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即財富
陳立功的文學城博客：馳縱騁橫，談今博古，飛花揚月，行文交友
我的打架史
（全文共33560字）
【寫在前麵】
這不是寫傳統風格的自傳體小說，那可以任意虛構，想怎樣塑造自己就怎樣塑造自己。那種東西大家看得多了，誰也不會介意。這裏寫的是100%真實的故事。
在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的心態環境中，講述自己的故事無疑需要莫大的勇氣。你幾乎很難被人欣賞，更可能的是你將被人視為愚妄，甚至令人可笑。是的，我們不優秀，不聰明，不卓越，可能僅僅是個平庸甚至愚笨之輩，然而，我們需要學會欣賞自己，因為你必有你的獨特之處，必有你的獨一無二的生活經曆。如果能發現自己的與眾不同，如果能領悟到一些生活的真諦，你就會在內心擁有自信和自尊。任何時候你當明白：這個世界上永遠隻有一個你，而你也將隻有一次生的機會！因此，讓我們追求自己的夢想，留下自己的故事，闡述自己的理解。我們寫下它不是為了要人欣賞，乃是珍視自我，因為那是你的自信和自尊的源泉，那是人性的真實體驗，因而也是整個人類史的一部分！
打架，在男孩子間是經常的事，尤其是在學校讀書期間，你會遇到各色家庭背景和成長環境中來的同伴，相互之間有矛盾便可能醞釀成衝突甚至打架鬥毆。有時，即使你沒有招惹任何人，那些生性調皮搗蛋的同學也可能會肆意向你揮舞拳頭，踐踏你的尊嚴。這一刻，你將麵臨選擇：要麽為了尊嚴而戰鬥！要麽由於害怕而屈服！更有甚者轉而當個幫凶。這幾天裏回憶往事，我很驚訝地發現，我竟然從小學一年級上學的第一天開始打架一直打到讀研究生期間。太不可思議了！不知道是由於我的個性使然，還是和別人之間的某種機遇，我不明白為什麽我會有如此奇特的經曆。我將不帶任何個人偏見地如實記錄下我的每一次打架事件。當我回首這些事情時，我也發現其中體現著某種個人的精神價值。我很慶幸在我很小的時候，一種不畏強權、捍衛個人尊嚴的反抗意誌便深深地植入到我的靈魂之中。由於打架的經曆伴隨著我的完整的求學生涯，我也就順便將兩者糅合在一起敘述。
【導讀】
“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麽我會遇到這麽個調皮的後鄰。”
“到了四年級，兩次激烈的鬥毆讓我的肉體受到了傷害，但卻讓那些好欺負人的人再也不敢隨意冒犯我了。”
“然而，就在分班後不久，我和同桌的黃姓同學幹了一架。”
“我被迫重返理科班複讀。沒想到，這一年的第二學期開學不久我就和同學在教室裏打了一架，差點逼得我轉學洪湖一中。”
“高考的最後一天，我又和兩位同學打了一架。”
“五年的大學裏發生了三次暴力相向。”
“哈哈！真是沒想到，人算就是不如天算啊！這樣的命運竟然將我最後的一次打架機會還是留給了我的求學生涯。”
【正文】
1971年春節後滿七歲生日的那一天，我在峰口鎮小學（後更名為現今的峰口鎮第一小學）開始了我的學生時代。第一任班主任是一位有著六個孩子的母親，當年她應該有四十歲出頭了。這是一位對我的家庭非常熟悉但卻不分青紅皂白地給了我無數屈辱的老師，也是一位我永遠記得的老師。
這所小學與二中緊緊相鄰，兩者間地理位置上的關係仿佛一個“田”字，小學就是其中右下角的那個小格子，如果這個田字是東西朝向的話。田字中的十字交叉點處是小學的食堂，它開有一個後門通向二中校園，以便到二中的蚵螞蛉子塘取水。它向西正對著二中食堂的茶水供應窗口，兩者之間就是二中南北走向的運動場的北端弧形跑道，而在它門前經過的南北直線上則與二中校園內夾在我們家所在的一排平房和運動場之間的兩個東西走向的籃球場的東端平齊，而我的家就在田字上端邊線上的那排平房的西端終點處，正對籃球場的西端邊界外的幾個水泥乒乓球桌。因此，越過兩個籃球場和一片單雙杠林立區，便到了這個食堂的後門口，直線距離約100米。然而，這個後門一般不會開，因此，好像可以非常方便地進入小學的我，通常要繞道向東出二中大門右轉上大街向南步行不到100米，再右轉進入小學大門前約30米的通道，便可以進入小學了。小學內部的建築布局如下圖所示：
小學校園朝東的一邊就是大門及其院牆，除了東北角上南北走向的一排廁所外沒有其它房屋建築。進入大門後你麵對的是一個橢圓形高台，其東部按南北走向建有兩個水泥乒乓球桌，沿西邊圓弧內則有四到五顆非常粗壯高大而又古老的合歡樹，每棵樹的主幹粗到以四個小孩手牽手還圍不攏。每年夏季“六·一”兒童節前後，樹上會開滿粉紅色的合歡花，地上也會落滿凋謝下來但仍然色澤非常鮮豔的花朵，非常漂亮。這幾棵樹是上帝賜給這所小學和所有在其中求學的孩子們的珍貴的曆史遺產。原來，這所小學是共產黨執政後推行無神論的後果之一。執政者以手中的行政權力驅逐了寺廟的僧侶，占用了鎮民們數百年也許上千年來求神拜佛的廟宇建築，將它轉變成了為一所全日製小學。然而，我從那裏畢業若幹年後，不知道哪一年哪幾個毫無人性的領導人竟然下令將它們連根拔除，甚至連高台也被鏟平了。我記得後來當我再次重返小學校園，看到一片空蕩蕩的校園時，頓生一種痛心的感覺：慘不忍睹！一個極有曆史文化內涵和旅遊價值的奇特景觀就此從地球上徹底消失了。
那個圖形的中央建築是學校的靈魂所在，分為三段。中部是中央大廳，即教師辦公區。北段則是音樂體育室，南段是行政辦公室。與很多廟宇建築類似，南北兩端的建築屋頂要低於中央屋頂，建築物前有幾根木柱支撐著廟宇的屋簷，構成一個寬約二米的外走廊，而木柱的底部則被固定在由大理石挖製的圓洞裏。這些大理石底座已經被磨損得非常嚴重，可見這些廟宇類建築已有相當長的曆史了。整個辦公區坐落在一個高台上，正麵有三處3 ~ 4級的台階會幫助你登上高台來到教師辦公室。圖形的北邊以辦公建築為界分前後兩段，東段是五間教室，通常剛入學的一年級學生被安排在這一排的其中幾間教室裏。西段則是教師住房，其末端就是小學的職工食堂。南邊則分三段，最東段是幾間教師住的低矮平房，中段是與北邊五間教室對稱相望的另外五間教室。這兩排教室和辦公建築一樣也都建在高台上，也有木柱支撐屋簷並構成外走廊，木柱的底端也被固定在大理石的圓洞裏。因此，一看就知道，它們也曾是廟宇整體建築的組成部分。南邊往西是它的第三段，是一排後來附加的磚牆建築，通常作為高年級的教室。最後就是校園的西牆，那也是一排教室，共有四間。南端的角落上是另一個廁所和大垃圾堆，並有一個後門對著二中的大運動場中部，其北端則與食堂連在一起。沿這排教室的後麵，是一排經年生的粗壯的垂柳樹以及一條羊腸小道，這條小道是當我有能力翻越那個角落上的後門進入小學校園後的必經之路。在若幹年裏，沿途於小道與運動場跑道之間的空地上長期堆放著許多當地水泥預製板廠生產的預製板。
當年和我一同注冊入學的有大約280個孩子，基本上按照峰口鎮轄區1 ~ 6個居委會的順序被編為五個班。我入學登記時以峰口鎮第一街道居委會的轄區被編入一年級一班。和我同班的二中老師子弟隻有彭新潮，他是彭本智老師的大兒子，也是我兒時常常一起玩的夥伴，但不知道怎麽搞的，我們倆小時候從未玩得很親密，但也未曾爭吵過打鬥過，隻能說關係不親不疏，正常狀態。直到長大成人後我們才互相關心得比較多些。彭老師和太太都是湖南新化人，講話帶著濃濃的湖南口音。據說彭老師是從湖北省委黨校下放到這裏來的。他後來成為我高中時期的政治課老師，也是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共產主義政治思想的啟蒙老師之一，因為那時隻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以及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坦誠地說，彭老師對我還是很欣賞的，因為那時我隻需將兩本辯證唯物主義的小冊子（每本厚約60頁）的每一章朗讀三四遍就幾乎可以全文背誦下來。記得高考前的複習備考階段，我根本不複習政治考試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建設、國內國際時事政治等方麵的內容），也從不背記模擬考題，結果兩次高考的政治考試都在80/100分以上，這對理科生來說已經是非常高的考分了。
開學第一天，新生來到學校後還沒有分配座位，班主任老師讓自己班上的學生在教室門前的場地上排隊比高矮並分組，排好隊進入教室便開始分配座位。該教室內共設四組七排座位，全部座位都分配滿，因而全班有56個孩子。這55個孩子就是我整個小學生活的同伴。中途僅有個別轉班、插班、退學和病故的。由於隻有彭新潮和我是二中教師子弟，其他人都屬於峰口鎮上的街坊鄰居，而我和彭始終不能走近對方而成為好朋友。隨著年級的增長，注定了我將長時間處於孤獨的境地。
一開始我被分配在第四組第六排靠牆邊坐。正對我後麵的一位男生與我同姓。我永遠記得他的名字，不過這裏就不宣示了。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麽我會遇到這麽個調皮的後鄰。
第一天的課間操時間到了。班主任將孩子們領出自己的教室，來到門前的場地上排隊學做操。班主任站在教室門前的高台走廊上指導學生們排隊，好不容易才間隔開前後左右並排好隊形，一件事情卻突然發生了。我被人從後麵狠狠地踢了一下屁股！我迅速轉身向後望去，隻有他一個人在我身後，並得意地笑著，一排整齊雪白的牙齒露在外麵更是增添了他的得意勁頭。看著他滿足的樣子，我的心中驟然冒起一股怒火，隨即也飛起一腳踢中了他的肚子。盡管也踢中了他，我心中的怒火仍然騰騰地燃燒著，踢過後還繼續憤怒地盯了他好一會。我怎麽也不明白，我惹他什麽了。這下可好。站在高台上的班主任看見自己好不容易排好的隊形一下子亂了，氣衝衝地從高台上下來，徑直走到我身邊，就在我還沒轉過身來的時候，一把將我從隊伍中拽（zhuai 4）了出來，一邊拽一邊惱怒地對我說：“你給我站到外邊去！”。我手指著他大聲地向班主任抗辯說：“是他先踢我的！”她不理睬我的抗辯，繼續說道：“你給我站在這裏。今天不準進教室！也不準離開這裏！”那天直到中午放學，我就一直站在那裏，站了將近二個小時。看著大家學做操；看著那個家夥更加得意地笑著；看著大家學完操後進入教室上課。我的心裏好委屈：為什麽隻有我該接受這樣的處罰！中午放學回到家，我沒有告訴母親我遭受的不公平，也沒有在母親麵前哭訴。就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一樣。
從那以後，我便開始遇到一係列更令人屈辱的事情。整個一年級的兩個學期簡直就是在噩夢中度過的。在班主任的語文課上，我常常會遭到後麵來的襲擊：那家夥總愛用腳踢我的屁股。盡管常常隻有我遭到班主任的懲罰：或就地罰站，或被叫到黑板前罰站，我從沒忍讓過，總是要站起來轉身用拳頭回敬他。其它課程上，他沒這麽大膽，隻要我在當班老師麵前申辯，隻有他會受到處罰。
