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萬卷書 行萬裏路
與同好朋友分享旅行的酸甜苦辣
炮戰開打後兩個月，美國情報部門在十月二十八日研判大陸並無奪取外島的意向。大陸若想占領金門，不會采用全島濫炸的戰術，而應有海空軍和兩棲部隊的協同作戰。解放軍不登陸，飛機不轟炸，打法毫無戰術或戰略上的章法可言，隻是一種炫耀性的火力展示。炮擊的動機是試探美國的反應、分化台灣與美國、貶損台灣和美國的聲譽、突顯大陸的軍事實力以及打擊台灣的民心士氣。
十一月三日，為了影響美國的國會選舉，幫助在野的民主黨候選人史蒂文森（A.Stevenson）獲勝，毛決定對金門發動第六次大規模炮擊。
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因一月三日金門國軍炮擊大嶝島，造成一所托兒所中彈，兒童三十一死十七傷，經毛批準，彭德懷決定第七次大規模炮擊金門，發炮兩萬六千餘發。
從一九五九年一月十日至十四日，一連五天無任何戰事。一月十五日，解放軍作零星的擾亂射擊。自此以後，每逢單日，僅有小規模的炮擊，或將傳單放入炮彈中射出，炮彈尾部的裝置於空中自動脫落，使裏麵的傳單飄落於金門島上，以瓦解國軍的士氣。國軍也在單日對大陸沿岸發射宣傳彈，進行心理戰反擊。
一九六0年六月十七—十九日，為了“歡迎”和“相送”到台訪問的順利連任總統的艾森豪威爾，解放軍發動了六一七炮戰，共發射了十七萬餘發炮彈，造成七名國軍官兵死亡。在艾森豪威爾離台後的十九日下午七時許，國軍對大陸實施了全麵報複性的炮擊。
（北京為艾森豪威爾訪台，組織了全國全民的大規模抗議示威，連小學生都上街遊行了。）
“單打雙不打”的方式一直持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建交公報為止。最後一次炮擊發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徐向前發表“國防部關於停止對大金門等島嶼炮擊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已經宣布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這是一件曆史性的大事。……為了方便台、澎、金、馬的軍民同胞來往大陸省親會友、參觀訪問和在台灣海峽航行、生產等活動，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部隊，從今日起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
金門炮戰曆時逾二十年，就此正式劃上了句號。
大陸方麵記錄在一百餘次的大小炮戰中共擊毀國軍水陸兩棲運輸車十四輛，摧毀工事三百二十七處、汽車九輛、雷達和電台七部、各種火炮三十餘門，斃傷國軍中將以下官兵千餘人。己方被擊毀火炮三十二門、汽車八輛，傷亡官兵四百六十餘人、民兵和群眾二百十八人。
台灣方麵紀錄在炮戰中擊毀解放軍火炮二百二十一門、炮位八十六處、炮兵掩體二十一座、油彈儲存所十七座、各型車輛九十六輛、兵營四座。己方損失火炮十四門、油彈庫一處、碼頭庫棧兩處，傷亡二千六百六十一人。
在金門炮戰期間，台灣空軍F-86與解放軍空軍MG-17交手十次，其中規模較大者有八二五漳州、九八澄海、九一八金門、九二四溫州灣和雙十節馬祖空戰。解放軍稱擊落國軍F-86十八架、擊傷十九架、俘虜飛行員三名，己方被擊落、擊傷飛機十一架；而國軍稱它與解放軍戰機的戰損比為2:32。大名鼎鼎的響尾蛇（Sidewinder）空對空導彈第一次在實戰中亮相。
在雙方的十八次海戰中，解放軍稱擊沉國軍艦艇七艘、擊傷十七艘，自己損失魚雷艇兩艘、傷一艘；國軍則稱與解放軍的艦艇的戰損比為1:27。
此後，中共官史對八二三炮戰一筆帶過，基本上沒有紀念活動。
金門的製刀廠在戰後搜集島內的彈殼鍛造出在台海兩岸遐邇馳名的鋒利耐用的金門菜刀，又稱炮彈鋼刀。據說一枚宣傳炮彈可打製五十至六十把鋼刀。金門在開放觀光後，鋼刀在很長時間裏成為赴金門大陸遊客購買的紀念商品之一。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金門解除了蔣介石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宣布的戒嚴令，比台灣本島晚了近五年。
二00一年一月，金門與廈門正式開放小三通。金門最有名的模範街上，一度並排懸掛著青天白日旗與五星紅旗。
雷震（一八九七—一九七九年）與《自由中國》
雷震籍貫浙江，他是蔣介石的老鄉，也屬蔣介石的親信。他是日本留學生，參加過中華革命黨。雷的官位比吳國禎低，吳是中常委，雷隻是中央監察委員。雷是謀士類的官員，曾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和製憲國民大會副秘書長等職，負責跟“黨外人士”聯絡。黨國沒有統戰部，雷的角色就是做統戰部的事。由於這個身份，雷對黨國的問題了解得比一般黨國官員深入。
