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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
二月，陸軍成立“射線中心”以適應未來的核戰爭。
七月，台美簽訂“改進台灣省學童午餐協定”。
十月，台灣省政府供應學童營養午餐計劃開始實施。
十二月，台灣政府教育廳通令高級中學文化教材以《論語》和《孟子》為主。
一九六五年
二月，台灣土地資源開發委員會成立。
三月，行政院通過“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以加強社會福利措施，改善人民生活。
六月，台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會成立。
九月，行政院核定“輔導國軍除退役官兵就學、就養、就業管理辦法”。同月，行政院設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
十一月，中山博物院落成。
一九六六年
二月，第一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在台北舉行，公布經修正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三月，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第四任總統、嚴家淦為副總統。同月，為了吸引投資及增加出口換取外匯，經濟部正式建立高雄加工出口區，這是台灣的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隨後台中潭子、楠梓、臨廣、中港和屏東等十大園區先後成立，從萬巒至高雄港四十分鍾的車程成了當時世界上生產線最綿密的聚落，幾乎家家戶戶都是代工者，他們創造出了紡織、成衣、鞋子和雨傘等產業的“台灣製造，世界第一”。二0二一年，“加工出口區”進入曆史，被改名為“科技產業園區”）。
十月，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指責文化大革命毀滅民族優秀文化。
十二月，蔣介石核準台北市改製為直轄市。
一九六七年
七月，台灣政府通令各縣市立即恢複設置國語推行委員會。同月，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蔣介石自任會長，他緊密結合政治與文化，既使台灣產生了一批從屬於威權體製的文化附庸，同時也在無意中鍛煉出一支積極投身於反對威權專製運動的文化新軍。
八月，政府成立國家科學委員會，下設自然及數學、人文及社會、生物及醫農、工程及應用、科學及教育五個委員會。
一九六八年
一月，行政院公布對台灣社會具有跨時代的重要意義的“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同月，經濟部宣布外貿方向以農工業培養貿易，以貿易發展農工業。同月，蔣介石主持國家安全會議，提出“革新當前社會風氣指導綱領及實施要領”。
三月，教育部成立國民教育督導委員會。同月，教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決定全麵推廣全民體育。
五月，教育部編列四百萬元以資助翻譯世界名著和編印科學辭典。
六月，台灣省政府決定配合實施職業教育及九年國教而禁設私立小學及初中。十月，第一架空軍自製的“介壽號”初級教練機升空試飛。
十一月，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通過十二項工作計劃，以增進國民德智體群育修養。
一九六九年
四月，國民黨十大通過黨章修正案，撤去副總裁一職，增設中央評議委員主席團，並通過了“現階段黨的建設案”、“中國國民黨政綱案”、“策進全麵實施平均地權及貫徹耕者有其田綱領”以及“積極策進光複大陸案”。
九月，行政院設立衛生署，擴大原子能委員會，並成立原子反應堆安全評估委員會。
十月，中國電視公司開始播出彩色電視新聞（為亞洲繼日本後的第二，排名世界第八）。
一九七0年
一月，行政院報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十五年來已安置退除役官兵就業近十八萬六千人。
三月，國民黨十屆二中全會舉行，通過了“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綱領案”，目標為加速農業現代化，增加農業經營收益及促進鄉村都市化。
一九七一年
八月，台灣掀起“保釣”熱潮。