最讓我刻骨銘心的是午休。那時，我們的學製是一年兩個學期，一周六天上課，每天早上八點開始，上午四節課，中午放學回家吃飯，午間休息約1 ~ 2.5個小時，下午再返回學校繼續上完剩下的2 ~ 3節課。如果是在春冬季裏，則午間吃飯休息共一個小時；如果是夏秋季，則午間吃飯休息共二個半小時。當時學校要求，夏秋季午間回家吃完飯後必須盡快返回學校在教室裏趴在課桌上集體睡上一個半小時。就是這個午休製度、這個蠻橫無理的班主任以及這位調皮的後鄰，給我的本應是燦爛的一年級生活蒙上了厚厚的陰影。幾乎每天中午的午休時間裏，我都會和他打一架。他總是趴在桌上裝睡從後麵踢我屁股，然後，我轉過身來回敬他，接著就會被監守的班主任抓起來罰站，不僅如此，她還惡意加重懲罰：命令我下午放學後到她的辦公室裏，趴在她的辦公桌上睡一個半小時，她稱曰：“補午睡”。我也就真的在那裏認認真真地睡上一個多小時，直到她處理完她的家務才來到辦公室叫醒我讓我回家。我幾乎每天都會受到這樣的處罰。那時我並不知道究竟為什麽我會受到這樣的對待，即使到現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我隻能說，盡管那時我很小，但我不願忍讓。這可能就是我當時的命運。最初我也曾聽從她對所有人的教導：遇到任何事情要向老師報告。可是，當我向她舉報受到攻擊時，她卻從不認真處理那個家夥，常常輕描淡寫地勸一兩句話了事，也從不考慮將我和他的座位分離得遠一點。她似乎刻意讓我處於這樣的環境中，因為，後來我們同時從第四小組轉到第三小組，我坐倒數第三排靠中心線，而她竟然仍然把他安置在我的正後方！！直到進入冬季期末考試前不久，我才被轉到第四組的中間靠走廊邊的座位上，從而遠離了那些噩夢般的日子，那時也沒有了午休。足見那個班主任的用心。在我的印象中，那家夥從未受到她的任何批評和處罰。
我每天回家很晚。母親開始時並沒在意，反正自己也要做家務，兒子回家晚，她也輕鬆。可是後來她好像感覺到事情不對勁，因為隔壁的薛老師早就從小學下班回了家，和我同班的彭新潮也早就回家了。終於有一天，母親問我怎麽這麽晚才回家，我用老師的話回答母親說補午睡。母親也沒深究，可能她認為，孩子多睡點覺沒什麽不好。那些年裏，父親被派往離家二十多裏遠的二中農場種地當看守睡草棚，往返隻能靠步行，一年中難得回家一次。
我對老師的教導是如何認真對待的，可以從一件事情上看小時候的我。記得剛上學不久，老師要教導孩子們坐姿、看書姿勢和握筆姿勢，即通常所說的“三個一”：坐姿要端正，胸前離桌邊一拳頭、眼睛離桌上書本一尺距、右手拇指和食指指尖離筆尖一寸遠。這幾個姿勢我一直到現在都非常標準。裸眼視力直到大學四年級時一直在1.5左右，僅在大學四年級末才有過短期的視力減退，兩三個月裏間或著戴過一付廉價的近視眼鏡，不過，後來很快就恢複了，目前仍然在1.0左右。
事實上，整整一年的時間裏，她給過我的屈辱遠不止這些。記得在她的手裏，我僅被她點過一次名上黑板聽寫，但那次是每個同學輪流，我和另外兩位同學一起聽寫，結果隻有我一人全對。從此以後，她再也不給我上黑板的機會了。再一個印象是最後的期末考試時，她監考巡視到我的座位處，發現我為一個字犯難，苦想好長時間沒有答案，她就盯在我旁邊不走了。我抬眼看了她幾次，最後我還是想出來了，當我寫下正確的答案後，她才苦著臉悻悻地離開。第三個深刻印象是，放寒假的（請記住，那是一年級結束的日子，因為我們那一屆是春季入學的）那天，她在班上宣布：這一年中同學們在“拾八廢”（所謂八廢指的是廢紙、廢鐵、廢銅、廢鋁、廢玻璃、廢塑料、廢橡膠等可被回收利用的材料）上都非常努力，因此每人可以從廢物利用所掙的班費上獲得一點獎勵，最後卻專門點了我的名說：“除了陳立功沒有外！他最懶惰！”然而，事實上，當時我非常積極，還帶過好幾個小夥伴到二中來拾八廢，因為二中學生多，有拾不完的廢紙廢鐵廢玻璃。我敢說，我奉獻的即使不是最多，也不至於一點獎勵也沒有吧。
當然，那一年裏也不是沒有快樂。我有幾個好夥伴，男孩女孩都有。我經常會帶上一付撲克牌到學校，一下課就拿出來邀幾個人打上15分鍾的升級。那時，我的升級打得最好，打牌時我也最快樂。也有同學邀請我到他們家裏玩，那都是非常愉快的時光。
在我們這屆學生中，有一件與中國現代曆史有關的事不得不提一下。第二學期開學第一天，我們領到了新課本，翻看過程中發現有一篇課文講的是關於林彪在井岡山時期的活動，還配有簡筆畫。內容麽，說那是搞革命什麽的，當然不乏讚美之詞啦。可是，還沒等學到那篇課文，突然有一天老師叫大家把課本都交上去收走了，過了一天才返還給大家，而當我們再打開課本時，發現關於林彪的那篇課文已經沒了。於是乎，小小年紀的孩子們中間便傳播開了說林彪是壞蛋！可是前幾天的課本上還說他幹革命很勇敢的呀。這真是一出可笑的曆史劇！連孩子們也不得不被卷入其中。
一年級的兩個學期結束後，原以為接著會在這裏上二年級，但上麵突然命令增加一個學期，稱為第三學期，以便轉為秋季進入二年級。不知道是學校管理人員還是那個可惡的班主任所為，這個新的學期我被調劑到一個校外的班級，和屬於第四和第六居委會轄區的孩子們一起，在峰口鎮糧食管理所內的一個庫房改建的教室裏上課，離家約一裏半的路程。這裏隻有這一個班級，教室門前是水泥晾曬場，因為不怕雨水而成為我們玩耍的好地方，而小學校園的場地是泥土地麵，一下雨就沒法外出玩了。這個班上隻有我一個人是來自第一居委會的居民。在這個臨時班級裏，我總是很孤獨，沒人和我玩，但也沒人欺負過我。每天一大早，母親會帶上我到中心集市上買菜，順便花五分錢給我買一小碗豆腐腦，加上一點紅糖，我覺得吃的很香的。吃完後母親就送我過那道閘，直到糧管所門口，讓我自己進去找到自己的教室。下午放學後我總是自己一個人回家，因為沒有人和我同路。這個學期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平靜的時期，它讓我遠離了之前的噩夢，但卻讓我體驗了第三次生死之間：與時間的第一次比賽。
第三學期結束後，二年級我返回到了原來的同學中，沒有什麽新的麵孔。但令我感到比較寬慰的是，那個總愛踢我屁股的同學隨家人遷往潛江的江漢油田了。打牌照樣是我的愛好，也是我的快樂之源。不過，很快地，我的興趣發生了變化，開始讀起了詩歌和小說。導致這個改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一年父親被學校從農場調回來當學校的圖書管理員。最初是因為母親總讓我到父親那裏喊他回家吃飯，我得以經常到父親辦公的圖書室去，後來則是主動去。於是，父親開始讓我拿書看。第一本書是父親推薦的楊嘯寫的長篇敘事詩《草原上的鷹》（很長時間裏我都記得作者的名字，可是後來終於忘記了，但最近在網上查到了）。我為其中的主人翁——小小的莫日根——所具有的反叛精神所感染。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經常帶書到學校，還和同學交換著看。二年級就這樣平靜地度過了。除了開始讀課外書這一點外沒什麽值得書寫的。
到了三年級，我開始在班上出眾了，因為我遇到了一生中第一個最令我感動的好老師——李永秀老師。那時，我從未擔任過班幹部，也不是時髦的紅小兵成員。我再普通不過了。然而，開學不久寫作文，我的第一篇作文就被她拿到全班同學麵前念給大家聽。從此，我的每篇作文都得到這樣的殊榮。三年級第一個學期結束時，她還特意獎勵了我新作業本和鉛筆。她留給我的總是一付慈祥的笑容，總是給我表揚和鼓勵，最後還發展我當了一名紅小兵。因此，三年級是我最感驕傲的一年。她對我所做的一切都令我非常感動，終身難忘。無論我上高中、大學、研究生，結婚、工作等，一直到我出國前，我們都保持著緊密的聯係。事隔多年後我才意識到，她對我的表揚和鼓勵悄然地成為保護我免受調皮學生欺負的最佳手段，盡管她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或許並非如此。事實上，三年級的同學中性格、知識和能力等已經開始發生分野，幾個最強悍、最調皮的同學經常聚集一幫跟屁蟲互相打架鬥毆。在這個關鍵的時期我有幸遠離了這樣的群體，沒有哪一方將我納入他們的勢力範圍，也沒有哪一方曾經欺負過我。由於受到李老師的多方鼓勵，從三年級開始，我對讀書和學校提倡的一切正當活動都比較感興趣，除了經常跟班送肥到附近農村，每年雙搶（農村地區的搶種搶收）期間到農村幫助插秧除草收割外，我還陪李老師到同學家走訪，參加學校開辦的美術班和演出劇組等，而對拉幫結夥打架鬥毆則一點感覺都沒有。雖然當時我的個頭在班上是比較高的，座位總是在倒數第二、第三排之間變動，但我在班上卻是最孤獨的，因此我寧願相信由她在三年級時為我樹立的聲譽成了我的保護傘，而且這一聲譽對全班其他同學的影響一直持續到四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前，盡管四年級已經換了另一位老師當班主任，而李老師也不再擔任我的任何課程教學了。
如果將一年級的那種打架看成是一次的話（因為對手總是那一個），那次打架沒有讓我受到任何肉體上的傷害，主要是感覺到尊嚴上被隨意冒犯。到了四年級，兩次激烈的鬥毆讓我的肉體受到了傷害，但卻讓那些好欺負人的人再也不會隨意冒犯我了。
記得第一次激烈的鬥毆發生在四年級第一學期即將結束前的74年冬季。那一年之前的一年多前，父親又被學校管理當局發派到農場種地，母親則在年初就去了湖南老家，她顧念著在湖南老家當“回鄉知識青年”的大姐和大哥，他倆在老家過得也非常艱難。因此，將近一年多的時間裏，我與早已被迫退學進工廠作織工的19歲的二姐以及正上初中的14歲的二哥生活在一起，我們像三個孤兒一樣無人看顧，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二哥比較幸運，被他的好同學的父母收養，經常在人家家裏吃，在那裏住，還跟著同學的父親學習打拳。我則主要由二姐看顧，由於她上班是三班倒，剛滿10歲的我有時不得不自己照顧自己。在二姐的指導下我學會了縫衣服釘扣子，洗衣服刷鞋子，捏煤球生爐子，煮飯炒菜洗鍋子，挑水掃地疊被子，當然還是要讀書寫字看報紙；我也常常跟著二哥到家後麵的農田、水溝、河塘以及遠處村子裏摸魚蝦抓青蛙甚至偷雞殺狗；最高興的時候就是和同伴們到鄉下去偷瓜摘桃打鼓泅（當地土語，即遊泳），隻是差一點又被淹死，……。這是一段我不敢提及的經曆，一段不敢回憶的時期。
我四年級的班主任是一位麵目白淨，身材瘦小而又性格懦弱的S老師。我從未見他開心地笑過，常見的倒是一種無法名狀的苦笑。不知道從哪一年起，他被曆屆帶班學生稱為S屁個囊（發音：nang 1）子。凡是從那所小學畢業的學生都因此知道他大名鼎鼎，但誰也知道他在學生麵前毫無威信。即使是當著他的麵，調皮的學生也會肆無忌憚地直呼其S屁個囊子。然而，我從未對他有過任何不敬，所有的常常是深深的同情心，即使畢業很多年了，每次在家鄉遇見他，我都會很尊敬地稱呼他S老師。我不理解為什麽一個老師竟然會受到如此多的學生無休止的羞辱。