雷對報禁的衝撞全得益於半月刊雜誌《自由中國》。《自由中國》本是蔣介石的幾個自由派親信如胡適、杭立武、傅斯年和王世傑等在一九四九年初蔣介石最背的時候籌劃的自由主義反共刊物，他們希望幫助黨國奮發圖強，再展宏圖。因為主旨是反共，又有中國第一大學問家胡適（胡有三十六個博士學位，是世界上擁有博士學位最多的人之一。他正式的博士學位是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的，其餘為名譽博士）牽頭掛名，而且由雷負責經費、邀稿、撰稿、校對和主持編輯委員會會議等一應事務，所以蔣介石應允以資金人力鼎力相助。因為大陸形勢急轉直下，《自由中國》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才在台灣創刊。蔣介石對雜誌隻要求反共，雷則有不同見解。雷認為，訓政就是專製獨裁，而再專製獨裁也比不過中共，唯一的希望是自由民主。辦《自由中國》，雷爭的是“自由”，蔣要的是“中國”。一九五0年，雷被蔣介石聘為國策顧問。
初期的《自由中國》主要發些反共的東西，而自由主義盡是些大道理，讀者少得可憐，一期印三四千本還賣不完。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雷在《自由中國》第四卷第十一期上發表了由著名經濟學家和政論家夏道平執筆的尖銳的時政評論文章“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批評一個明顯有貓膩的反洗錢操作，一下子捅了馬蜂窩。因為被批評的對象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雜誌立馬就被強烈關注與警告，雷差點兒被抓。隻是經此一打壓，雜誌有了名氣，銷路見好，盡管的雜誌從教育部來的官方補貼從此消失。一九五四年五月，雷在《自由中國》刊登來稿“搶救教育危機”一文，批評黨國如救國團等幹擾學校教育，蔣介石下令開除雷的黨籍，國民黨秘書長唐縱表示雷到台灣後並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歸隊登記，蔣介石說：“沒有黨籍也要開除！”但是雜誌是私人注冊的，蔣介石礙於“自由民主”的招牌，沒有把雜誌給封了。從此，《自由中國》的時政評論成為常態。
一九五六年十月，蔣介石將過七十大壽，他婉謝祝壽，認為壽人不如壽國，行政院新聞局於十月十七日發出公告，以六事谘詢於國人，希望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俾政府洞察輿情，集納眾議，虛心研討，分別緩急，采擇實施”。六事為：1）建立台灣為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各種應興應革的要政急務；2）增進台灣四大建設(經濟、政治、社會、文化)；3）推行戰時生活，革除奢侈浪費等不良風習；4）團結海內外“反共救國”意誌，增強“反攻複國”戰力，不尚空談，務求實效的具體辦法；5）貫徹“反共抗俄”的具體實施計劃與行動準則；6）對中正個人平日言行與生活，以及個性等各種缺點，作具體的指點與規正。於是《自由中國》出了個專刊，為蔣介石祝壽並建言。這是祝壽專刊中社論裏的一段：
“（說到軍隊國家化）在民主政體之下，不僅軍隊的長官可以隨時更動，即連國家的執政者也可隨時更動。軍隊隻知效忠於國家，受人民所選擇的政府之節製，不受個人的影響，亦不受黨派的影響，這在先進國家，早已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對我們似乎尚相當遙遠。不僅如此，我們甚至尚未開始向軍隊灌輸這樣的一種觀念。現在，蔣公可以代表國家，但國家畢竟不是常能找出一個個人來代表。我們決不能因今天尚無嚴重問題而不想到將來。”
政治活動家、青年黨領袖之一陳啟天發表在專刊中的文章“政治改革，團結人心”裏有一段：
“據我看來，依據民主原則，講求改革政治的具體方案，當以培養和平的健全的有力的反對黨為第一要務。沒有這樣一個反對黨，便很難促進實際政治的不斷改革。因為任何政府黨，如果缺少反對黨在野監管，便必然釀成專權專利的流弊，並養成不負責任的官僚習氣。要減少專權流弊，革除官僚習氣，隻有實行民主政治，隻有實行多黨政治，讓一黨在朝執政，他黨在野監督。”
這期專刊引起了轟動，加印了十一次，總發行量達到了三萬五千份。
其中還有一篇文章是立法院第一屆立法委員劉博崑寫的“清議與幹戈”，他借清末慈禧的教訓警示黨國，據說讓蔣介石非常不爽。雖然如此，雷的《自由中國》還是沒有被禁。
