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驕雄之六：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

1863年，戈登出任洋槍隊“常勝軍”統領的同一年，英國人赫德(Sir Robert Hart)被清政府正式任命為總稅務司。和戈登在中國短暫的輝煌不同，赫德擔任總稅務司直至1911年，主持清政府的海關長達48年之久。中國近代海關雖然為李泰國首創，卻是在赫德任內得以發展和完善，成為清政府最高效廉潔的部門。 建國以後，中國近代史學者大多將赫德管理下的中國海關，界定為“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而赫德也被定性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史學界從原先的“洋務運動反動”到“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的觀念轉變，赫德與中國近代海關，終於被置放在一個比較客觀公正的位置上。學者邱克認為，赫德引進西方先進製度和觀念，在客觀效果上是有利於中國的進步的。他以赫德開拓清政府外交為例，認為赫德“影響和誘導了清政府對傳統封建外交進行改革，促成了西方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製度在中國的移植，也增進了清政府官員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在他的努力下，中國近代外交製度所包含的資本主義的東西是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這應當說是具有曆史的進步性”。 赫德作為一個英國人，擔任中國政府要職將近半個世紀，盡心盡力為清政府服務。在當時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文化不通也不屑的背景下，赫德精通中文，深諳中國文化民情，甚至鼓勵兒子學習中國經史，參加科舉考試。赫德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如何能主持中國海關長達48年？他又有些什麽事跡和言論？本文將嚐試解答這些問題。 1. 英國領事館的見習翻譯 1835年2月20日，赫德生於英國北愛爾蘭亞馬郡(County Armagh)的沒落酒廠主家庭。赫德的先祖是荷蘭貴族範哈特(Captain Van Hardt)，1688年跟隨奧蘭治公爵威廉登陸英國發動“光榮革命”，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範哈特因為立下戰功，英王威廉將愛爾蘭的基莫裏亞蒂鎮(Township of Kilmoriarty)賞賜給他。不過到赫德父親這一輩，家境早已敗落。 赫德中學畢業以後，進入貝爾法斯特的女王學院，1853年以優異成績取得文學士學位，然後繼續攻讀碩士。1854年春天，英國外交部為派駐中國的領事館募員，分配給愛爾蘭三個名額，女王學院得到其一。學院打算舉行考試擇優錄取，但當院長在誌願名單上看到赫德的名字，立刻決定將他免試保送。對於赫德的家人來說，倫敦都是無比遙遠的地方，更不消說中國了。但全家人一致支持赫德的決定，他的父親臨行前塞給赫德五十英鎊路費，這對於一個年收入僅幾百英鎊的家庭來說是相當慷慨的資助了。 1854年6月，赫德到達香港，在此受訓三個月，等候分配。受訓期間，英國商務監督、語言學家勃林爵士(Sir John Bowring)語重心長地對赫德說：“一定要走到哪裏學到哪裏。上街時辨認兩旁的店鋪招牌；到書店去辨認架上的書目；仔細聽行人的交談。如果你養成這個習慣，你不但每天都有收獲，而且也找到了對付鬱悶無聊的良藥。” 赫德牢記在心，對中國的文化和風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相比之下，當時到中國的絕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的語言文化一竅不通。 