由於這個老師性格極其懦弱，導致本來就班風不好的時期一些學生更加狂妄自大。那天課間休息時，我來到黑板前和大家順黑板所在的牆麵排成一行玩擠占牆角的遊戲。遊戲中我發現自己的鞋帶被人踩散了，於是來到第四組的第一排座位前，彎下身子半蹲著係緊鞋帶。我一邊係鞋帶一邊和張祖斌（後來我們稱他老四）說著話。正在這時，我突然感到後背被什麽東西重重地砸了一下，隨即一塊磚頭從身上滾落到身邊。盡管因為厚棉襖的保護身體沒有受到嚴重傷害，但意識到自己無緣無故地被人用磚頭砸了，便下意識地撿起那塊磚頭，起身看見第一排課桌上站著一位周姓同學在那裏哈哈大笑。我舉起磚頭凶狠地朝他的腿上砍了過去。隻見他也痛苦地“哎喲”了一聲，隨即用另一條腿開始踢我，我躲過了這一腳，轉過來跳上第二張課桌和他打了起來，他的身材比我高大一點，但中間誰也沒占到什麽便宜，我們一直打到第四組的後麵。由於我被激怒，在強烈的衝動和意誌力的幫助下我最終將他打下了課桌，看著他弓著身子倒在了最後兩排課桌之間，並且由於羞辱而當眾哭了起來。我以為他會認輸也就放手了。沒想到，在我轉身離開後不久，他竟然哭哭啼啼地揮舞著一根皮帶，從我身後用帶金屬的那一端重重地抽在我的頭上，頓時，一股熱血從我的頭頂右側邊緣的中部頭皮上湧了出來。我感到憤怒和痛苦，體內驟然升起的一股更加強烈的衝動驅使我不顧流血和疼痛衝上去繼續和他打鬥，但雙方都被其他同學抱著拉開了，我激動得也開始哭了起來，在抱著我的同學的懷裏拚命掙紮想擺脫束縛繼續和他打鬥。正在這時，上課鈴聲響了，S老師來了，見我受了傷，便要同學陪我去鎮衛生所包紮，是周方達陪我去的。衛生所在一裏多路開外，一路上流了很多血。從此我的頭上留下了一個黃豆大小的傷疤，直到現在這個傷疤在陰雨天氣還會隱隱作疼。
第二次是在四年級的第二個學期（春夏之交）和班上最凶狠最霸道的黃姓同學打了一架。這位同學最好欺負人，誰讓他看不順眼，誰不服從他，他就要狠狠地揍你一頓。我不得不承認，他不僅個頭瘦高，動作非常敏捷有力，個性也很暴虐，這是班上所有同學畏懼他的原因。這一天，是他試探我的時候了。一下課，我照例會邀幾個同學打牌，那個時期我坐在第三組的第四排，也就是中間一排，他過來找我茬子讓我們玩不成，於是我和他爭吵起來，他掀了我們的牌，並隨即動手打人。我從座位上跳出來到走廊上和他打了起來。我承認我打不過他，但我不怕和他打。一邊打，我一邊聲嘶力竭地高喊（那是為自己壯膽）著：“你不要以為別人都好欺負。你以為老子怕你！！！”我們抱在了一起，但我被他抱著從走廊的中間段一直頂到了黑板旁邊的牆上。整個過程中我一直喊著後麵那句話。在被他頂在牆上的那一刻，我騰出雙手來照他的臉上打了過去，還用一個手指頭戳到了他的眼睛。他受了傷，更加凶狠地朝我揮動著拳頭。兩個人都像鬥紅了眼的公豬，就這樣打成一團。沒有一個人敢上前來解交。我承認我擊中他的次數比他擊中我的次數少，但我最終沒有被他打倒。直到上課鈴聲響起，老師來了，我仍然站著和他打鬥。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敢惹我。
到五年級時，學校教育開始注重學習成績了，那些特別調皮的學生也慢慢開始變得本分起來。我得承認我的成績不是最好的，甚至連是否處於第一集團都很難說。班上成績最好的是鄭國慶以及他的同桌彭新潮，向德福、朱德慧、周方達、趙世壽、耿玉桃、焉來斌和陳明秀等人的成績也都比我好。那一年，我坐在第二組的倒數第二排，後麵是焉來斌和陳明秀。他們倆也都是愛學習的人，因此我們三個成了好朋友。可惜不久陳明秀因為繼母的壓迫被迫提前退學了。從三年級開始就一直和我同桌的女生卻很難和我處好關係，常常由於我超過中線捶我的左肘關節。我得承認，她很漂亮，也很傲氣。不過我從來沒有欺負過她。她要捶就讓她捶了，我從不計較。由於沒人再故意欺負我了，我的五年級算是在平靜和愉快的求學中度過的。
五年級結束後，上級通知說就地上六年級。於是從我們這一屆起，繼續留在這所小學接受第六年的教育，但我們被換到了另一間教室繼續新的課程。那年剛入學不久，渴望萬歲的老毛子逝世，“四人幫”被捕。聽到卜告的同學中有人哭了起來，但在那些日子裏我從未掉過一滴淚。那些年裏，國內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小學校裏也是熱火朝天地開展批林批孔、批鄧、批“四人幫”，孩子們也被卷入其中，被老師要求寫政治性批判文章。喜歡讀書看報的我的文章一直寫得不錯，也富有想象力，記得五年級時我被老師選上到全校批判性大會上發言，我在發言中竟然說要把批林批孔與批鄧反走資派結合起來！哈哈！！後來“四人幫”在高層政治鬥爭中失敗被捕，學校照例要求大家積極投身到政治運動中去。76年開春不久就被招工去了江漢油田工作的大姐寄給我一套政治漫畫，我就照樣子模仿了一套帶到班上來，還被老師組織幾個同學拉起線繩沿教室內掛了一整圈。
六年級結束後，我們轉到了位於峰口鎮東邊當時稱為新區的峰口鎮初級中學開始初中學習。這所學校與鳳凰橋（就是小時候出院時由父親領著在回家的路上駐足的那座橋）遙遙相對，緊鄰著現在的東區主幹道的北邊。當時這條主幹道還隻是一片泥濘的泥巴土路，幾年裏根本不能通車。記得我們在4 ~ 5年級時還親自參與了這條土泥巴路的開挖修築工程，二中、鎮初中的老師和學生也都參與了。當時我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分班負責挖一道筆直的水渠，並將挖出的泥土堆在這條未來的主幹道上作為路基。1977年我轉到這所中學時，土泥巴路的兩旁除了這所初中外空空蕩蕩一無所有，一眼望去全是農田。初中的大門也沒有朝向這條主幹道，而是在與它垂直的方向上朝向鳳凰橋所在的通往本地醫院和武漢的老公路。從老車站門前往鳳凰橋方向步行約60 ~ 80米，就有一個右轉的下坡路通向150米開外的初中大門，坡下是一道小拱橋。從大河的一個支流經鳳凰橋下過來的水又繞到這裏來伴著前往縣城的老公路向南流去。正是在這段長不過20米的下坡道上，剛入初中沒幾天的我經曆了一場驚險，被失去控製高速下滑的滿載磚頭的兩輪板車帶倒並拖拉著在表麵鋪有碳渣的坡麵上滑行了一段距離，導致雙肘受傷並留下了疤痕。那車磚頭是為學校建設拉的，也是學校分派給學生的學工學農活動的一部分。這樣危險的工作沒有老師或成年人跟隨著指導我們如何處理負重車的下坡路滑行。
初中的編班一開始就打亂了小學時的習慣性群體，我被編進了五班，和周方達、張祖斌、謝邦嬌等同學在一個班，有許許多多的新麵孔，有些我還來不及熟悉就又分開了。我還記得當時我的座位在第一組的倒數第二排靠後門邊。班主任（忘記名字了）老師讓我擔任了勞動委員，這是我擔任過的第一個班幹部職位。由於我從小學四年級起成為校籃球隊隊員，初中的體育老師繼續接受我加盟他指導的籃球隊。記得剛開學不久，我們小組的五個人（還有另一位女生忘了名字）曾經一起給東南方向的什麽村裏送肥料，一路上非常快活，青春的心也驟然間開始了第一次萌動。我得承認自從那次送肥經曆後，我突然感覺到心裏非常喜歡活潑大方的她，每天都渴望和她說話，但真真有了機會在一起，例如收作業本、排值班打掃衛生、或在上學放學的路上巧遇等，卻又滿臉通紅說不出一句話。令人遺憾的是僅僅一個月後，學校突然宣布要進行一個分班考試，考試的結果是五個班的學生被分為了兩個快班、一個中班和兩個慢班。
考試成績公布後，我才知道我的數學僅僅得了4分！！但語文卻考了99分，結果我進了中班，和張祖斌、陳銀宏、馬澤清以及另一位黃姓同學等一個班。鄭國慶、周方達、謝邦嬌、彭新潮、朱德慧、焉來斌、趙世壽、鄧金波等都進了一班，即最快的班。分班的那一年，我父親還在二中農場當看守搞什麽試驗田、熱心所謂的蔬菜大豆水稻雜交呢，根本沒有機會回家關照我的學習。他似乎從未過問過我的學習，即使是大約半年後他終於返回了學校開始擔任文科班的班主任（直至1988年退休再加五年的返聘期間他一直擔任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沒見他去過我的學校爭取讓我轉班，更沒有和我討論過我的學習以及我的學習環境。如果按照現在的學習競爭水平和力度，我這輩子肯定是完蛋了：考高中都沒戲，更別談上大學，連夢也別做了。
我的班主任兼數學老師是杜子英（女），物理老師姓黃（男），但忘記名字了，化學老師姓盧（男），也忘記了名字，英語老師叫許仙美（女），體育老師也姓黃，其它還有曆史、地理等老師，連姓什麽都不記得了。整整一年裏我的座位一直固定在第二組的最後一排，坐下就背靠牆。我的同桌是小學階段和我一個班的，就是這個黃姓同學，而不是四年級時和我打過架的那位。陳銀宏小學時是二班的，當時的個子比我矮一些，坐在第二組中間，他的家在沿河街的一個碼頭邊上，那個碼頭是我從八歲起就經常來此為家裏挑水的地方。馬澤清原是三班的，家住在鎮中心的老供銷社後麵的民房裏，人很豪氣，當時的個頭和我差不多，也算大個子，張祖斌則是我們中個頭最高的，不過他比較瘦，不愛運動，卻非常喜歡唱歌，且唱得很好。我至今還記得他教我唱過的一首前蘇聯的歌曲《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歌詞是這樣的：
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長著兩顆高大的白楊。
這是我們可愛的家鄉。
彼得流拉凶惡的匪幫，
來到我可愛的家鄉，
烏克蘭的原野已變成了戰場，
白楊樹葉已飄落在地上。
年老的父親忍著悲傷，
他把兒子送到戰場。
寧死不做奴隸和牛馬，
要和敵人血戰一場。
我們都是戰鬥的青年，
我們不怕任何困難，
偉大的列寧指引著我們，
我們走向自由和光明。
歌詞顯得悲壯而有激情，其中包含的走向自由和光明的理想也是人人憧憬的。在當年中蘇關係嚴重惡化的環境下，這首歌在峰口鎮當地的老百姓中悄悄地傳唱著。走在空曠的泥巴路上，唱著旋律優美的歌曲，我們用自己純貞的心靈感受著那個時代的整個世界是多麽的美好。可惜，那時我們太年少無知，我們不懂得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理想”竟然導致了蘇聯時期比沙皇時代更加嚴酷的專製暴政，將俄羅斯民族推向了災難深重的境地。
杜子英老師讓我擔任了班上的學習委員。這是我擔任的第二個班幹部職位。我開始注重學習了。由於和陳銀宏家挨得最近，我和他經常在一起做家庭作業，要麽在我家，要麽去他家。張祖斌、馬澤清後來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由於上學放學同行很長一段路，我們經常相約一起回家。這樣，我們四個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們給我的友誼迅速抹去了我在整個小學期間的孤獨感，更由於我的學習成績在短時間內迅速上升，成為班上成績最好的，聲望也是最高的，因此性格開始變得開朗和穩健起來。