《自由中國》的時評繼續。一九五七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自由中國》連發了十五篇社論，把黨國的方方麵麵拿出來一條一條地解剖，其中一篇由殷海光執筆的“反攻大陸問題”，挑戰國民黨合法性基礎的“護身符”即“反攻大陸”。蔣介石一度曾將“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常掛在嘴邊，這個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但殷偏偏摸了，他公然斷言“反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雷也反複稱“反攻無望”。而胡適曾反駁殷的評論說：“反攻大陸是一個招牌，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征，不但是台灣一千萬人的希望的象征，而且是海外幾千萬僑胞的希望的象征，還可以說是大陸上幾萬萬同胞的希望的象征，這樣一個無數人希望的象征的一個招牌，我們不可以去碰的”）。
一九五八年，雷參與本省人士李萬居（青年黨另一領袖）、吳三連和高玉樹等七十八人發起組織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一九五九年三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主張台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適度給予執政黨壓力和製衡。
從一九六0年二月起，《自由中國》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雷並與台、港的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氏父子當時對雷已經恨之入骨，但是半月刊依然按期出版。
《自由中國》還發表了七篇論反對黨的文章，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
雷開始探討民主更實質的運作—組建政黨。因為台灣的縣市長選舉一直在進行，各地多有非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當選，雷就與他們聯係，商討組黨的細節問題。雷得到了胡適的支持和陳誠的默許，他擬組建的“中國民主黨”定於一九六０年九月底成立。黨國的最大禁忌遭到了直接的挑戰。
一九六0年九月，蔣介石在情治單位的捕人報告上簽了字。畢生反對共產黨的理念與價值的雷終於被與共產黨掛上了鉤。台灣警總藉《自由中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殷海光寫的鼓吹籌組新黨、攻擊黨國獨裁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以涉嫌叛亂、對匪諜“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等將雷等人逮捕，該雜誌被勒令停刊。在十月八日宣判以前，蔣介石明確指示雷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雷被軍事法庭判刑十年。
《自由中國》發刊十年多，發行量從三千份賣不完到後來常規印刷一萬兩千份，從泛泛的自由主義議論到貼近生活的時評，它為台灣民主的鋪路作用巨大，激勵了無數青年，鍛煉了一幹人才。
雷在一九七0年九月刑滿出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他決定撰寫《救亡圖存獻議》，提出政治十大建議，希望政府速謀政治和軍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應付危局，並要求將國號改為“中華台灣民主國”，他認為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是唯一的出路。雷於次年一月把《救亡圖存獻議》 呈送至總統府和行政院，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片忠告，徒托空言。
中正紀念堂在一九七六年動土時，雷批評蔣經國“天天喊‘節約’，到他自己頭上，隻講鋪張揚厲，不惜物力艱難，所以背後人人罵他是‘行不顧言’，是一個‘雙重人格’的人，和他老子是一樣的胚子”。
雷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因患癌症逝世於台北，終年八十二歲。
