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真相

杜好書想說的是，到現在為止，我沒有把別人的文章貼在博客上過。卸甲一書生寫的《毛澤東“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真相》太好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此文，所以替他貼出來。 中國人先被毛澤東活活地騙了30年，毛澤東死後近40年，還有許多人被死死地綁在他的宣傳上。 再過30年，毛澤東將成為少有人感興趣的曆史塵埃了，但，那塵埃是不是夠臭的呢？這還需要我們活著的有正義感的人們做工作。我們現在不說，將來我們的後代們是容易理解認識錯的。

比如，《炎黃春秋》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裏有篇文章，記述了中央文革小組裏的工作人員的回憶。摘錄幾句如下。

李傳俊：大部分（重要電話）都是主席的私事，比如說“主席的兒子”認親來了，在中南海西門等著呢，接見不接見？好幾起這事呢！對這類事我們隻能記錄，再密封起來，讓李訥看。

閻長貴：我也處理過這樣的信件，報告江青，她說哪來這麽多“野種”啊？

杜好書認為，在當時，沒有點根據和底氣的人，敢說自己是毛澤東的兒子嗎？那可是“防擴散”要殺頭的罪！就是真跟毛澤東上過床的女人裏，一百個裏也沒有五個敢公開說的，或者去找毛澤東說的。在文革，要找毛澤東的，好多是苦難到無路可走了的。
我就知道有位老太太，她兒子在文革初就給鬥得受不了，老太太寫信給毛澤東，果然就不鬥她兒子了。

我原想在《毛澤東“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真相》裏加些讀後的心得。後來改為把它變成黑體，希望引起讀者的注意。比如，李先念在報告中說，盡管在農副產品的收購和日用工業品的生產上做了很多工作，但至今沒有得到根本好轉。毛澤東對此則抱有堅定信心，批示說：“再有幾個月，根本好轉就會來了，這是明白無疑的。”

那是1959年的6月，毛澤東說再過幾個月，結果過了一年，還沒有跟本好轉，毛澤東所說的明白無疑，是他的唯心論，是他騙他的同誌們，騙中國人民，也騙他自己。對他的騙，有誰敢放個屁呢？這真是中國人民的悲哀！

全文原在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0412/81208.html

請看下麵的原文。

　　讀了蔡信《毛澤東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一文，我讚同他的觀點。蔡文主要是基於當前關於毛1949年以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編造故事盛行，為以正視聽而寫的。恰巧，近些年來我在看書時也對這個問題產生了點興趣，隨手收集了一些資料。看了蔡文，覺得他的看法很好，惟對資料的利用還不夠充分，對問題也似可以做進一步深入分析，便隨手寫了點東西。為照顧到網絡上的閱讀習慣，分成簡本和全本兩種形式。二者的區別僅在於簡本沒注出處，全本標注了出處，一並發去，請編輯審閱。我不準備評論蔡文，因為關於毛不吃肉的問題，我的稿子裏已有較詳細的說明。如果編輯覺得拙稿有刊登價值，不妨作為作者投稿，也發出來，作為蔡文的補充吧。

 

　　又及，關於毛澤東1949年以後日常生活故事的編造，主要來自於一些極不負責任的毛生前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錄或紀實文學作者。毛的秘書林克曾說這種現象是把“走下政治神壇的毛澤東”又請上生活的“神壇”，而發其端的，恰恰是寫了那本《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一書的權延赤自己。

 

　　毛澤東愛吃紅燒肉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兒，其實他還喜歡吃扣肉、回鍋肉、米粉肉、肘子、豬腸、豬肚等湘係豬肉類菜肴，對牛羊肉則不太喜歡。按照《毛澤東生活檔案》的說法：“也許他有些嫌棄牛羊內的膻味。他在諸多肉類中獨獨對豬肉鍾情不悔。他喜歡紅燒肉，倘若一段時間未吃還真有些嘴饞，往往主動提出來打打‘牙祭’”（下冊第702頁，）。

