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驕雄之三：鴉片販子和國會議員 (圖)

“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係的體係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代表的是道義原則，而最現代的社會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 - 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 馬克思 《鴉片貿易史》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教會組織非常活躍，他們從宗教和人道主義立場出發，針砭社會惡疾，擁有強大政治影響力。比較突出的是當屬新教福音派人物維伯弗斯(William Wilberforce)領導的“聖徒”組織，是英國廢奴運動的核心，正是他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促成了1834年“廢除奴隸製法案”的通過。這個時期，教會組織成為英國的良心，為大英帝國在海外的殖民掠奪行徑設置了一個道義底線。 廢奴運動勝利以後，數年間英國教會組織失去了奮鬥目標。幸好英國的殖民擴張並不缺乏劣跡，1839年從中國傳來消息，清朝政府開始雷厲風行地禁煙，一批英國的鴉片商人被拘留，而價值兩百五十萬英鎊的鴉片被銷毀。代表商人利益的政治勢力立刻要求英國政府出兵，解救人質，逼迫中國政府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地位；而英國聖公會也立刻行動起來，強烈譴責鴉片貿易是邪惡行徑，本應予以禁絕，抨擊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補償鴉片商人。1840年1月英國議會兩院開會之際，中國的鴉片危機已經成為焦點話題，而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英國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 公開表示，政府不會為補償鴉片商人的損失而花費一分納稅人的錢，但在出兵的議題上含糊其辭。 1840年2月，英國在野的保守黨領袖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在下議院提出議案，譴責政府出兵中國解決鴉片危機。此案如果得以通過，則可以有效阻止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這樣在英國議會大廳裏展開的一場激烈的政治角力，將決定中國以後一百年的命運。 1. 鴉片貿易 促使英國大規模向中國走私鴉片的原因，是英國對中國巨大的貿易逆差，主要源於英國從中國大量的茶葉進口。1664年，當時的英王查理二世得到了兩磅來自中國的茶葉饋贈，從那以後短短五十年，茶成為英國人最喜愛的飲品，每年從中國進口達一千二百萬磅，而英國政府對茶葉進口課稅100%，使其成為政府的一項主要財政來源之一。因為茶葉關係到英國的國計民生，國會甚至立法規定東印度公司必須經常保持一年供應量的存貨。1701年到1759年，英國從中國的進口額兩千六百萬英鎊，而向中國的出口僅僅九百萬英鎊，貿易逆差驚人。為了扭轉貿易逆差，東印度公司費盡心計，終於找到了鴉片這種毒品。 鴉片俗稱大煙，是由罌粟果中的汁液提煉而成的。罌粟原產於土耳其，後來傳至阿拉伯、印度，到英國殖民時期，印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罌粟產地。罌粟是一種美麗的草本植物，其花色彩鮮豔，有猩紅、橙紅，粉紅或白色幾種；其果實呈球狀，內含白色的汁液。罌粟果汁含有大量的生物堿，嗎啡因、可卡因、那可汀等化學物質，提煉而成的鴉片具有提神、止瀉、鎮痛、辟瘴等作用，中國從唐朝時開始從阿拉伯輸入少量的鴉片作為藥材。荷蘭殖民主義者為了毒害爪哇人民，穩固其殖民統治，從1659年開始將鴉片銷往巴塔維亞(今雅加達)，以後一百年裏，每年有100噸的鴉片運來爪哇銷售，使吸食鴉片的惡習傳遍了南洋地區。十八世紀初，大約每年有200箱的鴉片從南洋流入中國，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729年，雍正皇帝頒布了中國曆史上第一道禁煙令。 東印度公司從一開始就了解中國對鴉片的禁令。