往令人難以逆料。在海戰的部署中，張世傑讓人匪夷所思地命令南宋士兵，用鐵索和大麻繩，將千餘艘大船呈一字形地連成一線，像一個巨大的移動的長形陸地一樣，迎擊元軍的進攻。將上千艘的軍船集中在一起，以便建立起堅固收縮的海上要塞，以防禦敵軍的攻擊，這就是張世傑的總體戰術構想。
然而，上千艘的軍船，顯然無法在戰鬥中對敵展開機動的攻擊。隨後迅速導致的敗績也證明了這個軍事構想的失敗。張世傑因此也每每受到後世的詬病。“鐵索連船”的戰法，堪稱是中國戰爭史上最失敗的戰術發明之一。水戰講究的是靈活機動，而把船固定成陸地一般，就變機動為被動，無疑是自掘墳墓了。像三國赤壁之戰時，曹操大軍就是因為使用了龐統獻上的連環計，將鐵索連船，最後幾乎全軍覆沒。而南宋船隊的這種鋌而走險的布局，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失敗了。
早年從北方南歸的張世傑，他的忠誠與勇武，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他雖然是河北的漢人（涿州範陽），年輕時曾經效力於元軍悍將張柔部下，但後來卻是南宋的一條鐵骨錚錚的血性漢子。然而，出身北方的他，在戰略思想方麵，卻似乎徹頭徹尾地完全以陸戰為基礎的，包括在海戰中將船隊連成一體的戰法。
蒙元軍的主帥，是原金國治下的漢人張弘範，河北易州人。此人是典型的橘逾淮則為枳。他率元軍“破襄樊、下郢漢”，直至“收福建、平岒南”，充當攻宋的急先鋒，而且戰功彪炳。
“兩張”在零丁洋一帶對峙。同是漢人，卻劍拔弩張，各為其主。
二月初六拂曉，彤雲漫天，怒濤翻滾，海嘯震天。養精蓄銳的元軍開始發動了總攻。元軍選擇這樣一個惡劣的天氣發動總攻，就是想在精神上一舉壓垮倉惶疲憊的宋軍。
凶猛的元軍在戰鬥一開始，就針對宋軍船隊的密集布局，使用了火攻。無奈宋軍船隻都塗上了汙泥，並且有長木阻擋著前來的船隻。因此火攻並不奏效。張弘範在初戰失利之後，經過斟酌，就命令元軍封鎖海灣，斷絕了宋軍的淡水供應。他想從後勤供應上，拖垮並最後擊潰人數眾多的宋人船隊。
十餘天後，宋軍果然水盡糧絕。士兵們無奈隻好汲取海水解渴，結果臉部浮腫，嘔吐不止。此時，勝負的天平已經無法逆轉地傾向元軍了。
應該說，在整體戰役的部署上，張弘範技高一籌，眼光比張世傑要高遠。在交戰之前，張弘範就把元軍精銳分成了四路，自己親率一路。在向將校部署出擊路線時，他認為，宋軍艦船停泊在厓山西麵，漲潮之後必然向東漂移，元軍要趁此有利天時發起猛攻。同時他還命令，各路水軍以旗艦發動的鼓樂為號，聞風而動，不得有誤，違令者斬！這種進退有序的戰鬥組織，對戰局起到了重大的影響。
在激戰中，張世傑率部英勇抗擊，雙方火拚廝殺，幾經較量，未分勝負。到了中午，潮水開始猛漲了，宋軍的艦船果真被迫向東漂移。張弘範眼見時機已到，就下令旗艦上大奏鼓樂。而張世傑卻誤以為這些鼓樂是元軍的官兵們，正在戰鬥的間隙，飲酒作樂，所以未加戒備。不料，元軍竟在鼓樂聲中從南北兩麵同時衝殺過來，迫使宋軍腹背受敵，倉促迎戰。由於連年海上勞頓，宋軍不得休整，士卒體力大都衰竭，突然遭到淩厲攻勢，士氣很難振作。倘在此時有一環瓦解，整個防線就會全部崩潰。
不幸的是，就在這個關係南宋命運的決戰中，一件慘淡的、意外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難道這就是天意？！——在蒙元軍各路舟師的強攻下，宋軍的船隊中，突然有一艘戰船的桅頂繩斷旗落，頃刻之間，許多艦船的檣旗，也隨之紛紛降落。蒙元船隊便用布幔遮蓋著船樓，冒著箭雨快速駛向宋船，元兵們背負盾牌，俯伏在船內，一旦接近宋船，即撤布交戰。元軍大都是北方的士兵，原本大都暈船，可是眼下宋軍船隊已經被繩索連為一體，極為平穩。他們一登上宋船，就如履平地，正好大開殺戒了。
宋軍敗績凸現，頃刻間兵敗如山倒。張世傑眼見大勢已去，無奈之下，隻好慌忙調集親兵砍斷了船纜，然後保護著隨船的楊太後，衝開血路，殺出重圍，以圖再舉。
此時，剛剛八歲多的宋朝幼趙昺，正立身於船隊的最中央。看到眼前如此慘烈的情景，不知所措，驚恐萬狀，頓時嚇得大哭起來。左丞相陸秀夫見大勢已去，就沉靜地持劍先讓自己的妻子投海自盡，然後悲壯地對趙昺說：
