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革時候，在農場或者公社一級的行政區域，差不多都有一個大禮堂。興建禮堂的熱潮，可能始於文革初期。禮堂規模視各地的情況而定，一般都能容納上千人。如果
遇到特殊情況，比如公映電影，召開宣傳大會，批鬥大會時，則禮堂的飽和容納能力，就可以達到三千人左右，其中還不包括抱著的和騎在肩上的小孩。
最初的禮堂是不設座位的，甚至有的禮堂裏連水泥地都沒有。禮堂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主席台。
主席台就像如今的電視屏幕一樣，隻不過是以誇張的方式設在那裏。 那四方而凹進去的盒形方位，是權力和榮耀的象征，也是多種意義上的戲台。它是在革命歲月中唯一可以和古老的傳統聯係上的行政布局方式。在有一段日子裏，禮堂把一個農場或公社的人民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在農場員工或社員們看來，那裏是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所謂革命，也就是“變”。也就是蛻變。
我的短暫的童年，是在一個叫西寨的農場度過的。
說它短暫，可能是因為記憶的緣故。在五歲之前，我幾乎還沒有形成記憶。而在這之後三年間，我所有的記憶又都是斷斷續續的。那時我對時間觀念異常模糊，月份對我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年的概念是隨著壓歲錢形成的。
跟很多人相比，我的早年似乎是稀裏糊塗地過來的。所以我的記憶便不可能以時間為線索，而隻能借助於空間來表現。這也許是時間對我的嘲弄。
在敘述往事時，我不太喜歡用“回憶”這詞，因為它讓人覺得有跳出往昔的感覺，又有居高臨下的審視態勢。“記憶”這詞就不一樣了，它一點也不造作，它讓你覺得曾經的過去，是永遠流蕩在你的血管裏的某個實實在在的東西。
眾所周知，珍寶島事件後，林副統帥發布了“一號”命令，我們家除了我父親還在城裏上竄下跳外，我母親奉命帶著一家人遷居到了西寨農場。這一住就是五年。我的童年，就這樣融入了這片雲山起伏，黛海蒼茫的山區。
西 寨農場場地位於一個丘陵的半坡上，遠遠望去，就像一座大戶人家的祖墳。農場的右邊是一所小學，左邊則是一座禮堂。這種布局，使農場的地位，顯得特別的突 出。禮堂是在文革的高潮時期蓋的。當時蓋這麽一幢建築算是個龐大的工程。但是，困難嚇不倒人民群眾革命的熱情。人力與物力都是現成的。有個下放的工程師， 主動提出為禮堂設計圖樣。至於鋼筋水泥，則由農場革委會主任上縣裏軟磨硬泡了幾次，感動了縣領導。
就這樣，不花一分錢，一座象模象樣的禮堂居然封頂了。禮堂矗立在眾多的小平房中，顯得巍峨壯觀。
禮堂落成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慶典，便是一場憶苦思甜大會。會後在禮堂裏分發了由穀糠烹製而成的烙餅。據一位從舊社會熬過來的上了年紀的貧下中農說，他這一輩子都沒吃過這麽難咽的食物。
那個夏天的傍晚，突然下了一場大雨，雨水衝涮了山坡上的紅土，泥流像血漿一樣漫進了禮堂，這樣原定於晚上放映的一部樣板戲電影就被迫取消了。這場意外，給農場上下帶來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第二天，農場領導馬上發動大家在禮堂後麵挖了一條防護溝，疏導雨水，此後才阻止了泥漿的再次侵入。
2