自從壟斷印度罌粟生產以後，東印度公司並不想從事鴉片貿易，觸犯中國法律，而危及其它合法商品的貿易。1772年，東印度公司總督黑斯廷(Warren Hastings)認為鴉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種有害的奢侈品，應該禁止銷售”，並建議英國政府嚴控鴉片在國內的消費。但以後東印度公司遭受的財政困境迫使黑斯廷改變了他的鴉片政策。當時中國對外貿易隻接受西班牙的一種銀幣結算。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以後，西班牙支持北美殖民地，和英國關係破裂，英國因此失去了銀幣來源，無法支付中國的茶葉貨款。於是在黑斯廷譴責鴉片是“有害奢侈品”十年後，東印度公司兩艘商船滿載3,450箱(每箱為140磅)鴉片駛往中國，開始了英國對中國長達135年的鴉片貿易。從此以後，銷往中國的鴉片逐年增加，到1804年使英國取得了對中國貿易的收支平衡。 在1820年以前，東印度公司相當明智地將輸往中國的鴉片控製在五千箱以內，並把價格保持在較高水平，這樣使鴉片隻在小範圍內消費，不至於引起政府的關注。1820年以後，這種局麵被打破。由於蒸汽機的大量使用，英國紡織工業生產能力大增，開始向印度傾銷廉價的紡織品。印度因此出現大量貿易逆差，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對中國的鴉片出口。182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為4,244箱，1830年就劇增至18,956箱，1838年更增至4萬箱。大英帝國的“東方三角貿易體係”(即英國的紡織品輸往印度，印度的鴉片輸往中國，中國的茶葉、絲綢輸往英國)中，鴉片貿易是最重要的一環。到鴉片戰爭前期，英國和中國的貿易占整個海外貿易的六分之一，而鴉片占所有中國貿易的三分之二。鴉片戰爭前的十年間，中國出口額七百萬銀元，進口額(主要是鴉片)竟高達五千六百萬元。 2.怡和洋行 1833年，英國議會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同中國貿易的權力。在這前後，大批商行應運而生，迅速填補了東印度公司留下的空白。這些商行當中最著名的應屬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怡和洋行由英國商人查頓(William Jardine)和馬地臣(James Matheson)於1832年7月1日組建。以後的數年間，怡和洋行成為規模最大的鴉片走私集團，而查頓被廣東商人稱為“大班”。 查頓1784年生於蘇格蘭，18歲從愛丁堡醫學院畢業以後，就來到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上當醫生，這一幹就是14年。1807年，查頓離開了東印度公司，先效力於幾間小商行，然後成為馬格尼亞克商行(Charles Magniac Co.)的合夥人。1828年，查頓遇到了出身蘇格蘭貴族的馬地臣，兩人誌同道合，後來一起組建了怡和洋行。查頓和馬地臣優點互補，配合默契，查頓是出色的戰略家和談判高手，而馬地臣是優秀的管理人才，負責洋行的金融財務。怡和洋行除了走私鴉片以外，其它業務還包括將香料和蔗糖從菲律賓進口到中國；將中國的絲綢和茶葉出口到英國；辦理貨運票據和保險；出租碼頭和倉庫；以及提供進出口信貸等等。 查頓性格專橫自負，他的辦公室沒有為客人準備的椅子，來訪者必須站著說話。一次查頓到廣州分行視察，發現分行出現人事危機，雇員和管理層勢不兩立，業務陷入癱瘓。查頓接過這個爛攤子，隻用幾天功夫就將各方麵擺平，使分行恢複運營。在和清朝官員的一次交涉中，憤怒的圍觀群眾扔石頭擊中查頓的腦袋，查頓不僅毫發無爽，而且麵不改色，從此被當地人稱為“鐵頭老鼠”。 查頓對滿清政府外強中幹的實質有清醒的認識，很早就主張用武力打開中國國門。他說：“中國地大人稠，隻要全麵通商，我們有多少就可以賣多少。麵對這樣一個幾艘炮艦停在岸邊開幾炮就可以製服的政權，我們不能允許大英帝國的貿易受製於他們的反複無常之下。一場同中國的戰爭能夠帶來碩果累累，我毫不懷疑。” 為此查頓特地派遣馬地臣於1834年回到英國，去遊說當時的英國外相 - 滑鐵盧戰役的英雄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威靈頓公爵顯然不感興趣，馬地臣後來寫道“被這個愚蠢而傲慢的老家夥羞辱。” 大概覺得馬地臣缺乏社交才能，查頓於1838年親自前往英國遊說。 1839年，道光皇帝派林則徐到廣東禁煙。