“皇上，三年前不幸投降的德祐皇帝，已經受盡蒙古人的侮辱，（德祐帝三年前由太皇太後抱著出臨安城投降，隻有五歲），您不可再受辱了啊！眼看咱們國朝就要滅亡，皇上，你還是以身殉國吧！”
說著，他含淚將宋室的玉璽栓在趙昺身上，然後背起趙昺，跳海而死。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悲壯的一幕：一個年幼的皇帝，在一個中年忠烈士子的背負下，坦然赴死。它宣示了一種民族精神的永生，那就是，不屈的死亡，永遠都是挺立在生存的最前列的！
眼見著幼帝投海之後，紛紛隨同跳海殉國的朝廷諸臣和後宮女眷，不計其數。海戰後幾天，“浮屍出於海者，十餘萬人”。這真是一幅空前的慘景！或者說，那是漢家兒女不屈靈魂的祭禮！
在張世傑的護衛下逃出元軍包圍的楊太後，在知悉年幼的兒子趙昺的死訊後，悲痛欲絕，隨即也跳海自盡。不久，失去全部希望的張世傑，也在瓢潑的暴雨中，無比憤慨地自我溺死於平章山下。——此時，後來成為大明開國皇帝的朱元璋的外祖父陳氏，也在張世傑的手下。海戰後在血肉橫飛中僥幸死裏逃生，朱元璋年幼時他尚在人世。朱元璋長大後，對他外祖父講述的崖山故事，應該是耿耿於懷的。
南宋就這樣在滔滔大海中淪亡了。
至此，漢人政權第一次悲劇性地整體亡於遊牧民族之手。蒙元朝的脫脫主修的《宋史》，對崖山海戰的評價是：
“宋之亡征，已非一日。曆數有歸，真主禦世，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可謂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這些話，雖是出自曾經的屠夫之手，不過還算公允。
崖山海戰後，元軍統帥張弘範為了標榜自己創下的“豐功偉業”，命工匠在石崖上刻上“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幾個大字。身為北方金國治下漢人的張弘範， 如此大言不慚的狂妄之舉，不但令世人義憤填膺，也讓他自己在華夏史上，遺臭萬年！——也許是不屈的華夏英魂們的愆怒，不過一年，張弘範還沒來得及享受榮華 富貴，就因病一命嗚呼了！後人為了悼念亡宋以及陸秀夫等殉難的義士，表達對漢奸的痛恨，在崖山石壁上題詩一首：
“滄海有幸留忠骨，頑石無辜記漢奸。
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終究在人間。”
在這次關乎民族生存與文明延續的的海戰中，曾經一直在四處奔波救亡的文天祥，已經被俘。他的事跡可見於他本人的《指南錄》等文章。在崖山戰役中，他被張弘範特意押解到了崖山。這無疑是一種侮辱。張弘範屢次讓文天祥給張世傑寫勸降信，可是文天祥卻大義凜然地告訴他：
“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崖山海戰後，張弘範再次勸說文天祥：宋朝已經滅亡，你的忠孝也已經盡到了，如果你能以事宋朝之心，來為元朝做事，你一定會當上元朝的宰相。文天祥冷漠地回答說：國家滅亡不能救，我身為大臣，已經死有餘辜，難道還能貪生怕死改變心意嗎？
文天祥還寫了一首《過零丁洋》，做為對張弘範的答複：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張弘範看了詩後，就不再對文天祥勸降了：在民族的氣節上，他輸了。但是他可能至死都不明白，在昂揚的漢文化中，對於一個真正的士來說，個人的功名利祿，是遠遠不能跟氣節相提並論的。他秉承的正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的世俗生存之道。
在崖山海戰時，文天祥作為戰俘，在元船上目睹了悲慘壯烈的全過程。沒有什麽比這種情景更讓人慘不忍睹的了！當文天祥看到宋軍大敗，宋室後宮及大臣紛紛跳海自盡時，他悲痛欲絕。這也是支撐他走完悲壯人生最後路程的強大支點。
隨後，文天祥在獄中度過四年生不如死的時間。在這期間，有各色的人物對他勸降，他甚至還收到了他女兒的信，告訴他她們姐妹二人和母親都在宮中為奴，十分淒慘。文天祥每次在痛哭之後，依然不為所動。
