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東林黨

　　　　　　　　
　　　　　　　話說東林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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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一副十分有名的對聯．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近代曆史上，每當風雨飄搖、國事蜩螗之秋，這副對聯常常在人們的耳際回旋，激勵人們關心國家大事，熱誠報國。
這副對聯的作者是誰?他為什麽要把讀書和關心國事聯在一起?這得從幾個世紀前說起。三百多年前，明朝神宗萬曆年間，有一批學者在無錫東門外的東林書院講學。今天，在江蘇無錫市東林小學的校園裏還可以看到書院的部分遺址。上引對聯就是東林書院講堂裏的一副楹聯。

一、東林講學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明朝萬曆年間的國事是一個什麽樣子。1368年，朱元璋創立了明朝。明朝前葉，國力強盛，政治比較安定。明中葉以後，政治日益敗壞，封建壓榨變本加厲，人民不斷起而反抗。
麵對著重重的政治經濟困難，神宗萬曆元年(1573年)，首輔張居正開始進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進稅製、增辟財源、興修水利和整頓軍事等方麵，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輔是首席內閣大學士，相當於過去的宰相。萬曆帝十歲即位，由張居正輔政；他年長以後，對於張居正專斷朝政和限製他追求聲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故後，明神宗親政，張居正的許多新政很快被廢除了。神宗統治時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勳戚、權臣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中最反動腐朽的勢力，操縱朝政，政治黑暗，軍事窳敗，財政拮據，而苛征暴斂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層出不窮。
由於明朝國力漸衰，崛起於關外的滿洲貴族也逐漸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轄，以至成為對明朝的威脅。麵臨這種國事日非的形勢，一些政治頭腦比較清醒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發出了關心國事、改革弊政的呼聲，上引有名的對聯就是這種呼聲的極好概括。
這副對聯的作者相傳是明末東林黨人的著名領袖顧憲成。顧憲成是無錫人，時人稱為涇陽先生或東林先生。他在萬曆八年(1580年)中進士後曆任京官。當時中央朝廷的主要官署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作為監察機構的都察院(這七個官署的長官稱七卿)。六部的正副長官為尚書、侍郎，部下各司由郎中主持，屬官有員外郎、主事等。都察院的正副長官為都禦史、副都禦史和僉都禦史。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顧憲成直言敢諫，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員經常對朝廷的錯誤決策有所非議。一次，首輔王錫爵別有用心地對顧憲成說：“當今所最怪者，廟堂(指朝廷)之是非，天下(指輿論)必欲反之。”顧憲成針鋒相對地回答：“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他一語道破了朝廷當權者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真象。
萬曆二十一年，顧憲成因爭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第二年，朝廷會推內閣大學士(習稱閣臣)，顧憲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厭惡的，從而更觸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顧憲成回到了家鄉，決定從事講學活動，同時宣揚他的政治主張。恰好在無錫有一所宋朝學者楊時(時稱龜山先生)曾經講過學的東林學院，他就同弟弟顧允成倡議維修。他德高學湛，在士大夫中聲望很高，得到許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資助和支持，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修複了這所書院。同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製定了《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大會一、二次，每月小會一次。明代中葉以後的思想學術界，王守仁的學說極為流行。王學末流的通病是空談心性，放誕而不務實學。東林學派的興起，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
《明史·高攀龍傳》中說：“初，海內學者率崇王守仁，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為主，操履篤實，一出於正，為一時儒者所宗．”這裏也反映出，服膺宋代程頤、朱熹一派理學的顧憲成等人，是所謂儒學的正宗。這就難怪，對於同時代的進步思想家李贄衝破儒學舊傳統和封建舊禮教的言行，顧憲成竟力詆其非。總的看，東林講學的突出成就不在學術思想方麵，而在於號召人們關心時事，為國盡力。他們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現實問題，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高攀龍曾經指出：“此時民不聊生，大亂即將來臨。”顧憲成也感到，危機四伏的政治形勢已如同“抱柴於烈火之上”；他因而認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慮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隱退鄉裏的不關心世道，“君子無取焉”，都是不足取的。正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中，他們把讀書、講學同關心國事緊緊地聯係在一起，以此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多有誌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他們“聞風響附”，不顧道路遠近，紛來遝至，人數之多，竟使東林書院的“學舍至不能容”。一部分在朝任職的正直官員，也同東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這裏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
