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聖誕節，按照中國人的方式，可以比作過年。中國人守歲源自誠惶誠恐，得防“年”這個怪物來禍害；西方人則相反，載歌載舞，迎接慈善的降臨，謂之“平安夜”。
今年，中國的權力或許是出於久遠的守歲觀念，先是在國際人權日，
說老實話，我對
我青春年少之時就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原因在於毛的鼓勵：“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這話激勵著我們精神痙攣，愣頭青般為之衝殺。結果呢？文革尚在進行時，鎮壓已經來了。“三支兩軍”就是一種壓製性的鎮壓，到
至去年，網上得見一個《零八憲章》，知道是不屈不撓的
現在，一個“煽動顛覆”的罪名一審判其11年。且不論這個罪名何等朦朧，孟德斯鳩曾說：“如果大逆罪含義不明，便足以使一個政府墮落到專製主義中去。”隻說那份《零八憲章》吧，充其量不過向政府要求民眾應有的權利，根本不知從哪裏找到“煽動顛覆”的證據。
差不多兩百年前，法國著名政論家托克維爾在對中國的評論裏說過：“旅行家告訴我們，中國人有安寧而無幸福，有勤勞而無進步，有穩定而無活力，有公序而無良俗。那裏的社會條件總是可以容忍的，但決不是極好的。我可以想象，一旦中國的國門對歐洲開放，歐洲人將發現中國是世界上中央集權的最佳典範。”老托如果多活一百年，會見識更佳的典範；要是活到現在，他那預言已經基本兌現了。老實說，我很想看見中國人能用事實使西方人的預言證偽，可總是看見中國人用行動證實它是精準的預言而非讕言，於是難免有些悲哀感。我們怎麽老是拍打著胸脯去表演他們的劇本呢？
威爾遜總統
權力的繼承自異族皇權失滅之後似乎找到了一條新路，猶如魯迅所言：“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皇權的血緣世襲變為權力的群體世襲，民主變成為民做主，皆屬此類改變的。
讀罷網上轉貼的《判決書》，赫然顯示的是文字獄的繼續。忽然想起另一件事來：1933年4月陳獨秀受審，法庭羅列的罪狀跟今日這份文字很相似，起訴書列舉的罪名為：“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並以文字為叛國宣傳。”
審判長再問：“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陳答曰：“至於理由，可以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隻知集中金錢，存放於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的現象。（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抵抗，隻是長期抵抗四個字，始終還是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除了第三點可以證明不實之外，前兩點尚可說得過去，隻是以後的青出於藍更甚。
在第三次開庭時，陳獨秀當庭抗辯：“檢察官論告，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隻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這就展開了一個新鮮話題，也即他在書麵抗辯裏述說的：國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所謂亡國是指外族入據其土地、人民和主權，本國某一黨派推翻某一黨派的政權而代之，不能說是“亡國”，故“危害民國”不成立。民國之所以叫民國，就是民主共和國，以別
著名大律師章士釗的辯護詞更出彩，他指出，本案首先當區分言論與行為，“以言論反對，或攻擊政府，無論何國，均不為罪。”反對或攻擊政府，進一步推翻或顛覆之，這是行為。即使指控陳獨秀主張暴動，“既未越言論或理想一步”，斷無課罪之理。何況國家與主持國家的機關（即政府）或人物，屬於截然不同的範疇，如果說以言論攻擊機關和人物就是危及國家，“於邏輯無取，即於法理不當”。否則，不論對於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黨，有何抨擊，都是正常的，隻有半開化的國家才會以此“臨之於刑”。但老章為了救出陳氏而費盡口舌，言及陳所主張並無推翻黨國之意時，陳竟當庭拍台稱章之言不算數，其所主之義不改推翻黨國之宗旨。
陳等被捕時，蔣介石命令將其押至南京（同案尚有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王兆群、何阿芸、王子平、郭鏡豪、梁有光、王鑒堂等），交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軍法審判。消息傳開，各地國民黨組織請求殺陳之公、私電報如雪片般飛來，大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噱頭；而胡適則立即致電蔡元培促請致力營救，國內名家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潘光旦、董仁堅、全增嘏、朱少屏、傅斯年、蔣夢麟、劉複、周作人、陶履恭、錢玄同、沈兼士、翁文灝、羅文幹、柏烈武等或致電或私下奔走，謀求從寬處理。國際著名學者如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亦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陳獨秀。那時文人與現時文人確不同。