最後，忽必烈召見了 文天祥，親自勸降。此時，文天祥所賴以寄托的宋朝，早已經灰飛煙滅了。可是，忽必烈給他這麽大麵子的事，文天祥卻根本就不放在眼裏。他慷慨激昂地答複忽必烈：
“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
於是，文天祥坦然走上刑場，在向南方拜後，從容就義。數日後，他的妻子前來收屍，在他衣帶中發現了四言遺詩一首：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3
鐵骨錚錚的漢家漢子陸秀夫、文天祥、張世傑，被後世並稱“宋亡三傑”。他們是南宋文化中堅與漢家精神骨質的結晶，也是漢文化中人格魅力塑像的“士”的化身。他們坦然赴死的氣度，在七百多年後，仍然讓我情不自禁地想仰天長嘯！
宋朝的滅亡，算來也不意外。除了眾所周知的內憂外患，導致了王朝的最終覆滅，還有著帶有傳奇色彩的宿命：它昭示著，暴力往往更容易受到上蒼的垂青！我個人是更傾向於這種宿命論的，——在宋亡的兩個多世紀前的北宋易學大師邵雍（世稱百源先生，與張世傑同為河北涿州人，被程顥讚譽為“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已經在他著名的《梅花詩》裏，預言到趙宋王朝將斃滅於海上的悲劇：
“湖山一夢事全非，再見雲龍向北飛。
三百年來終一日，長天碧水歎彌彌。”
令人發指的是，在蒙元兵剛剛攻破南宋京城杭州沒過幾個月，當時的江南佛門大總管、西域色目僧人楊璉真伽，對南宋皇陵進行了瘋狂的盜掘，銷毀。他前後挖開101多座古墓，把多數皇陵以及一些後妃、皇子、公主以及功勳大臣的墳墓，全部挖開，屍骨拋撒遍地，一片慘不忍睹的狼藉景象。楊璉真加還將六位皇帝的骨骸，雜以牛馬枯骨，在臨安故宮中築塔十三丈，名曰鎮本，以此鎮壓江南義士們的反抗意誌。曆代的皇家陵寢，盡管多被盜掘，但是慘酷如斯的，也隻有蒙元豢養的楊璉僧伽這種畜生，才能做得出來。
然而，曆史的舊賬總會得到清算的。
——“畢竟英雄起布衣，朱門不是舊黃畿。”
九十年後，正如陸秀夫所預言的：大漢子民們，將來必定會為大宋的恥辱複仇的！明朝奠基伊始，就開始了對盤踞中原的蒙元的討伐。從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大明帝國在朱元璋的積極倡導下，為肅清蒙古胡虜的殘餘部隊，共發動了八次大規模的北伐戰爭，給予蒙古人以極大的打擊。
洪武元年初，大將軍徐達與副將常遇春，率二十五萬中國大軍北伐。他們先後光複攻陷山東，河南，河北，衝進元大都(今北京地區)，解放了這座淪陷百年的大城市，造孽深重的蒙元政權終於徹底滅亡了。這也是時隔250年後，漢家軍隊再次進入這座北方軍事重鎮。
由於以前蒙古韃子和色目回回對漢族的大肆殘殺迫害，在元大都居住的，大都是蒙古韃子和色目回 回。在攻占大都後，大將軍徐達果斷地下令明軍刀不入鞘地血洗大都城三日。在大都的一些漢人居民的配合引導下，大明軍隊將城中的蒙古韃子達魯花赤（蒙語：掌印者，意為長官，隻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擔任，明朝以後被廢除），怯薛（蒙語，是具有貴族特權性質的侍衛團體，也是蒙古軍隊的中心力量），理事諸官員，親屬等全部斬殺。大將軍徐達親自坐陣指揮，下令斬殺這些作惡多端的蒙古韃虜。最後，除了逃走的一部分蒙古韃子和色目人之外，80萬人口的偽元大都城中，隻剩1萬3千多人。
在大漢鐵軍進入大都之後，偽蒙元的順帝逃往上都。大將軍徐達果斷下令追擊，對抵抗的胡虜一律斬殺。彪悍的大漢鐵騎一路勢如破竹，成千上萬的蒙古族韃子，被大明將士砍殺得抱頭鼠竄，道路上都是被漢族鐵騎的鋼刀斬碎的蒙古族韃子的屍體。偽蒙元的順帝手下隨從人等，相繼枕屍二十裏，道路相死，十之八九。副將常遇春統兵殺到了塞外的張家口，他下令在靼子界，部隊不封刀，痛殺胡虜五百餘裏，威震塞上。
在這次討伐暴元的戰爭中，曾經擁有40萬戶、150多萬人的蒙古族群，頓時損失了34萬戶，隻有6萬餘戶倉惶逃竄回到了大漠裏，從此再也無力進占中原，為非作歹。