十月，蔣介石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投票表決二七五八號決議以前宣布退出聯合國。
一九七二年
三月，蔣介石連任第五屆中華民國總統，嚴家淦連任副總統。
五月，國父紀念館落成啟用。同月，蔣介石任命蔣經國為行政院院長，把統治台灣的實權交給了蔣經國。在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三日間，蔣介石審閱了蔣經國一九七一年的日記。他在自己的日記裏寫下了大量感想，如“日間看經兒去年日記，精神為之一振。此兒可繼我事業，完成革命”、“經國日記今日全部閱畢，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多憂多愁，有損其身體；喜者，其智能充裕，誌氣堅強，足以繼承我事業也。”
一九七三年
十二月，蔣經國在國民大會宣布：將以五年為期，克服萬難，加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北回鐵路、中正國際機場、台中港、蘇澳港、中國鋼鐵公司一貫作業煉鋼場、高雄造船廠和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等九項建設。第二年又加上了興建核能發電廠，這些項目被統稱為“十大建設”。
一九七四年
六月，蔣介石在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五十周年校慶發表訓詞“黃埔精神與革命大業的再推進”，嚴厲批判批林批孔運動：“共匪畏懼中華民族文化集大成的孔子，敢於悍然‘批孔揚秦’，自炫其浮於暴秦百倍之惡，而攻孔子萬世師表之聖。我們尤其可以斷言：今天不是毛賊將打倒孔子，而是毛賊終必為我民族聖哲孔子的精神所誅殛！所以我們今天的不動如山，正是為的明天的動如火發！”。
九月，桃園國際機場開工（一九七九年二月啟用）。
台灣的選舉
一九五0年七月，台灣開始實施地方自治。蔣介石隨即把台灣的地方自治擴展到了縣市議員和縣市長的直接選舉。
一九五0年九月—一九五一年一月，全民按地區分六期選舉第一屆縣市議員。
然後是第一屆縣市長選舉。那時蔣介石有些安全感了。在縣市長選舉中選出了一些非國民黨籍的地方長官後，蔣介石說：“當選的市長，雖不是本黨提名的人，但都是台灣知名人士。……就國家社會而言，這是很可欣慰的，……隻要他願意依照三民主義的理想，參加國民革命建設國家的工作，……即使他不是本黨同誌，本黨也要提他做候選人，而且在合法的範圍內盡量支持他、協助他”。
蔣介石把民主選舉變成了獨裁的手段，台北市長選舉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
國民黨為謹慎起見，二十一個縣市不是同時選，而是分八期進行，從一九五0年十月選到一九五一年七月，台北市排在中間的一九五一年一月。為了彰顯國民黨的“民主”，國民黨在台北支持無黨籍人士吳三連參選而不推舉國民黨的候選人。原來已經有三個國民黨籍人士報名參選，國民黨設法“勸退”，結果兩人遵命退選，一個叫林紫貴的堅決不退，結果國民黨整出個“掩護匪諜入境”的罪名，把不退的林紫貴抓了起來，讓吳三連輕易當選。
一九五0年的縣市長直選是吳國楨提議、計劃、推出並組織操作的。他在口述回憶錄裏說：
“我必須首先呈報給他（蔣介石），以便他傳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然後交給中央政府執行。當蔣看到草案時，他沒有表示反對，但他的大多數貼身顧問卻持異議。他們的觀點是：如果進行選舉，由於人口中的大多數是台灣人，所以大多數職位將歸他們。我說，除非讓台灣人自由選舉，否則他們仍然會感到自己像個被征服者，依然會怨恨我們。他們反駁說，如果大多數的市長、縣長讓台灣人當了，我們怎麽指望他們忠誠呢？我說，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沒有人會忠誠於我們。……蔣通過默許，表示了他對我的完全支持。”
吳是美國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畢業的政治學博士，他從政很早，是典型的黨國官僚，曾任陪都重慶市市長與黨國艱困時期的上海市市長（其間他經曆了金圓券風波）。吳是蔣介石的嫡係，給蔣介石當過秘書，以致在中共一九四八年底公布的國民黨四十三名戰犯名單中名列第二十四。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吳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他曾上了一九五0年八月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麵。