同年9月，赫德被分配至寧波領事館，成為一名見習翻譯。此時正值小刀會劉麗川在上海暴動，占領了縣城。赫德陪同英國領事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前往蘇州河北岸會見上海道台吳健彰。這是赫德第一次見到滿清政府的官員，他聚精會神地觀察吳健彰的一舉一動，很快發現滿清官員慣於繁文縟節，將一個簡單的行動搞得如同儀式一般。赫德於是投其所好，從公務包裏抽出一張精美的信紙，折成一支尖頂的帽子，然後把吳健彰的隨從叫過來，深鞠一躬，將紙帽雙手獻上。該隨從心領神會，畢恭畢敬地將紙帽轉交給吳健彰。赫德的這個舉動立刻讓吳健彰另眼相看。 1855年2月，赫德升任二等助理。此時駐寧波的英國領事被停職，有好幾個月領事館的日常事務由赫德代理。赫德出眾的管理能力和冷靜的頭腦讓當權者印象深刻。英國駐軍將領斯特勞本奇(General Van Straubenzee)對公使卜魯士(Sir Frederick Bruce)說：“我建議你留心這個年輕人，有朝一日他要但當重任。” 卜魯士回答說：“外交部早就提醒我注意他了。” 1858年3月，赫德被調去廣州，任英國領事館二等副翻譯，10月，升任翻譯。此時的赫德漢語流利，熟知中國人情世故，到廣州以後，很快結識了當局政界人物，與兩廣總督勞崇光等人交往密切。勞崇光非常欣賞赫德的管理才幹和沉穩圓通的性格，把他當作自己的幕僚，經常就一些軍國大事征求赫德的意見。次年5月，勞崇光注意到上海江海關在李泰國的領導下運作非常成功，於是請赫德為廣東海關製定一套管理製度。赫德坦言自己對海關事務了解不多，答應向李泰國谘詢。此時正逢李泰國奉欽差大臣何桂清之命籌建粵海新關，於是李泰國請赫德擔任新關的副稅務司。赫德有意接受聘任，請示英國外交部領事司。外交部對人才外流頗為不快，勉強同意，但聲明赫德一旦離開外交部，就不要指望再回來。6月，赫德辭去領事館翻譯職務，正式加盟清朝海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多年後，倒是英國外交部因仰慕赫德才華，主動請他回來出任駐中國、朝鮮大使。 2. 李泰國與清朝近代海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先後在廈門設閩海關，寧波設浙海關，廣州設粵海關，上海設江海關，海關由清政府統一管理，但海關稅則卻授權地方製訂。清政府對海關稅收，最初實行定額製度，後演變為包稅製。在1854年李泰國改革海關製度以前，朝廷名義上直接控製海關徵稅，實際並不過問稅款的征課和處理，隻要求地方上把所估計的稅收額定期上交。嘉慶四年（1799年），戶部規定的稅額為粵海關85.5萬兩，閩海關11.3萬兩，浙海關3.9萬兩，江海關4.2萬兩。這一數額是依據各海關官員的申報而製定，大概隻相當於征課總額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錯了。 1853年9月，小刀會占領上海縣城，清朝上海道吳健彰縋城逃出，江海關工作停頓，外商乘機拒納關稅。1854年6月，英國領事阿禮國提出了一個“誠實與精幹的外國成員和中國當局相結合”的新型海關組織方案。不久，吳健彰和英領事阿利國，美領事麥菲(Murphy)、法領事愛棠(Edan)商定上海海關章程，由三國領事各推委員一人，主持上海海關稅收。一年後，各委員相繼去職，英國領事推薦上海領事館副領事李泰國接任海關委員。 李泰國(Horatia Nelson Lay，1833～1898)，英國人，其父曾任英國駐廣州第一任領事。李泰國10歲來中國，在父親的培養下成為一名“中國通” ，先後擔任過英國駐廣州、香港和上海等領事機構的翻譯秘書、代理副領事等職。1855年6月，22歲的李泰國出任江海關管理委員會的英方司稅。他上任以後，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實施“外洋船隻進出呈驗艙單，必須詳盡，否則處罰或沒收”，“各稅須照征照繳，掣發稅款收據”，製訂了《各國商船進出起卸貨物完納鈔稅條款》等規章製度。上海道吳煦向朝廷奏稱，“自李泰國經理夷稅征收之後，稅鈔大有起色，按年比較，銀數倍增。” 