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國力和財富，到了正德時幾乎已經達到了頂峰，它同時也培植了朱厚照瘋狂行徑的溫床。像“豹房”，“威武大將軍”等經典詞語，把這個不甘寂寞的大玩家的形象，暴露得麵目如生。而此後世風日下，貪汙腐敗等等，此君也該算是始作俑者。正德皇帝隻活了三十歲，就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而到了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登基上台後，淫風色欲則更甚一步了。說句實話，嘉靖在位的四十五年，可以說是曆史上漢人掌控的政權中，最為繁華的階段之一。那時的江南一帶，異常的富庶，商業經濟波濤洶湧地衝擊著農耕經濟。土地兼並的事實，加上多生產糧食並不能致富，因此連農夫們都不想種田了，於是閑人就多了起來，他們成了市井社會的潤滑油。而很多閑人都投身到大戶人家，情願賣身為奴，做寄生蟲。富裕的社會，就像瓜熟蒂落一樣，同時也是墮落的溫床。好在富裕本身具有相對的凝聚力，因此江南閑漢們的為害，還不至於像若幹年後崇禎年間，以王嘉胤、李自成、張獻忠等西北閑漢們那樣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席卷了整個帝國，為害天下，並最終導致了明王朝的滅亡。
然而，太平皇帝多無所作為。有野史記載，嘉靖皇帝“性忭”。什麽叫性忭呢？就是性欲亢奮。嘉靖好道術，並且將它跟房中術結合在一起，大搞采陰補陽的長生之道。他炮製的“紅鉛丸”，就是別具一格的一種丹藥。何謂紅鉛？“紅鉛者，天癸水也。”那麽什麽又是天癸呢？《黃帝內經》中說：“月事以時下，謂天癸也。”也就是女性的經血。不過，這紅鉛可不是一般的女性月經，而是處女的第一次月經。因此，嘉靖皇帝就時常征召民間十、三四歲豆蔻年華的少女入宮，一方麵為他煉製紅鉛丸提供原材料，另一方麵也充當他進行泄欲、采補的活工具。嘉靖讓這些正在發育階段的少女們，在經期來臨時，夜半時分裸身長久地站立在庭院中，身上沾滿了露水，然後與月經相融。太監們捧著器皿接下了，再煉成丹丸，供他享用，以便提高性能力，並延長壽命。隻可惜事與願違，嘉靖的修煉未成正果，六十歲時就殫精竭髓，一命嗚呼了。
正德，嘉靖的荒唐性事，隻是明代中後期性生活泛濫的一斑。宮中如此，民間也逐漸開始流行起淫風。明代中期嘉定的戲劇家沈采，在他的傳奇《千金記．起盜》中就說了：
“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
他揭示了明代中後期的一個真實的現象：在物資充裕的年代，人們精神空虛，因此臍下三寸的欲望，就急劇地膨脹了。被窩溫暖了，不免就會生出些鳥事來。在娛樂相對貧乏，然而溫飽已經不成問題的年代，淫欲就成了最好的消閑方式。在當時，偷情是比較普遍的街談巷論，人們不以為恥，僅偶爾以此圖利而已，比如捉奸。城市中的通奸成了一種流行現象，鄰舍們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時的地方官員，一般隻處理三件訟案：一是偷盜，二是奸情，三是財產糾紛。後來人們學乖了，第三種訟案就不見官了，免得落得別人中飽私囊。
明中葉之後，文人原創小說異常發達，而且種類繁多。其中不乏以言情，偷情，甚至色情為題材的。小說中人物的情愛過程，效率極高，往往三言兩語之後就直搗黃龍府了。我們在翻閱那些小說時，可能會因此臉紅耳赤，道德感像虱子一樣爬上我們的心頭，讓我們坐立不安。我們在指摘某某思想不開竅時，總喜歡用你這人思想太封建之類的詞語。殊不知，人家在六百多年前，就已經進入我們如越雷霆般探進的後現代社會了。因此可以說，性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前鋒。
《金瓶梅》被公認為是“天下第一淫書”。毋庸諱言，作者蘭陵笑笑生是個大才子，此書雖有警世意義，但是作者描寫起性事來，卻不厭其煩，其樂無窮，給人的感覺未免低俗淫蕩。不過，如果我們對中晚明的世風與生活習俗等背景有了了解後，就會理解蘭陵笑笑生創作此書的商業用心了。實際上，那個時代的淫風，比《金瓶梅》裏的描述，還要嚴重得多，也要肮髒得多。