那時所謂的“黨”，不同於今天的政黨，既沒有固定的章程，也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而是指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動中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一批人。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動，經曆了神宗萬曆、熹宗天啟和思宗崇禎三朝，長達半個世紀。由於沒有固定的章程和嚴密的組織，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主張，往往是通過個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概括起來，大致是：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麵，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征暴斂，主張既重視農業，也重視工商，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反對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進攻。

二、黨爭頻起

“三案”更兼“京察” 當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議政，逐漸聚合成一個政治集團一一東林黨的時候，另一批熱中利祿、貪戀權勢的官僚，也逐漸形成按籍貫劃分的幾個“黨”，它們是：山東人的齊黨，湖北人的楚黨，安徽宣城人的宣黨，江蘇昆山人的昆黨，而以浙江人的浙黨聲勢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他們在當權期間，結黨營私，依附皇室、勳戚，交結宦官，不斷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員；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紛紛占據要津，成了“當關虎豹”。他們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不以國事為重，而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於是出現了曆史上有名的明末黨爭。
東林黨與對立各派之爭，如史書所說，“以立儲(皇太子)為主腦，三案為餘波，察典特報複之具”。這是說，圍繞著是否擁立朱常洛(神宗長子)為皇太子這條主線，在“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中激烈爭鬥，其間，雙方都利用京察製度作為打擊對方的手段。明末黨爭始於所謂“爭國本”。“國本”，指皇帝的繼承人。國本之爭，是圍繞於朱常洛為皇帝繼承人的問題而展開的。明神宗的皇後多年不育，皇長子朱常洛(後來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萬曆十四年(1586年)，常洛五歲時，神宗的寵妃鄭氏生下皇三子常洵。按照封建禮製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當立常洛為太子。但是神宗寵愛鄭氏，不僅封她為貴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貴妃)，還想立常洵為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雖然也主張依製立長，但他們怕觸犯皇帝，有時態度曖昧。
許多朝臣包括後來屬於東林黨的一派人，一則認為應該依製立儲，二則深恐鄭氏家族竊權，紛紛上書，堅決要求盡早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立長是名正言順，神宗不好公然違反“祖製”，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幾年也定不下來。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下詔將長子常洛和另外兩個兒子常洵、常浩同時封王，而不明確皇位繼承人，以便常洵仍有被立為太子的機會．包括顧憲成、顧允成兄弟在內的許多廷臣，上奏阻止這一詔令的頒發。神宗迫於公議，於二月間收回了三王並封之命。當時不僅許多朝臣，就連神宗的母親慈聖皇太後也堅持立長，因此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隻得冊立年屆二十的皇長子常洛為太子。神宗同時封常洵為福王，但又不讓他到封地洛陽去，後來還以授給福王的土地不足四萬頃為借口，繼續將福王留在宮中。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為內閣大學士，上疏堅決反對．他認為這樣做不合“祖製”，同時指出，封王要地過多，隻能強奪民地，而過去世宗朝景王要求莊田過多，“幾至激變”，引起人民反抗，希望萬曆帝記住這一“前事之鑒”。在葉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萬曆帝讓福王赴洛陽，授給他的莊田也削減了一半。
這就是“福王就國之爭”。
福王常洵到封地之後，鄭氏集團仍謀奪取皇位繼承權，一再策劃謀害太子常洛，因而發生了明末著名的宮廷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梃擊案發生於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一天，有個男子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奔內廷，闖入皇太子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打傷了守門的侍從，一直闖到前殿簷下才被抓住．神宗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浙黨官吏，說這個名叫張差的男子是個瘋顛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巴結鄭貴妃的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提出深究。