1859年，江海關稅課收入高達263萬兩，是戶部定額的60倍，李泰國於是博得清政府的信任。 1858年，英軍統帥額爾金欣賞李泰國的才華，請他去天津參加議和，與清庭欽差大臣桂良談判。桂良記載李泰國在談判中“言語狂悖，狡驕異常”，動輒以戰爭威逼，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英《天津條約》。《天津條約》簽訂後，南自廣州，北至牛莊的整個海岸線都被打開，上海因其地理位置居中，在政治經濟的重要性取代了廣州。1859年1月清庭任命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執行《天津條約》關於海關的條款。何桂清和吳煦以及薛煥商量，認為海關總稅務司最好是精通漢語又有海關工作經驗的洋人，而江海關司稅李泰國就成為當仁不讓的人選。於是李泰國在3月間，向何桂清提出各通商口岸建立“劃一海關”的方案，要求何桂清授權招募洋員。6月，李泰國赴廣州、廈門等地籌辦新海關，聘任赫德為粵海關協理稅務司。 1860年1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正式委任李泰國為總稅務司，邀他去北京商討關務。此時正值太平軍攻克杭州，踏破江南大營，兵勢正盛。李泰國對清政府失去信心，私下對額爾金說“不願與可能會覆滅的王朝保持緊密的聯係”，以傷病為由請假回英國休養。李泰國臨行前推薦費士來(Fitzroy)和赫德會同署理總稅務司職務。費士來曾任額爾金的秘書，資曆高過赫德，但他不懂漢語，無法和滿清大臣直接交流；赫德則與總理衙門過從密切，實際獨掌總稅務司權力。赫德上任以後，極力爭取總理衙門掌權大臣，如恭親王、文祥等的信任，經常主動地提供稅務、洋務，外交等方麵的意見，為他們出謀獻策。在總理衙門大臣的心目中，赫德逐漸取代了李泰國。 1861年7月，赫德向清政府建議，征收“洋藥”( 即鴉片)印花稅，用以購置小型炮船，鎮壓太平軍。總理衙門奏準，赫德於是請遠在英國的李泰國代為辦理。李泰國認為這是控製中國未來海軍的良機，積極在英國購船募員，購船7艘花費80萬兩，購裝備花費27萬兩，招募官兵600餘人，委派英國軍官阿思本(Sherard Osborne)為艦隊司令，翌年又擅自與阿思本簽訂合同（簡稱“李阿合同”），規定“阿斯本不受他人指揮，僅執行李泰國交來的清皇帝的命令；李泰國遇命令之不滿意者，得拒絕傳遞。” 1863年5月，李泰國休假完畢返回上海，赫德結束了代理總稅務司職務。然而總理衙門為了削弱李泰國的權力，想方設法抬舉赫德，任命他為江海關稅務司兼負責長江各口關務。9月，阿斯本艦隊到達中國，總理衙門決定派滿清官員為艦隊總管，阿斯本為副總管，艦隊歸江督曾國藩，蘇撫李鴻章調遣。李泰國則堅持要求恭親王照“李阿合同”辦理，結果和總理衙門鬧僵，事情最後以清庭命令阿斯本將艦隊開到印度賣掉結局。恭親王於是上奏，稱李泰國“辦事刁詐，以致虛靡巨款，實難姑容。現由臣等將其革退，還準經理稅務。該夷狡獪異常，中外皆知，屢欲去之而不能，今因辦船貽誤，正可借此驅逐 . . . 其總稅務司一缺，即由赫德辦理。” 同年11月，上諭批準把李泰國革職，由赫德繼任總稅務司。這樣年僅28歲的赫德，就成為清朝海關總監，直到1911年病死。 真可謂性格決定命運。李泰國和赫德都可算是“中國通” ，而且都具有相當出色的組織管理能力。李泰國在中國的事業夭折，完全因其驕橫狂妄、權欲熏心，失去了清政府的信任；赫德謹慎穩重，善於變通，又熟悉官場禮節和中國士大夫的習氣，深得滿清大臣們的青睞。赫德溫良謙讓的性格使他在同李泰國的競爭中最終獲勝，並占據總稅務司的位置長達48年。 3. 調停戈登和李鴻章的衝突 赫德代理總稅務司以後，四處奔波，在中國各新開口岸建立海關。清朝地方官們基本上都予以配合，隻有湖廣總督官文除外。官文並不想將關稅這一大財源拱手出讓，對赫德雖然禮數周到，但建關一事免談。赫德於是在漢口住了下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官文不勝其擾，派一個道台前來逐客。赫德告訴道台，他到漢口來建關是奉總理衙門之命行事，如果地方官刁難，他將向同治皇帝據實匯報。道台嘲諷地說：“當今聖上的年號是祺祥，可不是什麽同治。” 