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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

(2010-06-18 12:40:33) 下一個

眾多文字資料記載表明,孫中山之所以能當“臨時大總統”,一則是眾望所歸的黃興堅決讓賢;二則是黃興勸說諸君時稱孫已從各國募得大筆援款(莫理循1912年1月5日的信裏稱:“孫中山迄今給人們良好的印象。人們認為孫中山隨身攜帶巨額的外幣,因此對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有多少是由於所傳他帶來巨款卻很難說。據我了解,實際上他什麽錢都沒有帶來。一旦此事為人所知,人們很可能會對他產生反感。”),結果他果然分文無有,企盼有錢解決財政危機的諸君送了個“孫大炮”的雅號給孫;三則是已約定袁世凱一旦勸退清廷就立馬接任臨時大總統職。盡管明知這是個“過把癮”的差事,從美國趕回來的孫先生還是興致勃勃地當仁不讓了。黎元洪得知南京方麵要選舉臨時大總統一事,立即致電:“各省代表在寧議舉臨時大總統,此事關係全局,竊以為和議未決,不宜先舉總統,致日後兵連禍結,塗炭生靈,追悔莫及。公等係鄂全權代表,責任綦重,茲事體大,亟宜注意。”(《辛亥武昌首義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P429)這個電報足以證明當時的局勢,然而,在孫本人竭力說服之下,還是於12月29日選舉了“臨時大總統”。若說野心私欲,史家送給老袁的那些帽子轉贈老孫可能更合適。

其實孫當上“臨時大總統”就沒準備讓出這個寶座。就任次日即令議和代表伍廷芳必須每日向他匯報。“他多次指出:‘民軍如不得已,仍將續行開戰’;‘北伐之舉,有進無退’;‘和議無論如何,北伐斷不可懈’”(《影響近代中日關係的若幹人物》,社會科學院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P254)。為了“北伐”,孫急需巨款以充軍費,各種手法都未能奏效之後,2月3日,孫中山與胡漢民約見日本政界、財界聯絡人森恪求援。森恪提出將滿洲“完全委托給日本之勢力”,以換取日本財政援助。孫中山表示:“餘等希望將滿洲委托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不惜出賣滿洲,換取日本在陰曆年底前支付1500萬元,以供其打敗袁世凱。森恪隨即起草電文,經孫、胡修改後發回日本,寫明孫中山同意“滿洲之事如有意實行,在4日之內,匯一千萬元並電告,則可與袁中止和議。”(同上書,P257)然而,日本受六國列強集體外交製約,非但不肯,反而要求與袁和議成功。孫中山大為惱火。其實,此前孫已經“通過不同渠道向日本方麵借款,大的共有三次。(1)蘇路借款。由蘇路公司出麵,與日本大倉洋行洽談,於1912年1月27日正式簽約。共借300萬元,年利8厘,以公司所有動產、不動產以及鐵路營業權為擔保。所借300萬元,50萬交江蘇都督府,其餘轉借給南京臨時政府。(2)招商局借款。以該局全部財產作抵押,借款1000萬兩,全部用作軍事費用。1912年2月6日,孫中山、黃興在南京與日本郵船公司上海支店長伊東草簽借款合同,日本郵船公司先付100萬兩。該公司所付100萬兩,實際由日本政府提供。(3)漢冶萍借款。是三次中最大的一筆。南京臨時政府責令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盛宣懷與日本三井洋行洽談。屬‘合辦’,即將漢冶萍公司股本定為3000萬元,中日合辦,因該公司前已借日款1000萬元,此次日方僅提供500萬元。1912年1月26、29日,南京臨時政府與盛宣懷分別在南京與神戶,與日本三井洋行及正金財團簽訂‘合辦’草約。”(同上書,P255)這三起大額借款均嚴重損毀中國國家主權,隻要對比後來“二十一條”相應條款即可知其“賣國條約”性質。因德、美、英諸國幹涉,以及輿論強烈反對,除第一項之外,其餘兩項均未能得逞。