在西寨農場，一共有好幾位受管製的右派分子。這些右派是在57年後由省裏縣裏打發下來的。在我到西寨那年，有個姓胡的右派自殺了，他不知從哪兒收集了上百粒的安眠藥，這在那個年代，有點匪夷所思。後來在農場衛生院管教的另一右派分子，因此受到了嚴格的審查。那自殺的右派就住在我們家樓下。我對他的印象不 深，隻記得他有一個碩大的腦袋以及一張布滿牙齒的笑臉，大家都叫他老胡。每次我們家用餐的時候，老胡就笑眯眯地袖手站在一邊，用滿含唾沫的含糊語聲不停地 鼓勵我們說：
“快點吃肉，不吃就爛了。”
實際上，他本人就是個好吃的人。那時單身漢的夥食差不多都在食堂裏，隻有像我們這樣有家口的才另 起 爐灶，為的是菜的花樣多一點，還可以節省夥食費。一次，農場做包子，兩個夥夫故意捏了一個大包子，裏麵塞滿了薑末，辣椒，大蒜。老胡收工後回來，借到食堂 洗手的機會，暗暗留心了包子的規模與布局。包子快蒸好的時候，老胡便焦急不安地在食堂外麵走來走去，不時地往蒸籠快速溜上一眼。包子蒸熟了，還沒出籠，老 胡馬上第一個撲向蒸籠，一把攫起那大包子，連嚼帶咽，一口氣就吃下去了大半個。但片刻間他的臉部肌肉便凝固了。據說後來他並沒有把食物吐出，而是硬生生地 咽了下去。
沒想到，這樣一位酷愛食物的人，卻吞服了安眠藥。那天早上，當他的屍體從房中抬出時，我第一次正兒八經地看到死亡從我的麵前經過。死亡在感觀上是 以僵硬的屍體出現的。這使人們對它的定義困惑不解。
不過，對一個三歲的人來說，死亡並不具備威脅。一般人是在七歲後才開始在遺棄屍體的儀式中，體驗到死亡的恐怖，然後在這以後一段日子，做為死亡化身的“鬼”的祟影，便在童年的記憶中，魂夢縈繞。直到青春期來臨，死亡恐懼才被灼熱的性欲所代 替。好多年後，我在一輛長途巴士上，突然看到鄰座一位稚童指著窗外田野裏的一頭水牛對他母親說：“看，牛死了！”
牛其實正在老老實實地吃草。小孩隻是發現了牛的存 在而已，他用死亡一詞來表達存在，這個發現讓我微微而笑。以此看來，思想才是死亡的真正載體。這使人生的前景，讓人無限失望。因為成熟與死亡變成了孿生兄弟。
我對禮堂留下的第一次印象，是在一次批鬥大會上。批鬥會起因於兩個在西寨受管教的右派分子。他們因為回城裏探親時，居然膽敢結伴到水 邊垂釣。這倒罷了，可他倆的垂釣技藝實在高超，一個晚上下來就釣了20多斤魚。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第二天把吃不了的魚賣掉，換點零花錢。次日霧氣蒙蒙的 時候，倆人縮在街角，一邊吸著劣質的紙煙，一邊瑟瑟發抖。他們身體的顫動可能主要是源於恐懼感。後來西寨農場的一位通訊員剛好路過這裏，看到了兩位業餘漁翁。第二天，倆人便毫不含糊地被扭送回西寨，接受批鬥。
批鬥會是在禮堂裏舉行的。兩個右派，一位姓鄢，一位姓陳，都是靠40歲的年紀。鄢氏畢業於北京外語學院，學的是俄語。陳氏是廈門鼓浪嶼人，畢業於廈大。那次批鬥會讓我最難忘的，是它滑稽的開局。兩個右派胸前各掛了一麵牌子，上麵寫著“ 我反動，我該死”的字樣。那幾個字據解說人士介紹，是由兩人自己書寫的。鄢的字散漫無體，就跟他拓落不羈的形象一樣；而陳的字則頗有筋骨，有點象柳公權的 字。這些字體是在多年後他倆同時成了我的中學老師後形成的記憶。
在倆人上場前，禮堂裏已經人山人海了。禮堂裏歡樂的氣氛隨處可見。待農場 方麵有關領導在主席台上就坐之後，喧囂聲立時平息下來。這時鄢陳兩人抬著一張巨大的漁網上場了，漁網裏裝滿了石頭。我記得他倆乍一上場時，整個禮堂的人便 哄堂大笑了。這個滑稽的場麵一下子調動了群眾的興趣。批鬥會持續了三個多小時，記憶中好象他倆後來都跪了下來。與其說他們是屈從於權威，毋寧說是迫於肩上 的重負。我想沒有人能長時間承受得起那些石頭的重量的。
