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外國傳教士

我在體育俱樂部裏遇到一位老太太，她說起她的外曾祖父母在中國傳教，她家裏有他們從中國寄到美國的信。那可是曆史文物了，借來一看，果然有意思。

她的外曾祖父叫 Andrew Stritmatter (1847-1880), 1872年，他從Ohio 大學畢業後就到中國江西九江做傳教士。50美元一個月，吃飯要花掉30美元，還沒有蘋果，牛奶吃。他的生活不過是中等水平，遠遠不及後來毛澤東請來的蘇聯專家在中國的生活。

Stritmatter的太太叫 Lucinda Combs ( 1849-1919 ), 在美國拿到醫學博士後受美國婦女對外傳教服務（WFMS）的派遣，到北京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婦女及兒童醫院。

有一天，Andrew Stritmatter 看到一個中國婦女跌在河裏，要淹死快了，他跳下河去救起了她。Andrew Stritmatter本來有肺病，這樣病就加重，坐船回國，還沒到家，就死在途中的丹佛市了。他隻活了33歲，可以說他的一生都給了中國人民。他離開中國前給教會的信裏說：“假如我隻考慮我的興趣，我會滿足地死在我的崗位上，這一直是我的願望。”

1880年11月4日，Andrew Stritmatter 病倒在回家途中的丹佛市，他在給家裏的信裏，記述了對當時在丹佛市發生的打華人的亂民的真實的情況：“丹佛市隻有200多中國人，都在洗衣店工作，這對3，4 萬丹佛市的居民根本不成為威脅。報紙做了錯假的報道，引起了亂民打中國人的事……”他那時，已經病得走不動了，離開死隻有18天！

早在14世紀，中國人就種鴉片。1729年，中國政府曾頒布一項禁止使用鴉片的法令。 18世紀末，英國人將鴉片運往中國各口岸。1773-1901，英國人在雅片上從中國和東南亞獲得21億美元的純利。1840年中國政府禁煙，1857年第二次雅片戰爭後天津條約規定，中國政府不許限製印度鴉片的輸入。在此之前，政府一直不允許種植罌粟。如今，與其讓國人買印度鴉片，不如讓國人自己種，於是政府解除了種植罌粟的禁令。很快，七份之六的鴉片是中國國產的。貧窮的中國人用鴉片解除肉體的痛苦。中國的士大夫們沒有戶外活動，除賭博外很少其他娛樂活動。他們處在單調和沉悶中，靠鴉片引起興奮。  同時中國的宗教（佛教）沒有布道，不能號召禁煙。

 

外國傳教士對鴉片很痛恨，1906年8月，在中國的7個國家的1333名外國傳教士聯名向政府陳情。1906年12月20日，清政府頒布禁煙令，要求在十年裏禁絕鴉片。可是，中國農民賄賂官僚不去鏟除種植的罌粟。但傳教士不受賄賂，100名傳教士向政府報告了所在地種植的罌粟情況。

1906年5月英國下議會一致通過決議，印度鴉片貿易是不道德的，要政府從速結束鴉片貿易。英國國民將1910年10月24日，即“天津條約” 批準50周年的日子作為大英帝國的國恥日。1911年，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同意提高鴉片關稅，不向已經禁止種植罌粟和輸入鴉片的任何中國省份輸出鴉片。到1917年終止鴉片貿易。

中國人民是遭了鴉片的罪。要幫中國人民擺脫鴉片的是外國傳教士。

毛澤東騙中國人民說，洋教帶來了文化侵略。是的，外國傳教士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文化。英國傳教士的努力集中在翻譯和宣講福音。美國傳教士在醫療和教育。高等教育大多都是美國人辦的。 就是這個外國傳教士帶來的新文化，導致了五四運動，產生了毛澤東得以做皇上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辦了醫學院，毛澤東在長征時才得到了教會醫院醫生的治療，救了他的命。

沒有外國傳教士帶來新文化的衝擊，清政府不會在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那時13歲的毛澤東很可能在父親的棍棒下背八股，做個滿清的縣太爺。

紅軍在閩西敗走時，在連城外的基督醫院，收容了紅軍的200多個重傷的官兵。“這些偉大無私的宗教傳道者，給我們傷兵極好的照顧，主持醫院的院長，答應將紅軍治療到痊愈，並負責送到香港。還保證絕不允許國軍將他們屠殺。”這是紅軍領導人龔楚在他的回憶錄裏說的。

毛澤東長征時，幸運地拿到了一個外國傳教士畫的，收集的當地地圖，才免了找不到北的苦惱。外國傳教士的“間諜”工作對長征有貢獻。 紅軍在長征時還綁票外國傳教士，高價要索以謀經費。後來，有個贖票後被放的外國傳教士寫了一本回憶錄，很客觀地記述了經過。 幾十年後，肖克將軍對此很感動，為此書的翻譯版寫了序言。傳教士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正是中國人民所需要的。

毛澤東騙中國人民的還有一說是，外國傳教士辦的育嬰堂孤兒院裏，吃得多麽苦，死了好多人，有墳墓為證。在苦難的中國，有多少人來辦育嬰堂孤兒院？很少很少！外國傳教士來辦了，是好還是壞？那時中國很窮，醫療差，是有不少死掉的，有的棄嬰收進來就是活不了的。毛澤東口口聲聲說要看事物的二個方麵的，育嬰堂孤兒院救活了多少人，毛澤東就不許講了。

不遠萬裏，離開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從英美法到中國來傳教的人，大多數是抱著犧牲精神來的。外國傳教士是有生活水準遠高於當地中國人的，這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和生活習慣遠高於中國人。也有相當簡樸的，比如在蚌埠的意大利傳教士們，每天晚餐是一碗湯加個麵包。 毛澤東給白求恩的生活津貼高於當時幹部的100倍之多。憑什麽講外國傳教士呢？

 

外國傳教士們為毛澤東打天下出了力的。 許多傳教士在中國出生的孩子們成了中國通，他們替毛澤東說了很多好話。 後來有的任職於美國國務院，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天平上，為毛澤東加了砝碼。 任高職於加拿大外交部的Chester A. Ronning，一個精通中文的加拿大傳教士的兒子，為中加建交做了大貢獻。

中共在老百姓麵前大罵外國傳教士，私下對他們很優待。 外交部特別安排，讓Ronning的女婿坐的，從廣州到北京的直達飛機特地在武漢停一停，讓他和已經在武漢的妻子生日會麵。要中國人民大罵外國傳教士的中共，給他們在外國享受不到的待遇。

（寫於2011/5-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