赫德答道：“我很奇怪大清的官員居然不知道自己皇帝的年號。” 話音未落赫德便拿出一份從上海帶來的《北華捷報》給道台看，道台頓時目瞪口呆。 原來1861年11月間慈禧聯合恭親王發動辛酉政變，捕殺肅順等顧命大臣，改年號為“同治”。由於消息閉塞，漢口的清朝官員居然還不知道此事。肅順本是顧命八大臣之首，權傾於朝，湖廣疆臣官文、胡林翼等人無不唯其馬首是瞻，對恭親王主持的總理衙門有些不買帳。政變的消息傳開以後，官文馬上見風使舵，請赫德立刻建關，並提供一切便利。 幾周以後，赫德建關完畢，乘“鄱陽”號火輪返回上海。路過安慶時，赫德約見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藩，轉交官文的一封信，並就洋務問題谘詢曾國藩。曾國藩的一番話讓赫德印象深刻：“你的問題外務府想必已經有既定之策，我隻有以下意見：凡是對我國和貴國都有利的事，我定會支持；對貴國有利而對我國無害的事，我不會反對；但如果對我國有害的事，無論對貴國多麽有利，我都會以死相抗爭。” (譯自英文史料) 1863年11月，總理衙門正式任命赫德為總稅務司，駐上海辦公。赫德到任不久，就發生“蘇州殺降”事件。戈登因太平軍降將被殺和李鴻章發生衝突，憤然領軍回到昆山。清庭生怕戈登會步常勝軍前任統領白奇文的後塵，投奔太平軍，連忙請赫德居間調解。次年1月，赫德先到蘇州會見李鴻章。李鴻章詳細介紹殺降經過，並反複強調，殺降純屬他個人的決定，和戈登無關，願意向各方麵澄清事實，為戈登開脫責任。赫德得到李鴻章的承諾，這才到昆山去見戈登。 戈登得知赫德前來非常高興，特地舉行閱兵式歡迎他，兩人一見如故。赫德在昆山停留了三個星期，終於說服戈登回心轉意，同意前往蘇州麵見李鴻章。臨行前戈登對赫德說：“到蘇州後就說我是被你勸來的，這樣會讓你得到中國人的敬意。” 赫德見到李鴻章以後，卻隻說戈登自願前來。戈登和李鴻章的和解很成功，不久常勝軍就參加了常州之戰。常州攻克以後，清庭為了表彰戈登的功勞，獎勵他白銀兩萬兩。戈登勃然大怒，認為清政府把自己當成了雇傭兵，將朝廷特使趕了出去。 戈登的所作所為讓清庭摸不著頭腦，總理大臣文祥於是又請赫德出麵，去探戈登的口風。戈登答複說：“請轉告文祥，我不會接受金錢賞賜，但願意接受一套中國官服。” 清庭立刻封戈登為提督，賜穿黃馬褂，並將全套提督官服送到昆山。戈登回國前還專門穿上這套官服畫了一幅肖像。 4. 赫德治下的清朝海關 清朝的舊海關製度，雖然獨立自主，但架構落後，官員無能，很難管理兩次鴉片戰爭以後日益增長的進出口貿易。李泰國創建的新式海關製度，在赫德手裏得到進一步改進和完善。赫德治下的中國海關，采用當時先進的西方行政管理製度，對各地分關實行垂直統一領導。進出口貨物按章征稅，申報、查驗、估稅、審核、征稅、交款，直至驗放等各個環節，都有製度保障，嚴防舞弊。李泰國提出的“誠實、高效、熱心公眾服務”的海關行業道德，赫德繼任以後得到廣泛宣傳。這個時期海關的高效廉潔，和清政府上下的顢頇腐敗形成鮮明對比。 赫德非常重視海關人員的素質操行考核，健全了人事、財務、統計、審計、緝私、員工管理等多項製度。赫德專門在倫敦設立中國海關辦事機構，為海關招聘洋員。赫德治下的海關，高級管理職位全部由洋人充任。1875年，海關的洋員為408人，華人職員為1417人，十年之後，分別增長為524人和2075人。聘用洋員較多的一個客觀原因是當時缺乏精通外語的華員，這也是赫德後來創辦稅務專門學堂的原因。但赫德對華員並不信任，直到安格聯(F. A. Aglen 1869-1932)繼任總稅務司以後，華員才開始擔任高級管理職位。赫德治下的海關由於製度健全，組織嚴密，經受住了國內政局的多次劇烈動蕩。這套機構和製度被曆屆民國政府全盤繼承，一直運行到1949年。 赫德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責任。赫德出任總稅務司時，寫下這樣的信條：“不必用花言巧語，以中國的利益為重是必須遵守的正確原則。” 海關作為清朝的一個國家行政機構，在所有的通商口岸為中央政府征稅，根據清政府承認的條約管理對外貿易。赫德作為總稅務司，受聘於清政府，倘若有越權和失職，就要和李泰國一樣被清政府解除職務。赫德及所有聘用洋員，都得遵守中國政府的法律規定。海關稅收除行政管理費用以外，全部如數上交中央政府。 