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即財富
陳立功的文學城博客：馳縱騁橫，談今博古，飛花揚月，行文交友
轉載四篇網絡文章：基督教與儒家的政治理想和現實
這個世界有一隻無形的黑手，決定了現世中兩類政權的基本麵貌。一類政權由於相信了幾個簡單的絕對真理和這隻黑手的無限能量而獲益；而另一類政權由於無視它們的存在而走入荒謬。這裏轉載的四篇網絡文章基本體現了兩大文明體係的政治理想和現實。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個現實的寫照是，有著自稱超過5000年文明史和高度發達的智慧的將近14億龐大的東亞人口依然在痛苦地忍受著人對人的專製和奴役。他們的立法機構的最高領導人吳邦國先生在2009年3月9日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公開對全世界說：“中國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分立”，言下之意就是，中國絕不照搬西方的政治製度，因為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在中國範疇內絕不承認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其他人在國家事務上的政治權利。
針對《從共產黨政治文化的變遷看重慶事件》一文，以理於2012-03-31 15:10:17 引用他人的文章發表評論：
基督教的政治現實主義與憲政民主
http://jidian.bokee.com/3687791.html
作者：劉宗坤
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與二十世紀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Niebuhr）的名字似乎連在一起。不過，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傳統卻源遠流長，它深植於《聖經》對人性的理解之中。隻是，二十世紀人類經曆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政治災難後，對於尼布爾闡述的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的智慧有了更深的體會。
立足點
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的立足點在於：正視人類本性的缺陷。用神學語言講，就是人的罪性；用哲學語言講，就是人的局限性。任何政治學說都與對人性的理解分不開。比如，孟軻講性善，人皆可為堯舜，聖人修齊治平，這自然就有了聖王政治論；韓非講性惡，人人天生叛逆，所以需要高壓政治，嚴刑峻法。而《聖經》對人性的理解既非單純的性惡論，也非單純的性善論。上帝創造世界萬物，人類有上帝的形象，一切均為美好，這似乎傾向於人性為善。但是，始祖的淪落改變了這一狀態。上帝的形象即使沒有在人類身上完全喪失，也已經千瘡百孔，支離破碎。人既淪落到罪的狀態，故無法繼續生活在非政治的伊甸園中，必須通過政治手段組成社會，因而有了法律，有了強製，有了政治暴力。
奧古斯丁神學的看法
奧古斯丁以降的主流基督教神學家認為，盡管世俗體製有其存在的正當性，但它畢竟是人類罪性的後果，是人陷於淪落狀態之後的權宜安排。在曆史上，基督徒可以容忍世俗社會中許多不合理狀況，比如奴隸製、暴力、強製、壓迫等，但這並不意味基督徒認同這種種不良狀況。一方麵，人類因淪落所造成的混亂和罪惡必須受到扼製。在世俗領域，國家便承擔起這項任務。國家要維護最低限度的和平與正義，使人類在淪落狀態中不至於弱肉強食、徹底毀滅。就此而言，國家法律無異於上帝對人類淪落所做的補救。國家既是對罪性的懲罰，也是對罪性的補救。另一方麵，基督徒也必須看到，人類無法借助政治手段達到完善狀態，建立人間天國。上帝的國度是非政治性的。
在奧古斯丁的神學中，這反映在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的分立。世俗國家本身不具終極目的，而成為向另一更高目的演進的環節。她的本質不在別處，就在於其政治性。這意味國家不能以神聖價值的承擔者自居，國家權力不能超出世俗事務的範圍，而進入信仰領域。屬靈事務乃在國家的許可權之外。因而，在人類淪落的狀態，國家權力在世俗事務方麵仍然能起積極作用，這是一種消極狀態中的積極，是一種否定狀態中的肯定。
「淪落」成為人類存在的基本現實，也成為奧古斯丁思考人本性和命運的出發點。人類社會的一切建構、一切法律和學說都必須從這一基本現實出發，否則便會導致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不過，盡管他承認國家法律及其所維護之社會秩序的合理性，但是他卻不認同強權邏輯。換言之，盡管奧古斯丁在世俗範圍內容忍強權的存在，但是強權永遠不可能成為真理，建立在強權之上的國家和社會也永遠不可能成為正義的國度。奧古斯丁的政治現實主義之所以具有這種特征，其奧秘就在於他所闡發的人類淪落與救贖的生存圖景。這一圖景把人之生存分為截然不同的兩種形態，即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世俗之城並非以信仰為生命，它隻尋求地上的和平。其自身的和平目的，及臣民之間權力與服從的和諧關係，都當出於自願，而限度則為：能夠共同獲得並維持有限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上帝之城——就是有限的人生中以信仰為生命和聖潔的那一部分——必須利用地上的和平，直到我們那需要地上和平的有限生命終結為止。”[1]
新教對世俗權力不同的看法
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的張力，構成了後來基督教國家理論的特征。盡管隨著教會權威的起落興衰，人們對於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所代表的空間有不同的解釋，但是二者之間的張力，卻從沒有隨著曆史上種種世俗政治運動或宗教運動而消解。比如說，改革宗的《比利時信條》就重申，國家、君王和官吏均是人類淪落後的產物，上帝因人類處於淪落狀態而賦予世界以法律和製度。世俗權利由此出現，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但是世俗權力之許可權隻限於關注世俗國家的福祉和保護聖職，卻永遠不能取代聖職。
不過，在國家和政治問題上，新教改革卻存在著不同的走向。路德宗更多強調保羅所講的世俗權力來自上帝的觀念，把世俗秩序看作是上帝的安排。因此，在路德的神學中，遵守世俗秩序便成為基督徒的義務和美德。國家權力賦有神聖性質，它不容質疑，更不容摧毀。即使對於不義的世俗權力也是如此。不過，路德宗並沒有取消國家法律之上的上帝的律法。比如，《奧斯堡信條》就明確指出，上帝的律法高於世俗律法，若二者相矛盾，則信徒應當選擇順從上帝，而非順從人。
加爾文恢復了人的罪性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在加爾文看來，人類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之所以平等，乃是因為在上帝麵前，人人皆是罪人，人人皆要靠上帝的恩典得救；之所以不平等，則是因為上帝讓一部分人服侍別人，另一部分人則統治別人。這與人類始祖的犯罪無關，而是人類社會自身所具有的性質。就此而言，上帝的意誌是人類靠理性無法把握的，人永遠不可能知道上帝為何會做如此的安排。加爾文派據此而以人的罪性作為社會學的出發點，即人不是因上帝所造才處於平等地位，而是因皆犯罪才有了平等。沒有人可以逃脫這種犯罪的命運，掌握世俗權力的統治者更是如此。因而，加爾文反對路德神學中把世俗權威神聖化的傾向，他更多承襲了奧古斯丁神學的政治現實主義傳統，把理性的個人主義與非理性的權威主義聯係起來。
那麽，對於加爾文而言，人的罪性和淪落，在社會政治方麵到底意味著什麽呢？簡單地說，這導致了現代民主製度的一個基本原則，即製約權力：“從人的墮落這一原理中，加爾文所引出的第一條結論是，統治者必須受到統治，換言之，應該施行某種‘控製與均衡’係統（簡稱製衡係統）。……，在政府之中對政治權力的行使實施‘製衡’，這在加爾文看來無論如何都不會貶損上帝的主權；事實上，它是對統治者內在悖逆上帝、自命不凡傾向的永恒控製，是對壓迫人民之專製暴虐的永恒羈絆。”[2]顯然，就人性淪落的現實和製衡權力的必要性而言，加爾文的思想對於現代民主政治理念更具有實際的意義，更具實踐性和現實主義精神。加爾文派的政治學說之所以能成為近代憲政民主革命的濫觴，並不是偶然的。
近代神學家重新闡釋
近代以來，人類進步的觀念風行，許多人相信人性的罪或缺陷可以借助社會進化或政治革命來克服。基督教的政治現實主義似乎被知識精英所遺忘。不管是盧梭還是英國的自由主義者，在其政治學說中，均不太正視人類的罪性。及至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和納粹運動先後興起，席卷全球，造成史無前例的政治災難，人們方覺察到近代各種樂觀主義政治學說的悖謬。一些有遠見的基督教思想家在現代政治的背景中，重新闡釋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傳統，並以此為憲政民主製度辯護。比如，尼布爾在闡述基督教人性論與民主的關係時就指出，人行正義的能力使民主成為可能，但是人行不義的傾向則使民主成為必須[3]。
同樣，英國思想家魯益師（C. S. Lewis）在為民主憲政論辯護時，也曾經求助於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所依據的人性淪落觀：“自盧梭以來，很多人熱衷於民主，因為他們認為人類是如此賢明，如此善良，以致每個人都配得在治理國家中占一席位。這種維護民主的論據是很危險的，因為它根本是錯誤的，一旦這缺點暴露出來，讚成暴政的人便會利用這事實來支援他們的論點。我不需要觀察別人，隻需看看自己，便知道這論據是錯謬的。我不配去參與治理一個雞場，更遑論治理一個國家。至於其他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對廣告篤信不移、根據口號來思考、散布謠言的人，也是不配。支援民主的真正論據恰恰相反，乃是因人類如此墮落，以致我們不能把駕馭別人的絕對權力托付給任何人。亞裏士多德說，有些人隻配做奴隸，我並不反對這看法，可是我反對奴隸製度，因為我認為沒有人配做主人。”[4] 普遍的淪落狀態使得沒有任何人有理由做別人的主人，擁有絕對的權力。人們可以舉出無數的理由為民主製度辯護，但這無疑是最有力的理由。
參考文獻：
1. Augustine,CityofGod,NewYork:ImageBooks,1958,頁464。
2. 列奧·施特勞斯主編：《政治哲學史》，李天然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上卷，1993，頁386。
3. ReinholdNiebuhr：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4, 頁xiii。
4. C. S. Lewis：Present Concerns，見羅秉祥：《認識應用教義學》，校園書房出版社，1991，頁85。
原載《恩福》雜誌
參閱網絡文章：
從共產黨政治文化的變遷看重慶事件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3/31/1703785.html
作者：鑄劍
重慶事件以來，對於事件發生的原因和背後的力量角逐，各種角度的解讀不少，比如黨內派係權力鬥爭說，左右路線鬥爭說等等。看後總覺得未必可靠——這些解讀能夠解釋“為什麽薄被搞倒”，卻無法解釋這個非常強大的人物“為什麽能被搞倒”。我這裏試著從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變遷角度分析這次事變以及未來的政局可能。
早期共產黨有一個區別於同時期其他政黨的特征：有領導力的領袖是黨內思想競爭的優勝者，領袖常常是黨內最有說服力的思想家或理論家，即便是分裂出來的或變形的共產黨派別也是如此，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等。中國也不例外，早期的陳獨秀、後來的毛澤東。毛在文革中有一句話：什麽四個偉大，我隻要一個導師就夠了。導師，就是在思想上指引人前進的領先者，毛的話清楚的體現了共產黨領袖對於思想或理論的重視。
共產黨由思想導師做領袖，而不像西方其他政黨用律師、演講家或者職業政客，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因為共產黨要走的是前人未走過的路——這條路能不能走的通，怎麽才能走下去，都是具有探索性的，思想理論的領先性對於這個黨就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了。其次，是權力產生的正當性。既由於共產黨對資本主義批判性的意識形態影響，也由於民主相對於權威的效率損失，處於抗爭地位的共產黨一般都抵觸選舉的形式。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誰該擁有這個組織的最高權威呢？於是，思想的說服力就成為了決定性指標。這一是因為它的競爭特征，權力產生具備了一定的可顯示性；也是因為它的可檢驗性，往前走走就知道思想指引對不對了，在形式上具備了退出機製。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替代選舉製度肯定權力產生的正當性，權力產生和運作由此被認為有了相對廣泛的支持度。
因此，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傳統特征是思想路線競爭產生權力，用其政必用其人。長期執政後的共產黨的這一政治傳統逐漸退化了，執政黨成為一個官僚政治係統——權力，包括最高權力來自於“簡拔製”，即由現權力擁有者及其小團體指定權力繼承人。這種最高權力的產生辦法及其穩定運行，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現共產黨已經不是在走前人沒走過的路，而是走在一條老路上了。但這不是現在關心的要點，更重要的問題在於，與選舉製、思想路線競爭產生領袖相比，最高權力的簡拔製，更像是一種密室政治，缺少權力產生的正當性。
小平先生在評價華國鋒時說：他不是一代領袖，沒有自己能立得住的東西。意思是說，華盡管是毛指定的接班人，但因為他自己沒有領先於黨內同事、指導實踐的思想，不能視為“合法正當”的黨的領袖。因此，即便某人通過簡拔製獲得了權力，卻不代表他能最終擁有權力運作的正當性與曆史繼承性。
作為一種補救措施，在黨的領袖離開政治舞台時，他必須通過某種形式成為思想家或者理論導師。這種動作的意義在於，盡管他的權力來源最初是含糊的，但是回顧過去，他一直是黨內的思想導師，因此，根據共產黨的傳統政治文化，他擁有權力的正當性最終被確認了。於是，我們的黨章和憲法裏先有了鄧理論，後又有了三代表重要思想。
因此，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從最初的“思想導師領袖化”過渡到官僚政治文化。在官僚政治體製中，最高權力由簡拔產生，最終通過“領袖導師化”完成權力正當性追溯。
