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是是非非武士道
在阿湯哥主演的電影《The last Samurai》題扉上寫道：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one men lost his freedom ，and found his destiny， courage（勇）， loyalty （忠），honor（榮譽）。”
這可以說是在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人對東方價值觀的基本了解。與阿湯哥在《最後的武士》中聯袂的Ken Watanabe（渡邊，長得有點像發哥），還演出了一部電影《The Letters From Iwo Jima》（《硫黃島からの手紙》），也給我留下了印象。不過，這部電影表現的已經是距離前者七十多年之後二戰後期的故事了，那裏麵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已經被瘋狂的日本屠夫們糟踐盡了。而西方人從他們的文化角度出發，也將真實的武士道，給塗抹得隻剩下一些掙紮在生與死之間的脆弱人性。從西方人的眼光中我們不難看到，武士道存在著極大的矛盾性：生存意義取舍的困惑。
那麽，真實的武士道精神是什麽呢？
去年回國，買了幾套 日本作家的書，是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等人的。本來想買一套三島由紀夫的《豐饒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馬》、《曉寺》、《天人五衰》，走了幾家書店都沒買到，後來又去美國書店找了英文版的，也是不全。一位熱心的網友在知道我的困窘後，給我寄來了全套的《豐饒之海》，讓我欣喜若狂。這套書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時候讀過，是做為內部交流資料的。其構想之精妙，文字之綺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想，可惜這套書是在平岡公威切腹自殺之後才完整出版的，因此他注定了不能獲得諾貝爾獎。倘若這套書在1967問世，那麽次年獲得該獎的可能就不會是三島的老師川端了。平岡公威因弘揚和實踐所謂“武士道”精神，於1970年11月在自衛隊市穀駐地自戕。兩年後，川端康成也口含煤氣管自殺身亡，這位一生追求唯美 的作家曾經說過：“死亡的感覺是美麗的。”這正如他所書寫的：“佛界易入，魔界難入。”不知先生身後是去了佛界，還是魔界？
不過，我相信 短命的“鬼才”作家芥川龍之介，肯定是入了佛界的。他是因疾病纏身自殺而亡。在他身前，地獄般的現實世界讓他痛不欲生，像他的《羅生門》（不是黑澤明的同 名電影，那幾乎是兩碼事）中，就預示了一種地獄般的生存慘狀，而到了《地獄變》中，他則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了人間地獄的製造者。殘酷的人世造就了身心俱殘的“鬼才”芥川，因此他將在佛界重生。
本文並不是一篇文學評論，我隻是想提到，在重讀了這些書之後，對武士道以及“士”的概念，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今年初朋友回國，又給我帶來了幾本關於日本的書籍。他知道我比較關切日本，準確地說，是對日本的民族性比較感興趣。當然了，這種興趣是相當業餘的。隻是有點斷想，旁觀 者清而已。真正端著飯碗的是專業的研究人士們，盡管其中不乏屍位素餐、點金成鐵者。像我們這樣的小吃，是上不了正式宴席的。——你想搶我的飯碗？看我不把你整得 體無完膚，這是如今學術界的一股暗流。
對於我們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武士道”這個名詞，跟殺人犯、強奸犯、縱火犯似乎並沒有什麽很大的區別。因為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誓要“尊王攘夷”的日本皇軍，“出入”中國，把大陸當成了屠宰場，殺人如麻，我們無論怎麽樣去仇恨他們，都是合情合理。
問題是，在我們將那些惡貫滿盈的所謂的武士推上祭台的時候，是否能平心靜氣地去逐本溯源，探討一下武士道的真實本質呢？
在二十世紀之前，武士道至少在名義上還是一種值得敬佩的精神，它和後來的殺人越貨的日軍暴行，基本上是兩碼事。嚴格的說，在大正，明治之後的日本武夫所奉行的堅忍殘暴的霸氣，已經完全脫離了武士道的精髓。