赫德治下海關總稅收不斷增加，從1865年的830萬兩增加到1875年的1200萬兩，而1885年增加到1450萬兩。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清朝的財政收入，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內，共計約六千萬兩。雖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來源於田賦，關稅已經占到20%。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根據《北京條約》的規定向英、法兩國各賠款800萬兩，用海關關稅支付，到1866年1月賠款全部清償，餘款解交部庫，增加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清政府對此大為讚賞，恭親王奏稱：“查數年以來，洋人充當中國司稅，辦理尚屬認真"，於是上諭議準“令洋人仍幫同司稅，厚以廩餼”。 清政府對海關關稅的分配使用有如下安排：百分之六十的關稅分撥給有關各省，用於中央直轄的地方事業，當時的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學堂、天津機器局、天津武備學堂、長江口至南京下關等九處炮台，以及後來的京師同文館、幼童赴美留學等洋務項目，經費均來自海關；餘下的百分之四十首先用作對英法兩國的賠款，賠款在1866年付清後，該款項就歸戶部掌管，動用這筆資金必須經特別申請，要得到皇帝的批準。1874年李鴻章就提出每年從這筆款項中撥出400萬兩作為海防經費，籌建北洋海軍，得到批準。新疆局勢吃緊以後，清政府又用這筆款項支付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軍費，這才有李鴻章和左宗棠的“海防”與“塞防”之爭。左宗棠西征三年總共耗銀3722萬兩，其中包括從幾家英國銀行借得的五筆總數為1470萬兩的貸款，由關稅作擔保，最後全部用關稅償還。 1885年，英國政府因為欣賞赫德調停中法戰爭的外交能力，打算請他出任英國駐中國、朝鮮全權大使。赫德經過深思熟慮，拒絕了這項任命。他在回複英國外交部的信中作出解釋，認為自己的調任，會使“各種各樣有益的結果，將由於海關落在別人手中而不幸崩潰，或者發生一種可怕的負麵發展，從而使海關變得沒有什麽價值。”“我所掌握的這個機構雖然叫海關，但它的範圍是廣泛的，它的目的是在各個方麵為中國做有益的工作。它確實是一個改革所有海關分支的行政管理和改進帝國行業應有的核心組織。因而首要的是，其領導權必須掌握在英國人手裏。這種領導權已經由於談論我的告退所引起的種種建議而受到危害。” 赫德這一席話，反映出他對總稅務司位置的戰略意義，理解非常透徹。 5. 幫辦清朝外交 對於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洋務派人物郭嵩燾曾用十二字加以概括：“一味蠢”，“一味蠻”、“一味詐”、“一味怕” - 因為愚蠢而行蠻，行蠻不逞則使詐，使詐不成則跪地求和。清庭“不揣國勢，不察敵情”，卻輕起釁端，結果必是割地賠款，“貽禍天下”。 1874年發生的“馬嘉理”事件，便是郭嵩燾所言的極好例證。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國軍官布朗率領一支“探路隊”經過雲南前往緬甸，隨行的翻譯官馬嘉理(Margary)持有總理衙門簽發的外交護照，依循國際慣例清朝地方官應該保護他的生命安全。馬嘉理一行拜見雲南巡撫岑毓英時出言不遜，岑毓英懷恨在心，表麵上熱情款待，派兵護送出境，暗地裏卻指使副將李珍國在騰衝伏兵截殺，結果馬嘉理等六人被打死。事後湖廣總督李瀚章、刑部侍郎薛煥來滇調查，岑毓英又謊稱馬嘉理為當地土人所害，審問時串通翻譯構陷不懂漢語的土人首領，企圖推卸責任。英國公使威妥瑪經過長達一年的深入調查，將此案弄了個水落石出，掌握充足證據，於是向總理衙門提出賠償、免厘等六項要求，並以下旗絕交、對華開戰相威脅。 事件伊始赫德就成為總理衙門和威妥瑪之間的聯絡員，澄清了幾次由於語言不通造成的誤會。