1959年到1961年，中國出現大規模糧食饑荒，大批農民因饑餓得了浮腫病死去，城鎮主副食供應也出現極大困難。以往黨史教科書稱這是因為自然災害及蘇聯逼債等原因造成的，是“三年自然災害”。近年來的史學研究表明，這三年裏中國並沒有發生全國性、大麵積的自然災害，也不存在蘇聯逼債問題。大規模餓死人主要是因為大躍進對農業造成的破壞，在糧食統購統銷過程中向農民征糧過多，反瞞產私分對農民糧食羅掘一空等原因造成的，改稱“三年困難時期”。關於這三年，許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在回憶中說的最多的是他“不吃肉”。舉兩個例子：1968年被正式任命為毛澤東夥食管理員的吳連登說：“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愛吃紅燒肉，但在最困難時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沒有了紅燒肉，雞、魚、肉、蛋都沒有了，全是素菜。舉個例子，毛主席特別愛吃魚，但在那個時候，他連魚都不吃了”（《吳連登談“我給毛主席當管家”》，該文包括做客演播室與在先鋒論壇上跟網友交流兩個部分，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8年8月5日）。衛士封耀鬆則說1960年毛澤東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來，封耀鬆幫他按摩時，他腳背和小腿的肌膚失去了彈性，按下去一個坑，久久不能平複。這是浮腫。老人家已經六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黃不接的季節，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糧，常常是一盤子馬齒莧（一種野菜）便充一餐飯，一盤子炒菠菜，便能支撐著一天工作”（《領袖為他找對象——毛澤東與封耀鬆》，載李家驥、楊慶旺編著：《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下冊第70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兩個說法都是錯的，對讀者有嚴重誤導之嫌。一是吳連登並非親曆者。1958年他還在江蘇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1959年到北京人民大會堂餐廳端盤子，1961年5月被中南海服務科科長挑中，跟在拉行李的平板三輪車後麵走進中南海，在公務活動場所為首長們端茶倒水。1964年國慶節時毛澤東請他到家裏“幫幫忙”，前幾年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直到1968年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才開始管毛澤東的工資和家庭的各項財政開支（參見劉暢：《“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環球人物》2008年7月［下］）。關於1959至1961年毛澤東餐桌上的情況，他隻是後來聽別人說的，並非親眼所見。二是“毛澤東得了浮腫病，靠野菜馬齒莧和炒菠菜充饑”的說法，跡近“天方夜談”。連1954年秋天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經常陪他吃飯，並為1960年毛生日餐當事人之一的秘書林克也不讚同。林克為此專門打電話詢問了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說不盡的毛澤東？讀書伴隨了毛澤東一生》）。

“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不吃肉的真相究竟如何？本文根據現在可以看到的資料做一下考察。

　　一、1959：國家糧食形勢與毛澤東飲食習慣

　　毛澤東“不吃肉”，不是生活習慣發生了改變。直到老年，他仍未放棄吃肉的愛好。1968—1976年擔任毛家生活管理員的吳連登說，他一次最多吃了一斤二兩紅燒肉。“不吃肉”是特殊情況下的政治行為，其原因和目的隻能從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中去探尋。

1959年，是中國經濟極為困難的一年，特別是糧食形勢。

　　在農村，1950年代中國各地因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每年還是會遇到春荒或夏荒。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製度，農民口糧被嚴格控製在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農民在青黃不接之際，因缺糧而逃荒甚至餓病的情況，時有發生。從“革命犧牲哲學”的角度，毛澤東視之為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枝節問題，很少因為有農民餓死而輕易懲處下麵的幹部（參見楊奎鬆《毛澤東是怎樣發現大饑荒的？》）。1958年，毛澤東主持的“大躍進”使用大批農業勞動力大煉鋼鐵，耽誤了因風調雨順而取得好收成的糧食收獲，糧食損失嚴重；建立“共產主義”大食堂，敞開肚皮吃飯，糧食浪費極大；更為關鍵的是，由於各級幹部普遍浮誇虛報糧食產量，政府大大提高了從農民手中征購糧食的數量。到1959年初，饑饉現象已經在廣大農村蔓延開來。

1959年1月20日，署名為“劉堤圈車站南北”的人寫信給“敬愛的毛主席、周恩來、全體中央領導人”，反映河南虞城縣、夏邑農民近半年來“每天吃糧由12兩（注16兩1斤）變為半斤，又變為5兩，將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完了。即在春節那天，在地裏挖野菜的遍地是人，借口外流戶各村都有。人因吃的不足生病，浮腫，在虞、夏交界處各村都有人死亡”。2月下旬，總理周恩來、副總理李富春對來信做了批示，3月初，中央派人赴豫東調查屬實，並予以處理（參見餘習廣《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