然而，就在分班後不久，我和同桌的黃姓同學幹了一架。他身高和我差不多，但個頭比我魁（當地土語發音：kuai 3）。我忘記了那天是什麽明確的因素誘發了這場衝突。我承認作為同桌，我沒有把他很放在心上，平時有點輕視與他加深關係增進感情。可能是因為我坐在裏麵，要進去出來都必須從他的座位前過，那天可能是不小心踩著他了。他以為我還像小學時代那樣孤立無援，便突然發火朝我打了過來。我立即給以回擊，倆人在座位上推搡起來，打得倒不是很激烈，我也沒吃虧。可是我的幾個好朋友立即圍攏來，拳頭像雨點般落在了他的身上。我一看這個架勢不好，立即大聲地讓他們停下別打。他們也就很快住手了。黃姓同學也意識到我已經不是小學時代的那個孤立無援的我了。衝突停下來後，是我首先給他道的歉，還安慰黃希望他不要擔心，今後我們不會有意欺負他。後來，他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衝動，向我賠不是，事情便很快過去了。杜老師後來知道這件事後也表揚我處理得比較好，沒有給任何參與者任何批評。我和黃也都沒有要求調整座位，直到畢業我和他一直是同桌，且平安相處。畢業多年後見麵還是熱情地打招呼。
可以說，杜老師是我遇到的第二位好老師，因為她給過我的除了鼓勵還是鼓勵。正是在她的手下，第一學期結束前，我參加學校的數學競賽竟然得了第一名。記得那天杜老師非常興奮地告訴了我獲獎結果，她真真是喜笑顏開啊。其實她從未給過我額外的輔導。一年後畢業時參加全縣統考，我的總成績也是全年級第三名，獲得進入縣重點中學重點班的資格。然而，直到初中畢業，父親才告訴我說杜子英是他文革前帶班的學生。我從那裏畢業兩年後她被調到當年她丈夫任教的黃岡中學從而得以和分居多年的丈夫團聚，後來又和丈夫一起被調到武昌水果湖中學，並從那裏退休。太太出國前，我帶上她去水果湖中學拜見了她。
我的同齡夥伴們僅有兩個快班以及中班的我得以進入洪湖二中繼續高中階段的教育，其中隻有五位同學進入洪湖二中的縣重點班，他們是崔春光（小學五班）、李漢香（小學五班）、餘新文（初中階段從與峰口鎮一河之隔的萬全鄉轉入，萬全鄉非峰口鎮所轄）、田愛瓊（小學二班）以及我（小學一班）。另外三位選擇去了位於縣城的洪湖一中，他們是鄭國慶（小學一班）、武啟剛（小學五班）和程立俊（小學五班）。
進入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家園洪湖二中後，我所在的縣重點班教室就在化學生物混合實驗室的隔壁，是離我家最近的一間教室（直線距離僅15米），班級名稱是高一（四）班，有56名學生。這個班當年有一個插班生，名叫黎洪洲（從外地新調來上任二中書記兼校長的兒子，也是我整個高中階段極要好的朋友）。順教學樓（其實那不能稱為樓，因為隻有一層）往南依次是高一（三）班，為二中自己開的重點班，學生來自包括西半個洪湖縣的地區，其中有幾個是我小學同校的，二中的幾個校子弟包括紀昌玉（小學五班，二中老教導主任的兒子，他的家不在二中校園，而是在第五居委會）、彭新潮、向德福（小學一班，他的家在二中磚窯場，來往很少）、趙和平（趙和平原本比我們高一屆）等也都在這個班，還有陳剛、郝文秀、陳金祥等也都是我熟悉的；高一（二）班，也就是我初中時的快二班，最後是高一（一）班，即初中的快一班。我的第一任數學老師兼班主任就是我的隔壁鄰居會拉提琴的羅福田老師，語文老師是劉興詩，物理老師是肖福生，武漢大學物理係畢業的武漢人，一口標準的漢腔，講力學中的OC矢量時，常用武漢人的發音把O的發音ou 1發成wo 1，還逗我們說武漢人發音的OC指的是撒尿，弄得全班大笑不止（大約半年後，他被調往了武漢一中。在武漢讀書工作期間我還專程去拜訪過他），繼任物理老師是周秀娟（廣西人，不久也舉家遷往南寧），化學老師是季成烈，生物老師是徐應祥（幾年後全家搬往荊州的沙市市），英語老師是馬昆明，地理老師是我父親，曆史老師是翟會琴，政治老師是黃毓奇，體育老師是李思引（廣東人，幾年後返籍廣東，前幾年因鼻咽癌去世）和吳麗娟（江蘇人，不久和丈夫帶著全家人回到揚州商學院）。這些老師都是看著我長大的。
我的第一位同桌是楊元勝，就是在同濟時要我為他借小提琴的那位80級校友，後來從同濟醫大協和醫院博士畢業。我們倆的座位是第三組最後一排，我靠中線他靠與第四組間的走道。第二位同桌是皮少虎，我們倆的座位是第四組倒數第三排。學英語的時候我們常常拿他開玩笑：a piece of chalk（一支粉筆：爾皮少虎巧克）。皮兩年後理科班畢業沒考上，第三年轉到我父親的文科班，一年後考上武漢大學法律係，現在湖北省檢查院任職（他轉對了，他是學文科的材料）。第三位同桌是梅家全，我們倆的座位是第三組倒數第三排。梅後來讀的是生物係，現在是洪湖二中的副校長。第一個學期結束時，我的成績很不理想，全班倒數10名，但第二學期末，我的成績位列第13名（好一個不吉利的數字）。當時班上有幾個公認為最聰明的：第一是崔春光，第二或第三則分別由李行寬或盧新海分享。這三位的確是太出色了。如果他們有更好的學校和老師，相信北大清華對於他們三個都毫不在話下。崔春光高中一年級末就和79級的同學一起參加了高考，被海軍工程學院錄取，但他放棄了，第二年一舉考取北京大學，成為二中曆史上第一個上北大的。後來又拿到了研究生學位，現在是湖北省氣象局暴雨研究中心的主任。李行寬被武漢大學空間物理係錄取，在武漢讀書期間我經常到他那裏串門，但可惜畢業後失去了來往。盧新海則進了南京建築工程學院，後來又到了同濟大學讀研究生，現在是華中科技大學的教授。他不僅學問做得很好，經商也非常成功，有自己的獨立法人公司。此外就是楊元勝和皮少虎等，兩人也非常優秀。
值得一提的是，自進入這屆縣重點班後，我就一直是校運動隊的成員，跑步、跳遠、打球、體操等各項訓練很多，每天早上6:30就開始集訓一個小時，下午4:30開始又集訓一個小時。1978年教育部頒布《青少年體育運動達標》手冊後不久，我就成為該校首批六名達標者之一。當時在運動隊的還有現在湖北省財政廳任職的楊波。他的個頭比我很大一點，但60米、100米和200米跑速度最快，跳得最高最遠，不僅是運動隊的田徑全能之冠，而且乒乓球也無人匹敵，但800米、1500米和體操則是我的強項。楊波和我是重點班的同學，當時玩得也非常好。
由於父親對我的學習狀況很擔憂，背著我和校領導商量讓我重讀一年級。因此，到了第二年級開學前，他告訴我說我得重讀一個高一。我當時也感覺自己跟不上那些特別出色的同學，再加上自己在初中階段的中班沒有講授幾何學中的圓（這一缺憾我一直沒能補上，最終成為我高考時的致命弱點，幾乎所有與圓有關的數學大小題我都失分）。父親的這個決策立刻影響到二中的其他校子弟，所以，後來他們都和我一起全部轉到了新一屆的高一（一）班。這一屆的新生既沒有所謂的縣重點班，也沒有校重點班，大家都一樣。從這一屆起，我就一直擔任班長，又由於我是本班唯一的校運動隊成員，因此班主任又讓我兼任了文體委員。
我的新班主任是語文老師胡振民。數學老師是張文煥。物理老師是78年高考時以物理滿分被武漢大學錄取的老三屆二中學生肖大全（當時他因為家境極其貧困不得不中途退學來到二中當物理老師），是二中北邊餘家菜園子人。王樹德老師也曾帶過我一段時間的物理課。化學老師是彭鴻義，一個講課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的老師，可以說他的課講得非常好。英語老師是白厚紅（男，後來考取了中國政法大學的國際法研究生）。生物老師還是徐應祥。體育老師還是李思引。政治課老師是彭本智，也就是彭新潮的父親。但第二學期語文老師暨班主任換成了肖青山，物理老師換成了郭金祥（我畢業後他曾擔任過一段時間的二中校長，競選而非任命的）。那時，我們這個新年級裏流傳著一個消息，一（四）班有一位智力超群的學生，名字叫張仁濤。
半年後分文理兼快慢班，我和張仁濤同在了高二（一）班。肖青山繼續任班主任，數學老師是張文煥，化學老師是彭鴻義，物理老師是唐訓滔，英語老師是馬昆明，政治老師還是彭本智，生物老師還是徐應祥。記得那年三月初，班主任肖青山老師帶領我們全班到二中後麵的田野踏青，回來後他要求大家寫一篇關於那次踏青的散文。幾天後，他找到我問：“你的散文是否抄的別人的？”我回答說是我自己寫的呀！他竟然搖著頭嘿嘿地笑了笑。
果然，新班組成不久我就意識到我遇到了真真的挑戰者：他的確非常出色。從此，這屆學生中，我和他成了交替領先的領頭羊。但我覺得自己比不上他，因為我讀了兩個高一。他學習非常刻苦，自律性很強，智力也非常超常，與同學之間的關係也處得非常好，很受大家敬重。盡管我仍然是班長兼文體委員，但我住在自己家裏，他則和同學們住在大宿舍裏打成一片。一年後，他高考考了全年級最高分，被武漢大學空間物理係錄取，而我卻僅夠中專分數線。然而，在高考前一個月的畢業考試中，我還是全年級總分第一名。我無法接受這個痛苦的事實，但又不得不承認我的確很笨。記得高考前一個月的備考時間裏，我常常六神無主，注意力很不容易集中。那時，大姐剛生了小孩（81年6月），嬰兒就放在我們家由我母親照看，夜裏孩子哭鬧不止，可以說嚴重影響了我的休息。這應該是導致我高考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主要原因還是我的數學基礎的嚴重欠缺，麵對幾道與圓有關的大考分題我束手無策，由於數學大麵積丟分，導致物理考試時非常緊張，因而表現失常。盡管其它幾門課程挽回了一些麵子，但我最終不得不承認，我應該轉而學文科。麵對這樣的成績以及隨後的誌願填寫，考慮到自己在中專線的上限，無可奈何的我和父親商量後決定要走就走最好的中專，否則再複讀一年。於是我們僅填寫了上海醫療儀器設備學校。結果，我沒有被錄取，隻好再讀一年。就在複讀成為唯一選擇的情況下，我和父親談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轉到他的文科班去。沒想到父親固執己見，堅決不同意我轉文科班。他不願承認現實：我的文科基礎非常好，但理科基礎嚴重欠缺。由於得不到父親的認同，我被迫重返理科班複讀。沒想到，這一年的第二學期開學不久我就和同學在教室裏打了一架，差點逼得我轉學洪湖一中。
這一年二中隻有一個複讀生班，教室位於學校大門口進門右手邊新改建的隻有兩層樓的教學樓二樓。此時我的小學同學中隻有我、彭新潮、田愛瓊、白帆以及施華豔（這一年他轉到了一中）等五個人還在挑戰自己的極限。我所在的班稱高二（四）班，教室在二樓最東邊。我的第四任班主任是語文老師劉占先，數學老師是彭標桐，物理老師是郭金祥，化學老師是李祥生，英語老師是閔維容，生物老師換了另一個（沒幾年就離開了二中），我怎麽也記不起來名字了，好像姓楊。複讀的這一年我很苦悶。想到自己曾經擁有過的輝煌，我實在是有些懊惱。好在仁濤從武漢大學給我寄來一封信很是寬慰了我的心，我也就認了，埋下頭好好學吧。母親也鼓勵我說：“你就什麽心也別操了，就像雞啄米一樣埋頭啄自己的學習好了。”於是，曾經令我感到自豪的運動隊不去了，班幹部也不願當了。不過，喜歡運動的我有空還是愛到運動場去跑跑步、玩玩單雙杠什麽的。