由於總理衙門百般拖延，企圖蒙混過關，威妥瑪一怒之下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待命。總理衙門這才慌了手腳，命令赫德追到上海，避免談判破裂。赫德在上海勸得威妥瑪回心轉意，願意擇地再議。總理衙門答複說，可以在上海、煙台選其一，如果在上海談判，則兩江總督即為全權代表；如果在煙台談判，則直隸總督為全權代表。赫德和直隸總督李鴻章是故交，加之欣賞李的才幹，於是建議威妥瑪選擇煙台為談判地點。由於多艘英國軍艦開到煙台以武力示威，李鴻章動身前往煙台時，幕僚紛紛勸阻，提醒他吸取兩廣總督葉名琛的前車之鑒(葉名琛在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軍擄到印度)。 李鴻章雖然不願趟這潭渾水，但還是以國家為重，應約前來。他對赫德說：“你把我拖進這個爛攤子 - 如果談判失敗，我要承擔罪責；如果成功，我也沒半點功勞。” 赫德回答說：“隻要我們同心協力，就不會有問題。除非我們事先商量好，不要答應任何事情。” 談判期間，每天晚上10點，赫德就會來到李鴻章的房裏，兩人一起回顧當天的進程，商量次日的安排，一直談到深夜。在赫德和李鴻章的努力下，《煙台條約》順利簽訂，主要內容為：開放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通商口岸，擴大領事裁判權，各國租界內洋貨免收厘金；允許英國人入雲南調查，並可經甘肅、青海、四川進入西藏，轉赴印度等地。此外還規定有撫恤、賠償、懲凶、道歉等內容。 赫德和李鴻章經此次合作，結下深厚友情。以後赫德每每到天津辦事，必到李鴻章府上拜訪，共進午餐。午餐非常簡單，隻有一葷一素兩個菜，葷菜通常是一盤雞或一盤魚。赫德不吃魚，於是這盤魚就送到隔壁李鴻章夫人用餐的房間去。赫德一次和朋友提到此事，感歎李鴻章身為總督，生活卻如此儉樸。幾個月以後，赫德又到李鴻章府上作客，開飯時李鴻章卻叫人上滿漢全席，讓赫德非常訝異。李鴻章說道：“這樣你就不會跟別人說在我這裏吃得象苦力一樣。” 赫德立刻表示他其實很欣賞李鴻章的樸素，如果以後李鴻章如此招待他，他就不敢再來作客了。 赫德調停中法戰爭是他的另一外交力作。中法戰爭不同於兩次鴉片戰爭，完全因為法國侵略越南而起。越南傳統上是中國的藩屬，中國的確有保護越南的責任。中國經過二十年的洋務運動，國力大為增強，全力和法國一戰未必會輸。但此時日本、俄國在北方虎視眈眈，法國為了牽製中國，特意和日本勾結，使其在朝鮮生事，發動“甲申政變”，企圖攫取朝鮮。俄國強占伊犁未成心有不甘，在北方邊境也蠢蠢欲動。中國周邊形勢緊張，自顧不暇，況且戰爭耗費巨大，替越南出頭就顯得力不從心。但朝中以張之洞為首的清流派力主和法國一戰，而清軍也進入越南北圻駐防。李鴻章則主張放棄越南，通過條約固定中越邊界，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赫德認為：“中國如僅單獨對付法國，我以為能夠好好地打一仗，但是一旦中法真正開火，日本就會跟法國合作，在法國所能派出的一萬人之外，再添上三萬兵力，朝鮮也許會叛變，三合會等等也許會在內地造成擾亂，俄國也許又在邊境上拿去一大塊，前途真是夠嚴重的！” 1883年12月，當清庭在戰、和之間遊移不決之際，戰爭爆發。兩萬法軍攻勢淩厲，清軍和黑旗軍共十幾萬人屢戰屢敗，丟失山西、興化、諒江、北寧等城，一直退到諒山。1884年5月停戰，李鴻章同法國代表簽訂《中法簡明條款》，規定北圻歸法國人保護；中國將在北圻的部隊調回國內；法國不向中國索取賠款；中國允許法國通過北圻向中國內地通商；法國與越南議改條約時，不插入傷礙中國威望體麵的字眼等等。但不久中、法軍隊在越南黎山再起衝突，戰火重燃，李鴻章的外交努力失敗。8月，法國海軍攻擊馬尾軍港，福建海軍全軍覆沒，馬尾船廠被毀。10月，法軍進犯台灣，占領基隆。次年3月，桂軍老將馮子材指揮“鎮南關大捷”，才暫時遏製住法軍的攻勢。 正在中、法激戰之時，赫德奉總理衙門之命，開始秘密調停工作。為了不走漏消息，赫德指示海關駐英代表金登幹直接與法國政府商議停戰，連李鴻章都不知道此事。金登幹和法國訂立《停戰條件》，清庭認為可以接受，這才公開宣布停戰撤兵，令李鴻章和法國代表再議和約。