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秋天，我在新澤西上班的那家做投資資訊的小公司要被 Morgan Stanley 收購，同事們借機搭順風車全部跟了進去，當時辭職的隻有我和我的一個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因為不喜歡我們的老板，跳槽去了另一家也不錯的公司，每天享受新公司的免費午餐。而我，知道自己馬上要搬到外州，兩個孩子幼小，遲早也是要辭職另尋混飯吃的地方，就打定主意跟老板要高價，想給下份工作混個好起點。
人不在乎得失的時候氣最壯，我沒跟老板說我要搬家，我很誠懇地說，“在公司幹了快兩年了，雖然公司每年給我們加股票，可是那股票還不知道是廢紙還是錢。我現在的工資扣了稅和兩個孩子的托兒費，跟沒掙也差不多。現在公司調整，我希望能夠調整一下我的工資，不然我就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老板是個韓國人，當年也是一點一滴苦幹升到這個位置的。他聽了我的話沒說什麽，過了兩天發了封郵件給我，說我已經跟新公司的人事部門談了我們公司人員的工資調整問題，全體新雇員的年薪調整範圍在百分之五，一年以後再根據工作表現重新評估調整。那時公司裏每天亂哄哄的，過去做的東西已經全部停下來了，人員編入新公司後，要臨時到紐約市總部工作兩三個月，然後再遷回新澤西新租的辦公室。
我對於跟進新公司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興趣，因為那種公司如果不是因為要全盤收購我們，並不容易在裏麵謀到一個位置，但是去紐約市總部幹兩三個月，也許更長時間，每天路上往返就要四個多小時，對我來說也不現實，想給自己的簡曆上鍍點金看起來也沒那麽容易。我於是回郵件給老板說，“百分之五我不能接受，我的簡曆就不要往新公司的人事部門送了，下周的集體見麵會我也不去了。很高興這兩年能有機會跟你一起工作。”
過了兩天他打電話來跟我說，“這個機會很難得，你還是再考慮一下。我給你漲百分之十，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了。”我說，“我很感謝你為我所作的這些努力，但是這幾個月要天天跑長途，我沒辦法安排我的孩子。”他聽了以後很遺憾地說，“你自己做決定吧，不過，孩子長大以後，你自己不要在這個社會上有個母親之外的身份嗎？”
我最終還是沒有接受那份工作，但是他的話正刺中我心裏的隱痛。很多人或許都經曆過那種掙紮，試圖在年幼的孩子和自己的工作之間找到平衡。那些所謂的“事業”，“自我實現”，“人生追求”之類的大字眼，折磨過我很多年。最後想明白，這個世界上除了牧師拯救人靈魂的工作可以稱為事業，多數人所擁有的不過就是一份工作，何必老用事業來嚇唬別人嚇唬自己。工作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掙錢吃飯能自己養活自己，一個普通人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解放自己，解放不了全人類。看得淡，活得就輕鬆，人生的目的要看清楚，什麽了不起的名利最後也不過歸於塵土，重要的是能夠活得盡量快樂一點。
我跟自己糾纏不過去的，倒是那個“身份”問題。我是誰？我有什麽可以讓自己心安的生活支點？我將自己安置在現實和夢想的邊緣，一邊不想全心進去，一邊沒法全身投入。我還是要工作，我不能沒有我自己的圈子，我沒法像一棵樹一隻鳥一條魚一樣活得那麽安然，我還很庸俗。
又是多少年過去，我的煩惱有了性質的改變，雖然我仍然在工作,並且覺得工作著是快樂的。但我終於破繭而出獲得了心靈上的自由。工作的目的更加明了，它連我的母親妻子之外的身份也都不能證明，我也無需一份工作和我職位的高低來證明我存在的價值。它就是維持我生活的一個工具，同時我通過我的工作跟這個社會溝通，了解處於同一處境的人們的生存憂患。我是誰，我的身份不是靠外物能夠證明的，我存在的意義與快樂與否也與他人眼裏的定義無關。我就是我，我更願意將有限的時間花在讓我自己的心靈感到自由快樂的事情上麵去，我自由地舞蹈，不在乎有沒有觀眾，我在努力跳出小小的名利場。
幾個月前，我給當年一起共事的好朋友打電話。她告訴我她偶然碰到以前的一個同事，八九年過去，當年那些被收編進那家大公司的同事們，現在也都已風流雲散。我問她，“你現在的工作還好嗎？”她嘻嘻哈哈地調侃著說，“這兩年不像以前了，薪水也沒太漲，公司免費午餐也停了。不過咖啡廳裏的免費小點心還在繼續供應。 同事們開玩笑說，公司不給漲工資，那就一天多去幾次咖啡廳，多吃多得，也算我們自己給自己漲工資吧。”我聽完，忍不住跟她一起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