差不多是與電影《The Last Samurai》故事發生的背景同年代的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曾經遊學歐美多年，他1899年在美國賓州寫出了一部小冊子《武士道》，向世人推介了做為日本 民族性主體之一的“武士道”。此時正值日本戰勝中國不久，中國的“百日維新”夭折之時，中日兩個民族在世人的眼裏，高下立判。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如日中天，“萬歲”的呼聲響徹雲霄。此書一出，世界上很多軍人、政客、學者，便對武士道刮目相看了。所以，我從“明治維新”總結出來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化是 以武化支撐著的，像武士道，便是文化和武化的精神熔合的最好代表。
請注意，稻造在書裏強調的武士道，隻是對舊往的武士精神的解析，它深深地植根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
而到了二戰日本戰敗後，在由美國人本尼迪克特主持寫作的，有點像是給美國占領軍做通俗教科書使 用的《菊與刀》一書中，她對作惡多端的日本軍隊的霸氣的描述淡化了，取代它的是日本國民性中一種精於求變、百折不撓的精神。給人的感覺是，日本人“武”氣輸了，士氣還在。而像後來作家三島和石 原慎太郎的激進思想，就像五月的櫻花一樣，隻是一種對光輝的殘念（“殘念”在日語中，遺憾之意）了。三島想要重振武士道雄風，他的精神可嘉，但是他選擇的卻是讓日本重歸軍國主義的霸道，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這一點可以從三島的小說與他的實踐的分裂中看得出來。
《The Last Samurai》將武士道的精神定義為courage（勇）， loyalty （忠），honor（榮譽）三種。這其實也就是典型的西方人的價值取舍觀。三者是比較典型的西方騎士作派，是西方人所能夠接受的英雄形象。而在新渡戶稻造的《武 士道》中，所謂的武士，是絕不等同於中世紀尼伯龍根之類的優雅浪漫的騎士的。新渡戶將武士道的精神依次歸結為“義，勇，仁，禮，誠信，榮譽，忠”。粗略一看，你會以 為他這是在談論《論語》，但是，所謂武士道的精神，說到底其實就是以儒家精神做為主要基石的，而其中的佛家思想和神道，隻是旁枝逸節。比如神道中的“忠義”，雖與儒家共通，但是它最完美的定義，還隻能從儒家的教義中去闡釋。
稻造所傾向的武士道，有些接近中國古代的“士”。“士”的精神是什麽？在我看來，它應該是：氣節，恕道，犧牲。因此，“士”的精神，似乎更接近於孟子的理想：“舍生取義，殺身成仁”。
最初的儒家精神，應該是仁與義。因此我認為，所謂武士道的主體，最重要的其實不是在於“武”，而是在於“士”。以我看來，所謂“士”的精神，就是正氣，恕道，犧牲。讓我們來看看《論語》裏是如何說“士”的。
《裏仁》：子曰：“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憲問》記載：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衛靈公》記載：子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泰伯》記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張》記載：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路》記載：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再對照一下新渡戶所歸結的武士道準則，我們基本上都可以在《論語》對“士”的闡釋中找到其原教義，而他本人也對儒學推崇備至。至於“武＇，它的主體顯然是“勇”，《論語》中說的“知恥近乎勇”，又說“見義不為，無勇也”。新渡戶對“勇”的闡釋，其實也就是秉持孔子的觀點：勇就是敢作敢當，堅忍不拔的精神， 勇氣，除非是見義勇為，否則在道德上就幾乎沒有價值”。因此，“勇”不是宣和年間東京街頭的潑皮牛二。後來從東條英機、鬆井石根、穀壽夫以至於“百人斬”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等等人渣，隻是屠夫做派，根本談不上是什麽武士道了。
