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告 狀 (圖)

【隨筆】

告 狀

1973年的一個秋天的清晨，正上一年級的我在上學的路上，看到我們農場的革委會副主任王某，倒扛著一把油紙傘，油紙傘的柄端，吊著個無足輕重的“北京”包，深綠色的那種，包外麵印著一座我們誰也沒見過的白色高大的“北京飯店”。那時的北京包算是比較時髦的，它的派頭，有點像如今挎著一個LouisVuitton的花格子包招搖過市。他肩膀上的竹骨油紙傘是本地生產的，手工製作而成，傘上散發著濃烈的桐油味，一撐開來，傘上便布滿了山水花鳥畫。我想當初許仙跟白娘子在西湖斷橋邊上卿卿我我的時候，打的應該也是這種油紙傘吧？不過，現在這種傘已經不多見了。

王副主任四十來歲，一本正經的，他的這幅出門遠行的形象，在當時的我看來，有點搞笑。我是在農場大樓前的荷塘的旁邊碰到他的。雖然是秋天了，但是塘裏仍然荷葉青青，水色深碧，不像李商隱的詩寫的那樣，“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我就問他說，王叔叔，你要上哪裏去呀？王副主任笑著說，我要去告狀。我問說告誰呀？他摸摸我的頭說，你可別害怕，我要告你媽去。我又問說，什麽叫告狀呀？是頒發獎狀嗎？王副主任想了想說，就是向上頭要真理去。他說到“真理”的時候，忽然像領袖一樣握緊了拳頭，朝空中做錘擊狀。

現在這年頭“告狀”這個詞用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上訪，上訴，投訴等詞。告狀基本上成了打小報告的代名詞。

晚上我放學回家後，看到我母親臉色陰沉，飯也沒做。後來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媽是農場的書記，那一年夏天，臨近我們農場的一個公社稻穀歉收，公社書記於是向我媽求救，我媽就把我們農場用作來春稻種的二百擔糧食，借給了那個公社救急。王副主任早就在覬覦著我媽的職位，這時終於找到了借口，他要到縣裏去告我媽的狀。他說，縣裏告不倒，就到省裏去告，省裏告不倒，就到北京去告。王副主任在文革開始時還隻是個生產隊長，後來通過武鬥上升到如今的位置。我媽調到農場還不到一年時間，他對我媽一向視為眼中釘，這回他的機會來了，他是不會輕易地放棄這個搞倒我媽的機會的。

幾天後，王副主任挎著雨傘與北京包，滿臉流光溢彩地從縣裏回來了。他一回來，就把他養的一隻十來斤重的白色大公雞（我迄今為止還沒有見過比它更大的公雞）給宰了，然後買了一些土燒酒，宴請了他的一些黨羽。我媽很快就被組織上以瀆職的名義，被凍結了職務。不過，讓王副主任大失所望的是，他並沒有得到我媽留下的職位，縣裏另外派了一個姓鄭的人來擔任書記。那位新書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縣委把王副主任打發回原來的地方，去當他的生產隊長。

然後，王隊長又開始了他的告狀生涯。這次他告狀的對象是鄭書記，但是他告不倒背景深厚的鄭書記，這讓他十分懊惱。有一次，農場裏召開黨委會，沒有通知王隊長參加。王隊長是什麽人？！他頭上長角，身上長刺啊！他立馬跑到場部，拿了一把掃帚，然後到廁所裏惡狠狠地沾了一些汙穢之物，來到會議室，問鄭書記說，為什麽不讓我參加黨委會？還有組織性沒有？鄭書記說，你現在已經不是黨委成員了，你應該知道組織生活的。王隊長聽了，二話沒說，便把掃帚揮舞過去。當黨委成員們看清迎麵而來的是什麽玩意兒時，都躲避不及了。王隊長將掃帚一扔，揚長而去，會議室裏一片叫苦聲。座中穢物誰最多，黨委書記青衫濕。

後果可想而知，王隊長連生產隊長也當不成了。後來他碰到我媽，有點羞赧地說，秦書記，還是你當書記那陣子好啊，那姓鄭的不是好鳥，我現在跟你一樣，是無官一身輕了。秦書記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跟你不一樣。

我媽這麽一賦閑就是兩年多，在這期間，她也在不停的告狀，準確的說，應該叫上訪。但是都沒有結果。她沒事的時候，就帶我們兄妹上山去打柴，接觸大自然。有一次她去上訪，縣委常委們正在開會，我媽破門而入，向新來的、由福州軍區派下來的革委會主任陳述了自己的冤屈，後來那位主任送了一簍荔枝給她，並用自己的吉普車把她送回農場。75年底的時候，她終於恢複了工作，並帶著我們舉家回到城裏。

王隊長的命運比較慘，他是個單門獨戶，平時好女色這一口。以前當革委會副主任時，農場裏獨身女人的床他差不多都想方設法地爬上去過，他的人樣長得也算不錯，出身也好，不知道為什麽就是不結婚。他在丟了生產隊長職務之後，開始迷上了讓人飄飄欲仙的酒精，每天都要喝上一瓶的土燒酒。有一天他喝大了，腦子被酒精攪混地興奮不已。他踉踉蹌蹌地來到了知青宿舍，找到最漂亮的一個他平時敢想而不敢動的女知青的宿舍，借酒撒瘋，欲行不軌，結果被幾個男知青痛揍了一頓後，拖到了農場保衛處。保衛處馬上派人將他送到縣公安局去。在車上，王隊長聲嘶力竭地不停叫喊：

“你們不能這樣對待一位領導，我要去告你們！”


01/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