一天上體育課，我和複讀班的幾個同學一起來到運動場邊玩單雙杠，我在單杠上做大單擺動作，幾個來回後，越擺越高，就在我的一個前擺動作進行到中間時，我突然被人猛地推了一下後背，突然間失去平衡的我“撲通”一聲，後背重重地跌在地上。我感到周身非常疼痛，好長時間不能站立起來。當我環視四周，才發現是一位高個子同學下的手。我站起來後隻說了一句：“怎麽會這樣？”。他感到不好意思，紅著臉離開了。我並沒有記恨，因為高考失敗帶來的心靈上的傷痛遠勝過這點肉體的疼痛。
過了一段時間，課間休息時，我和同桌（忘記名字了）一起趴在二樓外走廊的護欄上聊著天。突然，一個人彎下他的身子抱起我的雙腿將我猛地往護欄外掀去，好在我及時緊緊地抓住了護欄，並使盡氣力掙脫了他的控製。我定眼一看，竟然又是他！恐怖！！我和他之間並無任何瓜葛，他為何這樣對待我？我感到極度的納悶！難道他要置我於死地？我僅僅責備了他兩句，說你不知道這會要人的命嗎？幹嗎開這樣的玩笑？就在我的責備聲中，他埋著頭離開了。
複讀班的第二個學期剛開學沒幾天，衝突終於發生。那天晚自習是物理老師郭金祥帶班輔導物理。郭老師就在走廊間轉來轉去回答同學們的問題。我當時坐在第一組的第二排，他則坐在第二組的最後一排，因為他身高達 1米78，而且身材魁偉，我卻隻有 1米64，體重不到100斤。當郭老師來到我旁邊的走廊上時，我有問題想請教，當我站起來時，郭已經走到了走廊的中間，於是我喊了一聲“郭老師，我有問題要問。”郭老師在原地轉過身來時，我也已經從座位上出來到了他的身邊，手中拿著一套練習題和一支筆。就在我們交流問題的時候，他也來到了我們之間，沒有任何預告地突然猛推了我的前胸一把。頓時，熱血猛地竄上我的腦門，我扔下手中的東西用拳頭回敬了他一下，接著兩人就抱在一起了，我先是被他抱著後背撲到了第二組倒數第三排的桌上，然而，我用臀部猛推課桌，這樣我的身體就站直了，接著借後麵桌子的支撐用頭頂住他的前胸，兩腿稍稍下蹲後用腳使勁一蹬，將他頂到了後牆上，然後伸出右拳狠狠地擊中了他的下體，他當時痛苦得幾乎說不出一句話來，臉色慘白。時間之短，很多人幾乎做不出任何反應，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大多數的同學事後隻知道陳立功把xxx打傷了。第二天以及接下來的幾天裏，班主任開始調查這件事，聲稱將要求學校處分我，因為我出手太狠，打傷了人。我感到憤怒，不可接受。
那天回到家裏，父親也說你把人打傷了，學校可能要處分你。我不理睬這些，隻對父親說如果學校要給處分我就轉學去一中，並要父親給我搭車和住宿的費用。父親拒絕了。和父親談話後的當天晚上我沒上晚自習，而是來到二姐家，向二姐說明了事情原委，並提出借錢去縣城談轉學的事宜。反正一中有很多老師原來就是二中的，我都熟悉，他們也了解我的本性，我不擔心沒人幫我。二姐除了支持我的行動，還囑咐我路上小心，並讓我代她問候幾位老熟人。這樣，第二天一早，我就搭車去了縣城，到一中後首先找到了多年來和我們家走得比較親近的張釗勳和彭易生老師夫婦。他們很快幫我聯係了一中的管理人員，並立刻回答我轉學沒有任何問題。彭老師還囑咐我趕緊回家，不然沒交通車了（那時隻有上午和中午飯後各一班車）。但很久沒來縣城的我背著彭老師在一中和縣城裏我熟悉的新華書店等地轉著玩了半天，晚上跑到車站對麵的交通旅社登記了一個房間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峰口。
回家吃中飯時，我先告訴父親說一中接受我的轉學申請，然後希望他說說自己的意見。父親沒有直接阻止我，而是開始勸導我說還是留在二中的好，而且，校領導已經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後果，不會給我處分，但要求我們家長負擔受傷同學的治療費用。父親同意了出這筆錢。隨後父親又開始拿出他當班主任的風格做我的思想工作。我的心漸漸開始平靜下來，也就不再堅持轉學的主張了。
回到班上後，我們支付了治療費用。好在問題並不嚴重，受傷同學也很快恢複了。然而，衝突的陰影長時間留在了雙方的心中。高考後，他順利過關，被華中農業大學錄取。我則由於父親獨自跑到縣招辦武斷地修改了我自己填的自願，導致我的第一批錄取失敗，最終來到了我並不喜歡的醫學院，而且當時還是個二類院校。上了兩三個月的課，我就對父親寫信說想退學。父親回信說，如果你要退學就別回家。我沒有勇氣堅持，隻好在醫學院裏混到了畢業。
來到武漢後，由於多種原因，我沒有去拜訪過那位和我打過架的同學。可是，就在他畢業的那年，他來看我了，告訴我他將到武漢市人民政府蔬菜產銷辦公室工作，工作單位的地點就在萬鬆園路，離我們同濟非常近。我心裏很為他高興。從此，我們經常往來，終於成為在漢多年的好朋友。尤其是在我的人生由於1989年的事件經曆更大挫折時，他的友誼成為支持我堅持下去的精神力量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們都同意對自己當時狀態的自我認識：殘酷的競爭環境使我們處於極度緊張的精神狀態，一種可能導致失控的因素潛伏在我們的下意識裏，有時它需要發泄，那原本不是真實的我們自己。好在，我們戰勝了它，走出了它的陰影。
高考的最後一天，我又和兩位同學打了一架。那一年，洪湖縣第一次要求所有考生一律到縣城的考場參加高考，老師和學生也都要住旅館。我和另外兩位同學住一間房，其中之一還是我的同桌。考試時間是三天，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門。我在前兩天裏發揮得有好有壞，但比前一年感覺好多了，盡管數學仍然不能拿高分，但如果其它各門發揮正常，考上大學沒問題。我的語文、化學、政治都考得不錯，應當都在（80 ~ 90）/100分之間，數學和物理也都勉強可以及格。最後剩下一門英語和生物的合考，時間是第三天的下午。就在這天中午，兩位毫無希望的室友不想繼續考了，吃過中飯就在宿舍下起了象棋。我勸他們讓我好好休息一下，他們不但不停止下棋，還諷刺挖苦人。我氣惱至極，當即掀了他們的棋盤，將兩人趕了出去。我強迫自己休息了一個多小時，真的，我睡著了，而且睡得不錯。因此，下午的考試發揮正常，沒有任何心理因素的幹擾，英語和生物也都在（70 ~ 80）/100分的比例之間。最後的總分超過一類院校錄取分數線16分。終於完成了自己的一個使命！那年，將近60人的複讀班僅12人考上本專科大學。
我的小學和初中同學中，在一中求學的三人在隨後的三年裏先後考上了武漢醫學院鄖陽分院（武啟剛，80）、荊州師專（鄭國慶，80）和南京航空學院（程立俊，81）。最終留在二中重點班的4個人中，除了崔春光外，餘新文考進了武漢輕工業學院（80），田愛瓊被荊州衛校錄取（80），畢業後回到峰口當地醫院工作。李漢香原本是個非常聰明有潛力的女生，但不知道什麽原因，進入重點班後成績一路下滑，也沒有興趣繼續複讀，畢業後進了工廠作工，後來就不知道了。同年上學的峰口鎮280名同學中，還有紀昌玉（五班，81）和彭新潮（一班，84）先後分別考上荊州師專；施華豔（男，小學二班，82）考上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陳剛（小學時先一班後二班又五班），後來進修於湖北醫科大學，畢業後回到峰口當地醫院任外科大夫；白帆（小學二班）後來是和我同年同班參加高考的，也被荊州衛校錄取（82），畢業後也回到峰口當地醫院工作。好像還有一位名叫郝文秀（小學五班）的女生，80年代中期也進入武漢大學進修並拿到了學位。來自原初中部兩個快班的絕大多數同學最終被二中放棄作為高考對象培養，一時間在學生及其家長中引起很大的怨言。一小部分有才華的同學，包括周方達、陳金祥、焉來斌、趙世壽、鄧金波、趙和平等最終隻能就讀於荊州地區的技工或輕工業學校，主要是學習糧食和棉花的采購、檢驗和管理等，其他絕大多數同學不能繼續他們求學的夢想。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的夢想在1984年隨著彭新潮作最後一次挑戰高考的努力並成功而結束。
這是一個殘酷的時代：僅約2/5的同齡人能接受到高中教育，12/280（餘新文不能算入）的人能繼續他們高中後的專業教育，6/280的人有機會進入本科大學學習，2/280能獲得研究生教育！幾百個孩子的聰明和智慧被整個國家和社會極端稀缺的教育資源拒之門外。這就是那個時代中國的教育體係！這就是那個時代中國的高考製度！一個看似公平的戰場，完全是精神、意誌和肉體的折磨！它的全部使命就是用極其有限的資源引導極其殘酷的競爭，從而培養出極端冷漠的考試機器，而不是通過教育的手段增進智力的充分發展，從而推進人性的全麵進步！
在同濟的五年醫學和公共衛生教育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的興趣，除了圓滿完成醫學和公共衛生課程的學習，順利拿到醫學學位外，業餘時間自學了小提琴演奏，閱讀了大量的哲學、人文等社會科學類書籍，走進了西方古典音樂的聖殿。大二第二學期時我還與同班好友張亞梁和李仁豐以及80級衛生係的高衛中（現在衛生部）、81級醫療二係的朱少純（現在美國Boston）、曾奇峰等骨幹組織了獨立於團委的學生社團——“星期一”學社（其創建、運行和出版自己的刊物等完全沒有受到團委的影響和幹預，但半年後被校黨團委強令解散）。
總的來說，我的五年大學是豐富多彩且充滿獨特和奇異之處的（見《我的多彩人生》一文）。然而，我的大學時代也遠非平靜如鏡。三次暴力相向幾乎導致了嚴重的鬥毆，但為維護個人尊嚴的本能促使我必須不惜代價捍衛自己的底線。
我所在的班級是八二級衛生係一小班。該小班入學時共有34名同學，分屬四個小組。我所在的是第三小組，由六名男生和兩名女生組成。我所住的學生宿舍是509棟327房間。房間的大門朝北開在其所在短邊的正中央，與南牆正中的窗戶遙相正對。進門後可見房間裏沿兩條長邊各擺放了兩張上下鋪，因而共計有八張床位，其中的七張床位由七名男生分別占據。我入學時占據的床位是進門後左手邊靠近門的上鋪，不久又轉到下鋪，再後來轉到了進門右手邊的下鋪，直到畢業。與我同宿舍的共有六位同學擠在了這間麵積約為18平方米的矩形房間裏。這六位同學中有五位是本小組的同學，其中兩位是來自湖北荊門的解華山和鄂城的餘伏安，另外四位是分別來自河南XX的YQX、安徽天長的陶開府、浙江紹興的王明達以及四川涪陵的譚利民，而譚利民同學屬於由八名男生組成的第四小組。論身高，陶開府最高，約一米八，解華山和餘伏安都是一米七四，王明達是一米七零，YQX約一米六七，譚利民比我高一厘米，即一米六五；但若論五官長相，不是吹牛，我算得上是最俊美的一個；若論體育技能及其全麵性，全大班也鮮有人能與我匹敵。
入學後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全大班的每個男女生的身上。一個多月時間裏就在歡聲笑語的交談中將全大班142人的來源、組別、宿舍甚至部分同學的部分家庭背景搞得一清二楚。早在第一天入學報到後一放下行李我就立即主動參與了接待比我晚到的新生的工作。這表明那時的我是一個相當開放、樂於助人和積極活躍地展現自我的新生。是的，那時的我心裏充滿了陽光或希望。
