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韓少功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約束和引導機製，一個扁平的世界就是沒有方向的世界，是無深度和無高度的世界。
時值二十一世紀，人類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選擇權，但為什麽從這時起人類倒變得如此猶疑不定、六神無主、手足無措、茫然無計，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賴和需要的東西？如果人類長期處於這樣一種文化消費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對抗，那麽這種所好即所疑、所樂即所恥、所愛即所憎的左右兩難，是不是一種文化狂歡之下的精神死機狀態？
一
作家最好不要過多惦記前輩的紀念館。那些紀念館展示了激動人心的精神高蹈，相關操作經驗卻難以複製，在時過境遷的另一個時代很可能失靈。如果把大師當摹本，在紀念館裏凝定夢想，立誌成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麽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長矛的天真出征。
這是因為大師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產；而且在當今這樣一個劇變的時代，哪怕真有托翁與莎翁再世，哪怕他們手裏集有先賢的全部經驗和手段，恐怕也不夠用了。
人很難在不同時間踏進同一條河。
文學的認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網絡、影視、廣播、甚至報紙的時代，作家就是一個個信息中心，是社會萬象和人生百態的主要報告人。隻要不是寫得太爛，他們怎麽寫都新鮮，怎麽寫都開眼，怎麽寫都有好奇的讀者，其小說、散文、劇本、詩歌都是“黃金時段”和“報紙頭條”——假如那時也有這些概念。如果他們心一橫，敢言人之怯於言，便更是振聾發聵的意見領袖，足以爆破整個社會認知成規。問題在於，新聞業正在從作家手裏接管這一業務。後來居上和異軍突起的新聞業迅捷而龐大，呼風喚雨，無所不至，對人世間每個角落的動靜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認知過濾，比作家總是快上一步。於是，靠文學來擴展見聞和傳播知識必定低效。文學“信息量”偏少已成為讀者們普遍的抱怨。作家們即使操弄個性化、具象化、虛構化、深度化等祖傳利器，但就一般情況而言，要把新聞業濾下的殘渣做成佳肴，確已難度大增。
文學的娛樂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學最為火熱的時代，一定是電子遊戲、流行音樂、夜總會、旅遊、動漫、選秀、T台 等尚未普及的時代。那時候的戲劇如同節日，詩歌如同美酒，小說與散文是最佳休閑場所，具有娛人耳目的相對優勢。洛陽紙貴、鑿壁穿光、一書難求、接力夜讀等情景大概就是這樣出現的。問題在於，娛樂業也在從作家手裏接管這一業務。謀求神經亢奮，尋找感官刺激，竊窺人性隱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學之外。即使是講故事，影視公司似乎能做得更為有聲有色和規模宏偉。那麽，還有什麽理由要求一般尋樂者繼續對文學的忠誠？有什麽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 學文科生，把魯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視為沉重的學業負擔？文學的文字美、結構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應訓練的讀者那裏正成為入門頗難的智力運動項目，正在日益小眾化與專業化，難道不是極為正常的結果？有些變化是可逆的，有些變化是不可逆的。文學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不可逆變化，是以電子化和數碼化為特征的新興傳播手段，一如以往紙的發明、印刷的發明，正在使文學猝不及防地闖入了陌生水區。
美國學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L.Friedman)幾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書，認為因特網的廉價推廣，促成了技術、資本、信息三個“民主 化”同時到來，深刻改變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但談得不夠多和不夠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學。“民主化”的文學是否可能？如果說“民主化”意味著一個有核心、有級差、有組織的塔狀結構，讓位於一個無核心、無級差、無組織的麵狀結構，那麽這一前景是否值得萬眾歡呼？或者是否僅僅值得歡呼？
這當然是更為複雜的一個問題。
二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眾聲喧沸。從原則上說，由編輯、審查、批準一類關卡所組成的文化權力體係幾近瓦解，每一個IP地址自由發聲，都可能成為強大的文化媒體。英才慘遭埋沒的可能，偽學與贗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傳統意義上都會減少。全民批評權的運用，也是一種有益的破壞性檢驗。不過問題的另一麵，是胡說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產，優秀者至少沒有數量上的優勢。一旦優劣平權成了優劣俱放，文化產量中庸質與惡質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產能不僅無法淘汰，還可能日益滾大和坐大。一些優秀作品即使生產出來，也可能在過量的文化淹沒中，在受眾們暴飲暴食式的閱讀之後，在食欲不振的這些快餐者們那裏，出現影響力的嚴重折扣。一旦腸胃已經吃壞了，再多的良藥也都無濟於事。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多數為王。在一般的情況下，有些潮流可以修複民眾良知，是真理的脫穎而出；有些潮流泯滅民眾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橫行。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多數人的理解力構成潮流的邊界，那麽大眾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機會，而冷門的、偏僻的、艱險的、高難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則可能缺氧。進一步說，市場總是嗅覺靈敏地跟蹤多數，跟蹤購買力的所在，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它們必然就低不就高，隨眾不隨寡，視高深、高難、高雅為營銷毒藥，並有足夠的本領使輿論、獎項、教育、權力等資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權和垃圾霸權。一種品質趨下的文化誘導機製，在這種情況下幾乎難以避免。