　　為什麽當時中央領導人沒有對這個情況產生警惕，舉一反三，展開對全國農村饑饉問題的調查，隻把它當成個別地區的偶然事件？主要原因是毛澤東的關注點不在這裏。

　　他對大躍進以來的形勢和前景抱有極大信心，不認為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會出什麽問題，進而認為農民根本不缺糧，而是懼怕家中糧食都被公社統一分配。2月28日，他對根據安徽省委工作組在桐城縣的調查而發表的文章做出批示，認為大多數或全部農民都對“公社成立以後一切要歸公”表示擔心，同意工作組的結論：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尤其是基層幹部的思想問題。可以通過政策宣傳，做思想工作來解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80—81頁）。不久前，廣東省委轉發該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關於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促使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更堅定這一想法。該報告說，“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係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不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54頁）。廣東省委對該報告的批語說，“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和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完成糧食外調和安排好群眾生活”（同上，55頁）。毛澤東則把“瞞產私分”之舉提到“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的高度，並認為這“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要求各地“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同上，52頁）。此外，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各省及中央都認為農民即使缺糧也是一時“春荒”所致，依然沒有從國家征購任務過重、大辦食堂浪費的角度看問題。

　　在城鎮，因大躍進造成的主副食品供應短缺早在前一年底就出現了苗頭。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說，大城市裏頭，豬肉也沒得吃了，糧食也沒得吃了，豬肉也不能出口了（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14頁）。到了1959年3、4月份，食品供應的困難波及到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6月11日，李先念在報告中說，盡管在農副產品的收購和日用工業品的生產上做了很多工作，但至今沒有得到根本好轉。毛澤東對此則抱有堅定信心，批示說：“再有幾個月，根本好轉就會來了，這是明白無疑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320頁）

1960：城鄉主副食危機與毛澤東宣布“不吃肉”

1960年開局，毛澤東聽到的消息都很不錯：

1960年1月11日，中央辦公廳編印的《情況簡報》第17號刊文《七個省市、14個企業對今年一季度工業生產安排的情況》，介紹說北京、上海、天津、遼寧、廣東、四川、陝西及重慶鋼鐵廠特派員匯報，除個別外，第一季度無論是產量還是產值，一般都不低於或略高於去年第四季度水平。他很高興，表示“看來，連續大躍進是可能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16頁）。

　　城市供應緊張的狀況在緩解，去年農民的糧食分配也很好，人民公社的食堂正在加強領導，不斷鞏固。盡管這些消息與農村餓殍遍野的真實情況天懸地隔，他本人卻沒有意識到。3月，他以順口溜的形式在黑龍江農村工作部關於公共食堂的報告上批示道：“加強領導，全民食堂，豬菜豐富，以人定量，憑票吃糧，節約歸己，按月算帳，明明白白，賬單上牆，生產生活，兩樣都強，人心振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68頁），可見心情頗佳。同月，他還辦了另一件事，為衛士沈同在上海錦江飯店辦了幾桌婚酒，參加者有柯慶施、楊尚昆、葉子龍和衛士們。沈同還和妻子向毛澤東敬了酒（《在毛澤東身邊》144頁）。

　　中國特有的糧食統購統銷製度使農村普遍發生的大範圍饑饉很晚才會波及到城鎮。盡管從1959年開始已出現城鎮人口普遍吃不飽飯，營養嚴重不足的情形，但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城鎮主、副食供應出現極為嚴重危機是在1960年夏天。從5月下旬開始，國務院財貿辦並糧食部幾次要求全力完成中央計劃和部署的調運糧食任務，但各地紛紛向中央告急，由中央負責供應的北京、天津、上海、遼寧三市一省麵臨斷糧的危險。早在一個月之前，毛澤東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李先念談話時，就曾怪他杞人憂天，笑著說他：“杞國人來了，請坐下。”接著說：“你是怎麽搞的，報紙上講形勢大好，你老是潑冷水，講什麽都不好，你是怎麽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學杞國人啊！”（《李先念傳》）李先念看到他並無嚴厲批評之意，於是認真直率地說：“我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擔心全國幾億人吃不上飯呀！主席你不擔心嗎？你不要聽報紙上吹的那一套，形勢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點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餓，已餓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麵說糧食大豐收，另一方麵向我寫報告要救濟糧。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和糧食部副部長陳國棟等同誌商量，調糧搞救火，調來一列車糧食準備調山東，結果山西來電報說他們餓死的人多，又把這一列車糧食運到了山西。當前老百姓沒糧食吃，隻好挖野菜、捋樹葉度日。”（《李先念年譜》）