正當我在積極按照自己的方式創造著自己獨特的大學生活內涵的同時，本宿舍內部開始形成了小團體。河南人和安徽人可能自古就有拉幫結夥排斥異己的傳統風俗，而三個湖北人以及來自魯迅故鄉的王明達似乎比較自我獨立，互不買帳，或做個隨聲應附的好好先生。譚利民是一位非常睿智的四川人，還會吹口琴，我因此而很欽佩他。自小獨立性和自尊心強、不會趨炎附勢阿諛奉承的我當然不會卷入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自然被當成了一個另類，而我在全大班的活躍表現則開始受到宿舍內部喜歡拉幫結夥的人的冷嘲熱諷，幾句話不投機便有可能碰出火花。這不，和我個頭差不多卻成為了內部小團體的中心人物的YQX同學就將自己手中的鋼筆猛力地朝我扔了過來，我偏過頭躲過了這一擊，鋼筆在空中翻滾著飛向了我的床鋪，並在翻滾中由於離心力導致墨汁飛出筆尖後在我的嶄新而潔白的蚊帳上留下了一串成弧線排列的墨汁的點跡，我想當時的我應該是以嚴厲的眼神和語氣對他還以了嚴正的警告。這更加激憤了他，仗著學過幾套拳腳的他隔著桌子打了過來。我的體力不差，脾氣也不是好惹的，架住了他的拳擊，正準備還擊時，他被其他同學抱住拉開了，我也就順勢收回了拳頭並很快消了火。這就是第一次的暴力相向，發生在我剛入學後兩個月左右。
第二次暴力相向也是發生在自己的宿舍。那是1985年的二月春節過後。度完寒假並享受了中國農曆春節的歡樂返校後，室友們都拿出從自己家裏帶來的年貨聚餐，一邊喝點兒小酒，一邊享受著各地的美食，說說笑笑中開始了勸酒和鬧騰。我不勝酒力，所以喝得很少，但豪氣的譚利民等三人飲酒後在尚未醉酒的情形下試圖架著我灌。我頭腦非常的清醒，覺得這種行為已經太過份了。隨即以猛烈的身體動作掙脫了兩個架著我的胳膊的人的控製，並還以嚴厲的語氣喝令他們停止。一場本來充滿愉快氣息的聚餐就此不歡而散。
本以為大學時代即將在沒有大的風浪中順利地度過了，然而，就在臨近畢業前的1個月左右，因為在電教樓與人發生座位糾紛，與低年級的高個學弟發生了一場肉體加言語的衝突。那天，我、劉中韜和戴建榮三人相約去電教樓看外語錄像，我們到得比較早，占了三個相連的座位，不久，不記得是劉中韜還是戴建榮去上廁所，一個84級的高個學弟硬是要搶占這個臨時空位，我們之中留下的兩個告訴他我們還有一個同伴馬上就來，他仗著自己個子高大（後來還知道他父母是本校某係的教授）不予理睬。不久，同伴來後發現自己的座位被搶占，要他起來讓座，他傲慢地拒絕。於是衝突就此發生。與之發生動手的主要是戴建榮和劉中韜。我則跳到桌上大聲地指斥其蠻橫不講道理，這一虛張聲勢的行為弄得他心虛不已，結果我的兩位矮個同伴竟然將其打了出去。這場衝突表麵上很快就結束了，然而在看完錄像回宿舍的路上，劉中韜遭到了對方糾集的同伴在路邊的突然襲擊，臉部被打出血了。這次打架事件第二天傳到了學院的學生辦公室。當班輔導員找我們三個去了解了情況後，沒有對此作出任何處理。那時是1987年的六月，事件發生前不久我已經知道畢業後我將留校擔任新生班的學生政治輔導員。盡管那時我並非中共黨員，卻自願選擇了留校幹這一行當，為此還參加過留校人員篩選考試並通過了筆試和麵試，最終這個願望竟然實現了。
1989年三月，我參加了清華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兼行政管理專業的第二學位班考試（當時第二學位與碩士學位等同）。當時隻有一個月的複習時間，為此我向辦公室主任請了一個月的假，借住到當時在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工作的盧新海的宿舍裏。複習時間分配：英語3個星期，曆史地理社會一個星期，其它0分鍾。最終成績是：英語60多分，寫作89分（記述文和議論文各一篇，共計5000多字的作文我幾乎沒有留下修改的痕跡），曆史地理社會綜合70多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70多分，總分在2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是，當年突發的學生抗議運動以及執政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的失敗處理讓我對自己的工作性質形成了徹底的否定態度，並在隨後的“兩清”中為自己所帶班級承擔了大量責任，沒有讓任何一個被學校點名並要求我整理事實材料的學生受到任何追究，盡管我所帶的班級在89年時是同濟醫大各班級中影響最大的兩個班級之一。在清華大學招辦要求我校出具關於我的政審結論時，校黨委出具了政治態度不合格的結論，我當然也就喪失了去清華讀書的機會。不過，89年的事件發生後，我也慶幸自己沒有進入那個領域，否則，我將終生從事違心的工作：沒有人性的自然，喪失心靈的自由。記得在參加清華入學考試的那幾天，一位來自湖北醫大的考生（其實是該大學的政工幹部）問我既然我對這個工作持否定態度，為什麽還要來參加考試？我回答他說，我是為了終結它才來的，因為它原本就不需要，是錯誤的時代和錯誤的製度強加的。
按照某種無需申明的條款，從事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輔導員理應是中共黨員。然而那年頭，沒有幾個擁有專業背景的人願意放棄自己的研究領域專職從事政治輔導員工作，而黨的組織部門又非常希望這樣的人能夠犧牲一些個人的東西來從事這方麵的工作。這就是我這個非黨員最初被接受的曆史背景。然而由於我的頑固，拒不向基層黨組織作思想匯報，並明確拒絕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要求，學校黨組織在無可奈何中觀察和等待了大約一年多後，1991年一月終於停止了我的工作，將我撂（發音liao 4）了起來。盡管工資照發，但學校不安排我任何具體工作，我也沒有辦公室，沒有合作同事，甚至麵對著隨時被遣送回洪湖老家的命運。一旦這一事件成真，我將重蹈父親當年反右時的命運：被從任教的大學遣送到新成立不久的洪湖二中。
在停止我的工作前，校方同意了我申報公共衛生學院勞動衛生專業的國家研究生統考的申請。這可以被他們看成是一個順水推舟減少麻煩的機會。然而，由於時間緊迫，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複習備考，因為我的報考申請已經接近報名期中止，離考試時間隻有1個月了。而臨考前三個星期對我的工作突然停職的處理讓我的內心遭遇了一場強烈的情緒風暴：我突然之間離開了我熱愛的同學們！畢竟有著三年多的感情啊！在經曆了一個星期的工作交接和情緒波動後，我還是努力開始複習，然而最終考試一塌糊塗：英語38分（複習了兩周，占總複習時間的三分之二。當年錄取分數線40分），馬哲和政治等綜合75分（複習時間0分鍾。當年錄取分數線45分），綜合60分（根本沒看書，也沒做往年的試題），專業基礎生物化學20分（根本沒看書，也沒做往年的試題）。由於自己知道專業基礎考得非常糟糕，專業課勞動衛生（一個星期複習完全）幹脆就不考了。這是我有史以來第一次逃考。
考完後就放寒假，我照例會回一趟洪湖老家和家人一起歡度農曆春節。那一次，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騎著自己的輕便賽車回洪湖的。128公裏的路程我耗時八個小時，因為中途在仙桃市停留了一個多小時，拜會了在市防疫站工作的、我大學時代非常要好的朋友武身滿和他的太太。
回家過年家人非常高興，當然大家並不知道我當時的處境其實非常糟糕。用我的老上級、同濟醫大時任黨委宣傳部長兼學工部長曾凡輝先生的話說，在你這個年齡、以這樣的環境遭遇這樣的事件非常罕見！事實上，他並不了解我！回家後我依然展示給家人自己的愉快心情，因為在幾次生死線上闖過來的我，在童年時代經曆了許多苦難和屈辱的我有著相當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對自己的前途沒有任何畏懼感和絲毫恐懼感。
春節後返回了學校。由於沒有辦公室，我就呆在宿舍看書，一直到發工資的日子，我才去了公共衛生學院院辦領工資，那是生活所需。我的出現讓大家意識到還有一個我閑著沒事幹。當時，我大學時代的政治輔導員張述林老師此時已在這個院辦的主任位置上幹了一段時間了，無論怎樣，他對自己的學生還是比較關心的。不久，他對院長提出讓我到衛生統計教研室周有尚教授那裏幫忙，因為周教授當時有一大堆死因登記資料（約一萬五千份表格）要靠手工輸入計算機。院長同意後我也就去了。此時大約是3月份。在陳子星老師和侯長榮老師的簡單培訓後，我開始了第一次和計算機打交道。當時她倆隻要求我知道怎樣識別登記表上的數字含義、在鍵盤上敲數字並保存就可以了。按理解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兼顧，這種工作初中生就可以承擔。我沒有怨言，我很喜歡和計算機打交道，會拉提琴、有時也好彈彈鋼琴的我手指也很快就適應了鍵盤。我和侯長榮輸同樣的登記表，這是為了將兩個同樣的文件用編程的辦法進行檢查以便發現大量的不一致，從而對照原始登記表核對並糾正輸入錯誤。最終，我的輸錯率不到1%。我很自豪。
大約一個多月完成數據輸入工作後，便到了畢業生現場實習的階段，因此隨後的一個多月，周教授讓我協助他的研究生杜勳明組織86級衛生統計專業學生的現場統計調查。調查現場是武漢市東西湖區的新溝農場，杜勳明和我以及大約10個學生都住在農場衛生所提供的宿舍裏。我們如期完成了調查工作。這個工作結束後就回到了學校。還在輸數據的時候，我就抽空開始係統地看衛生統計學教材，畢竟丟了幾年了，很多內容都開始模糊了。通過閱讀教材，以前沒有很好地理解的概念、思想和方法漸漸清晰起來，自己比較深厚的哲學功底也在此開始發揮出它的效用。我逐漸領悟到，統計學並非單純的數學計算和公式構造，而是一門深刻的認知方法論，是一門數學化的認識論。它首先是認知方法論，其次才是在數學算法支持下的方法論的實現。它所處理的所謂的數據實際上是一大堆經驗事實，它所計算出來的所謂的數字結果實際上是在描述事物本身的性質、事物之間的差別和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認識讓我非常驚喜。我知道我有用武之地了。我將為此帶來自己獨到的見解。
然而，帶完學生專業實習後，不知道什麽原因，周教授不再繼續接受我在他那裏工作。盡管我認為交給我的兩件事情我做得非常好，但我也沒有去問為什麽。隨後的一段時間公共衛生學院也沒有進一步新的安排。因此，從五月下旬開始直到九月份新的學期開學，我沒有辦公室。不用報到，不用請假，白白地玩，自由地支配時間。暑假裏我約好朋友吳立一起到洪湖遊玩了幾天。我們去參觀了老鎮衢家灣，到了洪湖市市府所在地新堤鎮，走在那裏的馬路上的我們倆被人指著說來了兩個老外！哈哈！說實話，要不是吳立在身邊，我絕對不可能被人當成老外的。吳立看上去倒真像老外！我們倆除了都有一付滿臉的絡腮胡子外，吳立還有一雙藍色的大而深凹的眼睛以及高高的額頭！看上去簡直就是外國人種！要不是因為他滿口的中文，要是他在你麵前講著地道的英語，你絕對不會認為他是中國人！