從這一政治文化的變遷來考察重慶事變，就可以看到問題所在了。不管重慶主官究竟是因為作為“簡拔製”的失敗者而轉向，還是因為個人信念的引領，他這些年的作為，實際上遵從了共產黨的傳統政治文化，通過黨內的思想路線競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工作路線的核心內容，被總結為“重慶模式”，看上去在信仰構建、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各方麵建設都領先了他的同誌，並贏得群眾的廣泛民意支持。這樣一來，該主官隱然有了導師的雛形。如果這一模式，最終被確認，那麽將會影響官僚政治體係運行的兩大支柱——簡拔製與權力正當性追溯。
首先，簡拔製的基礎被動搖了，將難以為繼。簡拔製中的權力來自上級的授予，未來最高權力來自現權力集團合意下的傳遞。重慶主官如果最終進入了下屆權力圈子，那麽他的權力來源就成為疑問。究竟是來自上麵的簡拔，還是來自其依靠重慶模式所獲得的下層巨大民意支持？一旦重慶主官成為“九長老之一”，以後的簡拔製度就必須更大程度的考慮民意，一個真正的政治體製改革就開始了。如果按照共產黨的傳統政治文化，重慶主官進入權力圈子可以不以民意論，而是對路線成功者的獎勵，這樣可以不改變共產黨的政治體製。然而，按照傳統政治文化，導師本該成為黨的最高權力擁有者，重慶主官目前的成績就並非是“九長老之一”可以解決的了。
其次，現最高權力的正當性追溯成為難題。現任權力核心，需要幾個月後通過“領袖導師化”來完成對其過去10年的權力合法性確認。重慶模式一旦通過重慶主官進入權力圈子得到確認，那麽現任領袖導師化的效果就很尷尬。重慶模式與某某觀，誰是過去真正應該施行的方向？尤其是除了重慶模式，還有幸福廣東，而且這兩者還互相衝突，如果勉強將它們都解釋為某某觀指引下的實踐。但這樣一來，現在的指導理論就不是能明確指引方向的指南針，而是一個風車——風怎麽吹，它怎麽轉。
在重慶調整的講話中，中央明確說明，調整是從“當前形勢和大局出發”。當前的形勢是什麽？是2*9大即將召開。當前的大局是什麽？是在2*9大上用簡拔製架構未來權力和通過領袖導師化確認現權力的正當性。而重慶主官及其具有廣泛民意支持的重慶模式，在當前形勢下根本性的挑戰了官僚政治係統的這兩大支柱，影響了官僚政治的大局。因此，與很多認為重慶事變源於路線鬥爭的看法不同，我認為重慶事變不是根源於“重慶的路線”，而是“重慶有路線”，是官僚政治體係捍衛自身當下利益的措施。
無論從黨內派係的權力鬥爭來看，還是從左右的路線鬥爭來看，重慶主官在黨內高層都有自己廣泛的支持者。正因為此，重慶才能在重重壓力下搞出令人矚目的重慶模式。然而，他的支持者們本身也是官僚政治的支持者和受益者，維護官僚政治體係的繼續成為體係中人的共同利益所在。重慶主官及其模式對官僚政治的威脅，使得越臨近29大這個時刻，他的前進就越困難——他原來的支持者變成態度曖昧者，原來的態度曖昧者成為他的反對者。形形色色在權力鬥爭、路線鬥爭中對立的人物，都在維護官僚政治體係的大局麵前聯起手來。最終，重慶主官會發現，自己死敵很多，卻一個沒有死黨。
麵對著當前的“形勢和大局”， 右翼推崇的“幸福廣東”的主官很好地理解了官僚體係的難處，在記者會上斷然拒絕了以前曾默認的“烏坎經驗”：“解決烏坎問題，什麽創新也沒有，就是把原有的國家法規和中央政策落實好！”而重慶主官秉承了共產黨的傳統政治文化，在他最後的記者會上堅持捍衛了自己在重慶的實踐和理念，最終在共產黨官僚政治文化麵前碰的頭破血流——官僚政治文化的叛逆者倒在了共產黨傳統政治的叛逆者麵前。
共產黨的官僚政治相比於思想競爭產生權力一個優點是權力交接的穩定性，然而它的致命缺陷是權力正當性不足因而難以持續。用“領袖導師化”的辦法進行權力正當性追溯，看上去很像買個書號，就當自己是文豪了。民間有雲，“毛思想一本一本，鄧理論一篇一篇，三代表一句一句”，這反映了民意並不認可這種權力正當性追溯辦法。重慶主官用路線追求民意支持，實際上開啟了對官僚政治權力正當性不足的補救，但卻被官僚集團自身的當下利益所挫敗。
按照傳統理論，共產黨除了為人民服務外，本身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在文革官方語言中，使用“黨內走資派”的說法來說明一部分人會背離這個宗旨，這是一種溫和留有餘地的判斷。而在日常講話中，他更多用的"官僚階級"這個名詞。階級與官僚相聯係，說明毛判斷在所謂社會主義社會裏，在整體意義上，共產黨可能會拋棄他名義上所代表的社會大眾，擁有自身獨立的特殊利益，最終成為一個獨立階級。重慶事變證明了毛的判斷，官僚政治背離了現代政黨政治的基本要求，官僚政治體係自身的利益已經壓倒了他理當代表的群眾利益和國家利益。從這個時刻起，它成了一個除官僚係統和暴力工具外無任何可依靠的外部力量的政治怪物。
我一直強調，重慶事件不是純粹由傳統意義的左右路線鬥爭引發的，但是，這一事變對國內路線鬥爭和方向的影響卻是最需要考察的。但這種鬥爭，是在傳統的兩大階級對抗之外加上官僚階級的三國演義了。
根據前麵對事件原因的分析，現執政集團不會像目前左翼所推測的那樣立即走上明顯右傾乃至易幟的道路，還是會試圖根據官僚集團的利益需要，一會拉右打左，一會拉左打右。現執政集團的合法性仍然需要依靠共產黨的招牌來維護，重慶模式會被從形式上整體否定，以清除原重慶主官的影響力；但具體內容不會被明確否定，以便作為未來執政集團的可能選項。
但是，在重慶事件後，官僚體係內部鬥爭將加劇，路線分歧會凸顯。未來走向何方，不僅是普通中國人的疑慮，也是官僚集團內部的疑慮。官僚集團內部本身存在左右的區別，在左傾的重慶領導人離開後，由於力量平衡的變化，各方必然要重新試探對方的邊界。因此，黨內左右各方都會表現得比以往更強硬，以便按照自己的導向掌控中國未來，路線鬥爭將會激化，最終或者形成新的力量均衡，或者是新的變局。對於未來，鬥爭的均衡點和變局方向難以預料，但因為重慶事變已經根本性的動搖了現政權權力的正當性，我們能夠確定預料的是官僚政治的生命難以久長。
重慶事件的主角，這個一直帶著官僚手銬跳舞的政治人物，在最後時刻堅守了底線，逼迫對手和他一起把路線鬥爭引入到已經30年“不爭論”的中國政壇。在315那天，作為官僚的他死去了；作為政治家，他的生命將可能真正開始了。
針對300年前英國人早就看透了中國一文，歸一於 2012-03-29 21:52:55引用下文發表評論
儒文化的劣根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931541-1-1.html
改革打經濟起步走，目標是建立現代社會。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國民性等各方麵統統地去舊圖新朝前邁，哪一方麵跟不上趟，現代社會建立之難就難於中國男足舉起世界杯。
盡管咱們的立國指導思想是泊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曆史悠久，影響深遠的傳統文化的主流卻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愛、創新”的現代社會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須被堅決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號角不光遲遲沒吹響，這幾年儒學反借國學之名火起來了，孔老頭這把“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李大釗語）又被塗抹得金壁輝煌、花枝招展。這無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艱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們來說說儒文化的主要壞話。特別是締造者孔丘的壞話，好打根兒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個啥東東。
一、極力弘揚等級觀念，維護等級秩序，以君為本，媚上欺下
中國的奴隸、封建社會都把人分等分級分門別類。除了大致分統治者跟被統治者（官、民，貴族、平民，主、仆）外，還細分有十幾個等級。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隸製要玩完、封建製粉墨登場的大變革時代，原先森嚴的等級秩序那會兒有些鬆動，一些下級也用上級才能用的禮、樂舉行儀式、享受生活、負該上級負的社會責任。孔丘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說這是亂世，要治亂世隻有一個藥方就是“克已複禮”。意思是每個人都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瞅瞅清自個兒的身份、地位，完了，嚴格照古禮法規定的自個兒這一級的規範說話辦事兒。“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誰也不掙脫禮教的枷鎖，社會就OK了。跟“克已複禮”類似，孔丘還提出“正名”的主張，要為政者首先擺正大夥兒的名份，劃分清等級，大夥兒都要嚴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許違禮犯上。
“克已複禮”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張，孔丘不光滿世界宣揚，還言行一致地親自踐行。在官運亨通前，做為魯昭公的親信幕僚，雖說自個兒沒資格上朝，卻替昭公製定了一套可繁瑣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禮儀。昭公強按著大臣們的頭皮做了一陣兒，在費時費力的折騰中，叫昭公顯擺足了君威，叫大臣強化了自個兒的臣屬意識。後來，孔丘飛黃騰達當了縣長，（那會兒國下麵沒省、市，縣上頭就是中央，縣長是封疆大吏，高幹的幹活）上任頭件大事兒就是大修衙門，以樹官威，以別民居，這種做法兒到今兒還被可多領導學習。第二件事兒是在全縣嚴查違反禮法的行為。嚴禁兜裏趁錢兒但頭上沒烏紗、沒封號的群眾出門象領導樣坐馬車，隻許坐牛車；掛了隻許用一個棺材，不許象領導樣棺材外再套個大棺材；吃飯不許用雕刻了繁華花紋的器具，不許欣賞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貴；身上不許佩戴夠級別才能戴的貝呀、玉呀啥的，等等。再後來孔丘調魯國中央工作，青雲直上曆任司空（似農工水利部長）、司寇（公安司法部長、警察總監）、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總理）、攝相（代總理）。滿朝文武，數他對國君、上官的禮最多、腰最彎，恭敬到了半真半裝的戰戰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惡心，但國君跟上官卻很開心。身居高位，身處各國紛爭的戰爭年代，他不想著咋樣禮賢下士、不拘一格招攬人才，以及銳意改革進取好趕緊富國強兵、保土衛民，卻仍把精力花在違禮糾察上。他發現魯國世襲實權三大家族“三桓”的封縣壘的城牆都太高太厚，嚴重超標，跟京城城牆似的，人稱“三都”，就調唆國君、迷惑“三桓”，悍然發動“墮三都”的軍事行動。結果引發三場內戰，多少生靈塗炭，多少人民流離失所，國家政權差一點兒被顛覆，城池差一點兒被齊國趁亂占領，國防實力大大削弱。
盡管孔丘重視以親情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維護等級秩序上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顏回是他公認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團結同學，記人好不說人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擱社會上跟同學中廣有賢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實上的學生班長。英年早掛後，同學們劇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頭兒死活不叫，說顏回同學一輩子沒當過官兒，再賢也不過一介草民，賢而不貴隻能薄葬，厚葬隻有貴人才配，哪怕他可壞蛋。他這話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學生這回沒搭理他，硬給顏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個大棺材。老頭兒就對著顏回的死屍哭著說：“乖呀，你地一輩子守禮，死了死了地卻違禮一回，使你德行地有虧。乖啊，這事兒你地甭怨老師，要怨就怨你的同學吧。”擱他的老眼珠子裏，等級遠重於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從等級秩序。
儒家後來靠皇權撐腰，成為封建社會統治思想後，對等級的推崇越發起勁兒，使得中國封建社會越往後等級越森嚴，平等越不提一詞。等級觀念越往後越深入人心，到今兒，擱華夏兒女的腦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葉茂，盡管嘴上已有時嘣出“平等”字眼兒了。
在等級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級的核心，禮儀的極致。儒家的“三綱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為綱、臣為目，綱舉目張，一張大網就跟逮魚樣罩住了人民群眾。君是君主製國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跟民是主仆關係。君是一切禮法的原始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也是文化精英們關心的中心。比方曆來被做為重視民眾標榜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語、的重心其實在舟不在水。說這話的人最關心的是咋樣叫水好好載舟，保證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時調節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隻是個手段，完全是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萬裏，舟行萬年。這裏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國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對君主一個人的忠誠、敬仰，一切人聽命於一個人。對君主的個人崇拜，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地不斷發展：春秋戰國時，國君、大臣還能圍在一個榻榻米上商量事兒；到漢時儒生叔孫通製定了朝儀，比孔丘當初定的嚴厲了可多，叫皇上成為一種大大莊嚴、大大肅穆、大大恐怖的權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見皇上時，有衛士在旁監視，甭管誰態度不合規格，比方偶爾抬下頭，胡亂放個屁啥的，就要被處罰，這使君主遠離了大臣，更遠離了人民，不過這會兒宰相跟年老體弱德高望重的大臣還可坐著跟皇上說話嘮嗑；到宋時，座位也撤了，統統地站班、跪稟，常有體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為一道政治風景，但這會兒大臣還可自稱為“臣”；到清時，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稱“奴才”。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說普通人民了。總之，君主越來越高大、神聖，臣、民越來越矮小卑賤。
