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文革和中國文化的關係。

中國文化是一種苦難文化，苦難文化來源於長期的困苦和災難的生活環境。

苦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焦慮， 即憂慮將來。
好多中國人最能吃苦，因為憂慮將來怎麽辦。好多中國人逼孩子死讀書，還是憂慮將來孩子怎麽辦。好多中國那麽多貪官，因為貪官們操心兒孫的將來，兒孫的兒孫的將來。 好多中國人選擇專業（特別是父母為孩子），很多不是首先考慮興趣，而是將來有沒有出路 好找工作。好多中國人談戀愛，首先要打聽的是，經濟狀況，因為會憂慮將來的生活（西方人多考慮興趣愛好是否相同等）。中國人愛存錢，也是憂慮將來。等等。

毛澤東是中國人，其思維和文化基因也具有很強的苦難文化特征。他當然不會憂慮將來沒飯吃，沒有好工作，兒孫怎麽辦。而是很憂慮“紅色江山”會不會“變顏色”。所以搞了許多運動，包括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包括文革。 毛澤東在西北坡就憂慮，將來會否和闖王一個樣。 所以沒進北京城就開個會，要作好準備。美國在朝鮮越過三八線，毛澤東就想到會到鴨綠江，甚至過鴨綠江，進入東北。如果美國當時公開聲明不會針對中國，可能毛澤東不會“抗美援朝”－－－－也可能不相信美國人的話。）蘇聯出了個赫魯曉夫，老毛就要看是不是有赫魯曉夫睡在自己的身邊。 要搞個運動整整 ‘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 珍寶島有個衝突，老毛就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很搞三線建設， 軍工都搬到山裏去了。

苦難文化的一個特征是不守規則。 經受災難，就有可能逃難，而逃難的人們是善於破壞規則的。戰爭中是難講法律條文呢， 救災時是要打破常規的。逃生時什麽原則都是無用的。所以很多中國人對規則是不得不守才守，例如過紅燈等（而大部分西方人對法律規則是一種崇拜，不僅僅是遵守），在中國做生意，有多少人相信合同？又有多少人遵守合同？ 例如專利法，有多少人會投機取巧，等等。 不守規則原則，就是機會主義者。 毛澤東當然是機會主義者。即，不那麽相信原則／製度，還是打仗中“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那一套（毛澤東絕對不是教條主義者），不會相信教科書法律製度那些東西能有什麽用。一個靠馬背上成功的人，就是善於投機取巧，善於謀略的人。謀略的人是不會相信製度的，口頭禪是，“沒有什麽是一成不變的”。文革就是毛澤東認為能防止“改變顏色”的最好方式。 所以他要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搞搞那些走資派。

毛澤東到死都沒有找到好的方式來推行他的理念。既害怕“改變顏色”又沒有什麽好辦法（不相信製度那一套），可憐的他隻能靠“群眾運動”了。可惜他不明白不是所有群眾都和他一樣理智，那樣聽他的話，按他的指示辦事，作他的好戰士。結果群眾會按自己的方式和理解去執行‘最高指示”。 結果隻能是個災難。

苦難文化的還有一個特征是群體化，或者叫社會化。因為很多災難隻能用集體的能力來戰勝。所以大多數人隻有在社會化的環境下才有安全感。因此中國人是一個群體心態很重的民族。 總是想怎麽才能和別人“一個樣子”，或者說表現的讓“群體/別人”認可才有安全感。中國人更愛麵子就是和這種心態有關。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很“自我”。 中國人過日子很多是給別人看的。中國人的很多行為也是給別人看的。包括用什麽樣的手機，穿啥衣服。到什麽地方旅遊，等等都有這種心態。文革時，造反是最時髦的，革命是最能贏得別人信賴的。所以人人都要表現的很“左派”，“我一定要比你更左派”。 你能批鬥，我就要抄家，你能來個噴氣式，我就能給他戴高帽子遊街。 你扇耳刮子，我就要掄皮帶抽。 一個自卑的群體隻能越走越遠。 當然很多人也是為了自保（不自卑要什麽自保？）。 其實很多人心裏並不想那樣幹，包括林彪那樣吹捧毛，也是為了自保（不是真心認為，毛是天才地，創造性的， 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大家白天挖空心思在表現得比別人革命，大多數晚上肯定不會因為白天的表現而自豪。因為隻是為了表現，為了得到革命群眾的認可。 如果美國總統要來個文革（假說法律上可以）,會沒多少人會追隨，因為西方人很independent. 包括現在征文反思文革，也是一邊倒。越說文革荒謬越能吸引別人的注意，就越有“成就感” 。