東林黨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許多官員共同審訊，迫使張差供出：是叫龐保和劉成的兩個內監，“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指太子)，有吃有穿”。這兩個內監恰恰是鄭貴妃宮內的。朝中的東林黨人和不少官員據此推斷，這是出於鄭貴妃及其兄鄭國泰的陰謀，於是堅決要求徹底追究的神宗一看案情牽連到自己的寵妃，隻得親自出麵，在慈寧宮召見群臣。他拉著太子常洛，向百官說什麽“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又說福王已赴封地，太子之位已定，“今又何疑”？神宗下令立即將張差斬首，又把鄭貴妃宮內參與此事的兩個內監在內廷打死，就草草了結了這件大案。而王之寀卻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神宗竟將他削職為民。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常洛繼位，是為光宗。八月間光宗得病，宮廷醫生崔文升進了泄藥，光宗服後病勢加重。鴻臚寺丞[1]李可灼自稱有“仙方”，光宗服了他進奉的兩顆紅丸後，不出一天，在九月初一日突然“駕崩”，於是廷臣大嘩．首輔方從哲還擬旨賞賜李可灼白銀五十兩，更激起了朝臣的責難。
東林黨人楊漣、惠世揚、高攀龍等先後上書，指出故意用泄藥的崔文升“素為鄭氏腹心”，直斥“鄭貴妃包藏禍心”，責問方從哲為什麽“必加曲庇”?還聯係前事，聲稱“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由於鄭氏集團和方從哲的阻撓，此案未予追究，直到天啟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處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貶謫到南京。移宮案的經過是這樣的：光宗剛剛繼位時，鄭貴妃為了控製他，將自己宮中的李選侍(選侍是沒有封號的宮嬪)送給光宗，很得光宗的寵愛。光宗死後，應由十六歲的皇長子朱由校繼位，李選侍也應立即遷出宮內正殿乾清宮．李選侍企圖挾製朱由校以弄權，仍與朱由校住在乾清宮，不肯遷出。她還讓心腹太監盜竊宮中珍寶去賄賂首輔方從哲；又放出空氣，說皇長子年幼，宜由李選侍以太後身分垂簾聽政．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等人指出，皇長子已經成人，“何必托於婦人女子之手”?並揭露說，這是“將借撫養之名，行專製之實”。惠世揚更大膽指斥“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並指責方從哲通過內監得賄，同她勾結。在這場爭議中，鄭貴妃、李選侍、方從哲不僅理虧，而且他們當時還沒有掌握最高權力，所以東林黨人終於占了上風。李選侍移出了乾清宮，朱由校在東林黨人支持下，擺脫了鄭貴妃、李選侍的挾製，於九月初六日即位，是為熹宗。
在圍繞皇位繼承權進行爭鬥的同時，東林黨人同反東林各派展開了尖銳的權力之爭。這表現於許多方麵，主要是爭“京察”。京察是明****核京官的一種製度，規定六年一次，稱職者予獎或晉升，不稱職者處罰或斥退。爭京察就是爭朝廷的人事大權。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東林黨人、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他嚴正廉直，不講情麵，在京察中提出要處分的人，有幾個是首輔沈一貫的黨羽。由於沈一貫蒙蔽了萬曆帝，他的黨羽錢夢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處分，而楊時喬反被嚴旨斥責。
不過，東林黨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貫遍置私人、蒙上箝下，沈也被迫謝病不出，於次年致仕。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京察時，東林黨人、大學士葉向高主持朝政，這一次，齊、楚、浙、宣、昆等黨一些人物被罷了官。但在南京則出現了另一種局麵。
原來明朝在明成祖永樂十九年(1421年)從南京遷都北京以後，仍在南京(時稱留都)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齊、楚、浙黨方麵的官員，他們就合謀排斥了所有支持李三才的東林黨一派的人。李三才是東林黨領袖之一，他任鳳陽巡撫[2]時深得民心。齊、楚、浙黨人物拚命攻擊李三才，正因為他們自己大都是一批奸邪之徒。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時，方從哲秉政，齊、楚、浙等黨多居要職，於是又“盡斥東林”。終萬曆一朝，東林黨人大部分時間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處於不利的地位。他們支持熹宗繼位後，才受到重用。
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是首輔，趙南星則以左都禦史身分參與主持京察，他痛斥齊黨亓詩教、楚黨官應震等“四凶”，堅決罷了他們的官。上述皇位繼承權之爭和京察之爭，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但是，這並不能掩沒東林黨人在這些鬥爭中力圖革新朝政、反對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勢力的進步作用。東林黨人之反對鄭貴妃、李選侍，顯然是為了防止外戚和後妃弄權，而外戚和後妃專權往往是一個封建朝廷趨於沒落衰敗的表征之一。
在京察中，雖然存在門戶之見，但總的看，東林黨人努力整頓吏治，杜絕請托和注重人才，是有目共睹的。他們打擊奸邪，也獲得輿論的支持，如萬曆三十九年京察，貶黜了過去被沈一貫包庇的錢夢皋，“群情益快”；後來趙南星斥退亓詩教一夥人，也是“天下快甚”。趙南星任吏部尚書時，糾正選用官吏中的弊端，“銳意澄清，獨行己誌，政府及中貴(皇帝寵信的宦官)亦不得有所幹請，諸人憚剛嚴不敢犯”。總之，東林黨所排斥的大都是貪黷奸邪的官吏，他們力求革除弊政、澄清吏治，這是值得肯定的。

三、惠商恤民　