這也是對侵略者的一種宿命的報應吧！
4
綜觀宋朝立國三百餘年的曆史，北邊異族的外患無窮，兩宋朝廷一再忍讓，可說是窩囊到極點。但是，南宋最後的滅亡，卻令人意外與震驚地是轟轟烈烈的。這一點，是宋朝與曆代王朝政權消亡的最大區別。可以說，宋朝正是在亡國的那一刻，才顯出這個王朝姍姍來遲的悲壯血性和尊嚴。
而前述陸秀夫臨終遺言中提到的德祐皇帝（宋恭帝），其實算不得受盡侮辱。三年前，他被太皇太後謝氏抱著出臨安城，向蒙元軍投降時，還是個不諳世事的五歲多的黃毛小孩。德祐的一生頗為傳奇，他19歲被忽必烈派去西藏出家成為高僧。當他年長後，漸漸知曉了當年國破家亡的恥辱，悲憤難抑，開始借詩歌抒懷，暗中悼念故國，然而因此卻被元朝統治者給賜死了。
崖山之戰，是宋朝對蒙古侵略最後一次有組織的抵抗，10萬餘人投海殉難，寧死不降，這是何其壯烈的、感天動地的悲難！此戰之後，華夏漢人政權在曆史上第一次完全淪陷於外族。
崖山之戰，也是中國曆史的重要的轉折點。中國獨立發展的進程被打斷，曾經高度發達的經濟、文化、科技、科舉與世族相結合的官僚製度、開始受限的皇權、先進的政治製度等等都 中斷了，文明落後的蒙古人統治的元朝開始實行封閉、保守、輕工商業和更加集權的製度，並正式以程朱理學為科舉的主要內容和政府的官方思想；而之後推翻蒙元 建立的明朝又走向保守封閉的道路。不少外國的史學家將宋朝滅亡視為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宋是中國曆史的轉折點，宋的滅亡也因此被後世稱為“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南宋滅亡的時候，深受漢宋文化影響，受惠於大漢文明的日本國民，用“舉國茹素”來哀悼大宋的滅亡，頗有些兔死狐悲的淒涼。然而，正是在日本列島上，正宗的漢文化和華夏風骨，卻部分地得到了保存。
元朝代宋而建國，雖然在形式上又一次完成中國的統一，但這個王朝對中國曆史的破壞同樣驚人。蒙元雖在一些政策上促進了國內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和邊疆 的開發，但許多狹隘的民族主義手段（如四等人製度）都進一步使中國脫離了正常的發展軌道。雖然軟弱的南宋朝廷比不上蒙古帝國的霸氣，卻也是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演變。事實也證明，落後野蠻的民族，僅僅依靠武力取得的勝利，隻能是曇花一現。而南宋十幾萬軍民投海不屈的悲壯故事，將永遠鐫刻在崖山的海石上，支撐起漢民族永遠生存的高傲挺拔的脊梁。
隻要漢民族還存在，崖山海戰就不會被忘記！
5
2006年，是早已經“長煙落日孤城閉”的蒙古國建立800周年。
回想1206年的春天，天蒼蒼，野茫茫，一望無際的草原上號角長鳴。躊躇滿誌的蒙古貴族們，正在斡難河（今鄂嫩河）的源頭召開大會。諸王和群臣為鐵木真加上蒙語尊號“成吉思汗”，又稱為成吉思皇帝，成吉思合罕，成吉思可汗。鐵木真正式登基成為大蒙古國皇帝（蒙古帝國大汗），這是蒙古帝國的開始。鐵木真建立起了一套以貴族民主為基礎的蒙古貴族共和政體製度。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擁有自決的權利，這一點無可厚非。
但是，此後鐵木真以及他的子孫們的野蠻之舉，卻是觸及天怒的反人類的極端暴力。
讓人難堪的是，在蒙古國建國的儀式上，前中國駐蒙古大使XXX，居然說出了“成吉思汗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既然我們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就要共同發展”這樣籠統的話，結果，他被蒙古媒體列為最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之一，真是自討沒趣。
我們知道，曆史觀是價值觀的基礎，這是一條最簡單的因果直線，而這位大使卻像是找不著自己的祖宗了。魯迅在《那破侖與隋那》中曾經說過：
