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之三：《他們想他們是自由的》
杜好書
不知道在中國有沒有一個新聞記者大學教授，在打倒四人幫後到一個小城市裏住上一年，和十個四人幫的小抓牙做朋友，了解他們在文革的事，再擴大到整個中國人的情況。寫一本有很多故事的，作了曆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宗教的，道德的分析的書。恐怕沒有。過了時候，調查的對象也變了，這樣的研究也做不成，難有這樣的書了。
美國的 Milton Mayer (1908-1986) 就做了這樣的事。戰後，他到德國的一個二萬多人口的地方住了一年 , 在那裏的大學裏教書，去了解 1933-1945 年的真實的德國人。他交了十個納粹小人物做朋友，傾聽他們的故事，把調查研究的觀點結論在這些小人物上驗證補充。讀這本書，知道很多有趣的故事，聯想到中國，許多事情會讓你叫起來，曆史會這樣的相似。 Milton Mayer 是新聞記者，大學教授，他是德國人的後裔，又是猶太人，對德國人是有認識有研究的，所以能寫得又客觀又深刻。這本書 50 年代出版， 1966 年再版時隻改了二個數據，他那時的觀點現在還是被認為對的。到現在還有人推薦他這本書。
作者寫了很多德國人和美國人的比較，他的德國朋友們文化不高，有親戚在美國，對美國一知半解地和作者辯論，很有趣。聯想到中國，中國人和德國人的相似之處遠遠大於和美國人的地方。德文裏的好可以當作是用的。英文不是這樣，好與是不能互換的。中文裏的好也可以當“是”用。英文裏沒有“幸禍樂災”這個字，德文裏有，叫做 Schadenfreude ，中國人性的大醜惡之一就是相當普遍的幸禍樂災！有研究說，自尊心自信心較低的人有比較多的幸禍樂災。再提幾個比較： 20 年代時德國人對教育和對老師的尊敬恐怕超過中國人；德國人有相當重的上等人下等人意識，下等人見到上等人脫帽招呼。這在納粹的統治下是形式上消除了的。但到戰後，作者去一個下裏巴人的唱歌節，遇到了他的十個納粹小人物裏的八個，但他大學裏的同事，一個沒遇到。中國人的上等人下等人意識是在毛澤東的統治時得以片麵的消除。毛澤東死後 30 年，我在美國遇到一位來探親的文化不高的老革命，他說我出身也是很高的很好的，我家祖上是地主 … ，原來他的思想深處還是有錢人是上等人。
對德國人來說，既不是道德，也不是宗教，而是合法性成為決定的因素，合法性的來源是命令。法律和命令不是二個東西，是一個東西。冷和大屠殺好像是不能結合的東西，納粹就能把這二者放在一起：以令人佩服的組織間的配合來完成冷的大屠殺。消滅同性戀，消滅猶太人都是先立了法的。納粹黨內的法學博士做了很多研究才定出法律來的。四分之一猶太血統的人算不算猶太人，娶阿裏安女人的，嫁阿裏安男人的猶太人算不算猶太人，都有明文的法律。中國的文革則大不一樣，根本不講定義。沒有走資派的定義，也沒有革命派的定義。
希特勒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毛澤東與之相比是差十萬八千裏的。希特勒讓普通工人出十個美元到西班牙的陽光下去度假；三十年代，希特勒德國就在飛機火車巴士上禁止了抽煙。毛澤東在鉗製人民思想上，則希特勒是遠非可比的。納粹分子都有一本希特勒寫的《我的奮鬥》，但很少讀的。
再說些更重要的：德國人的道理，隻有族重要了，族中每個人才重要；那些願為了德國犧牲的人，在日常生活裏自顧自得叫世界驚訝；當希特勒找到德國人時，德國人是在情感上營養不良的，休閑時是僵硬的，快樂是被驅逐的。作者說，“德國人不能夠成為冷靜的，一貫違令的第一個或者最後一個自由人。這是他們民族曆史的關鍵”。作者引用列寧的話：“德國的革命者，不能攻占火車站，因為他們沒有一張站台票”。（意思是革命者走到火車站，發覺沒有站台票不可以進車站去攻占火車站）作者說“德國人是沒有革命的，隻有最終是失敗的暴動”。毛澤東的所謂革命，也隻是最終失敗的暴動。
不能說德國人不關心政治，德國人的日常談話裏，政治比美國人多，報上政治也比美國人多。德國人眼裏，國家是神聖偉大的，他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思想的深層裏缺少政治的權力感。“王上製造戰爭，老百姓去死 ” 是德國人的話。美國人會問，假如你是總統，你會怎麽做？德國人不會這麽問的，因為德國人沒有想到他也可以做總統。問希特勒不是普通人做了領袖嗎，德國人回答，不不不，他是國家元首任命的總理。罷工，在美國是由工人投票表決決定，在德國是工會下令。德國知識分子說，我們是勤勞規矩的人們，不幸的是，我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我們需要鐵腕。為什麽？不知道，我們德國人就是這樣。這像不像中國人？