林則徐雷厲風行，於3月27日扣押廣州城裏包括馬地臣、顛地(Lancelot Dent)等大小鴉片販子，勒令他們交出囤積的鴉片。駐廣州的英國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向商人們許諾政府會賠償他們的損失，才說服這些要錢不要命的走私犯陸續將鴉片交出去。兩個多月後，收繳的兩萬多箱鴉片在虎門被銷毀。這些鴉片按照當時的市價約值一千萬英鎊，但英國政府隻願意按成本價補償鴉片商人，也就是兩百五十萬英鎊。 3. 道義和功利的較量 查頓在英國得到虎門銷煙的消息立刻行動起來，他糾集數百名商界的頭麵人物聯名向英國外相巴麥尊遞交一份請願書，要求出兵解決“中國問題”。查頓還準備了一份文件，包括詳細的作戰計劃、地圖、兵力部署和向中國提出的賠償要求等等，這份文件史稱“查頓密件”(Jardine Paper)，是英國後來發動鴉片戰爭的主要決策依據。 1839年10月1日，英國內閣會議正式作出出兵中國的決議。《泰晤士報》立刻刊出頭條：“向中國宣戰了！” 英國好戰分子將一個熱氣球升上天空，氣球上懸掛大幅標語，號召征服中國，將其變為一塊殖民地，成為英國王冠上更大的一顆寶石！《孟買公報》醺醺然地幻想著：“請想象一下這樣的情景：中國的皇帝成為領取大英帝國退休金的傀儡，而來自英國的總督管理著中國的事務！” 人們興致勃勃地談論，如果印度是英國的金礦，中國會是英國的白金礦！整個英國沉醉於開疆拓土的帝國夢想和對巨大利潤的幸福展望之中。 事實上，當時大多數英國人都明白鴉片的危害。每年有大約300箱鴉片從印度流入英國，製成鴉片酊(Laudanum),主要售給底層的勞工和貧民，導致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一些重要的英國政壇人物也染上了煙癮，比如印度的征服者克萊夫(Robert Clive)，就是死於過量吸食鴉片。一個名叫賽華爾(Algernon Thelwall)的聖公會牧師特地撰寫了題為“鴉片貿易在中國的罪惡”(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的傳單，得到廣泛關注，在《倫敦泰晤士報》全篇轉載。倫敦“東印度和中國商會”主席拉蓬(George Larpent)向巴麥尊表示，如果中國政府真心要禁絕鴉片貿易，英國應該用別的商品貿易收入來購買中國茶葉。但是拉蓬並沒能推薦一種商品來替代鴉片。 英國商人金(Charles King)在廣州被扣押期間寫信給義律，請求他終止鴉片貿易。這封信也被聖公會製成了傳單到處散發。處於風暴中心的商務總監義律內心非常矛盾。他在給巴麥尊的信中，一方麵堅決支持出兵中國， “在我看來，麵對(中國)這種不公正的暴力行徑，最好的回應是不假任何言辭的迅猛一擊。” 另一方麵，義律也讚同英國教會組織對鴉片貿易的譴責，“沒有人比我更憎恨強加於中國海岸的罪惡走私行徑，這和海盜行徑並無二致。作為政府官員我一直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譴責這種行徑，並且因此得罪了我生活多年的社區裏的許多私交。” 義律並不知道，對鴉片貿易的強硬態度將葬送他的前程。 1840年3月在英國下議院舉行的一次辯論中，年僅三十歲的保守黨議員格拉斯通(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對鴉片貿易發出最強烈的聲討。格拉斯通出身利物浦的一個貴族家庭，早年在牛津大學學習古典文學和數學，23歲就當選為保守黨議員。格拉斯通對鴉片的厭惡有他個人的原因。格拉斯通的妹妹海倫一次生病使用了鴉片酊止痛，結果不幸上癮，成為當時英國貴族圈子裏的一樁醜聞。格拉斯通為了給海倫戒毒想盡辦法，前不久還帶她去意大利治病，隻不過勞而無功。回到英國後格拉斯通精神崩潰，大病一場，直到議會辯論前才痊愈。 針對保守黨領袖皮爾提出的譴責案，下議院舉行了一場事關中國前途的辯論。麵對反對黨的指責，89歲的國防大臣、曆史學家麥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身上裹著一麵米字旗，訴諸最低等的愛國主義情緒，提醒大家鴉片販子們“來自一個從不知失敗、屈服和羞辱為何物的偉大國度，” 並聲稱“我殷切期望這場辯論能夠導致輝煌的結果，使大英帝國的威名和財富都得以維護。” 格拉斯通此時站了出來，發表了他一舉成名的演說： “他(指麥考雷)是否知道走私進入中國的鴉片都來自英國在印度的港口？而我們的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製止這種非法走私？