毛澤東對全國糧食供應的嚴重情況感到吃驚，對他提出的應急措施表示了支持。7月12日，國務院財貿辦和糧食部負責人不得聯名求助於李先念，要求救急。李先念隨即先後向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書記處鄧小平，乃至於向毛澤東告急，說明：“現在糧食庫存，北京、天津隻夠銷四天，上海隻夠銷兩天，遼寧隻夠銷六天，如果不加速調運補充庫存，照當前這個樣子下去，是會出亂子的。”（參見楊奎鬆《毛澤東是怎樣發現大饑荒的？》）

　　北京主副食供應的巨大危機嚴重影響到北京廣大市民的日常生活。時任北京二商局幹部的高智勇介紹說：“1960年豬肉貨源急劇減少，到當年7月起已無鮮肉可供應居民，即月市場投放陳年肉罐頭頂替鮮肉供應。數張票集中起來可買到一盒（聽）罐頭。”(高智勇《北京市困難時期商品供應追記》，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8期)中南海領導人的飲食是由特供製度支撐的，受影響的時間要更晚些。據1960年春節後從上海錦江飯店調到中南海服務科工作的廚師蘇林發說，當年7月，毛澤東家裏請客，“主席說：‘吃來吃去就這幾個菜，是不是今天弄幾個新花樣出來？’當時毛主席並不知道大廚房來了個上海廚師。於是從上海錦江飯店新調來的廚師蘇林發被派去掌勺。蘇林發回憶說：“那天我做了兩隻特色菜，一個是冰糖肘子，一個是烙草(青)魚。毛主席吃得很開心，吃完後他問侍衛：‘今天的菜是誰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魚也很有特色。’侍衛說：‘是服務科調來的上海錦江飯店小廚師做的。’毛主席笑了。我從豐澤園出來時，毛主席把我叫住，與我照了張合影照”（《廚師憶1960年毛澤東讚揚其廚藝：肘子很好吃嘛》）。

 

毛澤東是什麽時候深切感受到全國性的大饑饉和餓殍遍地的悲慘景象，且大饑荒已經影響到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和中南海的主副食供應，因而主動做出“不吃肉”這一政治決定的？據信在9、10月間。廚師蘇林發回憶：“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周總理提出中央帶頭‘以素代葷’。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葷’。當時北京沒什麽蔬菜，隻有大白菜，毛主席的廚師在蔬菜上也做不出什麽花樣來。一天，服務科科長問我：‘上海有什麽北京沒有的蔬菜？特別是可以根據北京的條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說：‘有的。如大力油麵筋、烤麩、素雞等，都是北京沒有的。’他又問：‘你會做嗎？’我說：‘可以做。’第二天，汪東興（當時的中央警衛局局長兼一組組長）和服務科科長找我，讓我到一組去燒菜。那時的一組就是指毛主席。就這樣，我開始到毛主席家燒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麵筋、烤麩、素火腿、素鴨，做著做著，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來的廚師調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廚師，一做就是五年”（《廚師憶1960年毛澤東讚揚其廚藝：肘子很好吃嘛》）。10月裏，毛澤東聽到的壞消息越來越多，全國各地普遍饑饉的情形浮出水麵，就連中央警衛團的戰士也因家人挨餓發出怨言。毛澤東不得不對這個問題予以極大的注意。10月24日，中組部、中監委4名關於河南信陽大批餓死人的報告送到毛手中，毛於26日批示，要劉、周當日即看此件並於下午去毛處談話。27日，批發胡喬木關於推廣小球藻代替食品的建議。10月到12月間，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連撤換了餓死農民人數太多的山東、甘肅、河南三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毛澤東把造成農村問題的症結歸納成“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據此要求各地整風整社，“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參見楊奎鬆《毛澤東是怎樣發現大饑荒的？》）以扭轉城鄉食品供應的艱難局麵。說毛澤東在1060年9、10月間開始重視饑饉問題，還有一個有力的旁證，即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降薪：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資由此降為每月人民幣404.8元（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劉少奇、朱德日子過得最緊巴》，載《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不吃肉”與“降薪”都是與民共甘苦的政治姿態。