《金瓶梅》中，西門慶擁有一妻（吳月娘）五妾，如果算上早幾年因病而死的卓丟兒的話，那就是六個小老婆。其中，李嬌兒和卓丟兒都是妓女，而潘金蓮、孟玉樓、李瓶兒，都是些什麽人呢？說起來，她們都是“再醮女”，也就是現在說的“二鍋頭”。按傳統禮教來看，這些顯然是背經離道的。但是在中晚明，這種現象根本不算什麽。別說民間的小老板、小暴發戶了，就是在知識分子中間，找個婊子做小老婆已經沒有人笑話了，相反還被人羨慕，因為這在當時已經成為時尚了。婦女離婚了，隻要長得漂亮，再嫁不難，也很正常。當時的社會風氣是典型的有奶就是娘，有錢就牛逼。社會的倫理、綱常已經破壞得差不多了，所謂“禮樂崩壞，人心不古”。
像西門慶這樣的市井無賴、小混混，從小就“不甚讀書，終日閑遊浪蕩”，到了二十六、七歲的年齡了，還任意妄為，他“專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風”。可就是這樣的流氓，居然在當地成為一霸，全縣都怕他，而且越混越發，逐漸成為遠近聞名的大財主。他經營的商務，從賣藥、販布到販鹽，什麽都幹，這樣的流氓、惡霸、奸商，後來卻成了官員，而且是人見人畏的主管山東一省的提刑所理刑副千戶。
西門慶是個不折不扣的色魔，用潘金蓮的話來說，他是“屬皮匠的，逢著的就上”。再好的女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娶再多的小老婆，他還是會去外麵嫖。他從來沒有強迫過女人，但在他設計下，一又一個的女人主動投懷送抱，甚至有不少不正經的女人，比如奶子、宋惠蓮、王六兒之流，因為跟他有一腿而自豪不已，甚至四處炫耀。西門慶泡妞，從來不強迫，他有的是時間跟女人泡，有的是閑錢給女人小恩小惠，王婆總結的搞掂女人的五字真經“潘驢鄧小閑”，他全部具備，所以他用不著強迫。他看上的女人，幾乎都跑不出他的手掌心。
潘 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宋惠蓮、王六兒、賁四嫂、林太太、如意兒、迎春、秀春、蘭香、來爵媳婦惠元等等，無不如此。書中寫道的被西門慶淫過的婦女，有名有姓的就有二十三個（包括“兔子”男寵）。而實際的數字估計還不隻於此。清河縣裏，大約有點名氣的妓女，像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等人，差不多都被他染指過。而像李嬌兒、卓丟兒兩人，更是被他納為小妾，朝夕淫樂。
在西門慶的身上，淫風烏煙瘴氣，穢臭不可聞。西門慶最後是死於春藥“紅鉛丸”的。紅鉛丸在民間又名“胡僧藥”，前麵曾經提到嘉靖也好此道，不過民間的采製方式估計跟嘉靖的不同，因為沒有宮中那麽優裕的人力條件，但是藥力卻增強了。西門慶就是過量地使用了紅鉛丸，導致體力衰竭而暴斃的。
在中晚明，像西門慶這樣的色魔，比比皆是。在那時的士大夫群體中，使用各類春藥，蔚然成風。據說滁陽有一位煉丹師聶道人，專門出售一種藥性濃烈的春藥紅鉛丸。當時，廬州知府龔廷賓的家裏養了很多女人，但是苦於體力不支，終日悶悶不樂。於是他花上百兩銀子，從聶道人那裏買了十個紅鉛丸。他急於求成，在一個月之內將所有紅鉛丸全部吞服下去。結果七竅流血而死。
而更可悲的是，萬曆年間著名的內閣首輔張居正，據說也是死於由經他一手提拔的譚綸敬獻給他的“胡僧藥”的。譚綸本是出於好心，他知道張居正就好房中性趣這一口，沒想到卻是好心辦壞事，將首輔的“一條鞭”給廢了。張居正死時，“膚體燥熱，如炙魚一般”。一代名相，竟如此暴卒，嗚呼！
不僅如此，更為荒唐的是，明代中後期的色欲之風，也彌漫到了清靜的佛門和道觀。很多小說都對越軌的和尚，進行了赤裸裸的鞭撻。對那些肮髒的出家人的不檢點的性生活，做了鋒芒畢露的揭露和嘲弄。在明代世俗小說中，有三段經典的名言，經常被作者們引用。一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中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二是傳說出自蘇東坡之口的：