實際上,孫中山在國民中的聲望全靠辛亥以後國民黨哄抬起來的,尤其是蔣介石“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孫望愈高則蔣權愈重,是一筆雙贏的生意。其實,辛亥以前孫在黨人之中根本沒有身後哀榮那般隆重。例如1906年冬,孫中山堅持要以其興中社的青天白日旗作未來國旗,黃興反對此種以黨代國之暗示,兩人鬧僵黃興威脅要退出同盟會;1907年日本政府為支持孫中山造反贈款7000元,連同日本商會所贈合15000元。除留給《民報》兩千之外其餘不知去向,章太炎等遂發起罷免孫中山的運動,要求改選黃興擔任同盟會總理;宋教仁該年日記裏亦有記載:“蓋□□(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製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1909年陶成章、李燮和代表七省同誌寫成《孫文罪狀》要求黃興予以公布,被黃興扣下;而章太炎則在報紙上登檢舉狀,曆數孫文不是;孫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再次要求以青天白日作為國旗,被議會否決,議定以武昌首義後議決的五色旗為國旗,意寓“五族共和”。孫文耿耿於懷;隨即,孫文要求定都南京,議會以壓倒性絕對多數(20:8)決議定都北京,孫大怒,因其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加了個“定都南京”的條件,如果按議會通過的決議,此條件便落空了。孫最終以製約袁世凱為由,說服議會複議,改決議定都南京;多數代表意欲實行“內閣製”,黃興、宋教仁均讚成。孫不幹,堅持“總統製”,如果“內閣製”他這個“臨時大總統”就沒多少權力了。而且,孫堅持要取消大家早就議決了的“臨時”二字,未能通過。這些事例顯示了孫之民主觀其實有限,民國初立就有了操縱議會的範例。客觀地說,孫主持製定的《臨時約法》還是挺“共和”的,緣由在於,這個約法是為限製袁世凱當總統而製定的,當總統大勢所趨要歸袁世凱時,孫中山又轉而主張內閣製了。

然而袁世凱也不是傻瓜,他看清了孫欲誘其到南京陷入孫黨掌控之企圖,找了岔子不去。3月6日,孫迫於各界壓力向參議院提交允袁在北京受總統職議案,獲批準後袁於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職。29日,由南北雙方要員組成的內閣成立,4月1日孫向議會卸職,然後遊曆武漢、福州、廣州、澳門等地,表示有誌操辦中國鐵路建設。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共和就是不和”的政府在北京開始辦公,這個政府主要由同盟會、共和黨、統一黨等組成。7月29日,袁世凱發布通令:“方今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同時邀請孫文、黃興、黎元洪等到北京洽談,共商大計。細節不贅。總之,革命黨人認定的袁世凱設套謀害孫中山的事情沒有發生,老袁以最高禮賓規格隆重接待了老孫,乃至於原本擔心謀害而留下看家的黃興也被老孫召到北京。就在老孫抵京次日,8月25日,宋教仁操辦的同盟會合其他四個黨組成國民黨,孫主持了成立大會。各派政治勢力極其友善地交換了政見,袁高呼“中山先生萬歲!”孫高呼“袁大總統萬歲!”當孫表示意欲主辦修鐵路時,袁立即頒發總統令:“特授孫文以籌劃全國鐵路之全權。”黃興也被授與川粵鐵路督辦職。黃興到京後即忙不跌到處拉人入國民黨,孫、黃二人甚至直接動員袁世凱加入國民黨。辛亥造就的共和局麵此時達最高境界,孫中山、黃興甚至出席了前清隆裕太後、攝政王載灃等皇室人員舉辦的歡迎宴會、招待會。英國《旁觀者》報駐京記者報道:“此間情勢已有驚人的進步。民眾對民國政府深為滿意,對臨時大總統的反對聲浪也沉寂下去了。經過選舉,袁世凱當選總統已無疑義。”(何虎生、陶軍謀著《孫中山大傳》,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P351-P378)

孫、袁二巨頭各懷鬼胎都有獨專之打算是毫不奇怪的,假如他們走共和之路“要文鬥不要武鬥”,中國無疑是另一番景象。遺憾的是曆史不能假如。袁世凱以總統身份在辛亥一周年時授予孫文大勳位,黃興、黎元洪、唐紹儀等亦授勳位。孫拒絕領受,黃興也跟著辭受。孫回上海,組建鐵道協會,基本任用同盟會之成員,這使袁不高興,於是準在京另起鐵路協會。1913年2月10日,孫攜夫人盧幕貞及一子二女、秘書等赴日考察鐵路,卻不料宋教仁於3月22日被刺後身亡。孫立即從日本趕回,隨即開始謀劃“二次革命”,興師伐袁。黃興反對孫的“二次革命”,他認為現在和平大局來之不易,宋案完全可以在法律範圍內偵結,應該冷靜處置,以免毀了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麵。國民黨其他高層人物,包括胡漢民、譚延闓、陳其美在內,大都讚同黃興的意見,不同意起兵反袁。然而孫中山堅決要求起兵,他打算親自返回日本,乞援反袁。黃興等堅決反對這種大失人心的做法;孫中山無奈,派人去武漢搞地下破壞活動,結果被黎元洪破獲,所派國民黨員寧調元、熊越山等罹難;孫甚至派出朱卓文攜款兩萬,去買通幾個營連長,要他們殺掉第八師師長、旅長然後北伐。如果孫中山真的崇信民主體製,或國民黨內確立了民主體製,“二次革命”根本不可能發生。但此時孫中山一意孤行,顯露了國民黨黨魁獨斷的威權,挑起了辛亥革命以後首次內戰。其實,根本無證據證明老袁指使行刺宋教仁,其實,既然老袁已下令徹查宋案,依黃興見解,水落石出並不難。反倒因“二次革命”一打,永遠沒真相了。