作者說美國人把政府看成是他的代理人而已，他手裏的一個工具，如果不合他意，他就丟掉他，再試另一個。他，組成了國家，他的部長們是為他管理的。作者說，他的德國朋友們，不懂得國家機器是代表了人們的意誌和社會的事實，這個機器今天在這裏，明天就可以不在的。就這方麵來說，德國人比英國人法國人瑞士人都差。中國人離此有多遠！中國人民看國家機器，那是天上下來的，是天子。是反對不得的。
書裏很多令人深思的警句。比如：“國家社會主義不造成人的不自由，不自由使人成為國家社會主義者”；（等於馬克思主義沒有要人不自由，不自由甘願做黨的馴服工具才能成為毛澤東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納粹是從實踐到理論，共產黨是從理論到實踐”；“自由就是習慣於選擇”；“選擇讓他知道他不是機器而是人”；“在自由的平台上自由地提問，是區別自由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唯一實踐”；“馬克思否認人自己有任何東西，弗咯伊德否認人之外有任何東西，二個學說都是德國產”；“（美國的）獨立宣言說所有的人，帶著他們不可分割的權利，生來就是平等的”“共產黨宣言宣稱所有人的平等權利，但剝奪異化的權利”。“ 納粹在那塊情感饑餓的土上結了果，突然用火和血發了起來”；“ 納粹不是靠攻擊和顛覆，而是靠高呼和訴苦征服了德國”。
這本書分三個部分：十個人；德國人；他們的道路和痊愈。讀此書時有過一個衝動，想把這本書翻譯出來。中國人需要讀讀這本書，和外國多比較就會有思想和認識。希望有人來翻譯和出版。我在這裏選一個話題來寫點讀後感作為介紹吧，那就是德國人對過去的反思。
先看看納粹當道時，德國老百姓的小故事。一群小孩在一群褐衫黨人的煽動下，打碎猶太人的糖果店櫥窗拿糖果。一位過路的老人說，你們以為這樣是害猶太人？你們是在教你們的孩子偷東西。旁觀的父母馬上衝進去，把孩子手裏的糖果敲掉，牽著孩子走了。
學生看了“反動 ” 的書寫了讀書筆記交上來，納粹黨員的教師還敢給分數，祗是不在教室裏讀。青年學生看不起告密的，整個學校沒聽到過學生去告密的事，盡管納粹把告密稱為愛國。
猶太人作曲的名歌，納粹不敢從歌曲集裏拿掉，還是出版，隻是不寫上作曲者的名字。德國十九世紀的猶太詩人 Heinrich Heine 的名詩“燒書的，到頭來會燒人”也還是選進詩集，隻是不寫上詩人的名字。
盟國在勝利前就決定，打敗德國後，不懲罰德國（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而是懲罰對人類犯罪的人。這就是紐倫堡審判的來由。曆來，戰敗者是聽任處置的，現在要來個公平的審判，讓戰犯知罪。
戈林在紐倫堡審判時對坐在他旁邊的人說，“為什麽花那麽多錢來絞死我們？”。絕大部分戰犯是不認罪的。這和中國審判四人幫正好相反，隻有江青和張春橋不認罪。很值得想一想。紐倫堡審判也使我們知道很多納粹的統治真相。納粹的統治是幾百個人決策，幾千個人執行，不在其中的人，官再大，不讓知道的。戈倍爾的直接部下，管廣播的，他就不知道毒氣殺猶太人的事。他聽說這個事，去問戈倍爾，戈倍爾回答他那是敵人說的，假的。這個管廣播的，紐倫堡審判他無罪。
要懲罰作惡者而不是失敗者很不容易。作惡者認為自己是失敗者，失敗者又和作惡者認同。希特勒是人們授權他去清除猶太人的。納粹分子是跟著希特勒做事的，他是按命令辦事的。作者交的十個納粹小人物朋友裏，沒有一個認罪的！有一個燒了猶太人的教堂，被判了三年刑，牢騷很多的。但他們認為殺猶太人是太過分了。
看看德國老百姓的反省。戰後不久， 1945 年 10 月德國教會就發布了“斯圖亞特懺悔”，裏麵說，“我們知道我們和我們的人民是大大的受苦群體，但也是一個大的有罪的集合體。帶著大大的痛苦，我們要說，通過我們，無盡的受苦被帶給了很多人和很多國家。我們以整個教會的名義宣稱，對此，我們常在我們的信徒前見證的。真的，許多年來，我們以耶蘇的名義，對納粹暴力統治的精神作過鬥爭，但是我們譴責我們沒有更大勇氣去見證 ….”