好不容易推翻帝製，建立了民國，沒了皇上，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說“天下為公”，不歸一人一家私有，一劈頭想發揚民主。可革命果實老被人搶，就又體味到忠的必要，要求黨員宣誓效忠他個人。完了，蔣中正也強調“忠於領袖”，搞黨國一體，在國**專製，在黨個人獨裁。完了，共和國開幕，咱們一度無限忠於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樣喊“毛主席萬歲”，終於導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兒，最後一個被忠於的個人應該是“英明領袖華主席”。直到改革開放、破除個人崇拜後，才隻提忠於黨和人民，不再提個人。這是個可不小的進步，進這一步花了幾千年，費老鼻子勁兒了。
君本主義助推個人專製、中央集權及國民奴性。皇權無限，一元獨裁，民權不見也不爭，是中國災難重重，舉步維艱，終於落在西方屁股後頭可遠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為本並行不悖的是以官為本。官既是君的統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個兒的一畝三分地兒裏又是一個小君，在自個兒的天地裏，自個兒的利益高於一切，啥事兒自個兒說了算，要求下屬跟群眾忠於自個兒。如今正經的君本位沒了，但官本位仍市場廣大，想清除不費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為維護等級，弘揚君本，儒家宣揚愚忠，認為民對官、臣對君、下級對上級隻能服從，不能反抗，不配監督，甚至不能批評。孔丘說他特惡心在下位的說在上位的壞話。如果上頭實在壞蛋了太，一個有良心的人，應該溫柔並盡可能婉轉地勸諫一下下（孔丘反對直諫，那可能直斥上非、強加於上，涉嫌僭越），上頭不聽，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汙，就隻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張揚上惡鼓動把上頭掀翻。即便惡如殷紂——孔丘遠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對伯夷、叔齊倆人攔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駿馬，反對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後倆人不吃周朝糧活活餓死的行徑，大加稱讚，樹為忠臣標兵。這是赤條條地宣揚不辨是非善惡、隻遵守名份等級的愚忠。孔丘認為周武王有原罪，雖然同時又提倡承認既成事實，服從新的領導，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至於惡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會充滿同情地歎息，完了說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該如此，認了吧，對這樣的領導，該忠還得忠。
等級製度、君（官）本位必然導致社會不公，越往上權利越大越多義務越少，越往下權利越小越少（直至無）義務越多。曆代禮法都保護上層利益。撇開君主的權力跟利益沒邊沒沿不說，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賞賜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勞役，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當刑必刑，沒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極惡必刑，還可用錢贖，用罷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殺上等人死罪難跑，上等人殺下等人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錯，殺了大多白殺，如果不是奴仆，又沒錯，則處罰也輕於以下殺上及同等人互殺，很少償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須不問青紅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頓或罵一頓再審，一旦有丁點兒不實，就是誣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贏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實利上護上欺下，儒文化在態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認為上智下愚，又說“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罷，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卻不會有仁人。”那會兒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後來才指德行。還說“貧窮而沒有怨氣很難做到，富有而不驕傲容易做到。”明顯拍富貴人的馬屁。可事實上，大多窮人是忍氣吞聲地活著，大多富人是驕橫拔扈地活著，孔丘的話整個一顛倒黑白。幾千年中華文明中，歌頌皇上、王權、上官的文章、詩詞歌賦、曲、雜劇、京劇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儒家頌揚帝王說：“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兒，就可福蔭天下。”就連杜甫這樣關注民生的好詩人也寫過不少阿諛奉承的詩。今兒皇上、王權沒了已，但歌頌它們的電影、電視劇、戲劇、書籍、乃至廣告仍滿眼都是，觸目驚心。而上官仍在，唱頌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專製，禁錮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國曆史上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思想解放，學術繁榮。可他一旦掌權，就立馬容不得他花他家。當上代總理第七天，老頭兒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腦袋剁下了，還命令在大街上暴屍三天。以後的儒生，也極盡排斥打壓他家之能事。漢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成為封建思想的正統，2000年不許任何人質疑挑戰。儒生極不寬容，習慣我是你非，一是眾非，不許人爭辨，誰的牙縫裏嘣出半個不字，誰就是異端邪說，一律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利用他們掌握的權勢，除功名，斷仕途，下監獄，砍頭抄家，啥手段都使，實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魯迅先生評論董仲舒的這招，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陰險毒辣得多。“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神禍胎。”此後，中國封建社會拜拜了“學術自由”、“思想解放”這倆詞兒。
儒家之所以能獲專製政權的支持，一“花”獨放，“香”飄2000年，是因為它的東東符合專製政治的需要。專製獨尊的思想文化跟專製獨裁的政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狼狽為奸，使中國人跟西方人比起來，在專製的黑暗中呆得時候更長，更少民權、人權。李大釗說儒文化是“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一點兒錯的沒有。事實上，2000年來的精誠合作，已使鼓吹政治專製、一元的儒文化不僅僅是一種很霸道的文化，而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僅僅是思想門派，更是政權的骨幹。儒文化是個政治文化。
當統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國，把國治理得每每哀鴻遍野、動蕩不已時，儒生仍不許非議他們的學說。他們把政治分為“理”跟“勢”兩部分，“勢”指具體的政策製度、人事等，“理”則是在“勢”後支撐並製約“勢”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識形態跟文化價值觀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認為“理”高於“勢”，是萬古不變的絕對真理，社會走壞隻是因為“勢”沒跟“理”完全吻合，批評者頂多隻能說說“勢”的壞話，唾沫星子絕不許噴到“理”上，對“理”隻能迷信、崇拜。這樣，盡管中國政局不斷變幻，社會不斷動蕩，卻始終掀不翻儒學的統治地位，沒法打根本上徹底去舊迎新，沒法新生。且曆次改革統統地敗北，哪怕隻是針對“勢”，因為事實上“理”、“勢”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難革“勢”的命。
三、重政治，輕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沒發跡前，好到處跟人說自個兒是“殷人”，而不說是“魯人”，意思是賣弄自以為高貴的血緣，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數第二個天子的兒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紂王打正宮出。後來微子叛國降周，被封為宋國開國國君，以後同族子孫世代國君、高幹的幹活。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個叫孔父嘉的大司馬（軍委主席）以孔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還是宋國君的姓，宋國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國時沒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宮廷鬥爭中頭被“哢嚓”掉了，他兒子逃到魯國，後來這支就姓了孔。到魯後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貴族降為一般貴族，幾經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紇時仍當了大夫。孔紇在魯國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兒建了孔府大院，養活了一妻二妾，九個小姐，兩個少爺。孔丘是他老年納小妾生的最後一個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紇掛後家道漸敗，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個兒認同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早有淩雲誌要當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風。
打少年起孔丘就屢叩官門，並做過幾個小官兒，管過戶口，收過租稅，當過大貴族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沒啥進步還，老基層幹部的幹活，長歎息懷才不遇後不得不辦了所學校。當老師壓根兒不是他的誌願，是他遂不了心願後的一種現實選擇：一來收學費補貼家用，養活媳婦、兒子、閨女、牛馬、仆人；二來傳播自個兒的思想，擴大聲名，以期以社會賢達身份當大官兒，“曲線救國”，還可以此結交權貴。他事實上的第一個學生南宮子容大夫（辦校前結識的，沒舉行拜師儀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師，對他盡學生對老師的義務）就是魯國當政家族“三桓”中孟孫氏的第二號人物，他娶宋國大夫的閨女當媳婦也是這人保媒拉纖。在這人的強烈引薦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魯昭公的線，複禮的理論被昭公欣賞，常進宮嘮嗑，陪吃陪喝陪娛樂，也能出出主意，編個朝儀啥的，並常得賞賜。他去洛陽請教老子時，魯昭公賞了他一輛馬車，兩匹馬，兩個童仆；他喜得貴子時昭公特地送了條大鯉魚作賀，“鯉”和“禮”同音，孔丘立馬給兒子取名孔鯉，以謝君恩，以表推禮之心。可惜昭公隻是個名義上的國老大，國老二、“三桓”中季孫氏總理不待見孔丘，才使得他的願望無法得逞。完了，昭公掛了，季總理掛了也，定公繼位，小季總理當權。南宮同學再向定公、小季總理劇烈推薦，加上孔丘聲名日盛，使他終得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五、六年打縣長爬到代總理，實際主政魯國，真真地大權在握，炙手可熱。然而他政績平平，靠禮治既不能富國也不能強兵，又心胸狹窄，濫殺政敵學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總理也不再待見他，孔丘終於在一月黑風高夜偷偷跟魯國不辭而別，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張。到外國後，老頭兒也是一直遊走在高層，堅持不懈跑官要官，幾度差點兒得手，又幾度告吹。但各國大抵都把他當名人、老幹部待，官不給俸祿給，還可多，長期比照副總理級，應該說他跟各國當權者的關係也算融洽。老了回國，被尊為國老，仍照副總理級關晌到死。在孔丘當官、要官的同時，他的學生也或靠他的推薦，或靠自身能力紛紛從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響時，儒門竟有五、六人當了縣長，另有當總理府總管啥的，擱魯國政壇形成了儒派。他的得意**子路同學官兒做到跟從的馬車達上百輛，家裏存糧上萬鍾，最後死於宮廷政變，子貢同學曾當魯、衛倆國的總理。