“拿破侖的戰績，和我們什麽相幹呢，我們卻總敬服他的 英雄。甚而至於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隸，我們卻還恭維成吉思。”（見魯迅《且介亭雜文集》）
以恥辱為榮耀，無疑讓我們的漢人再次蒙羞！回想崖山聖戰，我不覺產生出一種自豪感，然而更多的卻是凝重。
一個垂死掙紮的國家，是難以改變自身的處境的。因為沒有強大的軍事支撐力，外憂內患讓自身無法脫離命中注定的險境。——崖山聖戰，就從一個側麵證明了這一點。
反思兩宋發展的300餘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軍事上屢受外敵之辱，常被稱為弱宋。但是，外因很多時候都是無奈的。倘若我們全麵地看待宋朝的文明，就會發現，在經濟、文化、科技、農業、工商業、手工業等方麵都，南宋其實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社會繁榮的巔峰。它的其成就，甚至超過了隋唐和之後的明清。它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沒有抑製工商業發展的朝代，並且極力地發展對外貿易，是個外向型的政體。雖然幾乎在每個皇帝時，它都不斷的納貢稱臣，但國庫歲收依然充裕。而且終宋一世，隻爆發過幾次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應該是有其原因的。
漢文明在宋朝時候，遠遠地領先於世界。它富有人文精神，科技發達。可以說，宋朝是中國曆史上最接近現代管理的朝代。這個開放、寬容的王朝，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經濟、科技最發達的朝代，也是中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而當時的世界，仍然屬於草莽狀態：它們正在追求物欲的極致，而宋人卻已經在抨擊這種欲望的蔓延了。
在南宋鼎盛的年代，中國的GDP總量，差不多超過了世界總和的大多半（其中尚不包括科技的含量）。宋朝的經濟實力、科學技術，以及文明的程度，在當時世界上都毫無爭議地位列第一。
時光浸蝕了一切。曆史在我們的眼前，永遠都是模糊不堪的。我們仿佛永遠也看不清它的真正麵目，因為暴力永遠都是人類進展的最後的決定力量。麵對暴力以及它們的陰影，我們隻能留下一聲歎息而已。
也許我們隻能把渴求正義的手，疲弱地伸向上帝。
——宋亡之後的漢文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從北宋末期發展起來的市民社會噴薄茁壯的人性獨立意識（正如《水滸》中好漢們所表現的），新型商業經濟模式的孕育，以及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在野蠻民族的蹂躪下，基本上都無從談起了。也就是在蒙元統治的14世紀初期，漢文明群體，喪失了最好的發展階段，以及千載難逢的機會。——其時，文藝複興開始在歐洲蓬勃發展起來。雖然漢人在南宋滅亡之後八十多年複國成功，但是繼起的明王朝，無形中還是受到了蠻族政權體製的巨大影響。它繼承了暴力統治的格局，大開曆史倒車，無視生命的價值，並且自覺地抑製了商業貿易的發展。
毫無疑問地，我們漢人在遭遇北方騎馬民族的重創後，開始變得保守，其統治階級相比較宋朝統治者而言，也更殘暴。此後的數百年，麵對外侮，大多數漢人的精神漸趨於麻木了。
因此，回望南宋的滅亡，更加讓人倍覺淒慘。
“中國”始終都是華夏，華夏始終都是進步文明的代表，而華夏也根本不曾以種族、民族劃分。中國文明垂世而獨立，可以說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創性文 明，在遊牧民族的入侵和打擊下，崖山之戰後，整體性亡於蒙元，我們文明的發展的積累被破壞。“崖山之役”以下，中國已經沒有一個統治集團有能力又有意願全 盤接手華夏文明，並加以發揚光大，因此中國正朔已斷。“崖山之後無中國”，說的就是這個悲劇論斷。也許日本人說的是對的：宋之前是中國，宋之後是支那。
