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前世今生（4）

四.中華民國時期

四.一 兩蔣抵台前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昭和天皇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結束。日本代表於九月二日在美國海軍戰列艦密蘇裏（Missouri）號簽署了“降伏文書”。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D.MacArthur）發布了“一般命令第一號”，其中第一條規定：“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以及北緯十六度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和老撾的北部）境內的日軍高級司令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將軍投降。”

國軍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分乘美軍四十餘艘軍艦在基隆登陸後轉到台北，台灣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當日的報紙如是說：“數萬台北市民，雲集台北車站前，各街頭所建歡迎牌門，紅綠七彩電光正輝煌奪目”。台灣省行政公署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司令陳儀於十月二十四日從上海飛抵台北，二十五日到台北公會堂（今台北中山堂）接受駐台日軍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同盟國投降。陳儀到台北時，“台北市民歡喜如狂，萬人空巷，人山人海，情況熱烈，前所未有。”

在日本投降之後、國軍進駐之前，美國的軍方情報機構先期入台“摸底”，訪問了包括議會民主運動精神領袖林獻堂和後來的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等多位民間領袖，得出了如下結論：台灣人願意回歸為中國一省，不過希望能夠自己當家作主；由於文化曆史的原因，台灣人願意親近“老”祖國，不希望獨立；台灣人願意保持與日本的聯係，但希望殖民的日本人離開。

日僑遣返

國府接管台灣以後，為盡早排除日本的影響，一切工作以“去日本化”為前提，因而采取了在台日僑全部遣返的政策。從一九四六年三月開始，共進行了六次大規模的遣返，總計遣返了約四十八萬人，其中軍人及其家屬約十六萬，普通日僑約三十二萬。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連原本留下協助戰後重建的具有農業、科技等專業技能的七千多個人才也被加速遣返。

當時約有二十萬日本人希望留在台灣。陳儀曾表示，“你們這些移民是農業開拓的功勞者，別擔心，就比照以前，在這邊永遠住下來吧!”他的許諾讓許多日籍居民興奮不已，可是不久以後就實施了嚴格的日僑遣返政策，很多人拿著一紙財產清冊，上麵記載自己的房子、家具和農具，然後帶著幾套衣服、被褥等簡單行李物品和一千日元回到了日本。許多日本人撤離前，把家裏庭院清掃得一幹二淨，把家庭用具贈送給了四鄰。很多日本人和他們的台灣朋友以為他們隻是短暫離別，過一陣子還會回來，沒想到自此一去不返。有些人不願被遣返，就隱姓埋名，或有日本女子匆匆嫁給了台灣人(本來日本人不屑與台灣人結婚)，化裝成台灣農婦在田裏幹活，最後統統被抓出遣返。

台灣第一次普選

一九四六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根據“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舉行了鄉、鎮公民代表的普選，這是台灣的第一次普選，約二百四十萬公民參與了選舉。之後各鄉、鎮公民代表通過間接選舉選出各縣參議員，而縣參議員又選出了三十名台灣省參議員（候選人多達一千一百八十人）。一九四七年製憲國民大會施行了《中華民國憲法》以後，台灣作為一個選區進行了三種國會議員的選舉：1）一九四七年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2）一九四八年第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3）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第一屆中華民國監察委員選舉。

台灣人選舉出了從鄉鎮到省級的民意代表，這些民意代表想說什麽就能說什麽（當然不能說國民黨下台之類的話），不必擔心被人隨意換掉。行政院於一九五0年又公布了《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不過權力都控製在行政機構手裏，地方自治隻治在嘴上。