　　但此時毛澤東仍然以為這場大饑荒不是全國性的，並堅持用階級階級鬥爭觀點加以引導。11月10日，中央機關決定抽調萬名幹部下基層，毛在報告上批示：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349頁）。但又認為“全國有大好形勢，占三分之二地區，有大不好形勢，占三分之一地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350頁）。此前遼寧省工業部於10月24日就鬧糧問題寫了一份報告，說鬧糧原因有三：一是人們心理緊張，二是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影響，三是五類分子趁機造謠生事。解決的唯一辦法是：政治掛帥，以增產節約為目的，對糧食問題進行正麵教育，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組織老工人現身說法，回憶對比。並反映錦州四O一廠原先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職工鬧糧或同情鬧糧，經過教育辯論後，反而壓縮了九千餘斤定量，沒有再說不夠吃。這種說法與毛澤東以階級鬥爭觀點看待大饑荒的想法不謀而合。12月30日，毛批示這個經驗很好，可以在工礦企業中推行，機關、學校、部隊中也可以推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402頁）。由此形成他靠提高思想覺悟而非增加營養解決饑荒問題的基本思路。

　　虛幻的理想主義畢竟無法對抗嚴酷的現實需求。隨著北京副食供應更加緊張，中央領導人日常生活保障部門——中南海供給處也不得不規定3個月不吃魚肉，不吃夜餐（《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222頁）。毛澤東宣布“不吃肉”恰好在此期間。

　　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可能隻指豬肉，不包括牛羊肉。這一猜測的理由有二：一是當時中國外貿以豬肉為大宗商品，肉豬飼養以內地省份為主要地區，其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影響陷入極度萎縮狀態。以天然牧場為基礎的牧區牛羊飼養則並未受到很大影響，牛羊肉也不是中國外貿出口、換取外匯的重要商品。不太喜歡吃牛羊肉的毛澤東宣布“不吃肉”，並不意味中南海牛羊肉供應出現短缺。12月26日，毛給被派到農村搞調查的身邊工作人員林克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們如果很饑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399頁），可見中南海牛羊肉供應並不缺乏。二是1961年4月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他製定了以牛羊肉為主要食材的西餐菜譜，從另一個側麵證實中南海牛羊肉比豬肉的供應要好。

　　毛澤東宣布不吃肉之後，餐桌上是否全是素菜呢？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材料，也不是。

　　（一）毛澤東雖然宣布不吃肉，但並不反對吃麻雀、小蝦等野食。“像偶爾弄兩隻麻雀，在中南海裏撈點寸把長的小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於是，他們就打幾隻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紅牆”下冊第506頁）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時也吃野味。如在武漢時，當地組織人去打些野味來，他也不拒絕。

　　（二）廚師們為毛澤東炒菜多把植物油與動物油摻在一起用，動物油其實就是“液體肉”。按他平時吃菜的習慣，喜歡吃豬油炒的菜，說這種菜香。程師傅說，給毛澤東做菜，“沒有肉時，用豬油兌素油炒菜就可以了”（《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8頁）。為毛澤東炒菜用的動、植物油比例一般是多少？在1957年到毛家做飯的程師傅的印象中是一半兌一半（同上書，第8頁）。而1968年被正式任命為毛家夥食管理員的吳連登則說是三分豬油、七分花生油（同上書，第40頁）。但最厲害時，全用豬油。1959年，護士長吳旭君一再提出要搞飲食營養熱量計算，減少油脂，花生油與豬油按比例配用等。當年5月專家會診後，也認為原來油脂過多（見病曆記錄）。於是再度限製食物中的油脂類（《曆史的真實》第三章）。毛澤東雖然根據醫囑減少了豬油用量，但這種用油習慣卻為廚師們“作弊”提供了機會。如1960年（注：此處記憶有誤，應為1961年）除夕，程汝明還偷偷往蔥花餅裏加了豬肉。程汝明覺得，“‘放在暗處’最好能化肉於無形，恰巧毛澤東平時愛吃肥肉，於是那天晚上，程汝明就用一塊肥豬肉熬了一碗大油。做蔥花餅的時候，程汝明把這碗‘液態豬肉’和進了麵裏，而且還在蔥花裏摻了幾個肉丁。當時毛澤東並沒覺察出這頓飯內藏蹊蹺，隻是盛讚‘程師傅的大餅做得香！’”（《中南海裏機密太多：毛澤東的菜單都要隨時銷毀》）。