孫中山“讓賢”之後,號稱“十年不問政事”專心修鐵路是假的,他月領薪俸兩萬,四出“考察”耗銀百萬以上,一寸鐵路也沒修,僅僅拿了張地圖畫了幾根線條。後來成為張學良父子還有蔣介石顧問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孫中山的南京政府對外宣言就是此君起草的。他給莫理循的信裏這樣描述孫中山的修鐵路計劃:“他是個傻瓜……他告訴我他已經決定盡自己的畢生精力來發展鐵路。”當孫中山經不住端納的央求,“拿出一張6英尺見方的大地圖,鋪在地上。從這張地圖完全可以看出,他不僅狂妄透頂,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不切實際,缺乏常識,對自稱目前正在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的地區。孫煞費苦心地用毛筆在各省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許多線條。他用雙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海岸方向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崇山峻嶺直抵拉薩,然後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蜿蜒曲折地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鐵路線是從上海經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戈壁灘的邊沿抵達蒙古。他還畫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的許多線。無數細線遍布各省,經孫加工過的地圖成了一幅怪誕的中國智力遊戲拚圖。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劃。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竟會演出這麽愚蠢的一幕,簡直不可能。他真的瘋了!唉,問題不在於他畫的地圖。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和資金,他畫的每一條線路、即使是更多的線路,都可望修建。問題在於,他竟異想天開,認為外國資本家能夠提供充足的資金,在5到10年內將這些鐵路建成!”端納在這封信的結尾寫道:“請您原諒我的憤怒情緒。這個狂熱之徒竟然認為,他能夠一方麵在這個愚昧的國家宣揚排外主義、社會主義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主義,一方麵隻要他孫逸仙一伸手……全世界的金融家都會解囊相助。一想到這些我就怒火中燒。”(《北京的莫理循》,P381-382)端納沒弄明白,孫的“鐵路考察”其實隻在網羅勢力,以圖卷土重來。

“二次革命”就是證明。黃興再次屈從孫中山,充當討袁軍總司令,其他人也隻得服從孫中山,卷入一場內戰。事實上,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袁世凱與宋教仁被殺有關,但幾十年來國共兩黨的宣傳都認定袁指使人殺宋。近年來才有學者考證,袁世凱對宋教仁欣賞有加,早就提議宋擔任總理職務,怎麽可能因為國民黨大選獲勝,宋要就任總理就暗殺他呢?即便真與老袁有染,也不是開戰的理由。1912年1月14日,陳其美、蔣介石暗殺了原同盟會骨幹、孫中山的死對頭陶成章,與老孫無關?隻隔一天,16日,同盟會員楊禹昌、張先培、黃芝明等組成暗殺小組,以炸彈刺殺袁世凱本人未遂,炸死炸傷衛士多人;26日,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清廷重臣良弼。若依孫理,袁世凱早就可以興師問罪,可是老袁絲毫未因此影響和議。在回答外國記者“為什麽國民黨要反對中央,揚言第二次革命”時,袁答道:“這些人已有革命的習慣,而無建設的思想,也無實地經驗,不了解中國的大勢。然而人民必然不會幫助他們。這些人大概有兩種:一種是已經取得政府報酬或官職而不滿意者,另一種是尚未取得政府酬報或官職者。”5月24日,《上海時報》刊登:“袁總統令傳語國民黨人,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別無本領。左是搗亂,右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民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嚐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舉兵伐之。”(同上書,P382)7月12日李烈鈞奉孫中山令通電討袁,無論給這場本不該發生的戰爭冠以“二次革命”或其他什麽美名,無可爭辯的曆史真實是:孫中山挑起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後首次內戰,並開創了內戰時代。唐德剛說:“中華民國國體采用美國模式,原是當時新派人士──也可以用個後來的名詞叫作進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黨和絕大部分對帝製絕望的君主立憲派,甚至包括梁啟超也在內的原先的保皇黨骨幹,都一致認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發之後,這個全國一致的共同願望(national consensus),就頓成泡影了。”(唐德剛:《袁氏當國》,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P89)這個認識應該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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