曾經是日本“支那學”創始人之一的內藤虎次郎(1866-1934)說過：宋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日本的漢學中，“唐和宋在文化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
我們暫且不論側重於清史研究的內藤的這種劃分是否具有科學性，不過，將宋代的文明貢獻擺到如此的高度，不能不說是眼光獨到：它的意義在於商業經濟的萌芽與近代文明的發軔。
【支那學：以1920年9月與小島佑馬、青木正兒、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武內義雄等創辦的《支那學》雜誌為標誌，一些明治時代出身的文學工作者們，就在這種語感下長大。其時，一直屬於日本國文學範疇的漢學，被重新界定，其中絕大部分內容獨立出來，回歸它應處位置，就被命名為“支那學”。此後，許多受“支那學”熏陶的日本學人對“支那”一詞一往情深。詩人夏目耿之介（1890-1971）曾在《唐山感情集》的“敘”中這樣寫道：“對我來說，支那這兩個字本身就令我無條件地敬重酷愛……，支那就是china，支那兩字強烈地，充滿世界一流文化國家的傳統和曆史的神韻。”】
而窮畢生之精力研究宋史的曆史專家鄧廣銘認為：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在題鄧廣銘的《宋史.職官誌考證》的序言中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天水一朝。後漸衰微，終必複振。”認為宋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後文化發展的指南，我國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將走上“宋代學術之複興”，或者“新宋學”建立的道路。
這一些論斷，無一不道出了宋代曾經的輝煌。
南宋的文化是積極的、開放的。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在他1959年出版的專著《蒙元入侵前夜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很有意思地認為，宋代其實是“中國的文藝複興”時期。我們如果從哲學，詩詞，戲曲，平話，繪畫等等文藝形式的活躍和成就來考察，以及與此後不久的歐州文藝複興的中樞思想進行對比，就不難發現他的這個論斷的科學性。
對於中國曆史而言，宋朝的確就像是一個全方位的文藝活躍時期。那麽，這樣的文藝活躍局麵，為什麽在後來終止了呢？為什麽沒有如歐洲那樣，走上持續複興道路，並進而走向新興資本主義社會呢？！這個近世的開始是怎樣被打斷的？那個繼承了它的生存狀態，弓馬嫻熟的蒙元王朝，為什麽沒有繼起這樣的文藝複興？這是很值得我們反思的。
中國文化到了宋代達到了巔峰。宋，就是這樣一個銘記了漢源正朔的昂揚向上的朝代。然而遺憾的是，中國文化巔峰的時代，卻隨著南宋的滅亡而凋殘了。
6
曆史上，漢人對自我之任人宰割的命運，似乎早已經習以為常。奴性是一種自覺的精神墮落和自我價值的淪滅，對此我深信不疑。是的，我們漢人的個體性命，其實並不比一個屠宰過自己的暴力文物更重要：崖山之後，麵對強權，我們漢人早就自甘墮落了。漢文化的積極精神已經被野蠻民族摧殘得體無完膚！
宋之後的蒙古人和滿洲人先後交替的族入侵，帶給華夏人民極大災難和深重殺戮，這是兩個野蠻暴力對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因此，在日本人的眼裏，中國自南宋以後，就不再是他們崇尚的正源華夏文明了。不少國外的史學家，也將宋朝的覆亡，視為古典意義上中國的結束：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的是，南宋王朝所曾經具有的微弱的、然而卻是英勇的抵抗精神。它在蒙古橫掃歐亞大陸後，曾經獨立支撐了數十年，為人類文明與正義的伸張，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典範作用。