1885年6月9日，李鴻章與巴德諾簽訂《中法新約》，結束了戰爭。《中法新約》的內容基本上就是法國戰前提出的要求。中法戰爭耗軍費三千餘萬兩，而福建海軍、馬尾船廠、台灣各地的損失還不算在內，有專家估價，全部損失將近一億兩，足夠置辦幾個北洋海軍。清政府因為中法戰爭舉借外債兩千萬兩，剛剛好轉的財政狀況又趨惡化。 1901年4月，赫德參與清政府與八國聯軍的議和談判，向外務部提出賠款辦法。赫德所提供的關於清政府財政狀況的報告，各國公使都作為談判依據。他關於賠款及其擔保辦法的意見，絕大部分被采納，寫入《辛醜條約》。 6. 赫德的改革建言 赫德不但在總稅務司任上兢兢業業，貢獻巨額關稅收入緩解清政府的財政困難，代表清廷與各國政府談判，盡量維護中國利益；他還提出非常中肯的改革建言，為中國擺脫內憂外患的困境，繁榮富強出謀劃策。 1866年，赫德撰寫了《局外旁觀論》，提出一攬子全麵改革清政府的建議。該文件和英國駐華公威妥瑪所作的《新議論略》一起遞交清政府的總理衙門，旨在指引中國的自強革新之路。赫德首先指出清政府統治的嚴重腐敗，已經陷中國於岌岌可危的地步：“種種非是，以至萬國之內，最馴順之百姓，竟致處處不服變亂。” 這種製度性腐敗導致民不聊生，如果不能有效根治，中國則要麽亡國要麽被列強瓜分。 赫德還強調理性外交的重要性，如果處理不好與西方列強的關係，中國的一切改革便無從談起。“居官者初視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 赫德勸誡清政府放棄天朝中心論的虛榮，以平等理智的態度處理國際關係。他提出的改革建議首先是轉變觀念，拋棄妄自尊大的心態，然後虛心學習西方，借西法以自強，隻有這樣才能維護主權和強國富民。赫德並不諱言這些改革也有利於西方各國：“一則中取前項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則內地從此容易治平，外國民人來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國亦無可慮；其最為欣悅者在此。” 但是“外國雖受其益，中國受益尤多。” 聯想到同時期日本的崛起，以及當代中國二十多年來的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我們不能不承認赫德建言的正確性和前瞻性。 雖然赫德的建議並未受到朝廷的重視，卻影響了一大批手握重權的洋務派人士，為中國的近代化起步提供了思想資源。李鴻章概括洋務運動的八個字，道出了赫德建言的真髓：“外須和戎，內須變法。” 但當時洋務派思想仍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連李鴻章這樣的有識之士也認為“中國的文武製度，事事遠在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 嚴複回憶在中法戰爭以後與赫德的一次談話中，赫德指出中國的強盛決不能隻求船堅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予建立強大的海軍之上，沒有社會的整體改革，再強大的海軍也無濟於事：“然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於海軍，未見其益也。” 赫德的一席話已經預示了洋務運動最終失敗的命運。 赫德不但提出改革建議，也操辦了一些有利於中國進步的實事。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開辦同文館。同文館是1868年由海關創辦，教授英、法、俄3種外語，以及天文、格致、算術、法律等學科。同文館在海關編製之內長達30餘年，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西文翻譯和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人才。其次是創辦郵政，1868年海關建立京滬間官方郵件傳遞業務，後逐漸擴展至全國，開始經營私人郵件傳遞，而且與國外聯網，通郵至世界各地。