老頭兒掛後，魯主親自吊唁，流著眼淚鼻涕致悼詞，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稱他“聖人”，給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廟。有了墓、廟後，魯國當地官員凡新到任的，都要先來拜拜這死老頭兒，完了才能處理政務，跟拜碼頭似的。漢以後各朝各代政權都無比尊貴他，打劉邦起皇上們排著隊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舊獨裁、終身的蔣介石。唐時封孔丘“文宣王”，之後甭管皇上咋走馬燈地換，他的王位不變，成為中國唯一一個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時也被封為“啟聖王”，他媽跟他媳婦都被封為誥命夫人。他的嫡係子孫漢時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為侯，唐初封侯後升為公，宋封“世襲衍聖公”，以後一襲幾個朝代。袁世凱複辟時，曾讓國給衍聖公，衍聖公不要，就加封他為郡王，孔門到此已有三王。民國沒王沒公了，蔣介石又叫十五歲的小毛孩孔德成當“至聖先師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長及以上官員）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當家作主後，毛澤東認為孔丘反動透頂，大壞蛋一個，才沒再給孔丘後人封官，也不去祭孔。但這幾年祭孔又死灰複燃了，先民祭後官祭，隻是一把手還沒去，千萬甭去。
可見，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後都跟政治、政權、政府打得那個火熱，水乳交融，他絕不隻是個所謂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個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親身為政治服務，他的學說也主要為政治服務。他的主要言論，儒家經典的主要內容根本就是在講授統治術、馭民術，在勾畫統治秩序以及為政府培養乖乖仔的順民。所以，老頭兒才被政權如此青睞。隋唐以後，更拿“四書”、“五經”做為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權的中堅。曆代莘莘學子信奉“學而優則仕”，讀書就為當官兒，混跡政壇。可以說，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為一體，以後越融越密，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絕不隻是個思想學術流派。
做為政治文化、官場文化，其主旨是為統治提供依據跟培養順民，不重視人文、不關注人性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孔丘從沒鼓勵人思想自由，個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規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學猖狂時，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滅人欲”，徹底撕掉了儒家裹著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殘害人性、鄙視人道主義。所謂“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為規範，即“三綱五常”那套，所謂“人欲”，實際上是人們正常的生活需要。在一個曆來強調忠孝服從，統一集中的國度裏，到這會兒甭說身心自由、個性張揚、人道關懷了，連基本的生存權都被打壓、甚至剝奪了，人們被殘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這時的儒文化徹頭徹尾成了統治工具。
宋明時“天理”具體是啥哪？舉倆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勵、後來就強迫女人纏足，生生把腳扭彎、腳指頭扭斷；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這就是“天理”，這就是咱們這個文明古國的進化，誰要解放女足，誰敢反對給皇上殉葬就天理難容。就這樣，理學還要帶個“學”字，理學家的臉皮真比城牆拐彎還厚，後代進步思想家直斥他們“以理殺人”，統統地劊子手，理學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說教，輕法治
古代有種觀點，胡說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會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時代，主要由官爵體現）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說，廣為鼓吹。他們主張“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當統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當最大的統治者，反過來，誰當了最大統治者，誰就是最仁的人，萬一不是，就要想方設法教他成為最大的仁者，當天下德行的榜樣。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剝奪了廣大下層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當家作主的權力，因為孔丘說“小人之中不會有仁人”；完了，也不講監督製約。一來所謂監督一般是沒權的、權小的對有權的、權大的人的監督，可這些沒權的、權小的人比不上有權的、權大的人仁義，他們不配監督，隻要服從仁人的領導就OK了；二來以下監上非禮，非禮即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東東。這樣，事情的關鍵就是找一個以及一幫高尚的仁人當頭兒，告他跟他們說隻做好事，甭幹壞事就結了，而不是用法律、製度、民主監督啥的製約頭兒，叫他、他們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幹壞事。“仁人政治”為後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基於這種認識，每當王朝昏亂、腐敗風行時，一些有良心的“有識之士”就要站出來痛斥社會道德淪喪，要求領導及大夥兒多讀聖賢書，提高覺悟，見賢思齊。道德叫囂的作用擱當時是濕濕碎，擱長遠是負的，為虎作悵。因為越強調道德就越忽視法治。因為封建道德本身說到底就是維護少數權勢者的利益的，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視，叫人安分守己、聽天由命，不許革命，不許批評領導，否則就是不道德，而清廉僅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級、奴性、服從才是道德的核心。
這麽一來，以權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沒法不長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閣，雖然這法律本身已經對弱勢群體不公，偏向權貴富人了，實行中的長官意誌淩駕於法，更沒了百姓的公道。這就難怪“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沒權）別進來”的觀念，一直流行民間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譚，擱“仁人政治”跟兒，道理上都說不過去。
五、頑固守舊，嫉創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複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個工種。正規祭祀可麻煩，除主、副祭要上香、許願、叩拜、獻祭品，樂隊吹打彈唱外，還有“史”協助主、副祭，並記錄過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禱告；“祝”向鬼神歌功頌德。後來，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個“儒”，本職工作是報下程序，有點象司儀，有時也肩負其他工種的責任。祭祀的對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歡祭祀，他家離魯國搞大型祭祀的太廟可近，那邊兒音樂一響，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熱鬧了，那邊兒沒動靜時，他常組織小朋友玩祭祀的遊戲。走上社會他的頭一份工作就是當祭祀樂隊的吹鼓手，不久就為貴族人家當“儒”。完了，他的學生也不少人戰鬥在“儒”的崗位上。“儒”這一古老的職業形象，活靈活現地標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臉：為達官貴人服務；重儀式、講排場；麵孔呆板嚴肅，缺乏激情活力；粉絲古代，尊重先人，中規中矩，厭惡創新。
儒家綱領性口號“克己複禮”的“複”是恢複、複辟，要恢複、複辟的是“禮”是將要被當時的時代拋棄的殷和西周的禮法。孔丘從政、當政時，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維護舊禮法，反對順應時代潮流的土地租稅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掛前編修的《詩》、《書》、《禮》、《易》、《樂》、《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魯春秋》為藍本，記錄曆史時，有自個兒的語言，曲折而不直接表達了點兒自個兒觀點，算半編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純編輯的工作，就是古文獻的刪核、匯編，沒自個兒的新東東。孔丘自鳴得意地標榜他這種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傳舊，“作”是創始，孔丘隻傳舊，不創造。後來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為古訓，誰要不述而作，懷疑古人古文，就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還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運擺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貴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爺爺傳下來的典籍訓誥，即聖人言，不可輕易篡改加添。又說：“不踩著前人的腳印走，學問、道德就修養不到家。”後人對前人隻能亦步亦趨。到東漢時規定，知識分子辯論，發表文章，統統地不許超出他老師教他的範圍，這叫“師承”，超出了，不光學說成立地不能，還違犯法條，要打要罰。宋明理學也劇烈強調尊古複古，以周公、孔孟為不變真理。凡此種種，使得文化人熱衷於對經典的注釋、考證、匯編，不熱衷於各抒已見。尤其在文禁最嚴的明清，成就了許多的“全書”、“字典”、“大典”啥的。這種態度，扼殺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文化成了一潭死水。這樣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傳承，在中華大地屢屢掀起複古熱，阻礙思想文化推陳出新，及政策、法令隨時代而變。幾千年裏，隻要時代跟古書不搭脈，就說時代錯了，譴責“人心不古”，壓根兒沒與時俱進這一說。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驚，變法才引來無窮大的阻力，並最終玩完。不光他，曆史上搞變法維新的找不出哪個有好下場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國民性中。連可多象阿Q這樣最底層的草根都喜歡豎起大拇指，晃著小瘦腿跟人吹：“想當年，俺祖宗……。”從個人到民族都好跟人誇曆史誇祖宗。悠久的曆史中的確有有價值的遺產，可更有大量該淘汰的糟粕，給人負擔。毛澤東就認為一張白紙沒有負擔，才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我們負擔地太重了，減負地大應該，輕裝地大應該。曆史有時跟一個人的戀愛經曆似的，越多越缺少激情、活力。過份在意從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難以輕快前行。
六、鼓吹“親親”，重小團體利益，輕公共利益，重人情，輕正義
中國人一直少博愛精神。盡管孔丘吵吵過“仁者愛人”，聽上去挺美，可緊接著他又說“愛有等差”。就是說仁者的愛並不是一視同仁地灑向人間，而是要分親疏尊卑遠近：先愛君主、父母及老師等地位比自個兒高的；再愛兄弟、老婆孩子、族人、親戚，及地位跟自個兒相當的人；再愛朋友、鄰居、老鄉，及地位低下的人；再愛同國的人；最後還剩餘有愛，才給毫不相幹的天下人。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說在敬自個兒老人基礎上，再推及別人的老人；在愛護自個兒的乖乖的基礎上，再推及別人的乖乖。是有順序跟程度不同的。不能簡單理解成“象敬自個兒老人樣敬別人的老人；象愛自個兒孩子樣愛別人的孩子。”要那樣該這麽說：“老人老，如同吾之老；幼人幼，如同吾之幼。”把愛分三六九等，跟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人分三六九等合拍。
“愛有等差”基本上是圍繞自個兒向外劃圈，離自個兒越近越愛，越遠越不愛，愛不同，對人對事兒的態度就不同，實際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親親”，即親愛、維護自個兒的親屬。“親親”是儒家提出的另一愛的主張，跟“愛有等差”相類，更強調家庭、家族。為了落實“親親”，儒家提倡一家人不光要一團和氣，互敬互愛，要是誰犯了罪危害了社會還要互包互庇，才顯得抱團兒。才好保持家庭穩定。孔丘周遊列國時，在葉縣葉公曾跟他顯擺自個兒家鄉人民巨正直，說有個小夥兒的爹偷人家的羊，他是非鮮明地站出來告發、作證，使偷竊者受到應得的懲罰，丟東東的找回了財產，實現了社會正義。孔丘聽完呲牙一冷笑，說：“我家鄉正直的人跟貴家鄉不一樣大大地，我們那兒父親為兒子隱瞞罪惡，兒子為父親隱瞞罪惡，正直就表現在這裏頭了。”後世法律依孔丘的意思，明文規定親屬之間互相隱瞞犯罪事實的不論罪或減刑，而該隱不隱則要處罰，謀反、親屬間互害除外。就是說君親不能害，害別人隨便、不管。公開鼓勵人們自私，為顧小家庭、小團體利益可以不搭理社會公義。