實際上，正像《The Last Samurai》的片名昭示的，隨著“尊王攘夷”的道統與日本的全盤西化（其實主要是接受了歐美弱肉強食的生存觀）的契合，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也壽終正寢 了。所謂武士道衍生的新觀念，對其傳統主體中的“仁義”進行了強烈的排斥，這是它在近代社會下對儒家精神的蹂躪。因為，仁的核心，就是恕道，就是孔子說的：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就連新渡戶都認為：“仁，是像母親 一樣溫和的德行啊。”
關於日本武士道精神體現的最著名的記載，應該說是在日本家喻戶曉的《四十七義士物語》了。故事發生在十八世紀初的江戶時代， 這時離我下麵要提到的被日本人奉為圭臬的朱舜水先生的去世，不過二十來年。這時的中國，正是滿洲人殖民中國的康熙王朝的鼎盛時期。此時，遊牧部落粗獷、簡陋的價值思維，正和中國苟延殘喘的士林文化狼狽為奸， 將以儒家精神為主體的、逐漸活潑的漢文化精神，進行殘酷的洗腦。
而《四十七義士物語》演繹的，卻是一出原本應該在這不久前，發生在大陸漢家土地上的悲壯故事：當時的大名（有點像中國古時的諸侯）淺野因為遭受奸人誣陷，被迫自殺，然後忠於他的四十七個家臣曆經層層艱辛苦難，甚至不惜殺死自己的親人，最後終於為自己的主人報 了仇。
倘若我告訴大家，這個故事是程嬰、公孫杵臼、要離、聶政、荊軻、高漸離他們幹的，大家肯定會像多喝了幾杯酒，然後閱讀金庸的武俠小 說一樣眉飛色舞，意氣昂揚。其實，這段故事並不難在我們自己的文本記載中找到相似的原型。讀過《三國演義》的人，可能還記得江東權貴許貢的家人刺殺孫策那一段，隻是比較 輕描淡寫了一點而已。這一點骨氣，義氣，我在後麵的田橫故事中還要提到。而促使江戶時代的這四十七個義士幹出這番讓西方人不可理喻的事情的，就是新渡戶稻造將之推許為 武士道第一要義的“義”字。
日本人熱愛《三國演義》幾乎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我有一個日本朋友，是主修中國古典文學的博士，他收集了半個 屋子的《三國誌》的書、連環畫，遊戲碟子，經常陶醉於其中。他的畢業論文寫的是南朝的鮑照，說鮑照《擬行路難》中的“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是想要自殺，讓我讀了後樂不可支，忍俊不禁。
中國在三國時代，“義”的精神已經成了為人處世準則中的鐵律，而“忠”的精神，仍然處於模糊的狀態，或者說被 “義”包裹著。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是不忠，一張白臉也不知道被人吐了多少的唾沫。但是他身上也有“義”，比如對典韋，郭嘉，關羽等人，因此能名垂千古。君不見多少演員為了能撈到這個 角色，雖肝腦塗地而不惜（近來薑文也要為曹操飛了）。
“義”這條血脈，甚至一直延伸到了明末的顧炎武：“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義”天下，大於“忠”君國，於此可見。所以新渡戶將“義”提到第一高度，無疑深得了孟子的精髓，也就是將人性中的自我意識，擺在了主動的狀態。
轟轟烈烈的三國時代是以悲劇收場的，而日本的“戰國時代”基本上可以說是以喜劇收場。像江戶時代早期鬆尾芭蕉等人的俳句，缺少的正是“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等人在烙爐上的藥罐中煎熬，悲鳴，然而卻死活不願意倒下的“士”的氣節，風度。
日本人以精於模仿而著名於世，在對待“三國”上也是這樣。他們把自己的“戰國時代”（即“安土桃山時代”，大約從公元1560年織田信長在桶峽間討伐今川開 始，直至1612年德川家康去世、江戶時代開始為止。），當作了“三國”的翻版。
在日本的“戰國時代”之前，所謂的武士道，其實還沒有真正的被凝結確立成 為一種受崇尚的精神體係。幾乎同時代的騷擾中晚明中國東南邊海一帶的“倭寇”，其本質跟若幹年年後馳騁大半個中國的“流寇”，也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他們都是不知 禮義廉恥這四維的草寇，而不是什麽“義”軍。大家可以去翻翻馮夢龍的《喻世明言．楊八老越國奇逢》那一卷：