吳是實幹派。當時才經曆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慘敗，黨國內部要求改變獨裁皇權體製的聲音有所抬頭。吳上任後開始把“政府”與民眾拉近，吳之前的省政府的長官多為外省人，吳一下子把他的省政府裏二十五個委員中的十七個讓本省人或是“半山”擔任，這樣，外省人取代日本人為新的殖民者的形象有了改觀；另一方麵，本省人對台灣當地的各種彎彎繞繞的了解，當然會強過剛來不久的外省人。
第一屆直選，投票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二～九十五，十五位縣市長中，本省人與“半山”占了十三位。
（吳治下的另一件大事，是關於守法的。這是吳能幹的財政廳長任顯群的佳作。中國人做生意一向“活絡”，比如零售店的帳通常是扯淡，一本明帳後麵都有一本暗帳。銷售發票少開一張，就少繳一筆銷售稅。任為了增加稅收，想出了個誘導民眾守法的主意，他統一分配發票給商家，然後鼓勵民眾購物後索要發票，政府則以開出的發票號碼定期抽獎。民眾買東西後要一張發票等於買了張彩票。一下子，民眾購物後“守法”討發票的數量立即飆升。統一發票實施後的第一年，政府所收的銷售稅大漲了百分之七十六。直至今日，統一發票開獎依然是台灣的一項全民娛樂。）
然而吳隻幹了三年多的省主席。
誘導民眾守法不容易，讓獨裁者守法就更是天方夜譚了。吳搞出來的民主局麵，結果讓蔣家爺倆給打回了原形。印在紙上的憲法之外，還有說不清楚的法，那就是蔣經國掌管的多層次的特務係統。
基隆市參議會選議長，某“特務團體”為了操縱結果，把兩位議員給綁架了，搞得選舉無法進行。吳聞訊介入，救出議員，查出特務身份。可是，吳要嚴懲特務的企圖非但沒有成功，特務反而被升官。吳在搞清小蔣在老蔣的庇護下視其為傀儡後，撂挑子走人，去了美國。
吳後來對老蔣有“愛子甚於愛民，愛黨甚於愛國”的評價。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由縣市議員間接選出了第一屆臨時省議會議員五十五名。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九五三年二月，全民按地區分兩期選舉出第二屆縣市議員。
一九五四年五月，全民選出第二屆臨時省議會議員五十七名。
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分兩期舉行的第二屆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為台北市市長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王民寧。王是本省人，曾任職台灣省政府警務處處長和總統府中將參軍，他名聲不佳，有在台大醫院看病不排隊而被醫生責備後報複把醫生抓起來的劣跡。國民黨強力助選，勢在必得。同時參選的還有四十一歲的無黨籍候選人高玉樹。選舉日開票，高玉樹居然以十一萬對九萬七千領先。當晚電台廣播不說高勝選，隻說“高玉樹得多數票，仍在統計中”。原是國民黨劃定的地盤，忽然旁落，沒人敢作主。在美國國務院已經發電報祝賀高玉樹當選的情況下，蔣介石最後拍板：“選舉有效”，高這才確定當選為市長。
雖然是市民選出的市長，高玉樹卻因一句“選舉有效”而對蔣介石感恩戴德。當選後，高市長為人民服務，在台北廣修道路，其中第一個想到的“人民”就是蔣介石。蔣介石上下班的汽車走中山北路得穿過鐵路，火車來了就得等。高市長於是修了個過鐵路的高架橋—複興橋，使蔣介石過往再不用等火車了。高玉樹的口述回憶錄中有如下記載：“他（蔣）不以我為非從政同誌，而視我為後生晚輩，寬宏厚遇，勉勵、垂詢有加，使我畢生難忘，內心豈止是感動而已，熱淚都奪眶而出呢！我決心盡瘁都市建設，報答總統的關懷、知遇之恩。”
高玉樹是台灣地方自治史上最早公布自己財產的市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九五五年一月，全民按地區分兩期選舉第三屆縣市議員。
一九五七年四月，全民選出第三屆臨時省議會（同時改為第一屆省議會）議員六十六名。
一個本省的黨外人士，被稱為“大炮”的郭國基參選臨時省議員。郭敢說，“大炮”因此得名，他競選時常帶一門玩具炮作為道具造勢。郭既坐過日本人的監獄，也坐過黨國的監獄。競選時郭在一個演說中說了些台語，下麵聽講的外省人一時搞不懂郭說了些什麽，開始喧嘩。郭於是說了句一直流傳至今的名言：“乞丐趕廟公”，就是說，本省人是主，外省人是客，連家鄉話都不讓說，客人在欺主。
這個“乞丐趕廟公”的說法，是郭為了贏得選舉而挑動族群對立，隻是當時軍警憲特等國家機器都在不足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手裏，少數人管控著多數人，多數人不開心是必然的，族群對立早已有之，郭隻不過是挑明了而已。