若幹年後，在我上學的中學，鄢與陳分別成了我的英文老師和曆史老師。鄢老師在上課 時， 總是煙不離手。他的英語的發音，帶著濃重的俄語的味道。他老是要我們背書。有一次，他用書本重重地敲擊我的腦門說：“念，念，你要死命的念，不然什麽出息 也沒有。”這之後不久，他似乎離不開酒了。他的茶杯裏裝著劣質的土產米燒，開始醉醺醺地給我們上課，一年之後，他便走上了不歸之路。
陳老師在他年屆50的時候，還是個非常精神的美男子。他的太太承包了一個校辦玻璃工廠，因為工廠設在校門口，她還幫忙收發些信件什麽的，見人就笑。雖然也 快50的人了，笑起來還真像剛30出頭的人。兩年後他們舉家回了廈門，自此音訊全無。
陳老師上曆史課從來不看講義。他的課是我們公認的能夠聚精會神聽下去 的唯一科目。他講授的內容很多都在書本之外，隻是在臨下課時才給我們布置幾道思考題。而且他在下一節課時，又從來不提問，這樣我們在上他的課時，心境便極 為活躍。比如他在給我們講解近代史時，先在黑板上畫了一張中國全圖，然後在外蒙與現今我們通用的版圖中，劃了一道線，大聲說道：
“曆史是群體的運動過程， 不是個別人為的事件。我從來就不承認這道線是合理的。57年我說過這話，現在我還是要把這話告訴你們。我希望在你們中間，有人在將來能把這道線抹去！”
他的富於鼓動性的言辭聽得人血脈賁張。如今看來，這些話已經不純粹是記憶了。我以為，每一位真正的老師，其實都應該是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
3
76年盛夏，西寨發生了一起外縣人侵入大砍大伐森林的惡性事件。
那時我們所在縣是富林區，森林規模在全省占突出位置。那個夏天，先是幾個賭輸的無業遊民竄入西寨，偷伐了幾株大尺徑的杉木，在鄰縣賣得了好價錢。接著鄰縣 聞風而動，一批青壯年經常趁著夜深人靜的時候，越過高高的縣界，進入西寨，砍伐杉木。杉木屬貴重木材，在西寨是嚴禁砍伐的。農場在發現了事情的嚴重性後， 毅然決定派出民兵營，封山護林。在短暫的幾天裏，民兵們逮住了20多位濫砍濫伐分子，關在禮堂旁邊的農場武裝部中。
民兵營長是個嚴肅，沉 默而高大的人。在他的辦公室，有一挺綠漆的沉重的機槍。他參加過韓戰，得過輕微的腿傷，走起路來一瘸一瘸的。他的家裏藏有倆個風化的大雁蛋，據他說是在他的部隊逼近釜山時，在蘆蕩中揀到的。他的大兒子早幾年時就被他打發到外地去學習打造銅器的技藝，而他的二兒子阿利，則是我朝夕相處的朋友。
那 時阿利比我大兩歲，他衣裳襤褸的程度，讓我這個整天穿著一成不變的哢嘰布的人都慘不忍睹。第一次到他家時，我就注意到，他家唯一值錢的物產，就是一張黴氣 熏天的軍用被子。阿利每天放學後，都要為他父親和他自己做飯。灶膛中熊熊的火焰，照得他滿臉通紅。這時他便開始向我講述一些粗略的性的知識，並當場運用身 體語言作出示範。雖然現在看起來那些話不足一提，但我在76年的夏天聽起來，卻是暈頭轉向，大氣都不敢喘了。
我的朋友是個孝子，這一點可 能得益於他父親的拳腳與竹鞭。每次做好飯後，他先給他父親盛了一大碗幹的，然後在上麵壓上幾根鹹菜。阿利說：“在我父親那裏，你會看到你想象不到的東西。 去不去由你。”
我跟隨他去了，看到了被打得遍體鱗傷的鄰縣的竊賊們。阿利父親大口吃著飯，甕聲甕氣地說：“這些混蛋就是我們的戲票。過兩天，他們縣的文 工團就要上我們農場來演戲了。”