　　（三）在與客人共餐時也吃肉。據《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記載，有一次，來了幾個黨外朋友，他叫炊事員多準備幾個菜，請他們吃飯。這時候，毛澤東已經說過他要與全國人民一樣，不再吃肉。炊事員趁機燒了紅燒肉。毛澤東一個勁地勸朋友吃肉，自己卻不動一筷子紅燒肉，陪主席的秘書很心疼，就夾了一塊紅燒肉放在主席的碗裏。主席沒吭氣，吃了。過了一會兒，秘書又給主席夾了一塊，這回主席嚴肅地看了他一眼。有一次，毛澤東與周恩來等領導人一起開會，吃飯時廚師給他們做了肉包子，毛也吃了（第222頁）。

　　此外，廚師們又想出各種辦法，做營養豐富素菜。除了為毛澤東做油麵筋、烤麩、素火腿、素鴨等各種上海素菜外，還“希望從小菜中尋找出路。他們知道毛澤東喜粗食喜辛辣。於是，冬寒菜、空心菜、雪裏紅等毛澤東樂於接受的小菜在廚師們的精心烹製下各個花樣翻新，變幻無窮，馬齒莧自然地也由單純的清炒翻樣出了攪蒜泥、鹵辣醬等新花樣。毛澤東見此，高興非常，胃口反而更佳”（《毛澤東遺物事典·別具一格的馬齒莧菜譜》）。

　　三、1961：毛澤東“素食”餐桌的變化

　　這一年，更加嚴重的饑荒全麵發生，中央和各級政府也采取了許多救荒措施。2月，毛澤東在辦食堂的問題上終於鬆了口：“辦食堂或搞別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適合情況，一定要根據各地的特點。如果不適合情況，比方辦食堂，勢必要垮台，也應該垮台。”（轉引自楊奎鬆《毛澤東是怎樣發現大饑荒的？》）同年夏天公社食堂全麵停辦。中央允許農民重返家庭生活，可以養豬、養雞、積肥和自主經營自留地，對工業、基建、水利等諸多大中型項目建設實行“關、停、並、轉”，將大躍進以來增長出來的2000多萬城鎮人口強行“精簡”回農村。但由於農業生產周期長等原因，到1962年中國大饑荒才最終結束。

1961年4月，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訂製了一份西菜菜譜，包括七大西菜係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羊肉類、牛肉類、湯類。其中魚類菜肴有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雞類菜肴有黃油雞卷（雞排）、軟煎雞徘、雞肉餅、雞肉元、大王雞肉餅、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丁敏士、椰子雞、奶油雞等；肉類菜肴有烤豬排、烤豬腿、炸豬裏幾、炸豬排、餾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羊肉串、烤羊腿、烤馬駿、白燴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燴牛尾等；湯類有奶油湯、牛尾湯、紅菜湯、雞雜湯、腰子湯、蔥頭湯、紅花雞湯、餃子湯、紅魚湯、卜菜泥湯、巴粒米湯、什錦湯、雞蓉鮑魚湯、雞湯蓉湯、意國麵條湯、龍須菜湯等（《毛澤東遺物事典？六十年代初的西餐餐菜譜》）。

毛澤東“不吃肉”曆史至此結束。

　　有一條材料說，1960年5月，毛澤東到湖北考察，衛士長李銀橋一到東湖客舍，就宣布“不要弄肉給主席，不吃然會發脾氣的”。毛澤東和他的警衛戰士有個“約法三章”：不吃蛋，不吃肉，吃糧不超定量（《東湖情深》第244頁）。這一說法顯然是錯誤的。1960年3月毛澤東剛剛在上海為工作人員沈同大辦婚宴酒席；同年夏天在中南海家中也吃了上海廚師蘇林發做的烙青魚和肘子，卻獨於5月份在武漢提出“約法三章”，缺乏前因後果的正常邏輯聯係，不可信。可能是回憶者把1961年的事情誤係於1960年。查《毛澤東在湖北》一書，1961年4月毛澤東到湖北，接見了古巴青年代表團成員，並與王任重等當地領導幹部進行了調研。此時仍處在毛澤東宣布“不吃肉”的時期內，衛士長告訴廚師毛澤東的“約法三章”，讓他為毛澤東做菜時遵照執行，這才順理成章。

