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班長阿秉 （2）

  徐匯區的淮海中路武康路這一帶，解放前屬於法租界，分別叫霞飛路(Route Joffre)和福開森路(Route Ferguson)。住在這一帶的中國人，除了官僚買辦和社會名流以外，還有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和文藝界人士，象宋慶齡，鄭君裏和趙丹。解放後，官僚買辦跑掉了，他們的房子被沒收，住進了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幹部，象柯慶施，曹荻秋和張春橋。但是其它住戶沒變，這裏就成了紅與黑混雜的區域。文化大革命中，許多住在這裏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被抄家，他們的房子被霸占，搬進了好一批文革造反派頭頭和投機小爬蟲。文革後，暴發戶和大款們出手大方，買下了不少這個地段的房子，這裏又成了新貴們出沒的地方。盡管住戶早就麵目全非，這裏舒適的環境基本照舊，上海人依然習慣地稱這裏為“上隻角”。

　歲月流逝，往事如煙，曆史的書頁在健忘中翻卷。住在這兒的老幹部們，造反派頭頭們，文革小爬蟲們，新貴們，大款們，文革中僥幸沒有被搶走房子的資本家們和高級知識分子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們，又融合在一起享受歌舞升平的日子。人們習慣於接受既成的現實，圖個當時的享樂安寧。很少有人願意掀開塵封的曆史舊頁，閱讀一個個沉重的故事。
   然而，在武康大樓邊的小餐館裏的昏黃燈下，幾個已經被這個地區遺棄的老知青卻依然記得它的過去。
  “記得嗎？四十多年前這兒街道上跑的就是26路無軌電車。”
  “是呀，那時梧桐樹上知了叫個不停，知了…知了…，現在很少聽到了。”
  “那時裏弄勞動後最暇意的就是在這裏買根棒冰吃，光明牌棒冰，4分錢一支。”
  “是的，那年夏天真熱。”

  記起來了，去新疆那一年，上海的夏天格外悶熱，連知了都躲在樹蔭下懶洋洋地鳴叫。那時階級鬥爭的烈火已到處燃起，空氣中象裝滿了炸藥，隨時可能爆炸。街頭上走動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和心事重重愁眉苦臉的年輕人，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架式。
  （餘慶路一角）
  武康路的對麵，有一條幽靜的馬路叫餘慶路，兩邊的法國梧桐遮蓋住整條馬路，比較蔭涼。梧桐的陰影下，有一幢小洋房，小洋房的門上有一塊小銅牌，上麵寫著《哈定畫室》，這個私人畫室，當時還有點名氣。據說哈定有兩個最得意的門生，一個擅長人物，一個擅長風景。為了鍛煉體能去新疆，我天天早上在餘慶路長跑。每次跑過畫室門口，總忍不住要留神看看。哈定畫室的門總是緊關著，沒見有人進出。它對我是那麽神秘，它教些什麽？學生是些什麽人？這真是個謎。
  進疆前夕，報名支邊的青年集中培訓。我們裏委和另一個裏委的報名青年合並為一個班，我任班長，另一個裏委的一名知青為副班長。我們裏委的知青大多是剛畢業的，年紀輕一些，他們裏委的青年大多在街道裏呆了好幾年，年齡比較大。一開始大家比較拘謹，好在有阿C阿嘉這些活躍份子，不多久大家就熟悉起來。我本想猜出誰是副班長，猜了幾次竟然都錯了。不得已隻好開口問，
  “你們誰是副班長啊？”
  一位青年笑著歪歪嘴，“就在你麵前還不認識啊！”他指了指一個一直沒說話的青年。
  “你好，我叫戈壁柳。”我向他伸出手去。
  “你好，我叫阿秉。”他也把手伸過來。
  這是一隻瘦削的手，軟軟的，沒有多大力量。阿秉個子不高，瘦瘦小小的，看上去年紀比我大六七歲左右，戴著一付眼鏡，活脫一個文弱書生的模樣。他言語不多，一雙眼睛深陷在眼鏡鏡片後麵，完全沒有我們那種帶著憧憬的激動和興奮，反而顯得有一些憂鬱。
  “我們今後就要並肩戰鬥了，咱們要互相支持，帶好這個班。”我的話總帶著一股書呆子氣。
  他不置可否地笑笑，算是回答。
  “想想快要去新疆這個革命大熔爐，心裏很激動。”越說越呆了。
  “是嗎？。。。”回應出奇的冷淡。
  “越是在出發前，思想越容易波動，我們要加強合作，把大家的革命熱情保持住。”簡直像黨委書記在作報告。
  “哦。。。也許是這樣。”回應不冷也不熱。
  他沉默寡言，一雙憂鬱的眼睛望著你，深不可測，好象一個仆人在聽候主人的吩咐，又好象一個看破紅塵的出家人，望到的一切都是五大皆空。而我當時卻充滿激情，雖然已經被整得很慘，但還是迷信那個教義，迷信報紙，廣播和書本的宣傳。那天的對話簡直象演雙簧，一個熱情洋溢，一個冷冷冰冰，一個主動介紹，一個勉強應答，一個滿嘴革命詞藻，一個閉口不談政治。不知道他是不是認為我是一個幼稚可笑的傻瓜，我隻覺得他的心已經涼了，對一切都漠然，就象埃及古墓出土的木乃伊。
  他就是阿秉，副班長，我未來的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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