“親親”鼓勵以人定是非，人情大於法，叫人多關心個人、家庭利益，少、不關心他人、社會利益，做家庭人，不做社會人。這使得國民重私利輕公利，缺乏同情心、理解心，也缺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跟熱情。可見，咱們的公民意識打老早就缺乏，就被刻意地不培養了。難怪西人說咱們是個人情社會，不是個是非社會，難怪咱們處處裙帶翻飛，常常因情廢法，每每不講公德，難覓合格公民了。
實踐中“父子相隱”的重點是“子為父隱”。當家的揭孩子的短尚說得過去，不構成犯罪，當兒的揭爹的短就大逆不道了，必繩之以法。這裏還是有個等級問題，還是不能以下犯上。跟“子為父隱”類似的還有臣為君隱、徒為師隱、賤為貴隱、窮為富隱、不肖為賢隱等等。“長者雖有罪，一夫敢生恨？”不光違法犯罪行為要隱，品行、才智、健康、出身等各方麵不好的地方，儒家都要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儒家認為必要的向親不向理，向上不向公，必要的犧牲部分人（慣常是弱者方）的權益，必要的犧牲社會正義、良知，是維護秩序應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擱他們眼裏，秩序比正義重要，人情比良心重要，尊嚴比真相重要，家庭比社會重要，狹愛比博愛更實惠。當關注下層，關注公義，胸懷寬廣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提出“兼愛”，號召不分血緣親疏地位尊卑平等愛人時，被儒家老二孟軻破口大罵為“禽獸”。因為他覺得人跟人一旦平等，君、父的至尊統治地位就沒法維持了。回望曆史，這些為貴族服務的自詡為“正人君子”的思想家，把“禽獸”思想家排擠出社會舞台後，其作為、後果，客觀地說的確不能把他們也罵為“禽獸”，應該是“禽獸不如”。
“親親”在破壞社會正義的同時，也使社會誠信缺失。要求人們為上位者隱，為親屬隱，為名流賢士隱，就是明要你甭說真話，真話都不能說，何談誠信？誠信總不能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吧？所以，可知儒家雖然有時也吵吵誠信，都是很局限的，必須服從等級、親親等各種秩序，是為秩序服務的。這樣的“誠信”是建立不起誠信社會的。
七、提倡愚孝跟男尊女卑，摧殘人性、人生
封建社會的核心等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核心道德是忠孝。儒家宣揚的孝道跟忠君相連，為忠君服務，由孝及忠，封建的家長製跟封建君主專製相輔相成。孝道跟等級相連，為秩序服務，是奴性訓練的一個重要方麵。孔丘的學生、因為尊容象他而在他掛後一度領導儒家的有若，曾直言不諱、洞若觀火地說：“做人孝父母、敬兄長，卻喜歡觸犯上層人物，這種人少有；不喜歡觸犯上層人物，卻喜歡造反作亂，這種人是沒有的。”
跟今兒的敬老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互幫互助、互敬互愛不一樣樣，儒家的孝完全不管子女的人格完整，劇烈損害子女的正當權益，直至生命權，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孝”、“忠”都成了殺人的刀子。
來看幾個傳誦千古的故事。
孔丘的學生閔子騫同學打小沒娘，後娘惡心他。冬天，後娘給自個兒親生的倆孩兒穿用棉花做的真棉衣，給子騫同學穿拿蘆花做的假棉衣，看上去也鼓鼓厚厚的，就是不擋風禦寒。子騫同學冷得從早哆嗦到晚，也不找親爹告狀，不跟後娘的可惡行為做鬥爭，不維護自個兒的合法權益。
有天他爹坐車出門，叫子騫同學擱前頭趕馬牽驢。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子騫同學凍得拿不住牲口的韁繩，一會兒一掉，把他爹掉惱了，一馬鞭抽他身上，瞬間蘆花打破的衣縫中紛紛飛出，跟雪花在空中糾纏。他爹這才大吃一驚，罵兒子蠢，為啥要忍受摧殘，不報告爹哪？子騫同學說揭露娘的惡是不孝，不孝是大惡，比娘虐待他還惡，他不能作惡。他爹說回去就休了那壞女人，子騫同學忙跪雪地上攔住說，有她在，就他一人挨凍，攆走她，倆弟弟也沒棉衣了。
閔子騫被樹為孝子標兵。可他這麽做不光犧牲自個兒的合法權益，還不分是非正邪，姑息養奸，置正義、善良於不顧，對惡行一味投降、包庇、縱容。
晉朝一叫郭巨的，一劈頭也是有錢人家後生，爹掛後，他托大把家產平分給倆弟弟繼承，自個兒要個老娘來養活。後來，日子越過越緊，直到添了個寶貝兒子。瞅瞅白發蒼蒼的老娘，瞅瞅快見底的米缸，郭巨摸著兒子紅樸樸的小臉蛋，跟媳婦說殺了寶寶吧，省下糧給娘吃。他媳婦超三從四德，忍著撕肝扯肺的疼，隨丈夫到外麵挖坑埋兒。擱今兒郭巨殺人犯的幹活，但先前他一直當模範。
儒家的“孝”還剝奪了子女的自主性，使其身心不能健康生長，人格不能獨立、健全，成人兒童化、依附化。孝子的婚姻、事業、置業等等大小事兒都要聽從父母安排，即使父母上天堂或下地獄了，也要“三年無改父之道”，也提倡遇事兒跟父母牌位請示。著名的老萊子，七十了因爹娘還在，就事事順從二老，且依然象小孩兒樣承歡膝下，穿娃娃的彩衣，搖拔浪鼓，躺地上蹬腿兒裝哭撒嬌。擱父母跟子女永遠不能成長成跟父母有同樣權、責、同等人格尊嚴的獨立的個體，父母老是要管轄、控製、或說統治子女，父權扼殺了子權。
人們在家因“孝”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意識後，出了家門在國就很容易因“忠”使臣民對君、下官對上官兒童化，依附於上，奴性於上，缺乏獨立見解，人格跟心智殘疾化。
跟老尊幼卑一樣樣，男尊女卑也為維護皇權專製跟等級壓迫做出了卓越貢獻。孔丘一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為把女人打入被壓迫階層提供了依據。他當縣長時，就采取了男女分道而行的禁錮、圈養女人的措施，那會兒男人是社會活動的主性別，將女人隔離於男人，就事實上剝奪了她們參與很多社會活動的權力。盡管曆史上西方的女人也被當做第二性，但跟她們比，中國女人受的歧視、壓迫、殘害更烈。多女共事一夫，纏足叫西方歧視婦女者相形見絀；節烈牌坊，“男女授受不親”更是害了一撥又一撥女人。比方熟讀“聖賢書”的著名清官海瑞，因他5歲的小小閨女肚肚餓了，隨口咪西了男仆遞上的一塊餅，就逼她絕食7天，活活餓死，叫人拍案叫慘。完了，女權運動咱們也比西邊開展晚，且開展之初也得益於西方文化的衝擊。總之，中國女人的火坑比西方同性既深，跳出來得又晚。
八、倡導愚民政治
一般地，教育家是開啟民智的，孔丘頂著道教育家的光環，說他愚民估摸可多人會替他喊冤，這就首先得說說他的“教育”到底是啥玩意兒。
春秋前學校大抵官辦，是真正的免費教育，不光不象今兒的學校樣巧立名目亂收費，還倒貼一頓午飯，不過隻收貴族子弟，是實打實的貴族學校。課程是教授士大夫要具備的六藝：禮（禮法）、樂（音樂）、射（射箭）、禦（駕車）、書（書寫）、數（算術），教材主要是《尚書》、《周禮》、《易》、《詩》等古文獻，教育的目的很明顯就是培養後備統治者。孔丘做為貴族子弟，接受了正規的貴族教育，吃了好幾年免費的午餐。以後他自個兒辦了學校收了學費，可說是開了民辦教育跟教育產業化的先河，但他的教育卻不是為民而是為官的。他雖提出“有教無類”，叫富而不貴人家子弟也能上學，擴大了受教育的範圍，可教育的內容、目的卻跟官校一丘之貉。仍是官校的課程、教材，仍是為統治者培養後備軍，學以致仕，隻不過相對擴大了統治者的階級基礎而已。而且，由於有學費的門檻，廣大無錢無閑的勞動人民的娃娃仍然進不了教室。總之，孔丘的教育實踐並不能真正提高人民尤其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福音。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孔丘拿過教鞭就認為他一定不主張愚民。
事實上，對廣大民眾，孔丘主張不必要教給他們太多知識。他的一個縣長學生在治下大力普及禮樂教育時，他說“殺雞焉用宰牛刀”，譏他使勁兒過了，應當“禮不下庶人”。庶人沒必要懂得太多，知道太多，多了不利於統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反對晉國鑄刑鼎，把法律條文完全公之於眾的做法，認為百姓不配跟領導掌握相同的信息，級別不夠。這種態度有助於中國的暗箱政治，阻礙政務公開，有助於專製，阻礙人民參政議政。
愚民政治的另外表現是通過忠孝奴性訓練、等級秩序、文化政治上的尊古、專製等方法，最大限度壓縮個人空間，泯滅個體的主體性，使個體成為無思想少主見的工具，以便奴使。正如尼采先生所曰：“不能服從自己的，就將會被命令。”這方麵，儒家做得超級棒。
九、重文輕理、輕武，重腦力輕體力
孔丘他爸武將的幹活，士大夫“六藝”中“射”“禦”二藝頂呱呱。孔丘不似乃父，雖說個頭跟他爸一樣“小巨人”，可甭管上學還是教學都偏科禮樂。他掛後，儒生把《詩經》、《尚書》、《禮儀》、《易經》、《春秋》跟音樂，稱為“新六藝”，開除了原先“六藝”中所有非文科項目。以後，儒學當道，學生們的課程主要是“六藝”加“四書”。軍事、體育、自然科學不登大雅之堂了，搞得書生及打書生上去的士大夫越來越文弱、發酸。文史以外的學問、技藝被叫做細枝末梢，雕蟲小技，為人不屑，這些方麵突出的人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跟巍峨如泰山似的文史書籍比，咱們的軍事、經濟、自然科學的書，隻能在山腳下堆個土包。文史之濫，無疑對漢民族打仗常敗給他族乃至他國、及科技落後誤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係發展緩慢，貢獻大大的。
話又說回來，盡管跟理工軍經比，咱們的文科發達，可正經的哲學思辨，邏輯推理卻又欠發達得很，遠落後西方。在毛澤東全麵移植並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前，中國幾無大哲學家。儒生們拿手的是道德說教，隻教人服從，不教人思辨、推理。
傳統文化在不能平等客觀地對待文理軍工經的同時，也不能平等客觀地對待腦力勞動跟體力勞動。儒家看不起勞動人民，認為“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從理論上就剝奪了勞動人民參與國家治理的權力，隻賦予他們被治理的“權力”。孔丘曾罵跟他請教種莊稼種菜問題的樊遲同學是“小人”，說“君子”是不屑幹這種活計的。後來，他在周遊的路上則被“小人”罵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寄生蟲，勞動人民也看他不起。
千百年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腦力勞動不論在地位、名譽、報酬上都比體力勞動優越。直到今天，體力勞動者仍然沒有獲得與腦力者同等的尊重和人格尊嚴，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仍沒被正確認識，勞動價值仍被嚴重低估，他們從社會得到的回報普遍小於他們為社會的付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被扭曲，腦力勞一得二（與權力結合的腦力勞一可能得十、得百……），體力勞一得半。甚至，他們的國家主人翁的地位也在事實上受到了挑戰，他們得不到跟腦力者同等的話語權。對體力勞動者的歧視，長期、並仍在破壞社會的公正、公平、和諧。
十、輕信仰、重俗世
儒家信天命不信鬼神。他們認為人外有天帝，老天爺主宰國家、君主、及每個人命運，主宰萬事萬物。皇上做為天帝的兒子代表他管理世間，天子的權力既然受命於天，更變天子也隻能由天不能由人，這為帝王統治提供了堂皇的依據，有利其江山萬代。做為一般人，儒家說人的命，天注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要求人們“畏天命”。特別希望窮人賤人安分守己，甘於貧賤，甘於不平等，甘於被剝削壓迫，反抗的不要。
但人掛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燈滅，沒有來世，沒有輪回。人們既不期盼上天堂享永福，也不怕下地獄受永刑。跟咱們不一樣樣，西人大都相信人死了不算完，這輩子幹的好事壞事到掛時一塊兒算總賬，好人上天壞人入地，今生在可大程度上是為來世做準備的。這樣，他們行善多了種動力，做惡多了種恐懼。盡管唯物主義認為天堂地獄是虛構出來的，但在人們的覺悟還未提高到極高程度時，這種說法的確起了些揚善止惡的作用。而咱們隻信今生不信來世，少了種行善的動力，少了種做惡的恐懼。人們隻重今世的安逸，淡薄理想、未來，缺乏懺悔精神。
當然，宗教的硬傷也可明顯，比方其整個體係是建在唯心、非科學基礎上的，不真實性終將被人們認識到；易導致狂熱、偏執，當宗教跟民族問題攪和到一塊兒時，更叫人不冷靜，如咱們西藏的問題；還有其上層也跟世俗權貴一樣常將權力利益化，欺壓剝削下層民眾等。宗教是把雙刃劍。
儒學之惡不止上述，還有散布中庸，鼓勵人不敢為天下先，繁文縟節泛濫，過重婚喪等儀式浪費錢財，叫人好麵子，說話辦事好繞彎不直率紮實，文過飾非等等。
總之，正如陳獨秀所說：“別尊卑、重階級、事天尊君，曆代民賊所利用之孔教”，是導致民族衰弱的“物事”，“其害無窮”，“要擁護德先生（民主）又要擁護賽先生（科學），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魯迅也說“中國國粹”“等於放屁”，“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今兒“國學”者們，不知是“可恕”的，還是“當得永遠的詛咒”的。“國學”的核心說到底是腐臭的“四書”“五經”，盡管一些“國學”倡導者結合時代對其進行了些“新開發”，但換湯難換藥。比方對《論語》，有人刻意張揚其中的做人智慧，搞得《論語》跟碗心靈雞湯似的。姑且不說孔丘的可多議論並不是針對所有國人，而主要是針對上流人士所發，將其引為針對一般人是種誤讀，掩蓋了其中的階級性，更主要的是，隻要受到煽動一讀《論語》，大多數人就難免受其追求的封建政治、封建道德的影響，因為這才是《論語》的中心價值、主要內容。對主張現代精神，致力建設現代文明的人們來說，讀經所得者甚小，所失者甚大，是一樁賠本生意。
李大釗曾說“自由的敵人”，“惟皇上與聖人而已”。筆者覺著，不光自由，幾千年中國最大的禍害，前進最大的敵人，“惟皇上與聖人而已”。請大夥到啥時候也甭忘了“五四”先鋒吳虞的話：儒家思想“禍國殃民，為禍之烈，百倍於洪水猛獸也。”陳、李、魯、吳“打倒孔家店”的喊聲猶在耳，他們未竟的事業急需進行到底。
當然，盡管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國粹的主體的儒文化地地道道是奴性文化、專製文化、吃人文化、亡國文化，但中華文明絕非一無是處。好多不受或少受儒家束縛的人們書寫了燦爛的篇章，對中國的進步及世界文明做出了大大地貢獻。比方思想上的老子、墨子、韓非子、王充、李贄、黃宗羲、戴震、龔自珍、鄒容、李大釗、魯迅、毛澤東；文藝上的陶淵明、李白、關漢卿、湯顯祖、吳敬梓、曹雪芹、蒲鬆齡、吳道子、徐悲鴻、鄭板橋、周星馳；科技上的祖衝之、張衡、郭守敬、酈道元、僧一行、畢升、沈括、宋應星、徐光啟；革命上的方臘、鍾相、洪秀全、孫中山、秋謹、方誌敏、董存瑞；還有孫武子、張騫、鄭和、文天祥、雷鋒、王進喜等等。我們的四大發明、中醫中藥、瓷器、絲綢、茶葉、圍棋、中華武術、相聲、剪紙、泥塑、雜技等民間藝術、敦煌壁畫等等，都是人類的魂寶。