沒有工作的日子裏我就生活在我位於同濟醫大校區內的綜合樓單身宿舍裏，每天靠閱讀英語和聽西方古典音樂度日。當時我買了一整套《循序漸進美國英語》（1 ~ 7冊）。不久就看完了1 ~ 6冊，剩下第7冊沒有看。這樣，我的英語在那個期間有了很大的進步。每個月我照例會到院辦取工資單，其它一概不問。說實在的，當時我偶爾也會感到很彷徨，內心有時也很痛苦：工作沒有著落，愛情也隻是一場令人心痛和疲憊的理想中的夢。(工作沒有著落，斷斷續續曲曲折折好好壞壞談了兩年半，好不容易開始有感情產生的女友在這一年她畢業前就提出分手了。事已至此，無可挽回，好在我保全了她。這值得我寬慰自己的良心。)即使這樣，我也從未曾想到要找院校領導去認錯、去懺悔、去求情，以求得他們給我一份工作。沒有必要！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麽錯。
有時也曾動過念頭想停薪留職去公司打工，但我沒有勇氣，因為我知道自己為人太簡單太真誠太心軟，不精明不滑頭不手辣，不是經商做生意的材料，進門就會被人宰。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了我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衛生統計學，或一般統計學。因此，我隻能等待機會。
九月初開學後，張老師讓人通知我去他辦公室，我就去了。他告訴我說婦幼衛生係的主任劉筱嫻教授可以接受我去她那裏工作，我就來到了劉教授那裏。第一天見麵，劉教授就對我說她有一個大學同學，也就是同濟衛生係的早期畢業生，從廣東來探訪她，她沒時間接待，讓我每天陪他吃飯陪他遊覽。我心想，就這事？不管怎麽說，望著劉教授誠心誠意的樣子，我就答應了。三天的接待陪遊結束後，劉教授對我很滿意，又分配給我一個工作，代表她去山東醫科大學參加當年由王均樂教授主持召開的全國社會醫學年會，並轉告她對王均樂教授的問候。她還對我說，王均樂教授是社會醫學界的老前輩，這個人非常非常有意思，極富幽默感，非常聰明，是一個難得的人才，你見到後就知道了。
順便介紹一下劉筱嫻教授，廣東人，原本是同濟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統計與社會醫學教研室的教授，主講衛生統計學和社會醫學。80年代中期開始在國家衛生部、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國際兒童基金會等機構的支持下創辦了全國醫學院校中的第一個婦幼衛生專業。她的專業建設思想極富創意，培養出來的學生在婦幼保健領域將不僅擁有公共衛生的宏觀研究和管理能力，也將同時擁有完全的臨床醫學技能，也就是說，將公共衛生的係統知識和技能移植到臨床醫學的某一個專門領域。她無疑是成功了。這一實踐給她帶來了巨大的聲譽，獲得了大量的科研經費和物資資助。
於是，在九月中旬的12天裏，我參加了那個會，順便在泰山、曲阜、濟南等地遊玩並拜會了幾位山東籍的大學同學。應當說，那時的我心情不錯。當然啦！出差遊玩，還盡情地享受了王教授的高深學識和幽默風采，能不高興嗎？再說，我畢業前也曾受我校的社會醫學前輩、國內社會醫學界最知名的梁浩材教授的影響很深，也曾試圖有心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參加這一會議無疑給了我進一步了解該領域前沿的機會。但可惜的是，那時梁教授由於多種原因離開同濟去了廣東的中山醫大，其親自培養的一大批有才華的中青年骨幹不是出國就是當官，我們這裏的社會醫學隨著梁教授的離去也就在頃刻之間坍塌了，長時間裏不是後繼乏人，簡直就是後繼無人。隻有一份係列國外醫學文摘的《社會醫學》版期刊還讓人想起這裏曾有過的輝煌。據說最近兩年由於梁教授當年的弟子盧祖洵從美國回到母校後又開始有了較大的恢複。這值得慶幸。
會議結束返回同濟後，劉教授便安排我加入她的一個課題組，這個課題組要在每年秋季農閑時節去現場采集數據：為農村地區使用我們研究的輔助營養食品喂養的0 ~ 3歲的幼兒稱體重，以評價這一食品的營養價值。這一次，梅文華、張晉、胡美榮和我四人組成一個小組，現場是湖北麻城。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真真的農民家裏，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稱，一家一家地看，我的心中充滿了苦痛，因為我看到了農村的真實狀況：貧窮、辛勞、還是貧窮！人們的臉上並未因為我們長期提供著免費的營養食品而顯露出喜悅、感激和祥和的表情，看到是隻有麻木、冷漠和無奈的麵孔，因為他們知道，這點微薄的食品遠遠不能帶給他們生活的富足與自豪！
大約一個月後從農村回來，在漢口解放大道的循禮門一帶，我竟然遭遇了我的第八次生死之間：下車的一瞬間差點被高速駛來並貼胸而過的公交車送到冥府！難道兩個車的司機都想讓我死？都想讓旁觀者看一場熱鬧的悲劇？不是，是我的司機和我自己由於長途跋涉的疲勞而犯了大錯！要不是極其微小的時間差，我真的早已不在這裏了。
稍事休整了一段時間，除胡美榮外的我們三人再次去了現場，這次是另外幾個鄉。同樣的經曆，同樣的感受。好在安全去安全回來了。
回來後和劉教授見了麵並匯報了自己的工作，劉教授很滿意，主動對我說，隻要我好好幹，她會安排時間讓我讀研究生，並幫助我進入這個領域從事研究。然而，我卻將自己的內心打算告訴了她，說希望今後能從事社會醫學方麵的研究（劉教授當然聽出了我的話外音：我不想搞婦幼衛生）。劉教授隻好順從我的意願，我很感激她沒有強迫我服從她的安排。於是，在她那裏工作了三個多月後，我的工作再度被停止了。
1992年二月，張述林老師和陳世榮院長商量後，建議我去新成立的預防醫學教研室。在了解了該教研室的基本內容和主要工作後，我感覺不錯就去了。新教研室當時隻有三個人：從流行病教研室轉來的黃緒鎮教授、從勞動衛生教研室來的唐嗣斌（我大學同班，碩士畢業）以及1991年夏季衛生係本科畢業的陳詠梅（當年年底我和陳詠梅結為了夫婦）。由於張述林老師事先告訴我說，院裏為這個新教研室配了一台全院最好的計算機：當時全院第一台386計算機，它還配有4兆內存和120MB容量的硬盤，價值23000元人民幣。於是到這裏的第一天，我就去婦幼衛生係找梅祖國老師（梅祖國現在在美國聯邦疾病控製中心（即CDC）工作。當時婦幼衛生係有兩個怪名：一個的謎語是到處流浪，另一個的謎語是文盲）借了一本《計算機磁盤操作係統》，對照著這本書，我第一次自學了計算機操作，僅僅四個小時，就一切搞定了。第二天下午，環境衛生教研室的潘小琴教授便來到我們教研室請求為她的課題輸數據。我們的負責人黃緒鎮教授接受了這個工作，並委托給我們三個年輕人幹，沒幾天就完成了。她很滿意。
92年那一年，常年出差在外，2 ~ 4月間先後兩次去了湖北棗陽，整個五月隨同教研室另外三位同事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轉悠，7 ~ 8月份又帶學生去漢川電廠和附近農村搞調查，9 ~ 11月則兩次去了東西湖農場，每次都是三個星期。就是在這樣的漂泊流離的生活中，由於黃教授年長，唐嗣斌有家有口，隻有我和陳詠梅是兩個未婚單身，於是，我主動承擔起幫女士背包提行李的役差活，甚至出差在外時還幫這位女士縫補過衣服（有沒有搞錯啊！男做女工？此路不通！）。每次出門或回家，我都是兩肩挎包，雙手提兜，胸前背後掛滿，活像個美國大兵的樣子，隻差一支槍了。可能就是這樣的誠意，才感動了她。當年12月中，她不顧所有人的勸告決心嫁給了我。我們是在她生日的那天領的結婚證。記得結婚前她問過我一個問題，我希望她怎樣？我說，我希望她能和我一起共同創造屬於我們倆共同擁有的生活。然而這些年來，她總是對我說，沒人願意和我一起生活！我這人怎麽怎麽地，……。一點都不好！我除了用哈哈的笑聲回敬她，實在找不出任何話語。
就這樣工作了近兩年之後，我們的第一個baby將在03年11月出生，而與此同時04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也啟動了。我提出了報考研究生的申請，得到了院長的批準。這一次，經過深思熟慮我選擇了衛生統計教研室的餘鬆林教授作為導師。記得考前曾去拜訪過餘教授，試圖從他那裏得到一些有益的指導，結果，餘教授僅僅告訴我說，按照研究生處的出題要求，考試內容80%應在教材範圍內，20%必須超出教材。我也就按這個比例開始了複習，結果，當年的研究生考試成績出來後，我的英語57分（錄取線45分），政治85分（錄取線45分。複習時間0分鍾），綜合61分，專業基礎流行病學80分，專業課衛生統計學78分（其中專業課和總分均為當年最高分）。專業課中20%的教材外內容我一分未得。筆試後的麵試小組由餘鬆林教授、劉筱嫻教授和董時富教授組成。我輕鬆過關。
哈哈！真是沒想到，人算就是不如天算啊！這樣的命運竟然將我最後的一次打架機會還是留給了我的求學生涯。
那是在1995年末的冬季。當時我正師從餘鬆林教授讀生物統計學的碩士學位。由於之前我已經是學校的職工，婚前和另外兩位單身職工合住在綜合樓三樓（頂層）的一間不到13平方米的小房間裏，裏麵有三套上下鋪，每人一套，上鋪放東西下鋪睡覺。我們的房間是在一個由兩扇大門控製的入口裏麵的三間小屋中最東也是最大的一間。據說這三個房間是臨時間隔出來的，每層樓的這個方位原本設計作為單身職工的娛樂活動室。但由於住房極度緊張，就取消了所有的活動室，將它們全部改建成三個小鴿子籠。三樓的這三個小鴿子籠裏，第一和第二個房間都隻有10 ~ 11平方米，每間房依牆固定了兩套鋼製上下鋪，其中第一間住著我的三位研究生畢業的大學同學應晨江、李開祥和YXX。YXX（現仍在同濟公共衛生學院）不久就娶了一位武漢女子結婚並住到了嶽父家，應晨江也嫌這裏極其擁擠，就在他工作的環境衛生教研室的一個實驗室隔出一個4平方米的空間放了一張床，在那裏讀英語考托福背GRE（現在在日本某大學）。因此，這間房裏就隻剩下了李開祥（現在深圳寶安）一個人。位於中間的那間房住著公衛學院環境衛生教研室的王愛國以及另外兩位我從未見的人，他們僅有戶頭，但從未現過身。
我們都是在1990年暑假前住進這裏的，之前我和另外六位同事在七區的一套三室一廳裏住了整整三年。那裏的條件比綜合樓好很多。但綜合樓建成後，學校就要求我們從套房搬到這裏來。剛畢業留校的研究生們也分到這裏來了。