反對礦、稅之弊 明中葉以後，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更加發展。在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開始形成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給當時的社會矛盾和鬥爭帶來了新的影響。東林黨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他們有的人突破了傳統的農為國本的經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觀點。如趙南星說：“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李應升反對關卡重重、商稅繁多，要求執政者“愛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於途(指販運)”。可是工商業的發展，卻更加刺激了封建統治者的貪欲。貪財成癖的明神宗，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采礦和征稅，濫肆搜刮。
礦監所到之處，不管有礦無礦，隻顧搜刮金銀；有時見良田美宅，就胡說地下有礦，借此敲詐或強行霸占。稅使沿交通要道遍設稅卡，連小民手中“隻雞束菜”也得上稅；而且稅額苛重，商人往往被迫把貨物抵作稅款。依靠敲骨吸髓的掠奪，僅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宦官運至北京獻給神宗的就有白銀九十餘萬兩、黃金一千五百七十五兩，還有大量的珠寶。直接裝入礦監、稅使私囊的也為數極巨。如礦監陳增搜刮的金銀，進奉皇帝的隻有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卻落入了他的腰包。礦監、稅使是皇帝的親信，權力極大。他們每到一地，就撇開地方官府，另建稅署，專折奏事，直通皇帝。他們對不屈從於他們的地方官，上奏告密誣蔑，神宗偏聽偏信，立即下令逮捕治罪，有的地方官甚至被活活打死。礦監、稅使及其爪牙，無惡不作。如湖北稅監陳奉，“其黨至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礦監陳增在山東益都，日征千人鑿山開礦，為督促多采，打死了許多工人。陳增的爪牙程守訓等人到了江浙地區，揚言奉密旨搜金寶，誣大商巨室私藏違禁物，“所破滅什百家，殺人莫敢問”。礦監、稅使的貪殘暴行，激起了廣大社會階層的痛恨和憤怒。許多地方爆發了自發的反抗鬥爭，下麵舉幾樁突出的事件。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山東臨清商民罷市，萬餘憤怒的群眾火燒稅署，打死稅監馬堂的爪牙三十七人，馬堂也被打個半死。二十九年三月，對稅使陳奉恨之切骨的武昌商民，因當地官員馮應京奏劾陳奉十大罪，反遭陳奉誣奏而被捕解京，於是群情激怒，包圍稅署，誓殺陳奉。陳奉本人逃脫，群眾抓住了他的幫凶五六人(一作十六人)，投入了長江。同年六月，蘇州幾千名織工在葛成(即葛賢)領導下，反對稅監孫隆，打死孫的爪牙數人，放火燒了一批作惡多端的稅棍的住宅。第二年，北京門頭溝一帶廣大窯工和運煤腳夫，結隊進入北京城，張貼告示，要求懲辦肆意壓榨百姓的稅監王朝。一些朝臣也指責王朝，神宗最後隻得把他撤了回來。雲南稅監楊榮瘋狂掠奪，被他杖斃者竟達數千人。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三月，指揮(中級軍官)賀世勳率冤民萬人火燒楊榮第宅，殺了楊榮及其黨羽二百餘人，賀雖因此入獄，但神宗也被迫不再派稅監到雲南去了。各地人民反抗礦監、稅使的鬥爭持續了二十餘年，大小上百次，北至遼東，南至滇粵，東至蘇常，西至陝西，此起彼落，狠狠地打擊了反動統治者。
在這場鬥爭中，東林黨人是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的。神宗一開始派出礦監、稅使，東林黨人就表示反對。山西巡撫魏允貞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領礦、稅，為民禍害。宦官進行反噬，魏受到神宗的切責。萬曆二十七年，大學士葉向高上疏要求罷撤礦監、稅使。同年，吏部侍郎馮琦上奏說。“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這些礦監、稅使帶著成批奸徒，專門“困商”、“害民”，不但貧者斷絕生計，富人也蒙受其害，這樣下去，勢必激起“大亂”。
萬曆二十八年，另一東林黨人、給事中(掌規諫糾察的朝臣)田大益在上疏中痛陳礦監、稅使六大害，他說，皇帝內庫的金銀日進不已，公私騷動，民脂刮盡，而神宗仍以宦官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脈；但“怨極必亂”，一旦土崩勢成，眾心齊倡，“至於揭竿”，皇帝的天下就會“大潰”而無法挽救了。萬曆三十一、三十二年(1603—1604年)間，在無錫，商人趙煥因告發稅吏俞愚、金陽虐民不法之事，被俞、金兩人誣以漏稅，並慘遭殺害，沉屍於河。趙煥之子希賢輾轉控告，又被金陽等人誣以阻撓稅收而將他抓走，企圖“轉解稅監，斃之杖下”。當時在家鄉講學的顧憲成，怒不可遏，挺身而出，一再致書地方官，痛揭稅棍欺詐勒索、草菅人命的暴行。殘殺趙煥事件引起公憤，除顧憲成外，一些正直的地方人士也上書江蘇巡撫，要求秉公處理。
最後，地方官處理了俞愚、金陽，釋放了趙希賢。李三才反對礦監、稅使的言行，在當時影響最大。他是順天府通州(今北京通縣)人，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就任鳳陽巡撫。在鳳陽巡撫管轄的地區內，有好幾個礦監、稅使，殘民以逞。李三才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上疏萬曆帝，尖銳地揭露說；自從礦、稅迭興以來，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為計。皇上為民之主，不惟不給民以衣食，反而剝奪民手中之衣食。征稅之吏，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幹，明日又加銀若幹。今日某稅若幹，明日又加稅若幹。今日某官因阻撓礦、稅而被拿解，明日某官因怠玩礦、稅而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稅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之徒，附翼虎狼。如內閣中書(內閣低級官員)程守訓尤為肆無忌憚，竟假冒聖旨詐財，動以萬數。楚地內使(指陳奉)沿途掘墳，得財方止。”接著他問神宗，對這種情況，“皇上之心安乎不安乎”?進而他又大膽地把矛頭指向了神宗，指出：“皇上愛珠玉，民亦慕溫飽；皇上愛子孫，民亦戀妻子。奈何皇上欲積黃金高於北鬥，而不使百姓有升鬥之儲?皇上望傳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此而不亂者。當今皇上病源在於溺誌貨財。臣請皇上煥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
一個月後，李三才又上疏說：“數月以來，章奏涉及礦、稅，即束之高閣。臣前疏非同平常，關乎國脈民命。人主若對民休戚不關，但憑威力，加以劫奪，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產，掘人之墓，即在敵國仇人猶有不忍，何況己之百姓?一旦眾叛土崩，小民皆為敵國，‘亂’眾蜂起，陛下塊然獨處，即使黃金盈箱，明珠填屋，又誰能守之?”李三才的奏疏，真是一針見血地打中了反動腐朽、貪婪無比的萬曆帝派遣稅使、礦監這一弊政的要害，萬曆帝當然隻能束之高閣了。