雷去世前知道來日無多，給自己在台北南港買了一塊山坡地，親自設計監工。他準備了五個大理石骨灰壇，安置自己、已亡故的兒子德成和兩位《自由中國》的編委殷海光與羅鴻詔，另外一個骨灰壇留給了患難與共大半個世紀的妻子宋英。雷刻好的墓碑上隻有兩個頭銜：“《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和“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在殷海光的骨灰移葬之前，殷的夫人夏君璐特意從美國致函雷震，囑咐其墓碑一定要鐫刻上“自由思想者”這幾個字，雷因而受到啟發，將這塊墓園命名為“自由墓園”。
由雷的女兒雷美琳代序的《雷震家書》中有一張雷出獄後的照片，該照片的說明如下：
“民國五十九年雷震出獄，蓄起了小胡子。他逝世時，好友胡虛一到殯儀館瞻仰遺體，看到他嘴上的小胡子被剃掉，因此顯得微微露齒。胡虛一取笑他道：‘人家是死不瞑目，雷公卻是死不瞑嘴，大概還在陰間辦著他的《自由中國》，爭取言論自由吧。’”
雷在入獄期間所寫的《雷震獄中回憶錄》遭新店軍事監獄強行沒收。一九八八年，其遺孀宋英向監察院提出要求重新調查雷震案，在監察院準備調查之際，監獄將回憶錄悉數焚毀。
一九八九年三月，在雷震逝世十週年之際，由傅正主編的《雷震全集》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
二00二年九月四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為雷案平反，並出版了《雷震案史料匯編》兩冊。
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和領袖之一，胡適一輩子無黨無派，但他也是體製裏的，他為蔣介石當過駐美大使。蔣在一九四九年去台灣之後，胡雖不時回到台灣，大部分時間在美國（他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隻在最後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幾年，他才常住台灣並猝死在任上。
雷震與台、港黨外人士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時，胡適為連署人之一。
胡適死後，蔣介石為他送了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對台灣民主進程的貢獻基本上就是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0年發行的《自由中國》當掛名的發行人。胡也常為雜誌寫稿，不過以無關痛癢的理論為主。
雷震被判刑坐牢，在獄中過六十五歲生日時，胡手書了自己最喜愛的宋朝詩人楊萬裏的一首詩送給雷：“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得到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明知所有帶進監獄的文字都會被檢查，胡還是把這首他曾評為“象征權威與自由的鬥爭”的詩送給了雷。
曆史學家、傳記文學家唐德剛說：“胡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案’中真畢露無遺。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臉、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樣子，我前所未見，看起來著實可憐。後來，我拜讀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記，尤覺這位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對雷震與雷案始終內疚彌深。
胡在日記裏記述了在雷被抓後，他首次見到蔣的情形。他在日記裏說：
“總統忽然講一件舊事。他說：‘去年XX回來，我對他談起：‘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隻相信雷儆寰（雷震），不相信我們政府。XX對你說過沒有？’
我說：‘XX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現在總統說了，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我是常常勸告雷儆寰的。我對他說過：那年（一九四九年四月）總統要我去美國，船還沒進港，美國新聞記者多人已坐小汽輪到大船上來。他們手裏拿著早報，頭條大字新聞是‘中國和談破裂，紅軍渡過江了！’這些訪員要我發表意見，我說了一些話，其中有一句話：‘我願意用我的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說的這句話，我至今沒有改變。當時我也說過：‘我的道義的支持也許不值什麽，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麽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這番話，我屢次對雷儆寰說過。今天總統說的話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總統重述我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鄭重地說過的那句話。”