我不知道是誰分配的結果，但我非常慶幸我擁有三位非常非常好的roomrates（室友），第一位是藥學係的戴華成老師，我們喊他腦袋（老戴），老大一把年紀了，還讓老婆孩子留在湖南醫大；第二位是同濟附小的王安烈老師，我們喊他阿烈，人非常隨和，也很善良，三十出頭了還是單身一人；第三位是婦幼衛生係極有才華的肖建國，他的家在東西湖同濟職工小區住著一套兩室一廳，由於中午沒去處才來這裏睡個午覺，但沒過半年就去了澳大利亞（Australia），不久又把太太和兒子接出去了，留下一些用品一直堆在腦袋和阿烈的上鋪。他們三位以前在七區另一間套房住時就是室友。四人中我最小。大家都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不打牌，不和……亂來。腦袋出國前和原配離婚並娶了我太太工作後在綜合樓女單身宿舍的室友，現和夫人在美國新澤西州（New Jersey）工作。
我們的房間在東北兩麵牆上均有窗戶，門則向西開，麵對一個經過另外兩個小房間門口寬約0.85米長約5米（我量過，也就是說這三個房間各寬不到2.5米）的小過道，它將我們帶到大門處。大門向南開，正對一個依牆而建直達二樓衛生間的外樓梯，從這裏再轉向通往一樓地麵的外樓梯。出這個大門右轉是同層的另外約10間宿舍，最遠端有一個內樓梯，通向二樓和一樓。左轉就是一個轉折處，經過兩間宿舍便到了衛生洗漱間。其中和我隔壁的那間房住著王清敏，另一間緊鄰衛生間，住著留學德國的博士、大齡未婚的曹雨廣，他在環境醫學係工作。王清敏也是我的大學同學，當年研究生畢業後留在流行病學教研室，一年後去了勞動衛生教研室讀博士，後來在華中農業大學做了兩年的博士後，1996年來到美國，在弗羅裏達（Florida）工作了近八年，04年轉到馬裏蘭州（Maryland）的洛克維爾（Rockville）和我做鄰居，然而不到一年便找了一份更加理想的工作後舉家遷往了費城（Philadelphia）。我們常來往。
92年底結婚後，我首先在二樓男單生宿舍向原來在套房一起住的夥伴們（他們都結婚了因而房間空了下來）借了一間房住了大約半年，後來因為有人要搬回來，我們隻好退出來並各自住回到自己的單生宿舍，她的女單宿舍在二樓麵朝南。三個多月後，也就是1993年的9 ~ 10期間，我要出差兩個星期到洛陽和西安一帶，那時，太太已經懷孕好幾個月了，11月份就要生產，我和兩位室友商量讓他們想辦法住到外麵去，他們二話沒說就同意了。太太就從自己的宿舍搬到了我這裏，我母親也在我臨走前來這裏幫助照顧她。不久，嶽母也來了。那時的日子可真苦啊。二樓撿垃圾的老太太還占用了兩間房：一間住一間堆垃圾。瞧！TMD我們連垃圾都不如！真不是人過的日子！
那時，同濟的職工尤其是青年職工裏流行打麻將鬥地主並帶彩，我的那幾個同學也不例外，天天沉醉於此，夜夜聲情並茂。自從綜合樓啟用後，一、二、三層樓除了我的房間以及我腳底下的二摟這個房間外，沒有哪個房間不打麻將或鬥地主。由於綜合樓與職工食堂僅一路之隔，一些住在東西湖區宿舍樓的青年職工中午買了飯也沒有去處，就來這裏找個房間拉上幾個人打上兩個小時的麻將。而到了晚上和周末，整棟樓裏更是麻將聲混合著吵鬧聲喝彩聲叫罵聲，聲聲入耳音音不斷。許多人在這裏輸掉了一個月的生活費，我的輕便賽車也在某天一夜之間不翼而飛。婚前我也曾被同學拉下水玩過幾次，我牌技極差，手氣更臭，3 ~ 5次下來就輸了4、5百。那時一個月才三百多元工資啊。想趕本？算了，不玩了，從此隻在旁邊看大戲，欣賞欣賞那些精彩的表演。這樣的生活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在綜合樓循環著，人人樂此不疲。
從洛陽西安出差回來後，想想老婆孩子都有了，就差學位了。我也就開始忙著準備研究生考試。不過，報名前由於太太已經住到我這裏了，而李開祥也開始戀愛並準備結婚（巧合的是他的女友也姓李，這樣，我們兩個家庭都是同姓家庭），我們四個人經常在一起找樂子打拖拉機，那時，盡管我太太典著大肚子，還是不知疲倦興高采烈地和大家一起玩到深夜轉鍾。結果，有一天下午李開祥和女友約我們打牌，我們反複問過他有沒有課要上，他說肯定沒有，於是大家開心地樂了一個下午。第二天中午回到宿舍，李開祥心情非常沮喪，他告訴我昨天他誤了課！原來他用一根一次性筷子在課表上戳了一個洞，將筷子插在靠窗戶旁牆上的一個小洞裏，不知道哪一天風將課表吹掉了，那天由於心急想打牌，也懶得去找課表，純粹靠習慣性記憶說沒有。正是這個小小的疏忽，給他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我們兩家原本玩得非常好，然而，大半年後李開祥最終受不了院裏的冷眼和處理，悄然離開這裏去了深圳。我們極其遺憾地感覺到身邊失去了一對非常好的朋友。正是他的這一離去為後來我和他人的打架創造了機會。
李開祥離去後，94年年中YXX帶著夫人和三歲（?）的女兒住進了這間房。早在我出差去洛陽前，我就在學校四處收集了一些木板和木方，自己動手在門前的小內過道的兩頭一頭搭建了一個長約1.7米的閣樓，將李開祥、應晨江以及我們宿舍中幾位室友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東西放在上麵。這原本是大家都高興的事情。但YXX攜夫人孩子來到這裏後，一直對我們“多占”的空間不滿，其實我們並沒占他的空間啊。他房間旁的那個閣樓是我動手搭建的，當時因為材料多，就順便搭了一個，這樣，他房間中的李開祥和應晨江的很多東西都放在上麵。我們宿舍僅肖建國的一個箱子和一床毛毯放在上麵，其他人的東西都放在我自己門前的閣樓上。
當時做飯是個大問題。不過我自己解決的比較好，我的家庭可以說是綜合樓啟用後成立的第一個家庭。因此，我就在與王清敏房間相交的拐角處放了一張方桌和一個長型支架，搭建了一個完全在外的“廚房”，盡管條件極其簡陋，但由於它靠近衛生洗漱間，因而也很方便。除了牆壁因為油煙而弄得有些髒外，地麵環境一直保持得比較好。也沒有妨礙大家的通行。所以，整個綜合樓從來沒人和我過不去，很多人都看到我們一家溫馨和睦有些羨慕。
然而，Y夫人來到後，就在過道內自己的門前支起爐灶炒菜做飯，這樣，她就可以省煤氣了（我想可能是出於節省煤氣的緣故）。由於我的房間在最裏麵，油煙幾乎全灌進我的房間。幾次之後，盡管心情很糟，我還是心平氣和地找到YXX跟他討論這件事，希望他給太太講一下，能否將爐灶拿到大門口的外走廊上，以前李開祥就是在那裏燒飯的。YXX當麵答應這樣做，然而，沒有一次這樣做過。可以說，這是一個絲毫不會為他人著想的家庭，一個極端自私的家庭。盡管後來我們多次善意地提醒他們為我們考慮一下，他們從來都是充耳不聞。為此，盡管沒有發生過正式的惡語爭吵，我們心裏還是很不是滋味。大約半年後，我的激光音響開始出故障了，讀不出碟。這令我感到非常心疼。這輩子沒幾個愛好，就愛聽音樂。結婚初期，我就不顧一切花了大筆錢買了這套SONY音響，然而，眼睜睜看著它二年半不到就壽終正寢。我心裏非常惱恨。說實在的，那時我很窮，也很小氣。但我並不在乎人家怎樣看我。由於那時學習比較緊，還一年幾個月出差去湖北鬆滋農村做課題，並住在農民家裏。這件事就一直拖到了95年冬季。那天從鬆滋研究現場回來後，太太跟我抱怨說他們怎麽也不願努力改變一下自己的行為。我說行，我再跟YXX談談，算是作最後一次努力，心裏則想著不行就幹一架。這年頭誰怕誰！
下午做飯的時間到了。Y夫人照例在那裏開起了火準備炒菜，我對關著門留在屋裏的YXX同學敲了門並喊道說，老Y，你出來管管你老婆。你不能這樣不聞不問。我們再也受不了啦！一年多了，你們根本不想解決問題。算什麽男子漢！等了一會餘並不出來，也不回話。我便對Y夫人說：“今天對不起。你不能在這裏燒飯！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位子。”一邊說，一邊關了她的火以便搬動她的爐子。誰知，她竟然扔起鍋鏟朝我打過來。我用手臂擋住了她的攻擊（這一擋還使鍋鏟從她手中飛了出去），並高聲警告說你還想打人？這時，YXX突然開了門衝出來，看我對他太太怒目而視的樣子，便揮起拳頭攻擊我並打在我的右肩膀上。正好，不是我主動出手。打就打！我伸出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領，使勁將他拽到中間房屋的門口，伸出右手照他臉上重重地打了一拳，他當即口鼻出血。我並未輕易住手，而是繼續拳擊他，他幾乎沒有還手之機，直到將他打倒在那間屋的門口。這時，我太太從屋裏衝了出來，一看我這架勢，哭著說別打了，要出人命的。話還沒說完，就伸出雙手將我的上半身連同雙臂緊緊地抱住。我正在氣頭上，幾乎是怒吼著對老婆說放開我，讓我教訓教訓這個所謂的男人。太太拚命抱著我不放，自由了的YXX從地上爬起來照我胸前打了兩拳。我再次對老婆怒吼著要她放開我，說，你他媽傻瓜啊！讓你老公被人打！她這才鬆手。然而，當我看著他滿臉是血，心便突然間仁慈下來，也就沒有還擊他。恰在這時，鄰居們都趕來了，勸開了我們。要不是老婆，我不會挨那兩下子。
當一個人的衣領被對手糾住的時候，他的心理能量就會失去一大半。記得88（也許是89，記不清了）年初春節過後，羅福田老師的大兒子羅鳴（就是小時候在農田裏拉提琴的那位）從武漢回北京農業部上班。晚上我送他到位於漢口車站路的老漢口火車站上火車，結果，我們趕到時，車上已經坐滿了人。他有座位，但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已經堆滿了行李，他問了幾個人希望他們將行李挪動一下讓出一點空間，但別人不讓，還和其中一個吵了起來。一個身高1.75米左右（我相信他的身高是這個範圍，因為羅鳴的身高是1.70米，他比羅鳴高）的大個子蠻不講理，粗聲粗語不說，還揮起拳頭要打人（但沒打）。我在車外看見這架勢，立馬衝上去，來到那人麵前，一把糾住他的衣領說：“你還蠻凶呢！你跟我下來！”我糾著他的衣領不放直到將他拉下了車。至今我還記得那人被我糾住衣領時的狼狽樣子。比我高了一大節不說，個子也比我魁偉得多，然而，他卻順從地跟著我下了車，還連忙說著道歉的話。也許他以為我是便衣警察什麽的，我卻怕他識出破綻趁人多幾個小快步趕緊溜之大吉了。
【後記】 打架史終於寫完了。下一個寫什麽呢？讓我想想……。
我不會和你爭辯。你有你的看法，我尊重。但請你注意這樣的事實：國內住過筒子樓的都知道大家都在走廊上做飯。這沒有什麽。我在那個拐角處放設置的“外廚房”在那個公共場所下是不得已為之。而且當時那棟樓隻有我一個成了家。2007年10月回國時，我再去看了那棟樓，成家的人多了，很多人就在外走廊上搭“外廚房”做飯。同學餘是在內過道裏做飯，而油煙隻往我的房間灌，我們多次提出過要他到外走廊上做，但他們一致拖延不幹。於是才有了後來的那場打架事件。
If you fight, you ought to fight like a man. It is a shame to use such "women defense" 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