很多普通女人說“這是我的錯，我應當更勇敢”；一個男人說“我應當足夠地男子漢說不，在剛開始時”。
下麵的故事值得在這裏說一說。一個德國的化學工程師對作者說，這個世界是在 1935 年的某一天裏，在德國的這裏被他輸掉了的。一個小人物自責他輸掉了他的國家，怎麽回事？
這個化學工程師在軍火工廠裏做事， 1935 年，納粹立了國防法，要化學工程師宣誓效忠。化學工程師不肯，說給你 24 小時考慮。化學工程師想，他不同意的話，他就要失去那個職位。在 1935 年，納粹才上台二年，還不敢怎麽樣迫害他，不過是丟了職位。化學工程師可以出國，可以再找到職位，但他想他不應當隻想自己，他有很多猶太朋友和阿裏安朋友，日後他們有困難的話，他在他軍火工廠的職位可以幫助他們，如果他不去宣誓效忠，他將對他的朋友們沒有用處了。所以他決定去宣誓效忠。後來他的確是保護了一些人。
但他後悔 , “那是在１９３５年，我在出身，教育，地位上都是優越的。假設我在那時拒絕宣誓效忠，這就是說在德國有成千上萬的像我這樣的人會拒絕宣誓效忠，這個拒絕會到了成百萬人的心裏，這樣的話，那個政權有可能被推翻，事實上，不會一下子拿到權。我那時沒有拒絕的準備，也就是成千上萬的像我這樣的有影響人沒有準備，這個世界就這樣輸掉了”。
“你當真那麽想？”作者問。
“完全當真！，我救的上百人和那整個的惡魔怎麽好比呢？我在１９３５年的信念有足夠強的話，我可能防止那整個的惡魔。”
作者說，集體的恥辱的底線是未曾做警告或者警告失敗。在出身，教育，地位上都是優越的中國共產黨老革命們，在１９５８年的廬山會議上做了什麽警告呢？在文革前的中央全會上做了什麽警告呢？林彪說過，毛澤東擔心的是投票時成為少數。毛澤東不是真命天子，可以被選下來的。他怕的是一個人反對，十個人呼應，百個人響應，他的很多東西是不得人心的。中國共產黨裏，也不是沒有人看不慣毛澤東那套的。但很少有人敢響一響。隻有千人之諾諾，無一士之諤諤，這是中國人的集體的恥辱。
在納粹的誤國殃民結束後，德國老百姓對此的認識和態度非常可敬可佩。他們有“集體的恥辱”這麽一個意識。我們中國老百姓對學生打老師打死人，燒書等等，會想想自己當時沒有做過什麽事來防止這類誤國殃民的事，感到過恥辱嗎？共產黨員們對這樣誤國殃民的事，感到過恥辱嗎？老革命領導人感到過恥辱嗎？我們看到的是成千成萬的開脫自己，表榜自己。做了壞事的，找理由原諒自己。德國的一部被拍了電影的小說《朗讀者》，講的是一個德國男青年愛上了在集中營裏做警衛的女納粹，女納粹受審判，那個男青年在理解她還是譴責她上很矛盾。那個女納粹原是個文盲，在監獄裏識了字，看了關於集中營的書，知道了自己的錯，在監獄裏越來越畏縮，麵臨釋放，竟自殺了。這種事在中國會有嗎？
中國文革裏的那些“刺刀見紅”的宋彬彬們，在鬥章伯均，吳晗和千家駒時要他們跪著，口裏啣著一塊牌子，不許鬆口，二手往後高舉，向他們大吐口水。有幾個宋彬彬後來懺悔的？會認識自己的罪而且自殺嗎？有幾個受到法律懲罰的？有幾個宋彬彬的父母或男朋友知道了她們打人的事心裏會有恥辱或矛盾嗎？
中國人民和德國人有許多相同處，但沒有集體的恥辱這樣的意識，這是我們的悲哀。（寫於 2008-2010/4 ）
書原名：《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the Germans 1933-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