“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擄得婦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煩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贈。隻是這婦女雖得了性命，一世被 人笑話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發，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隻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 昔百姓中禿發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 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隻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在我們中國人的眼裏，好像這類拿刀子殺人、打家劫舍、奸淫女性的倭寇，也該列入日本武士之列的。其實不然，真正的武士是不屑於去幹這些傷風敗俗、偷雞摸狗的事的，他們更像是犬儒主義者，自食其力者也大有人在。
“士”是一種生存風範，是一種極高的精神風度。
因 此我以為，在日本的武士道真正形成之時，應該有一種思想的契入和整合的過程。其中的一個因素，應該是“戰國時代”混戰的慘烈結局，讓勝利者不得不反思頻乃的戰亂，所造成的巨 大死亡和破敗，由此確立新的治世規則，規範人們的思想綱維。第二個因素，是在明末清初，在滿洲人突殺入關之後，中國一群數量龐大的且戰且退的精英團體，對日 本列島的大規模的移民。
這兩種因素交錯在一起，就使得曆史變得很有趣了：豐臣秀吉發動的兩次大規模的對大陸的戰爭失敗了之後，到了江戶時代初期，日本人又開始正兒八經地接納儒家精神了。隻不過此時的儒學，是以一種悲壯的麵目進入日本的。而隨著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大儒在清初滿洲人對漢文化的絞殺戰中，無力回 天，逐次隕落，真正的儒家精神在中國大陸，也如黃鍾毀棄一般，成了絕響。從此儒學在中國徒具虛表，而無骨髓，成了贗品。世人都以為滿洲人入侵是女婿倒插門， 卻不知道女生外向。儒學也從一個精於梳妝打扮的淑女，漸而變成了奄奄一息的黃臉婆。
在這個時期，日本部分地保留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精髓。其中很大緣故，就是做為幕府中堅的武士道精神的存在。
我們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漢文化對日本的大規模的輸出，是在唐代中期，日本在百濟戰爭中嚐盡苦頭之後。後來，漢文化還有一次對日本的大輸血，那就是發生在明末清初前後。那些明朝的移民帶來的漢文化，基本上奠定了近代日本的民族思想性，以及武士道的思想基礎。那時進入日本 的南方中國偷渡移民（你說是難民也可以，因為這些人跟三百年後進入台灣的民國移民身份性質上是一樣）數以萬計。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他們對日本列 島輸入了思想，文學，財富，甚至還有豆腐和精子等。而且，進入日本的，基本上也是些精英人物。
在此之前，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一直處於弱質狀態，那主要是明朝海禁的結果。
早在明朝中期，朱元璋定下的嚴酷的海禁就已經名存實亡了。讓我們從經商的角度來考量一 下，當你把茶葉和絲綢等從就近的海上，就能跟從異域遠道而來的商人交換到好價錢時，你還願意忍受千辛萬苦，接受官府的重重盤剝，然後再到遙遠的內地去賣個 低價嗎？這種事實的誘惑，使東南沿海一帶的商人們改變了思路。當然了，隻要有錢的地方就會有黑社會。一邊是東南一帶的商人們偷偷摸摸地跟日本人，葡萄牙 人，荷蘭人等做生意，一邊是像倭寇，還有後來鄭芝龍之類的半商半盜的海上強人在那裏興風作浪，巧取豪奪。於是，一個封閉的王朝開始暗中眉來眼去地跟國際接 軌了，然而這個過程無疑又充滿了血腥味，這顯然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像前麵提到的《喻世明言》的記載，其實真正的倭寇還在少數，占多數卻是為虎做倀的中國 人。中日之間的交流漸漸地繁榮起來。很多中國人跑到日本去定居了，改名換姓。而被掠去的女人們，很多就在九州島一帶做了娼妓，這樣一來，那裏就出現了諸多的類似現在海外的中國城。有妓女的地方，男人們便會蜂擁而至，中外古今皆然。清朝鬱永河的《海上紀略》記載：“（日本）與諸國通貿易處，曰長崎島。男女肉色最白，中國人至彼，暴露風日中，猶能轉黑為白。……婦人妍美白皙如玉人，中國人多有流連不歸者。今長崎有大唐街，皆中國人所居也。”