胡在雷被抓之前曾說過雷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奮鬥，社會該給他立一座銅像，但雷被判入獄，胡沒有辭官抗爭。在他死前，雷在獄中已經一年多了，他也從未去探過監。
李敖則高度評價胡適：“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別看他笑得那麽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
殷海光（一九一九—一九六九年）
殷海光自稱是“五四的兒子”。他在西南聯大哲學研究所當研究生時是金嶽霖的高足。殷是國民黨員，在大陸時做過《中央日報》的主筆，不過到了台灣以後就從官場淡出，在台大教哲學。殷翻譯了哈耶克（F.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並成為《自由中國》最重要的編輯和寫手。
從一九五七年八月到一九五八年二月，《自由中國》發表係列評論“今日的問題”十五篇。“代緒論”是殷海光寫的“是什麽，就說什麽”：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今日中國之人不能說真話，至少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僅見的。……台灣在一個大的藉口之下，有計劃地置於一個單一的意誌和單一的勢力嚴格支配之下。這一計劃，逐年推進。到今天，台灣社會幾乎在每一方麵都已被置於嚴格的管製之下。……
一個被嚴格控製的社會，是表麵整齊壯觀而內麵生機窒息而萎縮的社會。別的且不說，這七、八年來，台灣的思想言論方麵居然已弄成以官方為‘真理的標準’之局麵。官方對於民間思想言論之衡量，是以自己頒定的範疇和尺寸為甄別的標準。凡屬合於這個標準的思想言論，便被看作是‘正確的’；否則是‘歪曲的’，或是‘有問題的’，這類思想言論就會受到封鎖、打擊。也許有人說，官方並沒有箝製言論自由。這話不是出於昧於事實，就是一派官腔。……
這幾年來，官方據以控製言論自由的王牌有如後的幾張：曰‘國家利益’，曰‘基本國策’，……如果民間言論對政府稍事批評，或不合官定尺寸，那末不是當做‘違背國家利益’，便是認為‘違背基本國策’，不是認為非‘非常時期之所宜’，便是說‘共匪思想走私’。一究其實，這些說辭，從無確定的界說，隻是官方信手拈來打擊異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籍政治便利，窮年累月利用訓練方式，甚至教育機構來灌輸這一套想法。
藏在這一套說法背後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為‘政黨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國家’。不幸之至，這些想法是根本錯誤的，而且是近幾十年來禍亂之一源。一個國家以內隻可以有一個政黨的說法，是現代獨裁極權政治的說法。在現代民主國家，一個國家以內在同一時期可以有幾個政黨，但是在同一時期隻能有一個政府。所以，除非我們承認獨裁極權政治，否則我們不能承認政黨即是政府，政府更不是國家。國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換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換的。
我們中國由於傳統的愛麵子心理，錯用了‘隱惡揚善’的觀念，政治上的壞事不讓大家說穿。大家在積威之下，也不敢說穿。社會的病症也不去揭露，讓他蒙在被褥裏腐潰，一味的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等到腐潰至極，被褥蒙不住了，便腫毒迸發，不可收拾。曆史的治亂循環都是循著此一個方式發展下去的。這幾年來，台灣的新聞、官方的言論，在這一傳統上可說達到新的高峰。……現在我們立言的基準隻有一條：是什麽，就說什麽。”
殷要的“有什麽，就說什麽”，實際上是要一個自由民主的機製。殷用自由主義啟蒙，重點在開啟人的思想，衝破禁錮。
胡適的內疚和對雷震的支持，體現了他對民主和自由的堅定信仰，也顯示了他對正義的追求和批判體製的勇氣。他的行為值得後人敬佩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