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憲'之是非

站在黨派私利的立場上評價，孫中山孜孜不倦推翻反動的清廷無疑英明偉大，袁世凱無疑可算"篡奪革命果實"。然而，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看，是非就得顛倒過來。習慣思維認定革命就是真理，改良就是反動。這種僵化的思維方式其實跟清廷守舊派沒有什麽差別，他們認定祖製就是真理，改良也屬反動。然而人類文明完全得益於改良，守舊也罷，革命也罷，都與文明建樹無關。清廷無疑腐敗，打倒它亦屬情理之中事情，然而清廷並非一無是處，它的民族政策就有可取之處。

眾所周知，滿族入股中華，帶來了兩倍以上的遼闊疆域，明朝北部邊界也就是我們今天謳歌不已的長城，其外皆非中國領土。蒙、藏、回三大民族連同滿族自身，都是靠了清朝比較成功的民族政策才得以維係的。清廷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為要，在中央機構中設置了理藩院，地方機構有將軍、都統、大臣對各邊疆地區的有效管理，各邊疆民族地區因俗設官，"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形成了治理邊疆貫徹邊疆民族政策的一套自上而下、強而有力的完備的邊疆民族管理機構與體製。乾隆說："敬一人千萬悅。"新疆民族眾多，清廷根據民族分布的各個聚居區情況實施多種製度：漢族區實行郡縣製；維吾爾區實行伯克製；遊牧的哈薩克、布魯特蒙古諸部及哈密、吐魯番維吾爾人實行劄薩克製。川、青、甘、滇藏區實行土司製度，西藏地區實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製度。也不是舊製沿襲，而是對原有民族的政治體製加以改造後再利用。如伯克、土司、盟旗各種製度以及西藏地方行政管理製度等都進行改革而後利用。如伯克製度，在清朝統一新疆前維吾爾族地區是由阿奇木等伯克統治，如仍用世襲製，必將不利於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統治；廢伯克世襲製，將伯克改為流官，是伯克製度改革的首要內容；再對伯克的任免、任期、回避製度、品級、養廉、入覲製度和政教關係都予以調整，使之順暢。土司製度改革在清代造成很大影響，電視劇《雍正王朝》裏說的"改土歸流"即此。清廷在西南各省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後，土司的承襲製度、分襲製度、獎懲製度、撫恤製度都立了新規，形成一套嚴謹的管理製度，土司失去割據、獨立之隨意性，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從形式轉入實質，無疑大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凝聚。

乾隆還在《禦製喇嘛說》中分析了藏傳佛教與蒙藏民族間關係："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達賴、班禪），各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謅敬番僧也"，封給達賴、班禪極崇高的地位，確立了曆代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都必須經過清廷冊封的製度，達賴、班禪因冊封而榮耀；但他們獲得榮耀的同時，也確立了清廷在當地民眾心目中更高的地位。清廷冊封哲布尊丹巴為"大喇嘛"，掌漠北喀爾喀蒙古藏傳佛教事務；冊封章嘉胡土克圖為"大國師"，總領內蒙古藏傳佛教事務。這樣，蒙藏地區藏傳佛教分為四大部分，達賴主前藏，班禪主後藏，哲布尊丹巴主喀爾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圖主內蒙古，四大活佛既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領地，互不統屬，形成藏傳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權的局麵。清廷還在承德建外八廟，供蒙、藏、疆各少數民族上層及貴族朝覲清廷禮佛拜佛之用，邀請邊疆民族上層人士到避暑山莊，賜宴並進行木蘭行圍狩獵。其製度化實際上成為各族高層交流、溝通之會所。曆經二百多年苦心孤詣之調理，蒙、藏、回各民族上層已經與清廷建立了密切的臣屬甚至姻親關係。在治理多民族廣闊地域的能力上，滿清朝廷遠勝於"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漢族朝廷。恰如乾隆譏諷漢官："若知明季漢官，當外藩恭喘，則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則有畏懼而調停之，往往激變，率由於此。" "曆觀往代，中國籌邊所以釀釁，未有不由邊吏淩傲姑息，綏馭失宜，此實綏靖邊隅，撫馭外人之要務。"而且，清皇室同為少數民族，對於西域遼闊疆土上各少數民族而言，又相當程度減輕了被同化、兼並之戒心，無疑有利於國家的安定與民族間和諧。在當年極其落後的交通通訊手段之下，清廷維係中華民族之穩定團結實在居功至偉。漢人之忘恩負義是舉世聞名的，繼承了滿人創造的巨大利益，再把最惡毒的詛咒回贈滿人，老實說，滿清的封閉愚昧腐敗並非其自身所有，恰恰是沿襲漢製恭奉儒學的必然結局，且，清末敗局之形成，迂腐的漢族大臣貢獻最大。