由於管理好，效率高，到1896年，清政府命令海關兼辦全國郵政，以取代落後的官方驛站和民間信局。此外還有建立海務，海關於1868年成立海務部門，工作範圍有勘測、疏浚航道、繪製航行圖表、製定航行規程、建築燈塔等助航設備、港區規劃管理、航行氣象保障等等。海關在各主要港口均設有檢疫站，監控疫情。經過海關的有效管理，當時中國一些沿海港口的海務水平已經能和歐美看齊。 7. 赫德的曆史作用 赫德在48年總稅務司任期內，深得清政府倚重和讚賞，不斷得以加官晉爵。1864年赫德被授予按察使銜（三品）；1869年被授予布政使銜（二品）；1881年被授予頭品頂戴；1885年被授予雙龍二等第一寶星、花翎；1889年被授予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太子少保銜；赫德病故後，清政府追封赫德為太子太保。為了表彰赫德維護英國在華利益所做的貢獻，英國政府於1879年授於他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十字勳位爵士，1889年授於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大十字最高級勳位爵士，1893年封他為男爵。1908年，73歲的赫德告假回國。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於英國的白金漢郡，至死才卸任。 赫德治下的清朝海關，為中國近代化進程作出貢獻，其積極作用不容抹殺。但我們必須認識到，赫德的海關，依然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中國的工具。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海關進口稅率，一直保持在5%的水平，而同時期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無不實行關稅壁壘，保護民族產業。以美國為例，十九世紀上半葉進口關稅曾高達50%。1857年國會立法降低關稅，以後進口稅平均仍在20%左右。5%的進口稅率使西方國家的工業品充斥中國市場，完全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也壓製了民族工業的發展。赫德的海關，其實是在維護大英帝國的殖民經濟體係，使中國和印度一樣成為原料產地和英國工業品的市場。 赫德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自然要維護大英帝國的利益。赫德之所以為清政府鞠躬盡瘁，還是因為維護清政府的統治，促進中國的繁榮和貿易的發展，符合大英帝國的利益。赫德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在客觀上的確使中國在許多方麵獲益匪淺，但不能因此便將赫德美化成一個大公無私的國際主義者。中國的繁榮富強，並不能指望赫德這樣的局內旁觀者，最終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奮鬥。 【資料來源】 “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Julia Bredon (Author), Hutchinson Co., London 1909 《劍橋中國晚清史》 《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作者：袁偉時，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局內旁觀者 - 赫德》作者：邱克，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赫德與中國海關》作者：魏爾特，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上海海關誌》 《清史稿》 《李根源紀瑪嘉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