二二八事件

盡管陳儀是有名的清官，但接管台灣的行政長官公署不可避免地繼承了民國政府從峨眉山上下來以後所有的弊端：施政頻繁出錯；官員放肆受賄斂財（官員們穿的中山裝被稱為“中山袋”，因為中山裝那四個口袋裝起賄款來極其方便），“接收”變成了“劫收”；裙帶關係盛行；軍警紀律敗壞，偷竊、威脅、詐騙、調戲、搶劫、殺人和開槍滋事等案件屢見不鮮，搜刮勒索成為常態；米糧短缺，日用品價格飛漲，通貨膨脹嚴重；以及在台灣特有的弊病，如日本人留下了一千二百九十五家私有企業，按索賠原則納入了長官公署各局處設置的二十七家公司經營，而那二十七家公司與資源委員會齟齬不斷，到了五年以後的一九五0年，那些日本企業登記在冊的隻剩下了八百六十家，其餘三分之一落入了貪官墨吏或其家屬名下；又如，官民雙方在文化及語言上隔閡嚴重，當局指責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台灣人因此遭受種種歧視，讓台灣的精英大失所望（台灣人有過“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參與過最初級階段的民選，有過日本式現代化社會的經驗，與當時的大陸人比起來，一九四七年的台灣人的期盼比大陸人高）；還有，實施統製經濟限製了民間貿易，專賣局與貿易局壟斷了台灣的經濟命脈，造成大量民眾失業，民生物資被掏空運往大陸打內戰；最後，複員返台的台籍日本兵就職無門，一文莫名，等等等等，終至民不聊生、怨氣沸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一個四十歲的小販林江邁大嫂在台北沿街兜售香煙包括走私香煙（日治時許多物資由政府專賣，民國接收後照舊，香煙屬專賣商品，從而有走私品）。官府專賣局持槍緝私的六名查緝員和四名警察將林查獲，扣下所有香煙。林哀求諸警，糾纏之下，林頭部挨了一槍托而出血受傷，昏迷在地。集市眾人本來積怨已深，於是圍追諸幹員。一警對天鳴槍，子彈誤殺了一個民眾陳文溪，頓時火上澆油。民眾於次日上街鼓噪，在罷市、罷課、罷工之餘，包圍了警局、專賣局和行政長官署，並闖入專賣局，圍毆打死了兩名職員，打傷四名，還將專賣局所存的火柴、香煙、酒、汽車與腳踏車等物品拋到道路上縱火焚毀。在行政長官公署前，衛兵開槍，至少造成兩人死亡、數人受傷。事件進一步引發群眾的憤怒情緒，由請願懲罰凶手轉變成反對長官公署的示威。台北街頭出現了暴力騷動，省籍衝突隨即激化，許多民眾將外省籍公務員、憲兵和警察視為主要攻擊對象，外省商人和平民也遭到波及。雖然有準官方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導的“議會路線”，但不足以平息民憤。

台北的衝突迅速蔓延到各地，治安事件擴大為政治運動。民眾攻擊、包圍或占領地方政府或警察局，並毆打外省人（當時軍人以外的外省人不多，以官員與官員眷屬為主。普通外省人受害者是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極少數，其中多在前期為暴民所毆殺）。大部分反抗行動針對官吏腐敗，同時要求政治改革和高度自治。參與分子主要有青年學生、失業者、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和地痞流氓等。

台灣共產黨（日治時期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領袖之一謝雪紅被推選為台中市民大會主席，她組織了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全麵接管了台中市警察局、專賣局台中分局等政府機構，拘捕了台中市市長、專賣局台中分局局長等官員，隨後還組織了二七部隊（其名稱取自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二月二十七日傍晚發生在台北的緝煙血案）。

（謝雪紅（1901—1970年）是台灣共產黨創始黨員之一，享有“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之譽。謝於一九四七年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共，同時參與創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中共預定在解放台灣後派遣粟裕擔任台灣省主席，謝與蔡孝乾擔任副主席，對此，謝對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拍桌怒罵，批評中共背叛台灣人在二二八的犧牲：“整個二二八以來，主張武裝抗爭這條路有多少人犧牲？為何到最後，你還是要由外省人統治，來當台灣的省主席？沒經過我們台灣人一票票投出來的省主席，又是你們中國共產黨指派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謝被打成右派，開除中共黨籍。台盟的同誌和戰友對她進行了十次大會批鬥。《光明日報》說：“謝雪紅在一九四七年混入共產黨，十年來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獨尊。共產黨內曾對她長期進行教育，耐心地等待她悔改，但是謝雪紅始終抗拒黨對她的教育，這次更利用黨整風的機會放出許多毒箭，向黨進攻。”謝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她犯下了“四大罪行”，其中一項是“共產黨叛徒，二二八的逃兵”。謝在文革期間又一次遭到迫害。她因肺癌死於一九七0年。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六年，謝得到平反）。

嘉義民眾和青年學生組織了嘉義防衛司令部，攻擊軍械庫和嘉義機場，控製嘉義廣播電台，襲擊市長公館，接管了警察局和嘉義市政府機關。

在高雄、新竹、彰化、台南、台東、宜蘭和花蓮等地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警民、軍民衝突。