不過，李三才還是憑借他作為鳳陽巡撫所握有的職權，給人民辦了幾件好事。萬曆帝派到鳳陽巡撫管轄地區內的幾個礦監、稅使，以駐徐州的陳增最為凶橫。李三才嚴懲陳增的爪牙，罪大的則加以捕殺，打擊了陳增的氣焰。他還奏劾陳增的重要幫凶程守訓貪贓數十萬銀兩等罪，使程及其同夥被捕解京，終於伏法，遠近大快。史書上說，李三才“以折稅監得民心”。兩淮地區發生災荒時，他經報請朝廷獲準，對災民加以賑濟，還免除了應納的“馬價”(一種苛稅的名目)，因此“淮人深德之”。李三才的言行贏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讚揚，聲望日隆，有可能被推舉進入內閣。齊、楚、浙黨一派官員生怕李三才入閣會對自己不利，就連連上疏攻擊李三才，誣蔑他奸詐貪橫。顧憲成等東林黨人則駁斥這些讕言，於是雙方又發生了一場筆墨官司。
由於一再受到攻訐，萬曆三十九(1611年)，李三才不得已自動辭職。這就是當時喧鬧得不可開交的李三才入閣事件。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死去，朝廷才宣布撤掉一切礦監、稅使，過去因反對礦監、稅使而被處分的官員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對礦、稅之弊的鬥爭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勝利而告一段落。

四、抨擊奄黨

明神宗、光宗相繼死去後，東林黨人因扶立熹宗有功，頗受重用。已退休的葉向高回朝廷重任首輔，韓爌和劉一燝成為內閣大學士，還有趙南星任吏部尚書，孫慎行任禮部尚書，鄒元標做了左都禦史。與反對的黨派相比，朝中一時出現了“東林獨盛”的局麵。
東林黨人的部分主張開始得到貫徹。除撤除礦監、稅使外，他們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興屯田，修水利，種植水稻。為加強東北軍事，以防備滿族領袖努爾哈赤建立的後金(後改稱清)地方性政權的進攻，劉一燝推薦熊廷弼督師遼東。後來東林黨一派的內閣大學士孫承宗，自請督師山海關，還積極支持袁崇煥守寧遠。這熊、孫、袁三人正是明末抗禦後金進攻的著名三統帥。鄒元標和馮從吾在北京宣武門內創設了首善書院，聽講者除了一般士人，還有市民和“氓隸”(下層群眾)；首善書院尚德業，重氣節，對北京的士風起了好的影響。東林黨人為張居正平反昭雪出力，也值得一提。張居正在政治上有很大建樹，但對反對過自己的人往往加以打擊報複。後來成為東林黨的一些官員就曾經受過他的打擊。張居正在父親死時，未依禮製回籍守孝；鄒元標上疏痛斥他，因而被處以廷杖[3]，遠戍邊地，在張去世後才調回京師。張居正死後，新政廢除，他本人被迫削了官職，家也被抄了。
整個萬曆一朝，朝廷中沒有人敢於替他說一句公道話。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鄒元標上疏稱頌張居正“功不可沒”，力主為之平反。當時不少東林黨人正參與朝政，朝廷於是決定恢複張居正的原有官銜，依禮葬祭。從此事可以看出，東林黨人是肯定張居正的政績的，他們能為國家著想而不糾纏於個人恩怨。
好景不長，東林黨人參掌朝政隻維持了一個短暫的時期，而以魏忠賢為首的奄黨勢力迅速膨脹起來，以至形成魏忠賢一人專權的局麵。魏忠賢本是一個目不識丁的無賴，吃喝嫖賭，把家產敗盡，作了宦官。他善於拍馬逢迎，極得熹宗的歡心，成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在明朝宦官機構二十四監中居於首位，而司禮監秉筆太監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向外朝傳達皇帝的旨意，既掌握機密，又便於假借皇帝名義幹政弄權，更處於重要的地位。後來魏忠賢又提督(掌管指揮)東廠，讓他的幫凶許顯純掌握錦衣衛，還在宮中建立了一支由萬餘名宦官組成的武裝。東廠和錦衣衛都是直接聽命於皇帝的、從事偵緝刑訊的軍事鎮壓機構。魏忠賢誘熹宗終日在宮內宴戲作樂，他又同極得熹宗寵信的熹宗乳母客氏(封為奉聖夫人)狼狽為奸，利用熹宗的庸懦無能，竊取了最高權力。反東林各黨的許多官員看到魏忠賢大權在握，紛紛投靠他。
魏忠賢在內閣、六部和外地的總督、巡撫中遍植死黨，以魏為首的宦官與反東林各黨結合成極端反動的政治集團。宦官古時稱“奄”(或作閹)，所以這一集團被東林黨人斥為奄黨。
當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閣臣如顧秉謙、魏廣微等對魏忠賢卑躬屈膝，如同奴仆。有的朝臣途遇魏忠賢，在道旁拜伏，高呼“九千歲”。全國各府州縣甚至京城之內，到處為魏忠賢建立生祠，有的官員不同意給魏建生祠，竟被逮捕入獄，慘遭毒刑。魏忠賢的爪牙中，最為凶狠險毒的有所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京師內外，遍布魏忠賢的密探，有人背地裏說他一句壞話，被密探聽到，立刻會被捕拷掠，甚至遭割舌、剝皮的酷刑。
魏忠賢專權亂政，造成了極端恐怖的黑暗統治。東林黨人反奄黨的鬥爭，起初限於彈劾追隨魏忠賢的閣臣及其爪牙，忠告熹宗不要受左右宦官的蒙蔽。魏忠賢對不肯依附自己的東林黨人則力加排擠。在他的策劃排斥下，天啟二年(1622年)，大學士劉一燝、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禦史鄒元標和副都禦史馮從吾等人被迫辭官。天啟四年(1624年)三月，東林黨人黃尊素在奏疏中不指名地揭責魏忠賢和客氏將引起亡國之憂。魏大怒，要處以廷杖，幸韓爌力救，改為奪俸一年，才算了事。同年六月，左副都禦史楊漣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把反對魏忠賢的鬥爭推向了高潮。楊漣在疏中揭露了魏忠賢“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其主要罪狀有：魏忠賢擅權後，皇帝旨意多由其傳達或徑自內批，從而破壞了明朝建立二百多年來的“祖製”；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凡抵製魏的官吏盡遭降斥；害死秉性貞靜、不肯附己的嬪妃；執掌東廠，擾民不已，竟把不肯殺人媚人、不善羅織興獄的官員削職為民；對魏家子侄濫加封賞，連乳臭小兒也封侯賜爵；魏出外借用皇帝儀仗，“儼然乘輿”；在宮內練兵，招納亡命，使識者寒心，等等。