蔣介石遂批轉由地方法院審理，我們的文人說法是“迫於巨大壓力”。若軍法審判則不公開亦不得請辯護人，地方法院審理則相反。這才有審判法庭的熱鬧景象。庭外更熱鬧，幾乎所有報刊皆介入爭論，堪稱使政府與國家分離的理論廣為傳播。
最終，陳獨秀、彭述之獲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15年；次年上訴批複，減為8年刑。敬仰陳氏庭上硬漢風格及睿智答辯，何應欽居然跑去借提審而討墨寶，得了個條幅：“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此後南京一些政要和名流時常來看望他亦索要墨寶，老虎橋監獄的獄政管理人員陸續跟著索要。胡適是每到南京必去探望，一次不去陳還發脾氣。劉海粟亦抱著紙、墨去探望，同樣索得墨寶“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而歸。當劉赴黃山寫生歸來，向陳展示其得意之作《古鬆圖》時，陳大感慨，在畫上題詩：“黃山孤鬆，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與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圖”。更甚者，他的小夫人潘蘭珍鄰監獄租屋住，以便隨時照顧。陳竟可在囚室裏行房事，獄方勸告他還大發脾氣：“老子的性欲沒犯法！”
說是“剝奪政治權利”，可陳氏在獄中指揮胡適翻譯《資本論》，又委托汪原放出版其著作《獨秀文存》達3.2萬冊。還不止，陳獨秀不斷鬧甚至絕食一次，獄方即送入其專用囚室兩個大書架，以供其放置胡適等送來以及自購的書籍。陳1919年寫過：“我們青年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他果然把監獄變作研究室，在這裏不但自學了德語，還完成不少著作。據統計，由小夫人潘蘭珍拿出去發表的有：《連語類編》、《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荀子韻表及考釋》、《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廣韻東冬鍾江中之古韻考》、《中國古代有複聲字母說》、《識字初階》、《實庵字說》，以及短篇論文如《幹支為字母說》、《道家概論》和《老子考略》等等。其敘事組詩《金粉淚》則是針砭黨國時政黑暗的，可惜其《實庵自傳》隻寫了兩章，也登報了。另有報道稱，老蔣得知陳在獄中讀書研究時，亦十分讚許。
倒是他自己創立的那個黨難掩幸災樂禍之態。陳被捕時，《紅色中華報》第37期寫道：“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內——蔣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網開一麵，許以不死；或者還會因禍得福，做幾天蔣家官僚呢！”及至庭審報道傳到中央蘇區，《紅色中華報》第77期又說：“托陳取消派向國民黨法庭討饒！”“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要在國民黨的‘皇恩浩蕩’下得以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難怪張學良晚年跟舊部說：“共產黨的宣傳，厲害啊！”
1937年8月，日機轟炸了老虎橋監獄，經老蔣批準，陳獨秀獲釋，坐了五年監獄吧。
我們從小受到教育說，國民黨法西斯如何刑訊中共被捕的黨員，老虎凳、辣椒水、釘竹簽甚至“剝掉指甲”之類。可在另外的傳記裏，卻得知，李大釗在北洋監獄裏並無受刑之資料可證，但是留下三易其稿的《獄中回憶》；方誌敏給我們留下《清貧》、《血肉》、《可愛的中國》，課文上說他“受盡了酷刑“，可方誌敏自己說：“或者你會認為這不是一間囚室，而是一間書室了。”“所以與其說優待號是監獄，或者不如說是休養所較為恰切些，不過是不能自由出入罷了。”他在那裏讀書、寫文章，遺稿顯示，隻能是獄方提供的規整的稿紙及筆墨才可能留下如此娟秀的字跡；而瞿秋白，所遺《多餘的話》，同樣證明了基本的寫作條件；在《紅岩》裏受盡酷刑的江姐，最終證明她隻不過曾被徐遠舉威脅要“扒光衣服”，除了江本人的訓斥之外，還有沈醉的製止與責怪。倒是革命前輩如蕭克等回憶“反AB團”，那些酷刑遠甚教科書裏描述國民黨之法西斯作為。江青搞的“樣板戲”裏有“仇恨入心要發芽”，“毛主席的一條狗”多少道出一些真諦來。
聖誕之後就要過元旦，新的一年即將開始。囉嗦了許多，似乎不著邊際，時代早已不是那個時代，“與時俱進”也唱了許久，別不是“國進民退”那個進法就好。不過往好裏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