今天，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堅決拋棄腐朽傳統文化的同時，咱們還應扔掉狹隘的民族觀念，放開眼界跟胸懷，麵向世界，實行拿來主義。不隻是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麵都應開放。民族的精華是屬於世界的，反過來，世界的精華也應當被各民族充分汲取。一切人類皆兄弟，兄弟的好東東自然應當拿來為我所用。實際上，共產黨應該是最拿來主義的政治力量，因為不拿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拿來主義需要魄力。瞅準了就痛痛快快地拿來，不要肉肉嘰嘰地想再搞啥中體西用那套，那套已經被曆史證明不中。因為所謂中體是君（官）體，而現代社會是民體，二者水火不溶。
不同的文化適用於不同的曆史時期。從人們對社會的影響力及彼此關係的平等程度看，人類社會大致是照這麽個循環走的：早期個人時代（氏族部落以前；每個人對社會的作用大致相當，各人以個人為中心，人跟人平等；是橫向社會。）——早期平民時代（氏族部落時期；除少數被剝奪者外，大多數社會成員共同決定社會走向，大致平等；是以橫向為主的社會。）——早期精英時代（部落聯盟、城邦共和國、奴隸製早期；少數領袖主導社會，有明顯的階層，貧富貴賤差別明顯；是以豎向為主的社會。）——君主時代（正式國家建立、奴隸製後期、封建製時期；一人一家主導天下，階級等級森嚴，貧富貴賤極其懸殊，社會極不平等；是豎向社會。）——精英時代（資本主義、初期社會主義時期；是以豎向為主的社會。）——平民時代（社會主義時期；是以橫向為主的社會。）——個人時代（共產主義時期，這時個人最自由，人人最平等，是高層次的橫向社會。）今兒世界上除少數國家還在君主時代外，大多國家在精英時代。
咱們也在精英時代中，並正向平民時代發展。傳統的儒文化產生於、很適合、很服務於君主時代，加強了中國君主時代的殘酷、腐朽，並在一定程度上拉長了君主時代，阻礙了精英時代的到來，到今兒已完全過時、腐朽、反動。如果死抱住不放，必將拖緩社會向前的腳步。同時，可以預見，儒文化的複辟，必將失敗，跟螳臂當車似的。
為啥改革之初沒人提孔老頭跟儒家這碴，到改革快30年了，碩果累累、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團時，忽如一夜風雨來，儒學沉渣突然泛起哪？翻翻曆史畫卷就知道，這事兒其實並不奇怪，類似的一幕曾多次上演。孔丘身處社會變革時期，因為主張守舊一劈頭老不被當權者用，後來好不容易當政了但政策誤國誤民，不得人心，不久就下台了，完了到各國也被創新圖變、奮發競爭的各國棄。直到漢皇一統天下後，才請他出來當維護統治的法寶。以後，每當社會大變革時，革命者（比方各朝開國皇帝、農民起義頭頭等）都不感冒孔，把他扒拉到一邊兒涼快先，但革命一成功，江山一坐上，就又抬出他來，請儒文化當立國的指導思想，以保既得利益。因為他們都明白儒家“無革命之力，有維護之功”（五四時批孔語）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因此，咱們要擦亮眼睛，瞅清儒文化的危害，警惕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弘揚傳統的幌子下攫取改革的成果，以尊孔之名，行阻礙深入、全麵改革之實，以免改革半途而廢，以使現代社會早日、紮實地建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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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前英國人早就看透了中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3/29/1701842.html
文章來源: 天涯社區 於 2012-03-29 21:37:29
“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做官。”這是200年前英國公使馬戛爾尼說的一句話，200多年前的一個英國人就看透了中國。
比照今天的社會，應該說是“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考公務員。”
1、盛世下極端貧困的中國人
當時正處於所謂的”乾隆盛世”，而當時中國百姓的真實生活如何呢？對此英國人也有詳細記載。馬可·波羅驚歎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十八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中國官員送來的食物過多，並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幹淨後醃在鹽裏”。
官員貫徹皇帝旨意，在一切環節中全力展示帝國的富強。但這一旨意畢竟沒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領會，他們關心自己的胃更甚於國家的尊嚴，這個細節一下子暴露了中國的尷尬。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後，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繁華表象下的貧窮。中國人一向處於半饑半飽的狀態，樂於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還有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隻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致。
PS：我們的奧運花費了多少錢，給老百姓辦了點什麽好事？除了忽悠一下具有愛國情操的憤青，忽悠一下洋大人，剩下的是什麽，奧運之後發現我們才是裸遊者。
2、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政治上的貧困
“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卻不乏胖人，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英國人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隻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裏，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英國人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英國人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裏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事實上，中國隻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
PS：今天中國有多少中產階級？體製內和體製外差距咋就這麽大？
中國的專製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伸冤的機會。”對於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英國人研究了中國法律後得出結論說：“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隻有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於聚積財產。對權勢的憂懼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於執法官員有權淩駕於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PS：難怪今天還好找人民學雷鋒好榜樣了。
英國公使馬戛爾尼說，是專製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隻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幹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
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PS：哇！這不就是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嗎？政府吃肉，房地產商喝湯，人民買單。
3、中國人精神文化上的極端貧困讓人震驚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們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讚美的重點。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然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卻讓英國人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王權、專職和嚴苛的禮法。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隨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
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板子。被扒掉褲子當眾打屁股，對英國紳士來講，是無法想象也無法容忍的恥辱。然而英國人卻發現，中國人對此卻司空見慣。英國人說：“在任何場合，隻要他們（中國官員）認為恰當，就以父權的名義，立即用板子處罰，無需預審或調查。”
PS：即使今天人民情願也會要跪下的。
三、世界對中國的重新認識
1、偷奸耍滑成性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麵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
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仆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麵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
歌德說：“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比我們這裏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
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
與傳教士所描述大相徑庭，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兩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
PS：這不就是今天盛行的宰客門？
2、官本位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員出現，立刻就變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了另一個人。”
英國人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製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就現政權（滿清）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製之下。”
PS：有領導的時候你的表情如何？
3、專製
英國人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裏，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於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製統治。”這種專製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英國人回國之後，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
PS：今天是某一小搓左傾份子對善良人民的統治？
四、黑格爾對中國的結論讓人害怕又臉紅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得出了以下結論。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裏發源。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麽，中國文化是什麽呢？
黑格爾說，是幼年。中國人在官府麵前的逆來順受給了黑格爾極深的印象。黑格爾認為，造成中國的落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裏，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在《曆史哲學》中黑格爾得出這樣結論，這是一個徹底的、奇特的、最具東方性的東方國家。“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於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裏麵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係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係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
PS：今天還有許多人盼望自己的“父母官”為自己做主。可效果咋就這麽的這麽呢？
因此，中國是一個隻屬於空間的帝國。
因此，中國依然是一個屬於空間的帝國。
一種東西好與不好，還取決於學習的人，同樣是學醫的，有妙手回春的神醫，也有誤人的庸醫。
孔孟的思想本 是知道指導人們做事和實踐，但確實被不少人當成了名器和辭章，所以學習儒學的有獨具風骨的真君子和大儒，也有欺名盜世的偽君子（正如聖經裏說的那種假冒偽善的人）。所以後來王陽明才倡導“知行合一”。