一個“扁平”的世界還有易破難立的特點。特別是自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敬畏感隨著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從更流行，權利比責任更動心，無論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獲得解構主義一番學術裝備後更是見立必破打倒一切。這一過程削弱了上帝與王權，清算了教條與偽善，其功績不可低估；但無政府式的激進狂飆若無解藥，其結局必是相對性等同虛無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識難以達成，真理永遠缺位。真理也許還是有的，但在很多時候隻剩下每個人那裏“我”的真理，即自戀、自閉、自利的各種強辭，甚至是專職扒糞的哄客四起 ——這不過是社會淪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聖人、先知、導師一類從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體。一個個公權政府在這樣的逐利時代也更像個總務處，無心也無力充當精神旗幟，無心也無力實施有效的社會調控。避罵自保的公關活動已夠他們忙的了，討好票源和收買民意已夠他們累的了，他們哪還有建構民族與人類精神的遠大抱負和堅定行動？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約束和引導機製，一個扁平的世界就是沒有方向的世界，是無深度和無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們通常也形同刺蝟而不是獅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在生態、經濟、政治等重大危機逼近之前，在民眾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況大體如此。
三
這個時代當然還有文化，有文化運動與文化衝突，也不乏輪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過，與傳統意義上的聖人、先知、導師不同，很多現代文化偶像形式大於內容，迎合多於獨行，公關造勢優於埋頭苦幹，成功獲利重於大道擔當。這些人不過是營構一種虛假的方向，在無方向時代滿足一種偶像消費，其中既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拜， 也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毀。在這裏，狂拜或狂毀隻在一念，不需深思熟慮和身體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經久耐用，隔數月或隔幾天就更換一個，實為攤檔上的尋常。正因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難安，不得不到處奔走，拚命保持公眾能見度成了他們的殊死搏鬥，也成了他們與以往大師的明顯區別之一。一個個豪華大片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驚世的主義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讓人開心的狂生或浪女就這樣火了，又冷了——到後來，很多人參與圍觀純粹是為了有權開罵，爭相點擊隻是贏來譏嘲和自秀高明的資格，於是火就是為了冷，或者說火本身就是冷。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08年的統計報告顯示，高達47％左右的公眾已經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網絡。美國佩尤研究中心2004年的調查統計顯示，媒體公信力 一直下滑，比如對CNN信任值已跌至32％， 即大多數人持懷疑態度。有意思的是，這一類文化產業不正是公眾用高點擊率、高收視率、高票房額等熱心喂養起來的麽？不都是文化市場上的成功典範麽？時值二十一世紀，人類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選擇權，但為什麽從這時起人類倒變得如此猶疑不定、六神無主、手足無措、茫然無計，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賴和需要的東西？如果人類長期處於這樣一種文化消費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對抗，那麽這種所好即所疑、所樂即所恥、所愛即所憎的左右兩難，是不是一種文化狂歡之下的精神死機狀態？
也許需要重新啟動，重新確定一個方向。
一個重建精神價值的方向。
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種非權力化和非利益化的文化核心、級差以及組織，即文明教化的正常體係。是的，在這裏我願意重新使用“教化”這樣一個詞，在人類幾百年來鍾情於“自由”一詞以後，在有效教化與寬幅自由互為條件的奇詭曆史之中。
時值二十一世紀，人類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選擇權，但為什麽從這時起人類倒變得如此猶疑不定、六神無主、手足無措、茫然無計，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賴和需要的東西？如果人類長期處於這樣一種文化消費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對抗，那麽這種所好即所疑、所樂即所恥、所愛即所憎的左右兩難，是不是一種文化狂歡之下的精神死機狀態？