由於此時國軍仍多在大陸，台灣兵力不多，民眾要談判、要真相、要懲罰凶手、甚至要民主而聚眾抗官。陳儀千方百計地拖延和虛與委蛇，並采取安撫和分化的兩麵手法。

陳儀和時任憲兵四團團長張慕陶等台灣軍政首長及其情報人員從一開始便認定事件的起因是“奸黨亂徒”策動，勾結歸來的浪人流氓和台籍日本兵，並利用日本禦用士紳借端生事。三月八日，憲兵團二營在基隆港登陸，隨後整編第二十一師抵達台灣，在全島展開大規模的逮捕和掃蕩。除了直接參與反抗的人以外，許多未參與事件的台灣社會精英與地方領袖，包括民意代表、律師、醫生、法官、檢察官、大學教授、教師、作家、工商領袖和媒體人等，在肅清行動中遭到逮捕殺害。許多台灣人或是批評政府，或是訴求政治改革，或是提出“台人治台”等要求，但沒有反叛政府的“叛國”意圖與行為，卻遭到軍人和警察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處死，其中部分人公開行刑，屍首示眾；部分人秘密槍斃，未見屍體；部分人不知去處，人間蒸發。他們中有些人甚至在騷亂時勸告其他人不要妄動，出麵調解，並盡力保護外省人。

二二八使累積了一年多的民怨一下子爆發出來。在國軍屠島之前，有大範圍的暴徒行凶；在二二八之後，台灣人手裏有些武器，國民政府調派大軍鎮壓，又繼以清鄉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情有可原。但是，國軍後期的大規模殺人已與二二八的民間暴力基本無關了。死在軍隊槍口下的絕大多數是本省人，殺人的與被殺的有明顯的群體背景。此事件造成了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長期的族群對立以及後來的政黨對抗，影響至深且廣，也埋下了台灣獨立運動的種子。

（除了本省人和外省人這兩個主要的群體之外，台灣人還有個小類叫“半山”。因為大陸人在海外以“唐山人”知名，台灣人管大陸人稱“阿山”。日治時代，台灣人中有不少因各種原因在大陸生活，日本投降後，那些返台的台灣人就成了“半山”，即半個“阿山”。“半山”語言、文化兩邊皆通，自然成為本省人與外省人交流的橋梁。因為權力都操在外省人的手裏，台灣人要接觸權力，往往要找個“半山”溝通。曾經是台灣行政院院長、副總統與國民黨主席的連戰的父親連震東就是當時擔任台灣省參議會秘書長的“半山”。）

二二八事件之後四十年，隨著台灣黨禁報禁的開放，事件被追究調查，但是沒有查出蔣介石下令開槍的證據，連行政公署長官陳儀的“犯罪證據”都找不到，隻查出台灣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的言行，他認定“奸偽已經混入群眾中，積極地在煽動”，“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結群成黨，此等暴民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隻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他並引用列寧的話說：“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誌殘酷”。

台共創始黨員之一的林木順在他的著作《台灣二月革命》中說：“（三月九日）上午十時，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台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麵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被憲警……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麵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一九四七年四月，國防部長白崇禧上書蔣介石，稱“柯遠芬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予以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然而柯遠芬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二二八的臭名昭著的屠夫之一、時任高雄要塞守備司令的彭孟緝，將前往要塞調解談判的五名民眾代表五花大綁，隨即當場槍斃了其中的三名。斃完代表，彭又派兵出要塞用機槍掃射民眾。彭在高雄殺人如此有效，以至國軍的援軍抵達高雄後都無事可做了。彭日後不斷高升，曾任蔣介石的國防部參謀總長與陸軍總司令。

二二八之後不久，國民黨開始對全台實施包括“連坐處分”在內的全麵清鄉。

（一九四九年一月，時任浙江省主席的陳儀在解放軍占領浙江前夕擬投奔共產黨，並試圖策動京滬杭警備軍司令湯恩伯投共。湯恩伯將此事呈報蔣介石，陳被軟禁。一九五0年四月，陳被押解到台灣。五月，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台灣軍事法庭判處陳死刑。同年六月，陳被槍決。中共統戰部曾建議追認陳為“愛國人士”。）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下達指令，要求對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加強監偵。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曾經統計參與“叛亂”的共有六千三百十七人，準備擬定監視考核辦法，不過因為警力不足、執行困難等因素而未能實施。

當局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的憂慮，由一九五0年代初期擔心涉共，到一九六0年代轉為擔心涉台獨。一九六二年八月，警備總司令部命令各縣市警察局落實對“二二八事變分子”的防範控製。地方警察係統對“二二八事變分子”的出入境申請、戶籍遷徙查考、工作、生活、甚至思想言行都嚴密監偵記錄，並累及親屬，這種監偵大多至當事人死亡時才予以注銷。此外，情治機關經常在特定時期對二二八的參與者進行控製與警戒行動。一九七0年代之後，每逢二二八事件周年前後，政府經常動員各單位對相關的紀念活動或可疑分子進行監視。