蒙古軍隊占領中國北方時，其種族滅絕手段極為惡劣，令人發指！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屠城記錄。蒙古屠殺造成了中國北方人 口大量減少，其程度令人觸目驚心。在北方有4500萬以上登記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後，還不到700萬，而且這個數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幾 百萬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於瘟疫，饑餓的人口，那麽也至少屠殺了80%以上。據記載，南宋人到中原後震驚地看到，蒙元統治下的中原地區，千裏荒無人煙，白骨遍地，死屍相枕，水質腐臭不堪。一幅幅慘不忍睹的景象！
蒙古軍隊攻占長沙時，嶽麓書院的數百名書生全部壯烈戰死。而300多年後，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時，身邊卻隻有一個太監，更別提陸秀夫般的血性忠臣了……。 可以說，中國的文化精英和精神支柱，在蒙元屠夫的屠刀下，可悲地萎縮甚至泯滅了。
宋以後，特別是宋明相繼覆亡於蒙元和後金滿清手中時，漢人在經曆了多次異族入侵、改朝換代的血腥殺戮後，華夏文明陽剛進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斷，勇烈誠信的人群，幾乎全被殺絕，民族最優秀成分基本喪失，存活下來的都是從近似現代的“叢林規則”的法則中，衍生出來的奴化人群。
因此，宋代之後的社會，充滿了太多圓滑世故的保命哲學。再經曆 清代以來的文化自我閹割後，剩下的漢人文明，基本上散透著一種腐朽的氣息。雖然古老，卻無時無刻地不在戧害著人們的精神和生存氣質。暮氣沉沉的黃昏式的智慧，限製了積極的思維。
南宋之亡，像賈似道、史彌遠這些奸臣當道朝政，而在對蒙古戰爭中，像劉整、呂文煥等漢奸望風而降，固然是一些導致朝政傾覆、讓蒙古人乘虛而入的重要因素。但是，它跟蒙古民族強盛彪悍的武力、野蠻凶殘的反人類手段更有著直接的關係。
南宋畢竟是在蒙古花了半個多世紀的圍攻，昂然挺立之後，才悲壯不屈地消亡的。而綜觀歐亞大陸上其他的國家和民族，有幾個能夠在蒙古鐵騎的肆虐之下，長期頑抗的？！實際上，經過了兩千多年的風風雨雨的顛撲不破的發展，到了南宋時，華夏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南宋官員就曾經不無自豪地批評過，“世風日靡，黔首猶著絲衣”。宋代冶鐵，陶瓷，造船和 火藥技術都獲得了遠遠領袖世界。深深地影響了日後日本人的文明發展的哲學，禪道，茶藝，繪畫，陶瓷，絲綢，冶金技術等，差不多都是在南宋時期傳到日本列島的。而元朝時，為了防止漢人軍事武裝，蒙古人嚴禁漢人煉鐵，因而一些冶金技術在大陸失傳了。然而，這些工藝卻在日本得到了較完善的保存。日本的刀具也因此被譽為世界三大名刀之一。
在慘烈的崖山海戰中，南宋艦隊的戰船的先進程度，是當時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實際上，當時南宋的造船技術，甚至比18世紀蒸汽船出現之前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發達。根據剛打撈上來的南宋船“南海一號”和相關史料，南宋船長三十米。阿拉伯人曾經驚歎，“東方的寶船，簡直是一個城市”。宋軍還是世界上最早將火藥應用於戰爭的。他們製作了當時最好的火器。可是，後來蒙元嚴禁漢人製造火藥，致使火藥的軍事化被遲滯了。