當孫中山撿起朱明王朝"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陳詞濫調以煽動漢人仇滿情緒之時，無疑已經給蒙疆藏滿遼闊地域之各民族帶來極大恐慌。當初朱元璋打這塊招牌，就隻著眼於"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以統治漢家那一畝三分地以作威作福為目的，絲毫也無接掌元帝國之"大中華"境界。史實也證明，朱明王朝砌長城以封閉自己，設海禁以隔離世界，導致中華民族轉向沉淪。所謂"韃虜"，長城以外各民族皆難逃劫難。翻開辛亥革命的文字檔案，狹隘漢族複仇觀念隨處可見，如軍政府頒布的《布告全國電》，轉載於全國各報，影響極大，動輒以"十八省"、"漢族"、"漢人"為號召，"是所深望於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期於直抵黃龍，敘勳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之光榮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12月，西安的革命黨將駐防於斯的滿蒙旗營男女老幼近兩萬人斬盡殺絕，捎帶著還殺害了連兒童在內8名外國僑民（參閱《清帝遜位與列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334），造成蒙、疆、藏各民族極大恐慌。如果我們至今還謳歌"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除了證明我們自己的愚昧之外，再無其他。當時最能反映這種疑懼心理的當屬蒙古王公對民國代表伍廷芳的質問："共和國將僅以十八行省組織之乎？抑將合滿蒙藏回共組織之乎？如諸君子欲合全國共謀組織，則滿蒙藏回土宇遼闊，幾占全國之大半。其人民習慣，隻知有君主，不知何謂共和，更深懼諸君子少數專製之共和。"如此，我們不難看出袁世凱堅持君主立憲的苦衷，以及他比孫中山更開闊的視野。它至少具有維持國家民族幅員完整之深謀遠慮，如清廷虛君在朝，會發生蒙藏回各少數民族的恐慌乃至分離嗎？袁世凱在與其摯友英國《泰晤士報》記著莫理循爭論時，"認為革命以及推翻清朝會導致國家大亂，進而引起列強瓜分中國的危險處境；國民的實際素質隻適合君主立憲。多數人並沒有推翻清朝的意願。他說，他之所以主張保留清室，實行君主立憲體製，'蓋懼清室一旦推翻，內部紊亂，或陷於無政府之境，則外人財產生命，必有危險，若外人因此而幹涉，將不免瓜分之禍也。'因此，主張 '保留清室，剝奪其實權，使僅存虛名，則國家之安全，方能確保。'"（《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147）然而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僅為一黨之私謀，全不顧國家民族之大義，看似革命徹底，其實暗藏篡奪國家權力野心，是國家分裂民族離散的罪魁禍首。