像鄭芝龍，常年馳騁於東南沿海一帶，精通幾種外語，相貌俊朗，一身好拳棒。他先商後盜，再由盜而官，他的人生三部曲充滿了傳奇色彩。一個叫田川鬆的性格倔強的日本華裔女人愛上了他，而後生了鄭成功。當然，這些交往都是非官方性質的，但是它無疑促進了中日兩國的文化野合，並為兩國的交流，無形中梳理出了一條便 捷途徑。但是，像鄭芝龍這樣的人，是絕對不能當得上武士稱號的，倒是他的混血兒子鄭成功，是一個真正的武士。田川鬆也是一個視死如歸的女武士。都說女人能 夠改變一個男人，可惜的是在明朝末年，像田川鬆，柳如是，李香君等女“士”，都沒能改變自己最親近的男人成為“義士”。一個不能被美女改變的男人，基本上 可以稱之為行屍走肉了。
明末清初流亡日本的儒學人士中，最著名的當數朱舜水了。朱舜水（1600-1682），本名朱之瑜，字魯嶼，漢人。他是個“凡古今禮儀大典，皆能講究，致其精詳；至於宮室器用之製，農圃播殖之業，靡不通曉”的布衣大學者，他流亡日本20多年，並和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國成為至交。他在日本弘揚儒學，王陽明的心學，對日本的國民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的日本學者木下貞幹曾經寫道：
“夫以先生學純德粹，傳中華之道脈，激東海之儒流，聞風興起者，比比皆是。”
朱舜水在日本造就的許多人材都得到美譽，他的門生安東守約（號省庵）被公認為是“關西巨儒”，安積覺被稱為“惇惇先生、一世儒宗”，還有受教於他的官員奧村庸禮則被視作“一時俊傑”。
朱舜水帶到日本去的，不但是自他的同鄉前輩、心學大師王陽明之後的全新的儒學氣象，還有儒家精神中那種堅韌不拔的真正的“士”氣。正像他自己說的：
“仆事事 不如人，獨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無愧於古聖先賢萬分之一。”
他九死一生顛簸到了日本，本來是想像申包胥那樣借兵複國，未果。於 是，他就以悲壯的漢初義士田橫自比了：“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
因此，日本的近代的武士道，與積極向上的儒家精神是密不可分的。這一點，精神導師王陽明以及身體力行的“士”的化身朱舜水，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田橫的故事估計大家都很熟悉了。徐悲鴻的成名作就是 《田橫五百士》。田橫故事跟前麵提到的《四十七義士物語》故事的精神，異曲同工。日本人對田橫崇敬到了什麽樣的地步呢？請大家不妨在Google中輸入“田橫”兩字就知道了。這時，我不知道該說什麽才好了。裏麵的條目大都是日文對田橫的介紹。在此僅引一段：
“葬り終えると、２人の客は墓のかたわらに穴を掘り、主君に殉じてみずから首を刎ねて穴の中に身を埋めた。高祖はこれを聞いて大いに驚き、田橫の客はみな賢士であると察し、 田橫の部下500餘人を召した。彼らは田橫の死を聞くと、みなまた自殺した。”
這段話隻是對《史記》的翻譯。《史記》的原文是：“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大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兩者之間，差別就是日文中省略去了《史記》中的最後一句話：“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須知，唯仁者才能得士。
朱舜水的這種由王陽明倡導的“知行合一”的對儒家精神的身體力行，得到了日本人深深的讚譽。他的學生和友人安東說他：
“遠避胡塵來海東，凜然節出魯連雄。
曆忠仗義仁人事，就利求安傘俗同。”
安東能以戰國時“義不帝秦”的武士魯仲連來比照朱舜水，也算是深得武士道的精髓了。
最後，讓我以朱舜水的遺書來結束本文，並向真正的武士道表示崇高的敬意：
“予不得再履漢土，一睹恢複事業。予死矣，奔赴海外數十年，未求得一師與滿虜戰，亦無顏報明社稷。自今以往，區區對皇漢之心，絕於瞑目。見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則幸矣。”
嗚呼！這就是一個“士”的犧牲精神啊！
秦無衣 03/2011
改於Santa Monica
與花無眠同感，無衣真乃飽學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