1961年4月以後，毛澤東的餐桌恢複了正常。

9月23日，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在武漢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並共進晚餐（注一）。據廚師程汝明說，此餐菜譜為：6道涼菜——花籃紅魚籽（由鴿蛋和魚籽做成）、釀鴿子（鴿子去骨，放肉餡、蝦泥、蟹泥等）、法式涼蝦（生菜墊底，蝦煮後去皮、籽，澆上汁）、烤豬排、麻豆牛肉、什錦色拉；熱菜有燙片鴨子、鐵板扒桂魚、牛肉扒、炒豆苗（《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3頁）。吃完晚餐後，蒙哥馬利摸著肚子對毛澤東說：主席，您的飯菜太可口了，我很久沒吃那麽好吃的飯菜了，尤其是那道“奶酪蝦卷”。那天，廚房裏預備的西餐材料很少，程汝明想來想去，他覺得渤海灣的特供大蝦不錯，西方人又喜歡吃奶酪，於是靈機一動，隨即發明了這道新菜，並特此命名為“元帥蝦卷”（《“禦廚”憶往事：紅燒肉就是毛主席的補品》）。這道所謂元帥蝦卷當指前文的法式涼蝦而言。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他請客4桌，與何人共餐不詳。小吃有臘肉、苦瓜、鹹蛋鬆花、蒜黃肉絲；冷盤有桂花鴨子、洋火腿、黃瓜、烤夫、糖醋白菜、陳皮牛肉、蚧肉；熱菜有燒扁魚、麵條雞、粉蒸肉、燒芥菜、雞油豆角；主食有煎年糕、壽糕、麵條（《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11頁）。其中小吃4種，冷盤7種，熱菜5種；主食有3種，規模在其私人宴請中僅次於1959年回韶山宴請鄉親，與1964年的生日餐相同。

　　綜上所述，所謂毛澤東“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真相是：1.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2.毛澤東宣布“不吃肉”，並非飲食習慣發生了變化，而是為了表示與民眾同甘共苦。3.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可能僅僅是指豬肉，而非牛羊肉。作為這段經曆意想不到的副產品，一向不喜愛牛羊肉的毛澤東，從此喜歡上了用西餐和中餐方法烹製的牛羊肉菜品。4.毛澤東在“不吃肉”期間，並未出現營養不足的現象。他可以吃到花樣繁多、用豬油烹製的各種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蝦、野味等其本人並不反對的肉食品，偶爾還吃了紅燒肉和肉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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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這次宴請蒙哥馬利曾被係於前一年夏天，地點在上海，是午宴。“1960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上海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兩人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交談。主席談得很高興，還設午宴招待了蒙哥馬利元帥。元帥對午宴特別滿意，餐後對主席說：‘我今天吃得太多了，菜太好吃了，謝謝主席。’”（王震宇主編《在毛主席身邊？今天的飯誰做的呀》）但後來程汝明廚師改變了說法，認定是1961年，是晚宴（《“禦廚”憶往事：紅燒肉就是毛主席的補品》）。

[心水]

編死命地編，越瞎編越沒人信。如果在那困難時期，不是上上下下幹部的帶頭作用，早就反了。

[終南居士]

戰士倒下了也依然是戰士 蒼蠅圍著倒下的戰士嗡嗡叫著 自以為它們比戰士要永恒 然而蒼蠅永遠是蒼蠅 戰士也依然是戰士

[kingfish2010]

得感謝毛的奴才們給他明裏暗裏吃大油大肉，這樣你才有高考出國的機會， 不然毛的醫療條件可以保證他活到90，100，倘若他不得心血管疾病， 那耽誤的可不隻一代人。

[沒頭沒腦]

毛拿的毛選稿費上百萬，一個無產階級的領袖，拿著資本主義概念的稿費，這是一個絕大的諷刺。當時的黃金一兩人民幣100元也不到，一個擁有黃金萬兩以上的領袖家族在當時哪一個家族有這麽豐厚的財產可以在財富上與之媲美。中國的首富實在是當之無愧。在中國一個高官的財富被曝光和不當言行被披露證明他的權力開始消失，沒法保護他的隱私了。正真權力保護下的財富數據根本沒法探究。

[京華人]

根據已經披露的檔案材料，就已經可以基本看清毛的輪廓了。如果有一天，大內文檔解密，毛的細節也可以看清了。

[helloworld1000]

Mao is a monster.

[in4fun]

Mao was the product of Chinese cultures' worst part marrying Stalinist purgery and cleansing

[billzhhchen]

OOOOOOOOOOOOOOOOOO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