竊以為學習一種思想，能讓人明心見性，從中受益才是最重要的。對儒家的功過，幾百年來的辯論從來就沒停過。我自己所知有限，隻是說一說一己之見，從不奢望去說服改變別人。謝謝！
我不是很理解孔子的“仁”“禮”等的含義。樸素地說，它們都意味著“好的”東西。可是，一個東西是好還是壞，不同的人見仁見智。如果一個人試圖將自己的是非或仁禮標準施加到他人身上，這就有違於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信條了。所以，我認為儒家在這兩個方麵無法消解自我矛盾的境地。
關於對儒家道德學說的評價，可參考我的另一篇博客文章：
從概念係統論道德與法律兼評儒家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48015/201202/17856.html
歡迎批評指正，期待著您的進一步闡述。
孔子提出 仁，義，禮，智，信，仁的地位居於義、禮、智之上，後三者都體現了仁的精神，孟子還認為，如果以仁為目的而違背了日常倫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禮是外在的形式和實現的手段。仁和禮兩者應該是不可分的。孔孟希望統治者能施仁政，那樣百姓就沒有造反的理由和可能。當君主的要有當君主的樣子。
問題是統治者自己做不到仁的要求，象孟子說的“望之不似人君”。到後來“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的時候，已經割裂了“仁”和“禮”，以致把儒家思想弄成了統治人們的“禮教”，但那絕不是孔孟本來的思想。
本人學識有限，更不懂政治。看到轉貼中對孔子的肆意歪曲，心中不平，覺得不應該憑空臆斷古人的得失。
謝謝博主的討論邀請！
既然儒家的創立者早已有了民權平等的闡述，它為何成了中國幾千年專製奴役的精神武器？是它的原意被篡改了嗎？
你這個觀點是非常片麵的。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在人間建立等級分明的權力體係和社會結構。而基督教的政治理想基於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從而才得以摧毀世襲的封建主義政權係統。你顯然在孔孟儒家學說裏找不到這種平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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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有序的社會。至於等級，從古到今從來都存在，雇主和雇員，上級和下級，主從的關係是現實的存在。
平等不是口號，落實到實處的平等才叫平等。你說儒家思想裏找不到平等說，那就引一段文章供你參考：
儒家很早就認識到,人生來平等這個事實,《禮記》中說:“天下無生而貴者”,又說“古者生無爵,死無諡”。但在孔子時代,社會又確實是有等級的,顯示出人與人的不平等。孔子是很有平等意識的,他一直強調人的真正價值與出身、地位或財富無關。他認為,人與人的主要區別在道德,這也是他反對世襲貴族與特權的一個重要哲學基礎。他在稱讚子路時說“衣敝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意思是子路雖然穿著破舊的綿絮袍,但與穿狐裘的人站在—起,並不感到羞恥。他甚至說:“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意思是在國家無道的情況下,富貴反而成了一種恥辱。孔子提到他的另一個弟子雍時,說“雍也,可使南麵”,意思是可以登上王位的,雖然他沒有世襲身份,但他有足夠的才能和德行。孔子的這些政治言論,都在為用德行和才能來取代世襲權力提供哲學基礎。
孔子所言的“忠恕”之道,更是建立在人與人平等的基礎上。所以,孔子能說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的箴言。他是作為一種普遍的倫理觀說出的,言下之意,就是每個人的人格都應該得到尊重,與現代社會的平等觀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至於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更是表達了孔子的平等觀。孔子說:“隻要帶著一束幹脯來求見,我從來沒有不給予教誨的。”人本來有貧富智愚的差別,但孔子並不這麽看,所以他的弟子中有再有這樣的富人,也有顏淵這樣的窮人,有孟懿子這樣的貴族,也有子路這樣的山野之人。在孔子看來,都是他重要的弟子。
到孟子時代,進一步充實了儒家人格平等的思想。孟子說:“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成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意思是一個人值得終身憂慮的事是:舜是人,我也是人;舜給天下人樹立了榜樣,影響傳於後世,而我仍然不免是個平庸的人,這是真正值得憂慮的。憂慮後怎麽辦?像舜那樣去做罷了。孟子還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你穿堯穿的衣服,說堯說的話,做堯做的事,這樣也就成為堯了。如果你穿桀所穿的衣服,說桀所說的話,做桀所做的事,這樣就變成桀了。
孟子的這些話語,都表明孟子認為人在本質和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基至是相同的。所以他能提出“堯舜與人同耳”“聖人與我同類者”“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樣的觀念。孟子把平等看作是“上天”賦予人一種權利,使之具有了一種普遍意義。人必須通過道德實踐,來使這種人人平等的存在,轉變為一種社會現實。在儒家的世界觀中,人性即天性,人心也是天心,天與人都是合一而平等。有了這種“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大平等觀,又何況人與人的平等呢,更是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
同意，萬事人為，必損益相伴。
新浪讀書
近一時期，一些專家、學者、媒體在積極倡導學習、研究國學，一些網站也開辟了國學頻道或相應社區版塊，向世人大力宣傳、推廣國學。華夏大陸似乎形成了一股“五四”以來新一輪的國學熱潮,據媒體報道，國內、海外興辦的孔子院校已近百家。向現代化疾速奔走的人們，現在又突然回過頭來，紛紛從已黴潮的曆史故紙堆裏，開始挖掘尋找起令國人引為驕傲自豪的國粹來，令人好生困惑。
說起國粹，不能不提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之林裏，儒、道、佛三位一體，它們三家畢竟是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龍骨，是國學中極其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五髒六腑，當屬國粹中的精華，精華中的精華。
兩千多年前，孔子老先生所創立的儒家學說，經後代弟子、大儒們的不斷完善、補充、發展，終於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文思想理論體係，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理論，可謂博大精深，影響了兩千多年中國文化思想史的發展，並對周邊一些國家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漢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學提升為國家宗教地位之後，儒學多為後代封建統治者所推崇追捧，儒學理念由此開始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真正與政治緊密結緣；唐朝以後，又與科舉製度緊密聯姻，形成密不可分的儒學、科舉一體；對儒學的追捧推崇，到了宋、明、清幾乎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儒學理論中，有著許多積極進步的成分與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有教無類······等等，無論在哲學、文化、教育、道德、倫理等方麵，均有著積極進步的價值與重要意義，儒學在中國曆史上曾發揮過不可估量的作用，對構建社會道德價值觀，發揮著潛移默化的巨大浸潤作用，甚至影響左右過曆史的發展進程，成為公認的國學中的國粹，也是其它本土文化都無法替代的國粹，儒學做為國粹中的精品，當之無愧。儒學，做為國粹，因受封建曆史條件的局限，它必然良莠並存，精華與糟粕同在。不可避免地存在負麵效應，存在諸多不可否認的致命軟肋！
儒學第一大軟肋：極力推崇、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製和社會秩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等等。按儒家理論，每一個人出生後，其社會地位就已自然形成，並且終生不得逾越，否則便是不仁非禮，甚至是犯上作亂。儒家這些理念，也正是最受曆代封建統治者所迫切需要和歡迎的。對此理念，皇上、宰相、大臣們無不擊掌歡迎讚賞，儒學再不好再迂腐，至少不會對當朝權力構成威脅，連潛在的威脅都沒有。它的要求、理想與追求，是通過溫和的讀書修身等和平手段，來獲得實現的。瞧瞧，要是陳勝、吳廣、劉邦、洪秀全、李自成這等亂臣賊子，當年都老老實實地捧讀四書五經，成為鐵杆儒家門生，他們還會舉旗造反嗎？天下豈不永遠太平，龍脈永傳萬年？但皇上老兒們並不犯傻，雖然把孔老夫子追捧到高入雲霄，頻頻加封到令人歎為觀止的地步，但對孔氏家族後裔的任用上，卻出奇的吝舍，極少給與其擁有實權的重要官職。孔氏家族的後裔子孫們，自然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罷啦。
儒學第二大軟肋:學而優則仕，倡導官本位，對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腐蝕、毒害極深，流毒甚廣。儒家近乎病態、甚至變態的迷戀權力、崇拜權力。鼓吹讀書為仕，走上仕途，是儒家弟子們讀書的終極人生目標，也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由顏如玉”。當然，書中還自有烏紗帽；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做為一代宗師，孔子老先生，在這方麵身體力行，親自做過表率，帶領弟子，駕輛破舊牛車，餓著肚皮，周遊列國，兜售他那套克己複禮的學說，推銷自己，希望撈頂烏紗戴戴，過過當官的隱，實現恢複周朝禮製的政治抱負。他自己曾誇下海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說，假如有人用我來治理國家，一年時間就差不多會有起色，經過三年便會很有成效了。遺憾的是各國的國君們，都不買孔老先生的帳，弄得孔子挺沒麵子。有段時間，孔老先生情緒特別低落，曾一度萌生了流亡海外的念頭。孔子見當官為仕徹底沒戲，隻好乖乖地回到魯國老家，開起私家書院，教授弟子，廣納學子，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多掙些牛肉幹。用老百姓的話說，儒家的弟子門生，是一夥抱著四書五經到處專營的官迷！平時，口辯滔滔，侃侃而談；戰時，卻營營苟苟，百無一能。
當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時，儒家弟子們為實現其夢寐以求的求仕做官理想，往往舍大仁大義，唯官至上，唯官是圖，唯官是從，也是儒學的最大致命軟肋。有奶便是娘，無論統治者通過何種手段，無論是同族還是外族，無論通過武力或陰謀奪取權力後，儒家弟子們都會率先承認並維護其權力的合法性，為登自己日後登上仕途而表示臣服。儒家弟子們在滿清入關後的表現，得到了最直觀的印證。因此，儒學理念特別受到同族、外族統治者的歡迎，成為統治天下、“德化天下”的最佳的“麻沸散”。
儒學的第三大軟肋：嚴重鄙視勞動、工商、科技。孔子本人平日嗜好飽讀詩書外，其餘的愛好便是美食與音樂。受宗師孔子的影響，儒家嚴重鄙視自然科學、農業、手工業、商業，尤其歧視體力勞動者，對科技和手工業，認為是左道旁門、奇技淫巧，一概加以藐視排斥。《論語》中曾有如下記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在儒家所推崇的四書五經中，對發展國家民族經濟，提高綜合國力，幾乎絕口不提。儒學這種輕視甚至鄙視發展經濟的理念，對以後各代朝野的影響及後果，都是災難性的；特別是對後來的科舉考試影響巨大，直接影響到朝廷所錄用、選拔的人才的標準和質量，考試的科目都是儒家的經典及所推崇的四書五經，導致了統治階層對經濟、科技、軍事的整體漠視與排斥。
儒學的第四大軟肋：歧視婦女。“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儒家嚴重歧視占人口半數的婦女，將其視為與小人同等社會底層族群。提出了男子可以隨意納妾，女子卻要從一而終的封建禮教。“餓死是小，失節是大”。“女子無才便是德”。兩千多年來，豎立在華夏大地上一座座彰顯女性貞潔的牌坊下麵，都埋藏著一個個美麗鮮活的女性生命。儒學禮教，是壓在婦女頭上的一座大山！
儒學的第五大軟肋：倡導奴性，提倡盲目順從為美德，唯命是從，克製欲望，壓製個性化的獨立思考。“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對人所萌生的萬千種不良欲望，通過內省、自律、自製來解絕，達到獨善其身的境界，從而淨化整個社會。其實這隻是一種良好、天真、善良的願望而已，人的種種貪欲及自私醜惡行為，酷刑、峻法的嚴懲都難以節製，僅僅靠自律來加以克製，豈不與虎謀皮？如果人人都能自律自省自製，天下豈不早已同此涼熱、天下大同了。
儒學的的六大軟肋：倡導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與其提出的有教無類的初衷，自相矛盾，顯得極其虛偽。對待暴力、醜惡，鼓吹采取溫和的化解方式，“君子動口不動手”。用現代的解釋，就是用和平方式化解矛盾。麵對外族入侵、血腥屠殺，儒家的對策及反抗，顯然都十分軟弱無力，猶如羊對狼講仁講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遠不如毛主席當年提出的十六字方針英明、實用、科學。
從表麵上看，儒學去轟轟烈烈，如花似錦，莊重高深，其實，都是曆代封建統治者為自己的政治需要，所做的追捧所為，而造成的虛華假象，是一種官場、皇權所認可所宏揚的主題文化，為此所做的官樣文章而已。儒學在民間，卻顯得異常虛弱委頓，以至於有的農夫曾當麵嘲笑孔夫子“五穀不分，四體不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另一國粹－－道家，則在民間擁有廣泛的空間與土壤。中國的傳統文化，儒家為皮，道家為骨。