這些逆跡，臣下因畏禍而不敢揭發，再加上客氏為之掩飾，蒙蔽了皇帝。他進一步指出，魏忠賢篡奪皇權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地步；“宮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楊漣堅決要求嚴懲魏忠賢，“以正國法”，並把客氏遷出宮中，“用消隱憂”。緊接著，包括東林黨人黃尊素、李應升、魏大中、袁化中等人在內的許多正直的朝臣，以及封建時代的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全監師生千餘人，也紛紛上疏，彈劾魏忠賢。楊漣等人的奏疏觸到了魏忠賢的痛處，使他十分恐慌。由於熹宗昏庸已極，魏忠賢並沒有受到懲處，仍然掌權如故。魏忠賢為了報複，將奏劾者之一、刑部郎中、東林黨人萬燝處以廷杖，毒打致死，借以立威。但這次彈劾他的朝臣有七十餘人，先後上疏百餘件，聲勢浩大，再說東林黨人在朝中還有一定權力，所以他還不敢立即進行大規模的反撲，而是先將東林黨人逐出朝廷。
在奄黨的打擊下，天啟四年(1624年)七月，首輔葉向高被迫辭官。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和左都禦史高攀龍要懲辦犯了貪贓罪的禦史崔呈秀。崔連夜找魏忠賢求救，說：“高攀龍、趙南星皆東林，不除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他還當場求魏忠賢收他為養子，不久就成了魏賊幫凶中“五虎”之首。接著，魏忠賢假傳聖旨，斥責高、趙兩人“朋謀結黨”，他們隻得辭官回籍。十一月，魏忠賢又捏造罪名，把副都禦史楊漣和僉都禦史左光鬥削職為民。在他的逼迫下，首輔韓爌也辭職了。同一月，奄黨阻止督師山海關的大學士孫承宗入京覲見皇帝，又不斷地攻擊他，孫承宗隻好“杜門求罷”，於次年去職。
這樣，東林黨人基本上失去了參預朝政的權力。奄黨還為大規模打擊東林黨人製造輿論，炮製黑名單，中傷誣蔑，無所不至。他們編造了《縉紳便覽》和《天鑒錄》、《同誌錄》、《點將錄》(崇禎年間，他們又編造了《雷平錄》、《薙裨錄》、《蠅蚋錄》、《蝗蝻錄》，與天啟年間編的《天鑒錄》、《同誌錄》、《點將錄》合稱“東林七錄”)，把想要打擊的人列名其中。如在《天鑒錄》中，列入了東林黨領袖葉向高、楊漣、高攀龍、左光鬥等人；在《同誌錄》中，列入了東林黨重要人物如黃尊素、李應升等人；《點將錄》則仿照小說《水滸傳》，列入一百零八名東林黨人，赫然列在首位的是“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還有“及時雨葉向高”、“大刀楊漣”等等。這些名單中也有原非東林黨人的正直官員，因接近和支持東林黨而被目為東林黨的。經過一番策劃，魏忠賢向東林黨人揮起了屠刀。
天啟五年(1625年)三月，許顯純對已投入獄中的東林黨人汪文言嚴刑拷打，迫他誣陷楊漣、左光鬥等人在“封疆案”中接受熊廷弼的賄賂。所謂“封疆案”是這樣的一回事：熊廷弼經略遼東，防守有方。但朝廷又派根本不懂軍事的奄黨王化貞為遼東巡撫。
天啟二年，在後金軍隊的進攻下，王化貞丟了重鎮廣寧，一敗塗地。朝廷判熊、王兩人死罪，尚未執行。至此，奄黨就設計誣陷東林黨人。汪文言寧死也不肯誣扳楊漣(字大洪)等人，他在受刑時大呼：“世豈有貪贓之楊大洪哉!”許顯純用毒刑害死了汪文言，又捏造汪的供詞，誣陷楊漣等六人受賄。於是魏忠賢用皇帝名義，下旨逮捕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時稱六君子)，並將受牽連的趙南星等十五人削籍為民，提問追“贓”。“六君子”在六月間入獄後，受盡酷刑，慘死獄中。楊漣竟被土囊壓身，鐵釘貫耳。但他們都鐵骨錚錚，至死不屈。當時還是一名秀才的史可法(明末著名民族英雄)，聽說他的老師左光鬥受了炮烙之刑，就買通獄卒，入獄探望，隻見左光鬥的麵部已被燒得焦爛不可辨認，左膝蓋以下筋骨全都露了出來。左光鬥的兩跟已經睜不開來，他奮臂用手指撥開眼皮，目光如炬地對著史可法說：“此何地也，而汝前來?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複輕身而昧大義(指不應冒險探監)，天下事誰可支拄哉!”他麵臨死亡，無所畏懼，正如史可法所說，“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左光鬥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國家大事，他知道自己即將死去，從而熱切期望史可法繼承他的誌業，為支撐天下而奮鬥。
魏忠賢為了一網打盡東林黨人，於天啟五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義，把東林黨人姓名榜示全國，凡三百零九人。榜中除了東林黨人，還有東林黨的同情者和雖非東林黨但也反對奄黨的正直的官吏。凡是榜上有名的，生者削職為民，死者追奪官爵。
同年，在奄黨操縱下，朝廷下詔毀全國書院，北京的首善書院和無錫的東林書院首當其衝，東林黨人連講學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魏忠賢更用翻曆史舊案的辦法，於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令人將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歪曲事實經過，編述成書，定名為《三朝要典》，並以皇帝聖諭的方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汙蔑東林黨人借三案“邀功”和“快私憤”。
六月間，要典編成，頒布全國，又成了迫害東林黨的另一工具。天啟六年二月，奄黨再次製造屠殺東林黨人的大冤獄。魏忠賢對已被罷官家居的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稱後七君子)，誣以貪贓罪，加以逮捕。高攀龍獲悉緹騎(捕役)即將到來，投湖自盡。他在給熹宗的遺表中表示，要追蹤屈原，“循屈平之遺則”；他義不受辱，以死來抗議奄黨的迫害。其它六人在獄中備受酷刑而死。周順昌曾麵斥緹騎：“若(你)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他每次受刑，必大罵魏忠賢，許顯純打落了他的牙齒，惡狠狠地問：“尚能罵魏公否?”周順昌把滿口鮮血直噴其麵，罵得更為厲害。他們七人同楊漣等六君子一樣，威武不能屈，視死如歸，雖死猶生。奄黨推行極端殘暴的恐怖統治，早已使人民群眾憤怒萬分。魏忠賢派緹騎到各地逮捕東林黨人時，人民的積怒猶如火山爆發一樣奔突而出。楊漣被押解途中，“士民數萬擁路攀號，爭欲碎官旗而奪公(指楊漣)”。左光鬥下獄後，在他曾主持過屯田的地方，當地人士積極籌款營救。李應升被捕時，常州城士民聚集者數萬人，有的散發傳單表示抗議。許多人拿著棍棒衝進公堂，見著緹騎就打。一個賣甘蔗的少年高喊，你們“殺卻江南許多好人，我恨極矣”!一邊舉起鋒利的蔗刀，砍下了一個緹騎身上的一塊肉，扔給了狗吃。緹騎到蘇州逮捕周順昌，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抗。
天啟六年三月十八日，緹騎宣讀逮捕周順昌的文書時，市民傾城而出，許多人擁進了衙門，大罵魏忠賢，抗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緹騎頭目竟凶神惡煞地叫罵：“東廠逮人，鼠輩敢爾(敢如此)!”還揮動武器刺擊百姓。於是“眾怒忽如山崩潮湧”，直前奮擊，緹騎當場被擊斃一人，其餘的抱頭鼠竄。同一天，逮捕黃尊素的緹騎乘船路過蘇州，群眾發現後鑿沉了船隻，緹騎落水而逃。