如果我們能遏製印度罌粟的種植，阻止鴉片從印度港口輸出，摧毀伶仃島上的倉庫，斥之為道德淪喪之行徑，我們即使不能根除，也可以重創鴉片貿易。” “他們(指中國政府)提前要求你們放棄走私貿易，當你們據不從命時，他們有權利以繼續從事邪惡的走私行徑之罪名將你們驅逐出境…我認為正義在他們一邊，而當這些半開化的異教徒們站在正義的一邊，我們這些文明開化的基督徒們卻從事著與正義和教義相背離的行徑…我不知道世上還有其它非正義的戰爭更甚於此，每一步的處心積慮都將使這個國家蒙受永久的恥辱。現在，被高貴的爵爺(麥考雷)裹在身上的旗幟，已經變成了一麵海盜旗，為臭名昭著的毒品走私保駕護航。” 格拉斯通還指出中國政府禁絕和沒收鴉片並不是挑戰英國權威、侵犯英國利益，而是行使主權的正當行為。他甚至冒著斷送政治前途的風險，替中國政府在廣州英國會館附近的井裏下毒的舉動辯護，認為這是為了驅逐鴉片販子的合理做法。格拉斯通明白公眾立場已經傾向於出兵，因而沒有要求執政黨停止戰爭準備。 巴麥尊的反詰將中國鴉片的泛濫歸罪於消費者，而不是銷售者。鴉片貿易在中國屬於“一方願買，一方願賣”，如果英國停止鴉片貿易，其他國家諸如土耳其和美國等等會立刻填補英國離去的空白，供應數以千萬計渴望的中國消費者，使英國白白損失每年數百萬英鎊的稅收。言下之意，雖然英國明白鴉片的危害，但其帶來的財政收入太重要，英國已經欲罷不能。巴麥尊還將鴉片貿易和整個中國貿易混為一談，他當堂朗讀了查頓請願書的片段：“除非政府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同中國的貿易將無法在保證生命財產安全、對大英帝國有利可圖的條件下進行。” 巴麥尊並沒有忽視社會上反對鴉片貿易的呼聲，他冠冕堂皇地聲稱：“英國政府絕不想質疑中國政府禁止鴉片貿易的權利。” 英國皇家海軍到中國去，不是為了促進鴉片貿易，而是保護英國僑民，防止人質危機再次發生，維護大英帝國的尊嚴。如果鴉片貿易因這次軍事行動而蓬勃發展，這隻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英國財政大臣白令(Francis Baring)質詢巴麥尊，出兵中國的軍費從何而出？本屆政府債台高築，國庫幾乎破產，近三年每年的財政赤字高達一百多萬英鎊。國防大臣麥考雷提出了一個創見：讓中國人掏錢。麥考雷認為和中國的戰爭將速戰速決，然後英國可以用武力迫使中國賠款，以支付軍費和補償鴉片商人的損失。 巴麥尊的功利主義顯然比格拉斯通的道義原則更有說服力，在隨後進行的投票中，反對黨的譴責案被下議院以271票對262票否決，這9票之差決定了中國以後一百年的命運。 1840年6月1日，商務總監義律的堂兄、海軍上將懿律(Sir George Elliot)率領3艘74門炮的戰列艦，5艘巡洋艦，8艘護衛艦以及4艘蒸汽炮艇，護送滿載四千名蘇格蘭和印度士兵的運輸船，從新加坡殺氣騰騰駛向中國。7月5日，英國艦隊開始進攻舟山群島，兩天攻下定海。英國艦隊後麵緊緊跟著43艘鴉片商船，定海陷落以後成為鴉片貿易的中轉站，5個月之內有一萬兩千箱鴉片在這裏轉賣中國內地。 英國艦隊司令懿律開始還竭力阻止鴉片販子發戰爭財，但議會批下的軍費很快告罄，懿律隻得發售債券籌集軍費。他發現鴉片販子們是債券的唯一買家，也就對他們的勾當不聞不問了。馬地臣在日記裏寫道：“懿律將軍在舟山禁止鴉片貿易的舉動，表現出他對鴉片貿易的惡意，和商務總監義律同出一轍，這種惡意曾經給我們帶來許多麻煩，使我們非常不安。但是顯然他們除了借用鴉片銷售的貨款，沒有其它辦法籌集軍費，我們認為懿律將軍將不可避免給鴉片貿易一些活動餘地。” 尾隨英國軍隊而來的除了鴉片販子，還有傳教士醫生。英國教會組織見無法促使政府禁止鴉片貿易，隻得跟在後麵盡力做一些亡羊補牢的工作。一個名叫洛克哈特(William Lockhart)的倫敦傳教士協會代表在定海開設了一個醫療中心，專門救治鴉片中毒的病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醫院由英軍士兵站崗守衛。到1840年底，該醫院收治病人1,600名。 4. 曆史的車輪 1841年6月，自由黨政府垮台，皮爾爵士領導的保守黨上台執政。雖然保守黨在野時強烈譴責鴉片貿易，上台以後卻繼續自由黨政府發動的鴉片戰爭，充分體現了英國議會民主政治的兩麵性和虛偽性。1843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中國賠款兩千一百萬元，割讓香港，開放廣州、上海、寧波、廈門和福州通商，進口稅降至5%。雖然答應了英國絕大多數條件，清政府堅決拒絕鴉片合法化，英國迫於國內輿論壓力，沒有再堅持，但警告中國政府不得幹涉鴉片貿易。英國要求的鴉片合法化直到十五年以後的《天津條約》才得以實現。 