南宋時期，皇帝的權力其實並不是至尊無上的。詔書必須有皇帝、太後、宰相和三位輔臣聯名之後，才會有效。而一般百姓可以集會議論朝政。比如北宋末年罷蔡京殺六賊，就是太學生陳東，以及十幾萬百姓聯名上書，施壓朝廷，才導致的結果。丁大全當政時，陳宗則聯合杭州市民，集會要求宋理宗罷免他。而南宋學風自由活潑，技術人員備受重用，這一些也是其他的政權體所不及的。
南宋發達的航運，促進了大型貿易，商業文明的巨大發展。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伴隨的紙的流行， 資本主義的萌芽正在悄然地孕育、成長。
然而，就在華夏文明正茁壯展現和噴薄吐露出它的輝煌燦爛的曙光的時候，卻遭受到了人類曆史上空前殘暴、野蠻的遊牧部落反人類的侵略。蒙古人在1234年與南宋聯合滅金之後，他們的馬蹄很快地就踐踏了他們的諾言，開始動用他們幾乎全部的軍事力量，打擊華夏曆史上文明程度最高、然而卻是最為內斂軟弱的南宋王朝政權。不過，即便這樣，蒙古人可以幾個月內，就踏平花拉子模，橫掃俄羅斯大地，夷滅了東歐列國，擊潰了不可一世的中歐條頓騎士團。但是，在充滿詩意的江南文明地區，它們的進攻，還是被頑強地阻遏了將近50年！
貌似內斂的文化張力的韌勁，有時也會鋒芒畢露的。
蒙古人攻打襄陽，前後共圍攻了五年，卻硬是打不下來。那時的襄陽，比二戰時的列寧格勒還要牛逼。而蒙古人在攻打四川合川的釣魚城時，川中軍民奮力反抗，並擊斃了蒙哥大汗。釣魚城因此成為曆史上最神奇的戰略堡壘之一。川民到快要被殺光了，仍然不放棄抵抗。而這就是文化轉化成武化的力量！
而即便是宋朝皇帝投降了的時候（像德祐帝），抗擊蒙元大軍的漢人力量，依然在抵抗著。根據宋製，投降詔書，是必須丞相大臣連署之後才能有效的。倘若丞相不署名，隻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國家沒有投降。在崖山海戰後，20餘萬的漢宋軍民，除了2萬餘人無奈之下被強行俘虜外，其餘的上至年幼的皇帝，下至普通的落魄軍民，差不多不是戰死，就是自殺殉國了。
這種壯舉，跟抗戰初期的所謂“南京保衛戰”比起來，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
在《海嘯》的《崖山》一章結尾，田中芳樹至為感人地抒寫了視死如歸的陸秀夫和帝景（趙昺）的赴難：
“帝景的眼神透露著對陸秀夫之完全信賴。人稱沉著剛毅的陸秀夫雖然極力忍住眼淚，可是卻無法抑製聲音裏的顫抖。
‘首先請麵向北方。向祖先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之禦靈叩拜。接著再向父皇度宗皇帝及兄皇端宗皇帝之卸靈叩拜。對，這樣就可以了。皇上做得非常好。再來請皇上攀住臣的後背。’
帝景天真地倚在陸秀夫的背上，兩隻小手環往了他的肩膀，陸秀夫準備了兩條帶子。一條纏繞在腰上將帝景和自己綁在一起，另一條則綁住了自己的腳踝和鐵錨。
‘那麽，我們就出發了。’”陸秀夫淡定地說。
在《通俗宋元軍談》中，作者無名氏這樣哀歎道：“嗚乎，祥興二年乙卯春二月甲申之日。今為何日啊？大宋三百二十年之天下，一朝亡矢。”
宋朝最後三任皇帝，都不是並虐驕奢之無道昏君，而是不該背負亡國責任的童稚。不論是當時之人或是後世之人，無不格外感到悲慟衷傷。
而在原先南宋的地域，遺民們在聽聞宋滅後，無不悲愴震驚，已經淪陷的浙江大地上，十萬士子痛不欲生，紛紛蹈海自殺。在福建，自戕殉難的漢民，約有四萬餘人！
請相信，這就是華夏精神，一種久經磨難的、顛撲不破的精神風骨！
明末的錢謙益在《後秋興.十三》中沉痛地寫道：
“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
更無魚腹捐軀地，況有龍涎泛海槎？
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無歸處，獨俺銀輪哭桂花。”
隻可惜在他的身上，已經沒有南宋漢人的那種氣節了。
秦無衣 02/2012
於Santa Monica
想一口氣看完，可沒時間了，回頭再來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