兩天後，鄰縣的文工團果然來了。它是以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名義來的。同行的還有那 20多個盜木分子所在公社的副書記。副書記提出要去看望一下被抓的那些人，被民兵營長拒絕了。民兵營長堅持要求先看戲，再看人。副書記沒辦法，隻好去找西 寨農場的革委會主任。主任聽了副書記的解釋後，二話沒說，便下令放人。民兵營長愣住了，說：“鑼鼓還沒敲起來呢，怎麽就讓這些痞仔走人？！”
主任說：“這次是特殊情況。你趕緊讓公社食堂給這些人管飯，吃飽了送他們上路。”
事情是這樣的，鄰縣那公社要蓋一座禮堂，但是卻缺乏做棟梁的材料。那些熱血沸騰的青年商量了一下，便瞞著公社到西寨偷伐木材，結果全被拿住了。副書記見到他們時，簡直都認不出來了。他歎口氣說：
“他媽的，老子回去要好好跟你們算帳。”
第二天，革委會主任讓農場裏唯一的一輛卡車和兩台54式拖拉機，拉了10幾米木材到鄰縣那公社去了。
文工團在西寨前後呆了一個星期。本來他們隻想上演一出閩劇《鳳嶺槍聲》，但在副書記的請求下，又演了一出《山 鄉春來早》。後來又應臨近幾個大隊的懇求，重演了上兩出戲。鄉下村民難得看一回戲，那幾天真是人山人海，盛況空前。有人是來湊熱鬧的，有人 是來看演員的，有的年輕人則是在看台下人，與相好眉來眼去。當官的則是一付與民同樂的架子。
戲的內容枯燥無味，不過很多人還是看的津津有 味。在文化單元化群落，欣賞的品位原不需要多高的。這倒很符合我所理解的文化的本義：文化是一種群體認同。那幾天的演出盛況，我在此後再也沒有經曆過。所 以我一直相信，戲劇這話兒，觀眾群落及氛圍是決定因素。所謂高品位藝術從來都是從淺俗文化群落冒出來的。而一開始就給自己戴高帽的藝術家，則是以展覽館作 為歸宿的。實際上，他們也隻能葬身於展覽館。
我和阿利同時迷戀上了文工團裏演女主角黨代表的一位演員。那位演員的一對又黑又大的眼睛，讓 我倆神魂顛倒。那位演員快有30歲了，體態豐滿，臉龐圓潤。她的形象正適合於演女革命英雄角色。她在舞台上一直槍不離身，她粗寬的皮腰帶勒得緊緊的，這樣 她的胸部便過份鼓凸出來。女黨代表的胸部讓我第一次想入非非了。在那幾天黑夜中，我一直在睜著眼睛做夢。革命真好！最初我以為隻是我對黨代表入迷，因此神 情既緊張又恐懼。後來我發現，阿利每次在看黨代表時，那眼神就像得了夜遊症一樣，他張大嘴巴，口水像冰柱一樣垂在下巴上。發現這一切後，我的緊張情緒消失 了。我發現，民兵營長也在含情脈脈地關注黨代表，隻不過眼神中多了點火花而已。
那幾天，我和阿利老在禮堂四周漫遊。文工團20多號人都在禮堂後台上席地而居。據農場一些年輕人後來透露，這些男男女女的起居都不太檢點。他們晚上睡覺時，男女幾個人合蓋一條被子，被子下麵的細節，被農場一些痞仔大加渲染。
黨代表隻在清晨時候到禮堂外麵來，端個臉盆到井邊刷牙洗臉．傍晚時她再次來到井邊。這時她把濃黑的辮子一解，將散亂的雲鬢埋進臉盆開始清洗。我跟阿利在不遠處看到這一切的時候，都癡呆了。
文工團離開那天，我發現阿利若有所失，魂不守舍．他不停地告訴我：“我心裏很難受。黨代表要是能留下來和我們一起革命，該有多好！”
我也有同感。也許我倆 隻是從黨代表身上發現了一種母性的特征，並為之著迷。也許，性的啟蒙最初就是以母性特征做為假想對象的。但是若幹年後我發現，人的本性中，其實都深深蘊藏 著對泛母性的崇拜。西洋畫中多豐滿而成熟的女性形象，讓我看到了畫家內心的戀母情結。藝術創造中總喜歡把女性母化，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美麗而崇高的情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