研讀曆史，會發現這樣一個有趣而令人深思的曆史現象，元朝幾乎從開國到亡國，幾乎都沒有重視過儒學，反而將其與娼家並立為伍，排在了老九的位置上，可見儒家在元朝地位極其低下，但元朝卻是當時橫掃歐亞大陸、國力、軍力異常強盛的大國。還有，秦始皇焚書坑儒，卻橫掃六合，統一了中國。當初滿清入關，意欲一統中原時，也並未怎麽尊儒。在國力發展方麵，凡極力推崇儒學的朝代，往往事與願違，反而由強盛逐步走向衰亡，尤以北宋、南宋、明、清為最，教訓慘痛且深刻。秦始皇、成吉思汗、努爾哈赤對孔子、儒學都不怎麽感冒！
客觀評價分析，在曆史的發展過程中，儒學缺乏積極創新理念，開拓精神嚴重缺失，基本上是守舊、複古的封閉性思想道德體係，對發展經濟與發展綜合國力方麵，客觀上起到了隱性的阻滯、遲緩作用，它是壓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脊背上的重荷。中國近代曆史，特別是數百年來，中國為何老是落後挨打，國土被瓜分，割地賠款，原因雖然很多，但深入國人骨髓的儒學理念，顯然是脫不了幹係的。其實，一個國家是否強盛，科技是否發達，與本國的傳統文化是否悠久，並無必然的內在聯係，如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相反，有些曆史文化傳統悠久的國度，經濟的發展速度及綜合國力的提升，卻遠未能盡如人意，如埃及、印度等。
儒學中的糟粕，猶如一粒粒裹上一層仁義糖衣的搖頭丸，長久服之令人為仕途而癡迷、顛狂、亢奮，身體越加消瘦贏弱，漸漸體虛多病起來，一旦與入侵的外族強漢廝打起來，常常是銀樣蠟槍頭，不堪一擊，在曆史上每每上演國破家亡的悲劇。如果某日外族侵入華夏中原，占了半壁江山，在某座城池的城頭上挑出一麵開科舉的安民告示來，一些儒家弟子會立刻從棺材裏爬出來，爭相恐後奔過去應試，弄頂烏紗戴戴，光宗耀祖，威風體麵一番。這樣的先例在中國曆史上並不鮮見，在當年滿清的朝廷裏、溥儀的滿洲國、汪精衛的南京偽政府裏，是不乏此類文化儒奸的。
儒學，一壺迷幻老酒，令儒生們迷醉千年！
你這個觀點是非常片麵的。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在人間建立等級分明的權力體係和社會結構。而基督教的政治理想基於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從而才得以摧毀世襲的封建主義政權係統。你顯然在孔孟儒家學說裏找不到這種平等說。
我想荀子的“人性本惡”與基督教的“人人有罪性”是不能等同的。基督教的“人人有罪說”乃是指人因為墮落才表現出有罪性，也就是說，人性在本質上並非如此，從而通過信仰引導人向善得救才有可能性；如果本質上是惡，則沒有這種可能性。
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孔孟儒教在倡導其政治倫理時完全忽略了這個基本原則。它想當然地認為君王就是美善的象征，因而對君王的服從就是最大的禮德。西方雖然沒有這句話，但在設計政治製度時參考了基督教的“人人有罪說”，從而充分踐行了中國的這句古話。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不是三綱五常。 當政者和既得利益者隻強調地位，而不講道德，以致禍國殃民，但不能把這個賬記在孔孟的身上，就如廚房裏的菜刀， 有人拿它去殺人，是人的錯，不是菜刀的錯。 孟子的民權思想讓西方人都覺得歎服，他剛正不阿，直指當權者的不仁，從他身上能看到一絲半點的奴性嗎？
每一種文化能流傳千百年，自然有它的生命力。舉一種打一種，隻會挑動對立的意識，無助於人們對真理的討論和認識。
“統一”不過是帝王的個人權力欲望膨脹的結果。
從“統一是好的”的角度，你可以說儒家是中國統一的大功臣。從“統一不好”的角度，你就會得出它是阻礙中國這一地區發展的重要文化因素。設想如果不曾統一過，則各地區發展將顯得更加自由，從而有可能創造出更燦爛的文明。令人遺憾的是，曆史不可被假設。這就是中國曆史的悲劇，也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悲劇。
儒家治國依賴於固定（可以說死板）的構架，把人的思想簡化，固化，這在信息不發達的古時，對維持統一起著決定性的做用 －－ 人無異心！子尊父，臣尊君，注意（是無條件的）這主要是帝王尊孔的內在原因。
壞處是限製了人的思想，扼殺了創造力。強調絕對主體，基本忽略個人價值。在強調個人價值，信息發達的現在，儒家確實該被拋棄了，並不是儒家對不對的問題。如果你深入理解尊儒的曆史背景，我想都或有同感。
儒家是中國曆史的一部分，他曾經創造了我們輝煌的文化，但並不是我們就因為他成功過，就還要依舊尊儒。世易時移，一個民族文化，要有＂江海納百川＂的自信和胸懷才能長興不敗。
根據辯證法，你的六條否定全部可以被顛倒過來說，所以，你的否定沒有意義。辯證法隻是人們認識世界的方法，並不是被認識對象的本質。
2）不存在全知全能（不存在全知全能，隻存在全無知全無能）
3）不存在至真（沒有假就沒有真，何來至真）
4）不存在至善（沒有惡就沒有善，何來至善）
5）不存在至美（沒有醜就沒有美，何來至美）
6）不存在永恒和無限（因為有暫時和有限，才會有永恒和無限。永恒和無限本來就是不存在的，隻是相對與暫時和有限才存在的）
你倒是拿出你的勇氣來否認聖經所揭示的那六條關於神的屬性。
上帝已經是終極的緣由了，如果你的“上帝”還可以被另一個“存在”所造，那麽，你的“上帝”就不是聖經中所指的上帝。所以，我無需和你多費口舌。請你直接回答那六條否定是否正確。
如果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那麽誰創造了上帝?
如果人類科技發達到可以創造新的宇宙,那我們是否也成為新宇宙的上帝?
>基督教的致命弱點:缺乏科學的證據。<
我隻能說你對科學的理解尚處於形而下的智力水平。
什麽是神？什麽是基督教的神？根據聖經的揭示，它是萬物的創造者，它是一切存在之存在和一切不存在之不存在的終極緣由，亦即它全知全能地決定著一切；它具有至真至善至美的屬性，且永恒無限地自在著。
這就是關於神的科學性。如果你不承認這個關於神的科學的認知，請你試圖否定上述關於神的每一條屬性；否則，你就隻能接受神的概念及其存在。要否定神，你的否定必須滿足：
1）萬物的存在或不存在沒有一個終極緣由
2）不存在全知全能
3）不存在至真
4）不存在至善
5）不存在至美
6）不存在永恒和無限
習近平不久前訪美時，被問到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製度的建設等問題，他的回答是：沒有最好，隻有更好。我估計你和他一樣，否認上述三至。然而，你會發現這一否認將是一個絕對的錯誤。
相反,儒家則有它的科學性:人的生命在子孫後代傳播.一個人,特別是國家領袖,如果信奉了儒教,就會為國家和社會著想,因為這是自己未來生命生存的環境.暴君(秦始皇,毛澤東等)沒有看到,自己死後子孫後代的命運多慘.而英明的領袖,比如華盛頓,放棄集權,建立穩定製度.雖然放棄自己有生幾年的權力,但子孫後代今天生活在世界最繁榮,最穩定的社會.基督教不能威懾住暴君,因為這個所謂的"上帝"永遠不會現身來阻止暴君.但是,相信了儒家思想,人就會為自己子孫的前途考慮.
中國目前社會的腐敗不是因為儒家思想損壞了社會,而是因為社會沒有弘揚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當然有它的不足之處,但如果我們加入當代因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會是一個比基督教更有吸引力的信仰.
別說以前，就算現在，在君主立憲製的國家，乃至於共和製的國家，人們都不完全享受言論的自由。我們學校有句話，叫做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ach; all speech has costs and consequences。每個社會階段都有對言論不同的限製，而從曆史進程來看，這種限製難以說是漸漸放開，而更多的是限製的變化。
例如，在美國，在以前，反對基督教的言論是危險的，種族歧視言論是允許乃至流行的；而在現在，反對基督教的言論是允許的，但種族歧視的言論則是被禁止的。一個社會的自由度，不在於限製多少，而在於限製什麽。這種限製和放開如果能適應社會發展，那就是先進的。所以，古代的言論限製不能算落後，因為那是那個時代社會所必然產生的。
如何才算是在當下適應了社會的發展？我想還是在於法治。如果這種限製，在今日，不是由於某個人或某群人的喜好，而是人們自己定的社會規則，那麽我覺得才應該算是先進的限製。
謝謝你奉獻的獨到而深刻的觀點。有一個觀點需要與你討論：
>所謂的法，就是社會運轉的規則。< 我認為這個觀點太抽象。我的觀點的是，所謂的法，就是對作為社會行為主體的個人或機構（統稱法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權利的定義，也就規定法人這個主體可以做什麽不可以做什麽。
很遺憾，中國曆朝(民國可能是一個例外)的法的體係中，都存在著對言論的禁錮，也就是，它規定了一個人可以說什麽不可以說什麽。
一、等級觀念
荀子：分均則不偏，執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
儒家讚同社會需要等級，而這種等級指的是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不可否認，除了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這種關係在人類社會中是最基本的關係。但是，儒家也認為這種等級並不應該表現在收入和生活質素上，而應該在知識水平上。
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
荀子：貴賤有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禦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
難道這有什麽不對嗎？
二、禁錮思想，一元統治
文章中說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禁錮思想。那我想請問，在西方中世紀的黑暗王朝統治的時候，是哪個國家有著“儒釋道”三種思想並存？
唐朝的李泌、劉晏、顏真卿、韓愈、元稹都是道教信徒。白居易曾向皇帝說：“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慧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清凈之理焉。……故《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漳荏w而行之，則人儉樸而俗清和矣。”他之後有遭儒家學者清算？
三、重政治，輕人文、人道
儒家本來就是以政治學說為基礎的社會體係。這和西方的以宗教學說為基礎的社會體係當然有區別。你同樣可以說西方是“重信仰，輕人文、人道”。“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憎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
相比之下，儒家重家庭，強調宗族概念，反而比基督教更注重人文和人道。
四、重人治和道德說教，輕法治
所謂的法，就是社會運轉的規則。儒家社會中的規則在儒家經典中稱之為“禮”。根據禮，各朝代定出的細則則稱為“律”。古代幾乎每個朝代都有各自的律，怎麽能說沒法治呢？
儒家也從來沒有提倡絕對人治。儒家沒有像梵蒂岡一樣說“教皇所作一切有關信仰及道德的諭旨，都是絕對正確而不可能有錯誤的；教皇所頒一切命令是普世天主教徒所應該完全相信、接受，並遵從的。”相反，儒家對忠臣的要求是，當主公做出錯誤的決策時，忠臣並不應該的執行，而應該是規勸。這一度形成在明朝前皇權和相權的製衡，以及政策失誤的減少。
五、頑固守舊
明清前，中國並不是一個守舊的社會。道教的興起、佛家的傳入，儒家也借此機會吸收了很多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明朝的建立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就是一個農民統治國家的悲劇。大儒方孝孺被殺，意味著對傳統儒家思想的拋棄，也意味著中國從此走向黑暗的年代。這正是儒家缺失的後果。
先說這麽多，後麵再碼字。
一、極力弘揚等級觀念，維護等級秩序，以上帝為本，滅絕人間情感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憎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隻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彼得是教會的基石(太十六17~19)，天國的鑰匙交給了他，惟有彼得能打開天國的門，惟獨他能捆綁或釋放。
二、一元專製，禁錮思想
“除了我（耶和華）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記）
“祭祀別神，不單單祭祀耶和華的，那人必要滅絕。”（出埃及記）
教皇所作一切有關信仰及道德的諭旨，都是絕對正確而不可能有錯誤的；教皇所頒一切命令是普世天主教徒所應該完全相信、接受，並遵從的。 （1870梵蒂岡會議）
三、鼓吹暴力，崇尚戰爭，反對多元，強求一統
“耶和華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殺盡這城的男丁。惟有婦女，孩子，牲畜，和城內一切的財物，你可以取為自己的掠物。耶和華你神把你仇敵的財物賜給你，你可以吃用。離你甚遠的各城，不是這些國民的城，你都要這樣待他。 但這些國民的城，耶和華你神既賜你為業，其中凡有氣息的，一個不可存留。”（申命記）
“你們不要想我（耶穌）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馬太福音）
四、反對男女平等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創世記）
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創世記）
女人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弗5：22－24），“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23節）
五、斂財無極限
天主教廷根據“教皇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為依據，開發出了N種價格不一的贖罪券：
限時贖罪票－在規定日期內所犯之罪可得赦免。
個人贖罪票－為購票者本人用。
特別贖罪票－為某一指定之教堂或教區而用。
即時贖罪票－為緊急之用。
通用贖罪票－此票不分地區，在任何教堂，任何教區皆可通用。
無限贖罪票－這種贖罪票價錢極高，持此一票，不但以往所犯之罪一掃而清，將來的罪也預先得到赦免，不但今生的一切罪惡化歸烏有，來生的罪(指煉獄之苦)也完全解除。
六、頑固守舊，排斥科學
這就不用多說了。什麽“蛇吃土”、“神造人”、“女人是肋骨造的”、“避孕套的使用違背聖經”。基督教就是一反科學和愚昧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