苦難文化的再一個特征是等級觀念（社會）。 等級觀念是來源於應對災難必須有的一種（軍事化的）組織形式。 因為這樣才最有效率（應對災難）。自由自在的社會要什麽組織，要什麽等級，那才是無聊。 當一個社會有很強的等級差別時，一旦有機會，就會有強烈的反叛。 正所謂 “壓迫越深，反抗越強”。但是那些反抗並不一定是為了正義，而是為了，皇帝輪流坐，今天到我家。讓我也來過過當官有權的癮。那些當官的平時也確實對人民有當爺的感覺，所以當人們有了機會也要報複一下。至少能出出氣。 這也是中國幾千年來的“革命”（改朝換代）不斷的原因之一。 所以說文革是幾千年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的另一種形式（或者之一）。在等級觀念社會中，人人都想做人上人。 象那誰說的，幾億農民都有皇帝夢。 所以文革時，會分裂為幾派， 因為誰都想當老大。鬥爭的目的隻有一個：（對個人來說）爬到等級社會的上層，至少不要到下層去（黑五類等）。雖然大家都喊“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那純是扯淡。對於一個自由社會，有很多人對向上爬沒有興趣，例如華盛頓就不想當皇帝。

苦難文化的另一個特征是人們常常會走極端。 在災難發生時，隻有極端才能應對（例如逃難，例如救火），才能活命（例如洪水來臨，土匪追趕）。正因為極端，所以要革命就要徹底，小商小販賣個菜都算是“資本主義”，女人穿個花衣服，都是資產階級情調。打倒誰誰誰，還要踩上一隻腳。 太平天國起義，男女都要分開住，不然就是違背上帝的旨意。清代開始，留個頭發都要一律。 現在改革開放，一切以GDP為準（什麽保八，保七）。唱個"紅歌“，共和國總理就出麵說是”文革餘孽，“要置於死地（其實那有啥大不了的）。很多人的思維也具有極端的特征，例如“作最壞打算”就是苦難環境下養成的一種極端思維。（為什麽不作最可能的準備呢？）“我是做好殺頭坐牢準備的”。 老毛也說“我是準備摔的粉身碎骨的。” 老蔣的“不成功便成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戰場上不能戰死就是叛徒。 結拜兄弟要同生死共患難（有哪個必要嗎，正常的友誼不就行了？）。 孝要臥冰取魚，忠要殺身成仁，義要生死與共，節要以死抗爭，等等都是極端思維和行為的例子（西方人不會那麽極端，打不過就繳械投降）。所以在文革期間，極端“革命”的例子比比皆是。當然是由於災難文化導致災難的再發生。

苦難文化還有一個特征是人們之間缺少“愛”。至少是缺少博愛。 東方人善於智慧，西方人富有愛心。反思人生苦短 必然導致智慧。即所謂天降大任於其身之所謂也。但是這種苦難磨練性的經曆會使一個人變得冷酷無情，缺少了愛心。其實最後也濃縮成為所謂的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不是說所有經曆了大災大難的人都會缺少愛心，而是說經曆了大災大難的人很有可能會缺少愛心，或愛心不夠，當然是和那些在鮮花平靜生活中成長的人比較而言）。正因為缺少愛心，所以文革中折磨人的方式是變態性的翻新。 中國人的愛又是洋蔥形的，即分層次，分遠近，分親疏。 所以城市裏的文革要比農村更加轟轟烈烈，因為城市人之間的“愛”要比農村弱的多。（農村很多人有血緣關係----還在洋蔥的內層。）

苦難文化會增長智慧。常說，吃一塹長一智。其實吃了一塹。關鍵是吃一塹後的思考。思考的多了自然就有了智慧。正所謂勞其筋骨，餓其腹肌，才能促使其思考，懂得很多，就有了智慧，那麽做事做人都增大了成功的機會。 這也是“棍棒下麵出孝子（其實是出智慧）”的理論基礎。中國有的是謀略家，但較少思想藝術家。中國人崇拜謀略家，例如諸葛亮（不怎麽崇拜祖衝之），中國有孫子兵法，就是因為苦難文化有這種需求。但是在有些情況下，智慧會成為作惡的能力。這就是文革中許多“創造性的革命行動”的原因。智慧也和謀略能力正相關。所以就有了引蛇出洞的陽謀，有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才智”，有了當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必然，有了煽風點火的能力，有了讓親密戰友犯路線錯誤的冷酷。換句話說，要讓那些沒有苦難文化熏陶的人去搞文革，還真搞不出什麽名堂來，因為他們很“蠢”。

