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友凱文：高中

在4年級時我從盲校轉到普通學校，從那以後，就很少有盲文教材了，記得隻有生物和幾何的教科書是盲文的。好在許多教材有為盲人準備的錄音帶，我可以聽錄音來學習。即使是這樣，在有些科學和數學課程裏，我必須發明盲文記號來代表一些符號和概念，這使得我的盲人朋友都讀不懂我的筆記。有趣的是，許多錄音帶是由在麻薩諸塞州監獄中服刑的犯人錄製的，不知誰想出來這麽個好主意來利用他們的聰明才智。那些錄音的犯人顯然是受過良好教育、極聰明的人，他們詳細地解釋書中的插圖和表格等等，但又不囉嗦。這是很不容易的。在這些圖表裏，總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東西，必須懂得課程的內容才能決定那些需要解釋並錄在磁帶上，那些可以省略。現在有了掃描儀和計算機語音係統的幫助，盲人閱讀資料容易多了。但是我相信有些圖表還是需要解釋的。

在高中選課時，許多課的老師開始時不想要我在他們班裏，認為盲人學生是額外的負擔。一旦我證明我能做得好，他們就喜歡我了。在高中最後兩年，我已經有了很好的口碑，所有的老師都會高興地讓我上他們的課。高中第二年時，我很想修俄文，因為聽同學說在俄文課上不能嚼口香糖，不能傳條子，我想這正是我想要的嚴格的老師。開始時輔導員不同意，說俄文是一門很難的語言。我說，我會去旁聽，學期結束時參加考試，你們沒法阻擋我。很快我認識到俄文老師的英語很糟糕(他是從拉脫維亞來的），但他不好意思讓人知道。我逐漸摸出一套辦法與他交流，與他相處得很好。比如說，如果我想說“請給我下學期的教科書”（我需要提前拿到書，好請奶奶把書轉成盲文），我就說“我需要下學期在課堂上使用的教科書，所以下學期在課堂上我會有書用，下學期在課堂上”。把一句話用各種辦法重複若幹遍，他才能聽懂。其他老師有時也請我帶口信，比如說請他某時某地開會。我就會對他說“明天3點半在16號房間開會，在16號房間3點半開會，3點半在16號房間”。如果我有問題，我不能說我不懂為什麽是這樣的？他不能用英語解釋給我聽。我基本上要靠舉例子來提問題，我會用俄文表達一個意思，然後問，這樣說對嗎。如果不對，他會把正確的說法講給我聽。至於為什麽，他常常沒有足夠的英語來回答。從我上俄文課的第二個星期開始，他經常用濃重的俄國口音說，凱文，明白？我說是。他說，解釋！從那以後，我做完俄文作業後，就自學下一課的內容，再去請教老師沒弄懂的地方。這樣我總是先學一步，能夠幫助老師解釋給同學聽，就好像我教那門課似的。在高中，我修了3年俄文（第一年是旁聽），但是因為成績好，得到了4年的學分。

在高中4年我的平均成績是A，隻有物理是B。我修這門課時非常努力，常常在放學後問老師各種問題。這門課的老師有時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他會和我一起坐下來把問題搞清楚，然後在下一堂課告訴學生：這個概念我講得不對，凱文和我一起搞清楚了，應該是這樣... 在這門課中，光學對我是最難的。我怎麽也不能理解眼睛怎麽能看到比它大的區域。對我來說，一切都靠觸覺，我的手指不能摸到比它更大的區域，對吧。如果我要看到（摸到）更大的範圍，比如說一麵牆，我就必須移動手指。可是眼睛怎麽就能一下子看到整麵牆呢？記得我可憐的老爸把玻璃球當眼珠，鉛筆當光線，幫我理解這個對普通人如此自然的概念，可我花了幾個月才搞明白。這門課第一次小考我在35個題中做對了17個，我感到自己考砸了，都不好意思告訴父母，沒想到母親聽了之後隻是淡淡地說，物理不是你的強項嘛。我鬆了一口氣，真感謝父母能理解我！這門課中我的總分隻比劃進A範圍的最低分少1分，但被劃進B！有了這次痛苦的經曆，後來我自己給學生劃分數線時，就會小心地不要把隻差一兩分的學生劃進低一檔的成績。

回想起來自己的學生時代，我感到我並不是非常聰明，但是非常用功。是的，我有足夠的天資，但是如果大家都像我那麽用功，那我的成績就就不會顯得那麽突出了。現在我教的學校是專為天資高的孩子辦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小學不費力氣就能學得很好，但到了初中後課程難了，有些孩子就喪失信心了。其實他們的資質還是在那裏的，隻是要努一點力，吃一點苦，但有些孩子就不懂得要堅持。

在高中，父親的發明創造又給了我極大的幫助。隻要我有問題，父親就有解決辦法。普通人難以想象一個盲人在計算機普及以前所需要的設備，我需要盲文打字機做筆記，需要英文打字機做作業和答考卷。在高中，有人稱過我每天攜帶的東西，竟然有75磅之多，比我當時我的體重輕不了多少。那時還沒有帶輪子的箱子賣，父親就做了一個裝有輪子的箱子，裏麵裝著我的英文打字機，盲文打字機和盲文書籍，這樣我就可以拖著箱子在學校裏從一堂課趕到下一堂課。後來在斯坦福上大學時，冬天老下雨，我一隻手要拖著箱子，一隻手要拿盲杖，無法打傘。父親又在那個有輪子的箱子上加出一根空心的杆子，使我能把雨傘把套在杆子裏，這樣我的滾動的箱子上又長出一把雨傘。

在高三時，我選修了一門分量很重的英文文學課，在一個學期內要讀35部小說。好在這些書都是名著，因此每部書都錄有唱片，即現在的有聲讀物。我從圖書館預借了這些書的唱片。有一天從學校回家，母親說圖書館將唱片送來了，摞在那有半人高，我去一看，母親果然沒有虛言。我計算了一下要聽完這麽多書所需的時間，就是把吃飯的時間都用上也不夠。父親知道了我的問題，建議我試試用更快的轉速來聽。當時唱片有幾種不同的格式，每種格式需要留聲機用不同的轉速放出，如每分鍾33，45和78轉。我借的唱片是33轉的，父親讓我試著用45轉來聽。轉速提高後放出來的聲音很快並且吱吱作響，但我還是能聽懂。這樣聽的速度就提高了許多 (精確地說是提高了36%）。我感到速度再高一些我也能聽得懂，這樣可以進一步節省時間。可是留聲機的更高一檔的轉速是78轉，那樣就太快了。父親照著《大眾科學》雜誌中的一篇文章改裝了我們的留聲機，使得轉速能自由調節，這樣我就能把轉速調到我所能聽懂的最高速度。用父親的發明，我按時讀完了那麽一大堆書。就像我弟弟說的那樣，父親如果有一點經濟頭腦的話，就能把他的發明創造變成巨大的經濟效益。可他想到的隻是幫助他的女兒和周圍的人。在成功地改裝了我家的留聲機後，父親又幫我們那一帶的盲人改裝了他們所用的留聲機。我們還把這個發明寫信告訴了美國盲人協會，可惜他們並沒有認識到這個發明的重要性，沒有致力在盲人中推廣。在父親的可調速留聲機發明了六七年之後，市場上才開始有可調速的放音設備出售。現在，為盲人做的放音設備全都帶有調速提速功能，可見父親的手巧和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