一
作家最好不要過多惦記前輩的紀念館。那些紀念館展示了激動人心的精神高蹈，相關操作經驗卻難以複製，在時過境遷的另一個時代很可能失靈。如果把大師當摹本，在紀念館裏凝定夢想，立誌成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麽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長矛的天真出征。
這是因為大師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產；而且在當今這樣一個劇變的時代，哪怕真有托翁與莎翁再世，哪怕他們手裏集有先賢的全部經驗和手段，恐怕也不夠用了。
人很難在不同時間踏進同一條河。
文學的認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網絡、影視、廣播、甚至報紙的時代，作家就是一個個信息中心，是社會萬象和人生百態的主要報告人。隻要不是寫得太爛，他們怎麽寫都新鮮，怎麽寫都開眼，怎麽寫都有好奇的讀者，其小說、散文、劇本、詩歌都是“黃金時段”和“報紙頭條”——假如那時也有這些概念。如果他們心一橫，敢言人之怯於言，便更是振聾發聵的意見領袖，足以爆破整個社會認知成規。問題在於，新聞業正在從作家手裏接管這一業務。後來居上和異軍突起的新聞業迅捷而龐大，呼風喚雨，無所不至，對人世間每個角落的動靜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認知過濾，比作家總是快上一步。於是，靠文學來擴展見聞和傳播知識必定低效。文學“信息量”偏少已成為讀者們普遍的抱怨。作家們即使操弄個性化、具象化、虛構化、深度化等祖傳利器，但就一般情況而言，要把新聞業濾下的殘渣做成佳肴，確已難度大增。
文學的娛樂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學最為火熱的時代，一定是電子遊戲、流行音樂、夜總會、旅遊、動漫、選秀、T台 等尚未普及的時代。那時候的戲劇如同節日，詩歌如同美酒，小說與散文是最佳休閑場所，具有娛人耳目的相對優勢。洛陽紙貴、鑿壁穿光、一書難求、接力夜讀等情景大概就是這樣出現的。問題在於，娛樂業也在從作家手裏接管這一業務。謀求神經亢奮，尋找感官刺激，竊窺人性隱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學之外。即使是講故事，影視公司似乎能做得更為有聲有色和規模宏偉。那麽，還有什麽理由要求一般尋樂者繼續對文學的忠誠？有什麽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 學文科生，把魯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視為沉重的學業負擔？文學的文字美、結構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應訓練的讀者那裏正成為入門頗難的智力運動項目，正在日益小眾化與專業化，難道不是極為正常的結果？有些變化是可逆的，有些變化是不可逆的。文學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不可逆變化，是以電子化和數碼化為特征的新興傳播手段，一如以往紙的發明、印刷的發明，正在使文學猝不及防地闖入了陌生水區。
美國學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L.Friedman)幾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書，認為因特網的廉價推廣，促成了技術、資本、信息三個“民主 化”同時到來，深刻改變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但談得不夠多和不夠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學。“民主化”的文學是否可能？如果說“民主化”意味著一個有核心、有級差、有組織的塔狀結構，讓位於一個無核心、無級差、無組織的麵狀結構，那麽這一前景是否值得萬眾歡呼？或者是否僅僅值得歡呼？
這當然是更為複雜的一個問題。
二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眾聲喧沸。從原則上說，由編輯、審查、批準一類關卡所組成的文化權力體係幾近瓦解，每一個IP地址自由發聲，都可能成為強大的文化媒體。英才慘遭埋沒的可能，偽學與贗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傳統意義上都會減少。全民批評權的運用，也是一種有益的破壞性檢驗。不過問題的另一麵，是胡說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產，優秀者至少沒有數量上的優勢。一旦優劣平權成了優劣俱放，文化產量中庸質與惡質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產能不僅無法淘汰，還可能日益滾大和坐大。一些優秀作品即使生產出來，也可能在過量的文化淹沒中，在受眾們暴飲暴食式的閱讀之後，在食欲不振的這些快餐者們那裏，出現影響力的嚴重折扣。一旦腸胃已經吃壞了，再多的良藥也都無濟於事。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多數為王。在一般的情況下，有些潮流可以修複民眾良知，是真理的脫穎而出；有些潮流泯滅民眾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橫行。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多數人的理解力構成潮流的邊界，那麽大眾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機會，而冷門的、偏僻的、艱險的、高難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則可能缺氧。進一步說，市場總是嗅覺靈敏地跟蹤多數，跟蹤購買力的所在，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它們必然就低不就高，隨眾不隨寡，視高深、高難、高雅為營銷毒藥，並有足夠的本領使輿論、獎項、教育、權力等資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權和垃圾霸權。一種品質趨下的文化誘導機製，在這種情況下幾乎難以避免。