蘇州人民反對逮捕東林黨人的反抗鬥爭中，帶頭的為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等五義士，他們被反動統治者誣為“倡亂”，竟遭殺害。馬傑在行刑前慷慨陳詞：“大丈夫如病死，與草木同腐。今我等為惡黨所害，未必不千載留名。”五義士遇害後十一個月，魏忠賢垮台了，蘇州人民把他們的遺體合葬在虎丘山下，地點就選擇在被拆毀的魏賊生祠的廢址上。墓碑題曰“五人之墓”，墓門石坊的橫匾上寫著“義風千古”四個大字。五義士雖然犧牲了，但群眾的憤怒反抗，已嚇得魏忠賢大懼，“自是緹騎不敢複出國門(京城)矣”，再也不敢到外地去任意捕人了。東林黨人的血也沒有白流，他們的鬥爭使人民更加痛恨反動統治者。
黃尊素的兒子黃宗羲，後來總結曆史教訓，奮筆寫出《明夷待訪錄》這部不朽著作，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的種種罪惡，指出奄宦之禍即為其一。他說：“奄宦之禍，曆漢唐宋而相尋(相繼)不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魏忠賢專權亂政，正是明朝宦官為禍最烈的時期。
奄黨在殘酷鎮壓了東林黨和大批反對派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專權作惡。魏忠賢擅權，主要是利用熹宗的昏憒庸懦。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朱由檢繼位(改元崇禎)，情況發生了變化。
崇禎帝決心把最高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朝臣也了解到他對奄黨抱有惡感，就交章彈劾。崇禎帝將魏忠賢發配安徽鳳陽，魏在途中畏罪自殺後，又處以戮屍，懸首示眾。客氏同樣被處死；奄黨的其他重要人物也分別受到處治。崇禎元年(1628年)，下詔焚毀《三朝要典》，被害的東林黨人平反昭雪，活著的劉一燝複了官，韓爐回朝仍為首輔，又起用韓爌的門生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地區[4]。崇禎二年三月，還公布“欽定逆案”，除首逆魏、客二人外，追隨魏忠賢的奄黨二百幾十人，分六等定罪，處以斬首、充軍、徒刑、革職等。但奄黨的勢力並沒有被徹底鏟除，東林黨同它的鬥爭一直繼續到明朝滅亡。

五、氣節凜然，誓死抗擊清軍

崇禎帝不同於熹宗，他即位後就親自執掌了朝廷大權。但他剛愎自用，拒諫飾非，遠忠直，親邪佞，使已經極端腐朽的明朝每況愈下。崇禎帝奉行竭澤而漁地榨取人民的政策，促使從陝北開始的農民起義不斷擴大。崇禎帝用主要力量來鎮壓農民軍，使關外的後金軍有機可乘，頻頻進攻。在朝廷內部，東林黨人雖然部分地複了職，但實權不大。崇禎元年(1628年)十一月，朝中推舉內閣大學士，溫體仁和周延儒互相勾結，誣蔑被提名的東林黨人、禮部侍郎錢謙益過去當主考官時受賄。
崇禎帝憎惡臣下結黨，對敢於評騭朝政的東林黨人不抱好感，他不查清事實，就將錢謙益革職，錢的門生瞿式耜也受牽連而貶官。第二年冬天，皇太極率後金軍打到北京城下，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又聽信左右佞臣的中傷誣蔑，竟逮捕了從關外千裏入援的袁崇煥(次年以所謂謀叛罪慘遭冤殺)。內閣首輔韓爌因為是袁的老師而遭彈劾，於崇禎三年辭官。崇禎四年，受排擠的大學士孫承宗也辭官回籍。
這樣，東林黨人失去了在中樞機構內閣中的地位。崇禎帝任用周延儒、溫體仁和薛國觀等一班佞臣當了首輔；他猜疑廷臣，又讓一批親信太監插手朝政、掌管財政、監督軍事，於是國事日非。
在這種情況下，一批青年士子繼東林而起，組織了複社。明代士大夫以文會友之風甚盛。崇禎初年，江南有許多文社，著名的有太倉人張溥、張采創立的應社，華亭人夏允彝、陳子龍創立的幾社，還有別的許多社。後來這些文社合並為複社，推文名最大的張溥為盟主，於崇禎六年(1633年)大會於蘇州的虎丘。大江南北的士人參加複社的，據記載約有二千多人，這是明代、也是中國封建時代規模最大的一個知識分子結社。複社人士自稱“吾以嗣東林”，不少複社成員是東林黨人的學生或子弟，有的複社成員當時也被人稱作東林黨，所以後來述東林事跡的，往往兼述複社。這裏就把複社的重要事跡談一談。複社繼承東林黨的傳統，論文兼評時政。複社聲討奄黨餘孽阮大铖之舉是明末一樁重大的政治事件。阮大铖在崇禎初名列“欽定逆案”，革職後居住南京。崇禎十一年(1638年)，複社人士會集南京，其中有的是著名東林黨人的後人，如黃尊素之子黃宗羲、侯恂之子侯朝宗、陳於廷之子陳貞慧、顧憲成之孫顧杲等。七月間，他們公推吳應箕起草了《留都(南京)防亂公揭》，由顧杲、黃宗羲帶頭，簽名者一百四十餘人。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在過去充當魏忠賢的爪牙、迫害東林黨人的罪行以及他仍在策劃卷土重來的陰謀；表示複社誌士決心“為國鋤奸”，不翦除阮賊誓不罷休。檄文義正辭嚴，它的公布，掀起了一場聲討阮大铖的運動。阮大铖成了過街老鼠，偷偷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躲了起來，有五六年不敢出頭露麵。
複社成員大都是中青年，隻有一部分人進入仕途，職位也不高。但他們對朝政仍有一定的影響，突出的一件事是同周延儒的關係。周延儒早年同東林黨人有過交往，崇禎元年打擊錢謙益後同東林黨人反了目，但此人頗為圓滑，在主持考試時又取中東林派的張溥等人為進士，因而同張溥又有了師生的關係。他的首輔一職在祟禎六年(1633年)被溫體仁取代後，總想東山再起。張溥了解到這一情況，就向周表示：隻要他在重新執政後能改弦更張，複社方麵願意幫助他再度入閣。崇禎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重任首輔，複社人士的暗中活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複社主要由吳昌時暗中結納宦官，為周効力，吳在周重新執政後竊權納賄，終於案發被誅；複社因此事頗為輿論所詬，這裏就不細說了。周延儒重任首輔後，曾接受張溥等人的意見，辦過幾件好事，如：經奏請獲準，停止東廠、錦衣衛的偵緝活動；減免一部分民間欠賦，起用已被貶謫的東林黨人劉宗周、範景文、倪元璐等人。但周延儒縱容左右弄權貪賄，在對清作戰中怕死不敢出戰，反而謊報奏捷，因廠、衛活動受限製而恨他的太監就向崇禎帝告密。崇禎十六年，周延儒被崇禎帝下令賜死。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流寇打進北京，推翻了明朝，全國形勢大變。崇禎帝在煤山(今景山)上吊，東林黨人倪元璐、範景文和李邦華等人堅持反對農民起義的立場，自盡喪命，成了明王朝的殉葬品。
東林黨和複社，除個別人一度投向農民軍(詳情不明)外，總的說，是反對農民起義的。