苦難文化還有一個特點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有宗教，無信仰） 首先要分清的是宗教信仰和宗教實用的區別。信仰是認為對的就堅持，錯的就反對。是一種崇拜。 實用是不分是非隻看親疏，或者不問善惡隻看利弊。生活在災難和苦難環境下的人們，宗教更多的是尋找對於災難下的創傷的一種安慰和康複, 並且還要有很多功能性的目的，例如把信教當作是一種規避災難的“手段”和對未來的保護。所以對苦難文化中的人們來說，真心希望有諸多神，且越多越好。好像是諸神的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高，則保護的功能越強，人們也就越放心。生孩子的有送子娘娘，發財的有財神爺。還有門神，灶神，風神，雨神，等等。另外苦難和災難的環境都會使人們變得服從權威，養成敬畏超自然的心態。因為災難的發生是多方麵的，所以也導致人們對多神的崇拜。對於死後的描述在東方也是極盡詳細之能事。作惡下地獄就有十八層之多，層層不一樣，充分顯示了人們對死後世俗化想象和期待。所以實用性，功能性，世俗性的成分要遠遠大於心靈寄托的成分（死後和活著幾乎沒有多大差別）。而宗教勸善的手段也大都在來世的禍福，例如不要墮入牲畜道，要生於富貴，生於官宦。----- 還是為了（未來）世俗的目的。所以這種宗教可以說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避禍就福的一種手段。例如貪官也求菩薩保佑，土匪上道前在菩薩前的盟誓。捐些香火錢，行賄神靈保佑作惡。 那麽在關鍵時刻，人性中的本能就顯現出來了。例如在文革中，很多的“革命行動”都是避禍就福的手段，是投機奪利的方法而已。 而不是在捍衛正義，不是在堅持真理，不是為打擊邪惡 （因為不分是非，隻看親疏，是不是和我一派的）。

苦難文化環境生長的人嗔心強生氣和埋 怨的時候多一些，因為看負麵的眼光要強一些，銳利一些。而西方人貪心重，不容易滿足。當然了，嗔心重也很自然，經常受苦受難，你還指望他會是怎麽個樂天派，整天嘻嘻哈哈的？ 西方人很少什麽不能達到的目的，很少有不順心的事，自然經常會有天地萬萬物任我所取的感覺，所謂貪心重 也是有道理的。東方人常說“誰誰不好”，西方人常說“我是最好的”。文化大革命時，經常搞些憶苦思甜，搞了憶苦思甜人們就會對“現在”很滿足，就是這個道理。但是這些對西方人根本沒有用。西方人就是不容易滿足，他們對這個世界要求的很多，似乎永遠不能滿足。苦難文化環境生長的人要找毛病那是一找一個準。雞蛋裏麵能挑出骨頭來。所以文字獄大多發生在東方。因為有銳利目光挑毛病，也是很多東方人的“本性”。沒有證據也能牽強出證據來。 文革中很多案子不都是革命群眾“發掘”出來的嗎。 要是西方那種實證性的思維（例如在實驗室）就很難完成組織交給的光榮的政治任務。

當然還有很多文革中的現象能和中國（苦難）文化聯係起來。就不再多囉嗦了。
結論是：文革的出現是中國文化的必然。文化革命和文化的關係並不那麽直接。文化革命並不是在文化領域的運動或者革命。文革是由中國文化引起的極端運動/行為。而這種極端運動在中國曆史上還有不少。自戰國的百家爭鳴後，秦的“焚書坑儒”算不算一種極端運動？漢武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算不算是一種極端運動? ---- 至少是一言堂。還例如北魏太武帝的，北朝的周武帝，唐朝的武宗時期中國曆史上的三次滅佛運動 焚經拆廟，強迫還俗。農民戰爭中許多惡劣現象。以及後來的太平天國的極端法令。明清當政者的文字獄，也有類似性吧。

文革是中國文化的結果，至少，毛澤東是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如果中國文化沒有大的改變， 類似於文革這種極端的運動還會在中國出現，當然也可能是一另一種形式。 有人說，有了好的製度就會避免文革的出現。其實文化比製度重要。 因為文化決定了人們的行為，而製度是靠人來執行的。 說個例子。 中國的交通法規該算健全吧，可是由於文化的原因，有多少人遵守交通法？製度要人去執行， 而人是由文化來製約的。所以改造中國的文化是最根本的東西。 這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見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