一個“扁平”的世界還有易破難立的特點。特別是自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敬畏感隨著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從更流行，權利比責任更動心，無論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獲得解構主義一番學術裝備後更是見立必破打倒一切。這一過程削弱了上帝與王權，清算了教條與偽善，其功績不可低估；但無政府式的激進狂飆若無解藥，其結局必是相對性等同虛無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識難以達成，真理永遠缺位。真理也許還是有的，但在很多時候隻剩下每個人那裏“我”的真理，即自戀、自閉、自利的各種強辭，甚至是專職扒糞的哄客四起 ——這不過是社會淪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聖人、先知、導師一類從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體。一個個公權政府在這樣的逐利時代也更像個總務處，無心也無力充當精神旗幟，無心也無力實施有效的社會調控。避罵自保的公關活動已夠他們忙的了，討好票源和收買民意已夠他們累的了，他們哪還有建構民族與人類精神的遠大抱負和堅定行動？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約束和引導機製，一個扁平的世界就是沒有方向的世界，是無深度和無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們通常也形同刺蝟而不是獅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在生態、經濟、政治等重大危機逼近之前，在民眾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況大體如此。
三
這個時代當然還有文化，有文化運動與文化衝突，也不乏輪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過，與傳統意義上的聖人、先知、導師不同，很多現代文化偶像形式大於內容，迎合多於獨行，公關造勢優於埋頭苦幹，成功獲利重於大道擔當。這些人不過是營構一種虛假的方向，在無方向時代滿足一種偶像消費，其中既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拜， 也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毀。在這裏，狂拜或狂毀隻在一念，不需深思熟慮和身體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經久耐用，隔數月或隔幾天就更換一個，實為攤檔上的尋常。正因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難安，不得不到處奔走，拚命保持公眾能見度成了他們的殊死搏鬥，也成了他們與以往大師的明顯區別之一。一個個豪華大片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驚世的主義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讓人開心的狂生或浪女就這樣火了，又冷了——到後來，很多人參與圍觀純粹是為了有權開罵，爭相點擊隻是贏來譏嘲和自秀高明的資格，於是火就是為了冷，或者說火本身就是冷。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08年的統計報告顯示，高達47％左右的公眾已經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網絡。美國佩尤研究中心2004年的調查統計顯示，媒體公信力 一直下滑，比如對CNN信任值已跌至32％， 即大多數人持懷疑態度。有意思的是，這一類文化產業不正是公眾用高點擊率、高收視率、高票房額等熱心喂養起來的麽？不都是文化市場上的成功典範麽？時值二十一世紀，人類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選擇權，但為什麽從這時起人類倒變得如此猶疑不定、六神無主、手足無措、茫然無計，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賴和需要的東西？如果人類長期處於這樣一種文化消費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對抗，那麽這種所好即所疑、所樂即所恥、所愛即所憎的左右兩難，是不是一種文化狂歡之下的精神死機狀態？
也許需要重新啟動，重新確定一個方向。
一個重建精神價值的方向。
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種非權力化和非利益化的文化核心、級差以及組織，即文明教化的正常體係。是的，在這裏我願意重新使用“教化”這樣一個詞，在人類幾百年來鍾情於“自由”一詞以後，在有效教化與寬幅自由互為條件的奇詭曆史之中。
“藝術遲早會成為大眾最後的精神皈依”，我同意你這句話。人在精神上感覺到的幸福安穩才是真正的幸福安穩，科學發展進步隻帶給人物質上的便利，不能帶給人幸福的感覺。
藝術遲早會成為大眾最後的精神皈依，但是將來藝術的概念絕不是今天那麽狹隘的文學音樂以及繪畫。人類精神最高階段就是創造力的發揮和自我在其創造力中的實現。科學發展，文學不過是最早收到衝擊的領域而已，大的變革即將來到，但是是潛移默化的變革。舊的體係已經麵臨瓦解，隻不過新的體係尚未成型，從人類曆史上的自我調節能力來看，我看好未來的藝術體係將是更人性化的體係，雖然我也不知道它何去何從，但是希望能夠親身經曆這一天
這篇文章是我偶然"遇到"的. 韓少功的東西大學時期讀過一些,但是後來也沒什麽印象了,倒是他與別人合譯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留給我很好的印象.
他在這篇文章裏提到的一些問題很有意思,我也不是完全同意他的觀點.其實由一部分人掌握文學話語權的時代已經隨著網絡的到來成為過去,這個真得沒什麽不好. 不過, 因為人人都有話語權,出現目前的這種茫然混亂也是必然的. 精神偶像的時代過去了, 但是我們也失去了某種坐標. 不過, 我覺得還是很樂觀的,真正好的東西一定會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