在江南的東林黨和複社人士，曾謀起兵勤王，對抗農民軍，而清軍在五月初攻占北京後，一麵鎮壓農民軍，一麵進攻南明政權，使全國形勢又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五月初，明朝在南京的文武大臣議立新君，重建朝廷。正直的大臣如史可法、東林黨人張慎言等人主張立潞王朱常淓為帝。但鳳陽總督馬士英與阮大铖密謀，認為庸懦的福王朱由崧(福王常洵之子)容易控製，就拉攏江南的幾個總兵，依仗武力，終於擁立了福王朱由崧(年號弘光)。這就是第一個南明政權。馬士英把持福王朝廷，把已在崇禎初被宣布為非法的《三朝要典》搬了出來，起用了一批名列“逆案”的奄黨餘孽。他的密友阮大铖被任為兵部侍郎(後升尚書)。個別東林黨人如錢謙益，利令智昏，借投靠馬士英，撈了個禮部尚書之職。大多數東林黨和複社人士堅決不同馬、阮同流合汙。劉宗周上疏嚴斥馬士英操縱朝政，激烈反對起用阮大铖，因之受馬、阮的打擊，被迫離開南京，回到浙江山陰(今紹興)的家中。阮大铖鑒於複社在江南有很大影響，曾不惜重金，暗中促成侯朝宗與南京名妓李香君結合(清初名劇《桃花扇》即取材於此)。侯朝宗等複社人士獲悉其中內幕後，拒絕同阮和好。阮大铖見拉攏不成，就下了毒手，於這年八月間，在南京大肆逮捕參與簽署《防亂公揭》的複社誌士。
侯朝宗和吳應箕聞訊後逃出了南京，周鑣、顧杲、黃宗羲和陳貞慧則被捕入獄。周鑣的堂兄周鍾，也是複社成員，一度參加過李自成農民軍，清軍攻入北京後逃到了南京，此時被福王朝廷逮捕，判處死刑。阮大铖將周鑣牽連在周鍾案內，一並處死。顧、黃、陳等三人，因一時尚未結案，到第二年清軍攻下南京，城內大亂，才乘機得脫。
福王朝廷在馬士英、阮大铖一夥人把持下腐朽已極。馬、阮打擊陷害忠貞正直之臣，結黨營私，賣官鬻爵，賄賂公行。福王沉湎酒色，荒淫無度。他們對清軍進攻不作認真的防禦，反遣使乞和，妄圖勾結清軍來共同消滅農民軍。新建立的清朝決定用武力統一全國，隻許福王投降，不允議和。入關後的第一代清帝福臨，年號順治。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軍圍攻揚州，史可法率部奮戰，城破後拒絕誘降，慷慨就義。
五月間，清軍攻占南京，福王政權覆滅，文武大臣大部投降。馬士英和阮大铖逃出了南京。阮大铖不久就無恥投敵，還為清軍帶路，馬士英也被清軍所俘(一說被俘後投降)；他們都因同反清案有牽連而被清軍所殺。在危急關頭，曾為東林魁首的錢謙益屈膝迎降，氣節蕩然。
複社名士侯朝宗後來歸順清朝，參加清政府的科舉考試，也為清議所詆。不過，少數人的卑劣行徑掩蓋不了許多東林黨和複社誌士抗清不屈的光輝事跡。
東林黨人劉宗周德高望重，清軍占領山陰後企圖拉他出山，以便收買民心。劉宗周誓不向清政府妥協，於順治二年閏六月間絕食而死。黃道周在福王朝廷覆滅後，又參與建立另一個南明政權——唐王(朱聿鍵)政權。他到江西招募抗清義軍，在作戰中兵敗被俘，囚於南京，在順治三年(1646年)三月不屈就義。同年十月，瞿式耜等人擁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最後一個南明政權。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攻下桂林，瞿式耜寧死不降，實踐了“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誓言。複社誌士的抗清事跡也同樣值得表彰。順治二年(1645年)夏，吳應箕在安徽貴池縣組織抗清義軍，失敗被俘後，慷慨赴義。與此同時，清軍攻下鬆江，夏允彝本想組織抗清武裝，但形勢急轉直下，他的好友侯峒曾、黃淳耀在嘉定抗清失敗，他為免於落入敵手，自盡殉難。順治四年(1647年)，陳子龍在太湖地區組織抗清義軍，因事計敗露而被捕，也以身殉難。黃宗羲從南京奔回家鄉浙江餘姚黃竹浦後，發動當地青年數百人組成了一支義軍，活動於錢塘江南北。他曾參加在浙東活動的魯王(朱以海)政權。
順治十八年(1661年)，最後一個南明政權桂王朝廷覆亡，各地武裝抗清鬥爭才基本上被鎮壓下去。

六、結語

東林黨人的最大特色，是把講學同政治活動結合起來，把關心國事當作自己的座右銘，身體而力行之。他們繼承並且大大地發揚了曆史上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要求澄清吏治，改革弊政，礅於為民請命，堅決反對惡勢力，為了國家民族的命運，甘願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他們的高風亮節、愛國赤誠，永昭千秋。曆史給東林黨人的鬥爭帶來了新的特點。
明朝後期，商品經濟和手工業有明顯的發展。東林黨人基本上代表江南中小地主和商人、市民的利益。他們在重視農業的同時，特別重視工商業，主張惠商恤民，積極參與反對礦監稅使、反對對工商進行封建掠奪的鬥爭。這些主張和鬥爭，同當時中國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趨向相適應，具有進步的意義。東林黨人同奄黨生死搏鬥的事跡，輝映史冊，感人至深。他們在反對奄黨的鬥爭中不顧個人安危，不怕坐牢砍頭，不怕毒刑拷打，在死亡麵前仍念念不忘國事。
幾百年後讀史至此，猶覺凜凜有生氣．人民群眾一再以英勇的反抗行動來回擊奄黨對東林黨人的迫害，不少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就表明：東林黨人誓死反對奄黨——封建統治集團中最反動、最凶惡、最腐朽的勢力，是符合人民的意願和利益的。東林黨和複社人士，究竟是封建士大夫，所以總的來看，他們是反對農民起義的。由於同樣原因，他們懷著封建的忠君思想，力圖在抗清鬥爭中恢複因極端腐朽而終於覆滅的明朝。不過，他們在反對清軍暴行、反對清政府的民族壓迫方麵，是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的。他們有的為抗清而捐軀就義，有的終身不向清朝統治者低頭，堅持了民族氣節，是值得表彰和敬仰的。他們的愛國思想同忠君思想交織在一起，這是可以理解的。
複社的優秀代表人物黃宗羲，在抗清失敗後既不向清朝屈服，也不消極避世，而是懷著對祖國的熱愛，在自己長期參加的東林黨、複社的鬥爭實踐的基礎上，悉心研究祖國的文化和曆史，探索著民族的前途。他在《明夷待訪錄》中尖銳地抨擊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作出了“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著名論斷，這是對狹隘的封建忠君意識的突破，從而把愛國思想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三百多年來，東林黨的事跡傳誦不絕。

[1] 鴻臚寺，掌管朝會、儀禮和接待使節等事務的中央官署。其長官為卿，寺丞為其佐助。
[2] 明代的巡撫，原為臨時派赴地方處理軍政要務的朝廷大員，後常駐一地，成了地方長官。位居巡撫之上者為總督、經略，主要管軍事。
[3] 廷杖是明朝皇帝懲處朝臣的一種酷刑，係在朝廷上用大杖毒打，輕者傷，重者死。掌握朝政的權臣，也往往用皇帝的名義，對所要打擊的官員施以廷杖。
[4] 明朝在長城沿線分設九個防區，稱九鎮。薊鎮駐地在三屯營(今河北遷西西北)。遼東鎮駐地在遼陽(今遼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