黨國利用選舉為獨裁體製服務，但是每次選舉的舉行，都是對社會大眾最直接的提醒：應該用選舉而行使的民主權利你還沒有真正擁有。國民黨為了維護權力，對選舉無所不用其極的操控，勾起民眾對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的向往。
有了選舉，當局的惡行就生動形象地擺在了大眾的麵前，而社會對民主的追求就表現在幾年一次的選舉上。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的第三屆縣市長直選中，高玉樹競選連任第三屆台北市市長，他的對手是國民黨全力支持的台北市議長黃啟瑞，最後黃以十七多萬票領先高的十一多萬張。選舉結束後，高的競選辦事處貼出“君子不計成敗，公道自在人心”和“寧可光榮的失敗，不求不光榮的勝利”的標語。高玉樹的幕僚向美國大使館官員抱怨當局通過警察施壓選民投黃的票、黨工控製開票、把高的得票變成廢票、作票給黃等等各種舞弊手段而拿到了五～六萬張非法選票。
對蔣介石感激萬分的高玉樹因此也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他說：“國民黨在台灣辦選舉，很少是幹淨的。講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往往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寧可丟失民心，也要贏得選舉。……黨部黨工，為求勝選，不擇手段，買票、作票，各種方法盡出，導致選風敗壞，賄選猖獗，好人難出頭，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的致命傷。”
那時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提出了五點要求：1）關於現役軍人、警務人員、有關辦理選舉事務的人員、各級公務人員和教員，不得協助候選人為選務活動；2）監察小組召集人不該由國民黨地方黨部主任委員兼任；3）派駐各投票所、開票所的監察員，可由各黨派（當時台灣有兩個花瓶黨，青年黨與民社黨）共同推薦，平均分配；4）廢票和無效票必須會同監察員當場唱票；5）現任縣市長參選下屆縣市長及省議員競選者，不得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以供競選活動或作競選宣傳之用。
這種公民意識和公權力公平的概念，沒有選舉的實踐是整不出來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全民舉行第四屆縣市議員選舉。
一九六0年四月，全民選出第二屆省議會議員七十三名。在二十一席縣市長中，國民黨占了十七席，台北市市長由高玉樹卷土重來。
一九六一年一月，全民舉行第五屆縣市議員選舉。
一九六三年四月，全民選出第三屆省議會議員七十四名。
一九六四年一月，全民舉行第六屆縣市議員和第五屆縣市長選舉。
一九六八年一月，全民舉行第七屆縣市議員選舉。
四月，台灣選出第四屆省議員七十一名及第六屆縣市長，其中二十個縣市長席次中，國民黨取得十七席，高雄市市長由民社黨籍人士當選。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台灣立委增選補選，此為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首度國民大會立法委員的補選，共選出立委十一名，黨外陣營郭國基和黃信介兩人當選。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華民國第七屆縣市長、第五屆省議員及第一次增額立法委員同時舉行選舉，選出省議員七十三名和立委五十一名。
一九七三年三月，全民舉行第八屆縣市議員選舉。
蔣介石給台灣人表達不開心留的出氣孔就是選舉。戒嚴之下，民眾通過選舉可以盡情並安全地表示對兩蔣的不滿。
在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選舉雖然帶有很大的政治操控和幹預，但仍然是民眾對權力的一種監督和參與。選舉的舉行，讓人們看到了民主的曙光，激勵了對民主製度的向往和追求。
然而，選舉的公平與公正仍然需要不斷的努力和改進，以保障民眾的民主權利和參與。隻有在真正公正透明的選舉製度下，民眾才能享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權利，才能實現對真正民主社會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