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怡然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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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小的羅馬尼亞人遇上強悍的俄羅斯人
舒怡然
卡爾總是謙謙君子的模樣，連說話的聲音都低八度。記得有一次在係圖書館，他走近我，壓低了嗓門問，“你讀過《共產黨宣言》嗎？”
我被他問得楞住了，“沒有。”隻有實話實說了。
他顯得有些失望，對呀，一個從信仰共產主義國家來的年輕人，怎麽連《共產黨宣言》這麽經典的著作都沒讀過，確實有點令人不可思議，難道你的信仰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成？我倒並沒有覺得慚愧，因為我知道，我的同齡人中，有幾個敢說自己通讀了這本經典的呢？包括那些自詡為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們。
但直覺告訴我，卡爾肯定讀過，而且還很有研究。後來，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談起關於“主義”的問題。他曾經是個熱烈的追隨者，但後來淡了，隻是內心還為它留下了一塊空間，不大不小的，它就如同一塊酵母，常常引發起卡爾內心的縷縷糾結。
和卡爾不同，另外幾個年輕的羅馬尼亞學生，他們心裏似乎什麽沉澱都沒有，雖然接受了同樣的共產主義教育，看來意識形態對每一代人的影響會是迥然不同的。這讓我不禁想到了中國，50後與60後是很不同的兩代人，而60後和70後、80後在思想價值觀念上的差距，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不同歸不同，但畢竟都是羅馬尼亞人，他們身上還是有很多共同的東西，比如他們都非常謹小慎微，通俗點說，就是膽子都很小。膽小並非就一定是缺點，膽小的人不會故意惹事，想事情一般比較周全，因為他們就怕捅漏子出亂子。而羅馬尼亞人的膽小還表現出了很深厚的文化內涵，他們顯得很有教養，不屑於爭論得麵紅耳赤，一遇到唇槍舌劍的場合，他們大多選擇回避，要麽一言不發，要麽怏怏走開。
要說與羅馬尼亞人形成鮮明對照的，那是非俄羅斯人莫屬了。亞曆山大是我的學兄，我們倆人是同時進入研究生院的，報道的那天我第一次見到他，就被他神采飛揚的談話風格感染了。他從莫斯科來，肩寬體闊，一雙又濃又黑的眉毛，總在不停地上下牽動，他的表情可真是太過豐富了。亞曆山大身上好象有燃不完的熱情，他喜歡和各種各樣的人交往，係裏的教授沒有他不認識的。這樣一學期下來，他輕而易舉地就拿到了暑假學校給學生提供的有限的獎學金名額，好多中國學生和羅馬尼亞學生隻能是自歎不如。
亞曆山大的膽子可是出奇的大，他說來美國之前，他在莫斯科城市自衛隊幹過，那時正值蘇聯解體，體製轉軌，把國家給分了，社會治安極差，所以莫斯科成立了臨時的城市自衛隊。我問亞曆山大，你打過槍嗎？他把頭晃了一晃，那無非是說，打槍還不是小意思。那麽說，你打死過人？他說，你必須得練就在一秒鍾之內回身還槍的本領，不然就自身難保了。說完，還做了一個輪槍回身射擊的姿勢，我隻在電影裏才看過那樣的鏡頭。大概是怕被我認作是殺人魔王，他趕緊補充了一句，我可一個人都沒打死過。嗨，亞曆山大也是太聰明了，我怎麽會相信他說的話呢？
係裏還有好幾位俄羅斯同學，他們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亞曆山大的影子，如果非讓我用一個詞概括的話，那就是強悍。這詞兒到底是褒義還是貶義，還真是很難分辨，那要看你對誰講了。
當膽小的羅馬尼亞人遇上強悍的俄羅斯人，你能想象出來會是怎樣一幅景象嗎？學生之間關係畢竟簡單，平時大家多半相安無事。小爭論雖然不斷，但那都無傷大局，人人心裏明白，我們都是來自五洲四海，為了一個求學的目標，才走進了一頂屋簷之下，學校隻不過是人生的驛站罷了。但是，他們之間最忌諱的話題便是政治，尤其不能談論二戰結束後，蘇聯對羅馬尼亞的長期統治。我知道，那一定是羅馬尼亞人的心痛，就象中國人談論抗戰和南京大屠殺一般。
終於有一天，他們“觸礁”了，那是在一位教授的私人聚會上。幾個羅馬尼亞人和幾個俄羅斯人，他們爭論得不可開交，難分勝負。羅馬尼亞人譴責俄羅斯的暴行，一副不依不饒的姿態；俄羅斯人則毫不相讓，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樣子。最終，還是羅馬尼亞人頂不住了，他們不再作聲，因為意識到這是人家的私人聚會，高聲大氣顯得多麽沒禮貌。不知道是因為氣憤，還是因為難為情，他們幾個人的臉都變得通紅，卡爾的臉最紅。他是最憤恨俄羅斯在東歐的種種侵略行徑的了，每次談及，都抑製不住地義憤填膺。幾位俄羅斯人倒是無所謂的，亞曆山大露出了他慣有的滿不在乎。是啊，這個世界永遠是為勝利者微笑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民族性格也決定了民族的命運。羅馬尼亞人的膽小與俄羅斯人的強悍，如此鮮明對照的民族性格，也為二十世紀中葉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平添了一道風景。今天想來，自是別有一番滋味啊。
發表在《僑報》文學副刊，2012年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