朱元璋"驅除韃虜"之時，並無"列強"覬覦；而孫中山"驅除韃虜"時則明擺著日、俄、英之虎視眈眈。武昌首義之後，1911年10月23日，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與俄國總理大臣密談紀要："根據1907年及1910年兩次秘密協約，日、俄兩國關於分割滿洲和蒙古的問題已經預有設想。隻要時機一到，兩國即可根據1907年協約中規定的分界線分割滿洲；並可進一步商談如何分割蒙古的問題。"次日，日本內閣決議："確立帝國在滿洲的地位，以求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為此，帝國政府必須經常策劃，不遺餘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機，自應加以利用，采取果斷手段，實現上述目的。"28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密電內田康哉外務大臣："帝國政府亟須當機立斷，下定決心......趁此絕好時機，亟應在華中、華南建立兩個獨立國家，而使滿清朝廷偏安華北......維持滿清朝廷於華北一隅，而使其與南方漢人長期對峙，乃屬對帝國有利之上策。"法國駐俄外交官12月8日向巴黎密報俄國官員尼拉道夫的談話："中國局勢混亂所造成的不安定可能使中國政府忙於別處而無力顧及外蒙。他又提到俄國報紙主張俄國應該承認蒙古國的獨立，將來對它實行保護，因為蒙古與中國之間的惟一聯係是清王朝。"（《清帝遜位與列強》P389,注28）1912年1月13日，日駐俄大使本野致電內田外務大臣："關於清國時局問題，俄國總理大臣態度相當激越，鋒芒所示，頗有一欲，時機概由日、俄兩國協商，一舉分割滿洲、蒙古之勢。"這些鱗爪當時皆屬高度機密，無論袁、孫都不可能知道。我們隻能看效果。正如前麵已經說過，袁世凱在實權在握、革命黨各派均承諾推舉他當總統時，仍堅持君主立憲，顯然更有利於粉碎俄、日兩國瓜分中國的陰謀。11月30日，俄國的策動外蒙古以庫侖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義宣布獨立，而後登極稱帝，中國官員被驅逐，漢族商民倍受虐待甚至殺戮。1912年1月3日，孫中山登基之後，烏裏雅蘇台的劄薩克圖漢也宣布獨立。

由於日、俄兩國的策動外蒙幾次派兵侵襲，內蒙也漸呈不穩跡象，1月中旬呼倫貝爾盟在俄國策動下宣布獨立，哲裏木盟郡王烏泰也積極策劃叛亂。1月底，叛亂已蔓延到北京附近，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等策動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貸款，謀劃叛亂："關於蒙古舉兵事，刻已步步準備就緒。喀喇沁王已決心於數日脫出北京（三萬發子彈已於昨日領取運出）。喀喇沁王與川島之間所訂密約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項借款，約定以卓索圖盟五旗內（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赤峰市附近）所有礦山為抵押，貸與日金二十萬元整。因該區將成為舉兵之根據地，故貸與款額較他項借款為多。......此次所貸款項，大部分將使其用於舉兵。"川島浪速與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訂立十條契約，規定獨立後川島任總顧問，未經日本允許，不得與俄國往來。2月3日，張作霖第三次放話稱："昨已以統領名義致電袁世凱，闡明如下立場：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聽從指揮。""吾人已失去應為之效忠之皇帝，則依附同種之日本，乃屬理所當然。......本人將擁戴肅親王歸依日本國。"而川島浪速則密謀策劃一旦清廷遜位，就劫持宣統皇帝及王室，以東內蒙古和滿洲建立獨立國家，並置其於日本羽翼下。

蒙古之亂導致大批漢人遭到驅逐和燒殺。此動亂直波及西藏，拉薩"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懷疑懼"。隨後藏軍"不分玉石，見漢即殺"，西藏各地漢人處境極慘，"參讚陸興祺及師周自印度迭電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詞哀切不忍聞。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顧及，而漢商民居藏者被屠殺幾盡，藏番勢力遂東漸及康"，"中國難民避藏番屠殺，流亡於哲孟雄（注：今錫金）、印度各境者，為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分起資遣回國，至四年冬始畢。"如果全國政局不能很快穩定，災難無疑還會更慘烈。所幸清王朝總理大臣袁世凱出任民國總統，使各族上層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舊日的地位利益仍可維持，且袁世凱一直對蒙古問題極為重視，軟硬兼施，任命貢桑諾爾布為民國政府蒙藏事務局總裁，大量晉封蒙族上層人物為親王，使內蒙王公數量"比清朝時的數額增加了幾倍"，終於使內蒙王公們放棄了分裂的圖謀，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陸續返回，後來，經過老袁立場強硬的談判，外蒙於1915年6月7日取消獨立，俄國隻得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袁世凱竭力主張的清帝優待退位意味著清朝政府擁有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地移交給民國政府，保持了主權和領土範圍的延續性，這是孫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以盡管英、俄策動了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袁世凱堅定不移的捍衛國家主權迫使其不得不承認中國在這兩個地區的宗主地位，盡管政府尚無力實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