中國的鴉片進口從此以後逐年增長，1858年增至七萬箱，1880年更增至十萬五千箱，達到最高點，吸食鴉片的人口達到四千萬。這以後，鴉片進口逐年下降，其原因是從1858年鴉片合法化以後，清朝為了抗衡印度鴉片的進口，緩解貿易逆差，開始鼓勵鴉片自給。很多省份把寶貴的耕地全部或大部改種罌粟，導致後來的數次大饑荒。邊遠地區的罌粟種植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 1906年，清政府再次試圖拔除鴉片這個社會毒瘤，而這一次英國政府予以配合，雙方相約以十年為期，逐步減少鴉片的種植和貿易。到1917年，英國全麵停止了對中國的鴉片進口，此時距離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販運第一船鴉片已有135年。費正清評論道，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貿易是“現代持續時間最長，組織最有效的國際犯罪。” 查頓眾望所歸，於1841年當選為英國國會議員。1843年，查頓得暴病身亡，時年58歲。巴麥尊滿懷深情地懷念查頓：“沒有他的英明指引，我們在中國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查頓死後，馬地臣接替他的議會席位，充當國會議員長達19年。馬地臣於1846年被英女王封為爵士，後來還當選為皇家協會(The Royal Society)會員，出任英國國家銀行行長。馬地臣是當時英國僅次於女王的大地主，他買下蘇格蘭海邊的路易斯島，花了五十萬英鎊修建一座城堡。馬地臣於1887年去世，享年91歲。 義律因為和琦善訂立《穿鼻草約》僅僅索賠六百萬元，被英國政府撤換。繼任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主持了《南京條約》的簽訂，將價碼抬高到兩千一百萬元。義律後來被調到百幕大、特立尼達和聖赫那拉等無足輕重的島嶼擔任總督，鬱鬱不得誌；而璞鼎查則得到了印度馬德拉斯總督這個肥差，以及每年1,500英鎊的退休金，也顯示了英國政府的賞罰分明。 格拉斯通後來倒向自由黨，成為英國十九世紀著名的政治家，四次出任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格拉斯通對英國以後幾次殖民戰爭一直持批判態度，他的思想被稱為“格拉斯通自由主義理論”(Gladstonian Liberalism)，強調提高人權，縮減政府規模，促進和平以降低軍費開支，改革政府機構使人民擁有更多的自由等等。格拉斯通從1849年開始還積極投身於“拯救墮落婦女”的運動，走上街頭勸說妓女從良，並給她們提供就業機會。從事這項活動時，格拉斯通多次受到誘惑，他的日記上時常出現鞭子的記號，表示他內心的某些念頭應該受到鞭策，但這些鞭子記號無一和鴉片貿易有關。格拉斯通主持的曆屆政府都沒有對猖獗的鴉片貿易有所作為，而中國的鴉片進口在他當政的1880年達到曆史最高點。格拉斯通能夠因為對妓女動心而受到良心譴責，但卻可以坐視鴉片在中國泛濫而心安理得，體現了他道義原則的雙重標準。 怡和洋行後來發展成為亞洲最大的商行，被稱為“太子行”，一百多年來一直是香港除了政府以外的最大雇主。怡和集團1967年成為上市公司，但查頓家族依然控股。查頓家族是美國小說家克拉維爾(James Clavell)的名著《大班》和《豪門》的原型。 5. 結語 英國國內少數人良心未泯的道義呼聲，最終還是淹沒在舉國上下急功近利的喧囂之中。麵對道義和功利的抉擇，英國拋棄了道義，選擇了功利，將中國投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使鴉片在中國為害一百多年，千萬生靈塗炭，其罪行謦竹難書。歸根到底，道義隻不過是大英帝國麵上的一層厚厚的脂粉，用於美化其醜惡的嘴臉。 從另一個角度看，鴉片戰爭也證明了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殖民主義者掀起的浪潮席卷世界，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國終究逃不過他們的魔爪，被打開國門是遲早的事情。雖然道義的力量近一百年來不斷壯大，但改變不了這個世界弱肉強食的本質。落後就要挨打，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一個國家的尊嚴和利益還是要靠自己的實力維護，絕不能寄希望於侵略者的良心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