“不禿不毒，不毒不禿。
轉禿轉毒，轉毒轉禿。”
三是：
“一個字便是僧；兩個字是和尚；
三個字鬼樂官；四字色中餓鬼。”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像在前麵提到過的閑漢，有很多就混不下去了，就剃頭出家了，但是凡心還在。但凡是男人，一般都具有四種幻想：一是錢，二是權，三是名，四是性。這些在明清小說家的筆下，都顯得合情合理。他們打著勸誡的名義，實際上對這些風氣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和尚呢，則屬於邊緣人物，他們的神秘性，正是婦女們最傾心的摸索對象。因為明代對僧道的管理製度比較鬆散，因此僧道們大都可以遊離於官府管製之外，成為相對獨立的個體戶。
所以良家婦女們見了和尚，就跟富家子弟見了妓女一樣，某種默契，盡在不可言表的眼神之中。如果說妓女在男人們的心目中就像是揮之不去的癮頭一樣，那麽和尚在明末的文人小說中，也成了深閨婦女的性幻想對象。明代婦女，除了“三元”節跟清明可以明目張膽地出門遊玩之外，另一個借口就是到寺院去燒香還原。文人作家們相信，燒香是假，而跟和尚眉來眼去是真。
在那些世俗小說中，和尚們的床上功夫，被大肆渲染。像《梧桐影》中的三拙，《禪真後史》中的華如剛，《歡喜冤家》中的老中青三個色僧等，哪個和尚不是色中餓鬼？和尚跟一般城市流氓的區別在於，他們具有比較穩定的經濟來源和社會聲譽。這些資本，讓他們在女色麵前，如狼似虎。擬話本《三言》《二拍》中的一些章節也提到了這種情況。
快感來自意想不到的刺激，而光頭更成了性感的象征。和尚與怨婦們如魚得水，幹柴烈火，一點即燃。這種赤裸裸的渲染，其實暗示的就是一個主題：人不是為了精神活著，而是為了肉體活著。教化思想在這裏不具備任何的說服力。佛道也好，儒道也好，都是身外之物。
所以，讀過《金瓶梅》的人們，千萬不要驚詫於其中的物欲橫流。倘若讀過《歡喜冤家》後，你才知道什麽叫人盡可夫了。這些小說中女人的縱情，估計有兩個科學的根據：一是裹腳，因血液擠壓，反而增強了女人的性欲，《歡喜冤家》中濮氏在欲熾難忍的情況下，從陰部拉了一個大血塊出來，即是明證。二是如荷蘭作家高羅佩所言，江南一帶的女人，因為多雨，以致陰戶鬆散，括約肌弱。因此和尚得手，多在陰雨天氣。
和尚在明末文人小說中的異軍突起，一方麵固然是因為女人本家正兒八經的男人在性方麵的退卻，因此必須藉此扔下一個煙霧彈遮羞；另一方麵也說明了在物欲橫流的社會裏，一般的婦女已經不能滿足於閨閣的道義枷鎖，因而急不可耐地需要尋求身心的解放了。越是隱秘的地方，越是罪惡的隱身之處。就像《十日談》。但是罪惡總是會給人帶來快樂的。所以我們隻能為我們人性中的最隱秘之處，表現出某種無奈。快樂總是伴隨著罪惡來臨的。沒有罪惡，就沒有快樂，如此而已。
比較有趣的是，尼姑的性作為就跟男寵一樣，在明代中後期文人小說中，都被淡化了。看來那時的文人們，對弱者還是持著保留態度的。像《禪真後史》中的性空，把和尚邀請到庵裏快活，殊出意外。因為把庵堂做為妓院，實在是荒唐透頂，讓人難以想象的了。
性是女人對自身尊嚴的最脆弱、也是最後的一道保護網。但是女人倘若以此守節，無疑又是一種畸形的選擇了。女人們心底深處最大的願望，其實就是成為一個富有而有才華的妓女。柳如是是如此，現代的張愛玲以及她的追慕者也是如此。而男人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一個擁有金錢和權力的、讓人尊敬的偶像，以此彌補臍下三寸的累贅之物，給他們帶來的渾身不舒服。這其實是一種欲望膨脹的自戀情結。
我們知道，文化的精髓是不受經濟基礎影響的。它們往往都是先於文明的閃現而發達的。這也是我們漢人唯一可以在世界上值得炫耀的命門。然而，到了明代中後期，在文明發展漸次繁盛的時候，卻出現了文化的巨大滑坡，導致整體社會道德基準的墮落，最終引發了摧毀王朝的危機。這一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反省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