一九八七年二月，鄭南榕和陳永興等人共同發起了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有五十六個團體加入，要求政府公開檔案、展開調查、公開道歉和賠償二二八受難者傷害損失等。

一九九0年，隨著台灣逐漸民主化，總統李登輝確立處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框架，逐漸開始正視二二八事件。立法院首次為事件受難者默哀，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指示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

一九九二年二月，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這是官方首次出版研究報告，並修正了過去的說法，不再將之視為叛亂和暴動。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二二八紀念碑的落成典禮上，李登輝正式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與全國國民致歉。同月，台北市市長陳水扁宣布將二月二十八日定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將台北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由於當年多位主張民主改革的台灣省參議員遭到殺害，台灣省參議會的原址被開辟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事件平息，秩序恢複之後，行政長官公署曾製定與公布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公教人員因二二八事件傷亡損失撫恤救濟辦法”，主要對蒙受生命財產損失的外省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和雇工分發救濟金，然而這一善後撫恤工作很不周全，有些損失巨額者隻獲得了小部分補償，也有損失不大卻虛報溢領補償的人；同時，除了澎湖縣將撫恤擴大至所有受難民眾，其他縣市均未及於一般民眾。由於當時獲得救濟撫恤的公教人員不多，一般民眾與受難者都認為政府從未救恤。一九九五年四月，李登輝頒布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依此成立了處理補償事宜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一九九八年，立法院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政府開始進行平反與賠償作業，主要對象以本省人為主。截至二0二三年七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核準的二千三百四十件二二八事件賠償金申請案件中，計有六百八十七人死亡、一百八十一人失蹤，另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人遭遇羈押、徒刑、受傷或失能、健康、名譽或財物受損等，核發補償金額共計七十二億八千三百六十多萬元新台幣（以下除有特別說明的以外，“元”均指新台幣）。

二00八年至二0一六年國民黨再度執政期間，馬英九政府持續推動二二八事件的記憶保存，組織紀念追思會，但是避談責任追究問題。

二0一六年，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蔡英文出席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紀念儀式，從受難者家屬手中接過《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其後蔡英文政府再度清查和查封有關政治檔案資料。

二0二一年，《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以文獻分析方式，得出官方檔案記載的死亡總數在八千三百十七人～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四人之間，失蹤五～十五人；外省人死亡與失蹤合計七十九人，受傷一千三百八十九人。其中因族群衝突而被毆打致死的外省公務員三十八人、民眾八人，因政府鎮壓喪生的外省人三十一人。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新華廣播電台發表“台灣的自治運動”的文告，聲援二二八事件並支持台灣人“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並在三月二十日的《解放日報》上全文刊載。

之後中共稱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起義”，將其視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二0一七年二月，中國國台辦宣布舉辦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將二二八定性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是台共與中共領導的武裝鬥爭。

國軍、國府撤台與往台灣轉移金銀外匯和國寶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以後，台灣經曆了急劇的變化。蔣介石在大陸的大勢已去，大量外省人（絕大部分是軍政人員）開始湧入台灣。十二月，中華民國的行政機關人員全體遷至台灣。本來台灣人口已有七百萬，這之後一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大陸移民潮結束，台灣容納了一百二十萬新移民，形成了曆史上罕見的大規模人口遷移。

敗逃台灣以前，蔣介石未雨綢繆，命令蔣經國、湯恩伯和桂永清等把儲存在中央銀行的黃金三百七十五萬兩，銀元三千萬枚和外匯轉運台灣，還委托時任教育次長的杭立武將原來分藏各地、後臨時集中在南京朝天宮的六十八多萬件故宮的陶瓷字畫、中央博物館的古物、中央圖書館的古籍以及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的檔案和收藏共五千五百二十二個木箱、鐵箱運台。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那些國寶經曆了三次海運和兩次空運的大遷移。運寶人員臨危受命，以身護寶，曆經艱辛，最終將三十八萬件文物與三十萬件古籍善本安全運抵台灣（故宮的文物共有一萬多箱，在戰火中流亡了十幾年，運到台灣的不足三分之一）。

那些黃金銀元和外匯大致有三個用途，一是作為發行新台幣的準備金以穩定金融；二是維持八十萬國軍的軍費以及應對解放軍渡海作戰；三是維持一百萬公教人員和難民的生活所需。那些錢估計隻能支撐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