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大會戰（四）

抗戰中的大會戰（四）

十. 桂南會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九四0年二月十三日）

在相繼失去沿海主要港口上海、廈門、廣州和汕頭等以後，從法屬印度支那海防（Haiphong）港到昆明間的滇越鐵路成了國民政府與境外最主要的運輸通道，從海防經同登（Dong Dang）到南寧的桂越公路是另一條對國民政府性命攸關的國際交通線。

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蘭，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的抗日戰爭從此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原本在中日間基本上持消極觀望態度的英美法加強了與中國的聯係。另一方麵，英法已經無力顧及遠東。

日軍發動桂南戰役，目的一則是切斷國民政府的桂越公路補給線，占領廣西南寧到龍州一線，還能在很大程度上切斷國民政府聯絡西南的動脈；二則是便於爾後伺機侵入越南。

參戰日軍的指揮是第二十一軍司令安藤利吉，他統帥海陸空三軍三萬餘部隊，其中陸軍的主力是今村均的第五師團和久納誠一的第十八師團。

國軍主將為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第四戰區司令張發奎、第十六集團軍司令夏威、第三十八集團軍司令徐庭瑤和第五軍代軍長杜聿明等，他們屬下有三十萬大軍。

在會戰中中日雙方的傷亡人數分別約為二萬七千和八千。國軍第九師師長鄭作民中將因戰殉職。

日軍從海南島三亞榆林港出發的七十多艘登陸艇在十一月十五日在欽州灣登陸，十七日攻陷欽縣，二十四日攻陷南寧，十二月四日占領位於南寧東北五十九公裏處賓陽的昆侖關。

十二月十八日，國軍發起反攻，意在攻略昆侖關後收複南寧。強攻昆侖關的主力第五軍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創建於湖南湘潭、國民政府最早組建也是抗戰期間唯一的一支現代化裝甲部隊。第五軍和第五師團一部在昆侖關一帶反複拉鋸，陣地得而複失，失而複得，直到國軍最後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昆侖關站住了腳跟。那是抗戰開始以後國軍的第一次攻堅戰勝利，國人一度興奮地稱之為“昆侖關大捷”。激戰中日軍第二十一旅團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重傷而死。日軍戰史在總結昆侖關戰役時說：“通觀中國事變以來全部時期，這是陸軍最為暗淡的年代。”“中國軍隊攻勢的規模很大，其戰鬥意誌之旺盛，行動之積極頑強，在曆來的攻勢中少見其匹。我軍戰果雖大，但損失亦為之不少。”

第五軍在經過連續苦戰之後，傷亡慘重，人員疲憊，於一九四0年一月十二日奉命退出了戰鬥序列。

一九四0年一月七日，白崇禧向蔣介石提議乘敵新敗，援軍未到，傾全軍之力，發動攻勢，一舉收複南寧。蔣介石當時批準了這個計劃。可是在一月十一日，正當白崇禧調兵遣將準備開戰時，返回柳州的蔣介石卻改變了主意，推翻了前幾天會議上的決定。白崇禧不得不發出新的作戰部署命令，國軍全部進入固守狀態。日軍從而贏得了時間，從容增援，直至發起反攻。而國軍的防禦戰很快變成了大潰敗，二十多萬人在少數日軍的追擊下，爭先恐後地向後方逃竄，丟下不計其數的軍用物資。杜聿明目瞪口呆地得悉他費了半個多月，傷亡一萬多人才攻下的昆侖關，在二月三日一天工夫就落回了日本人手裏。二月八號，兵力不足的日軍停止了追擊。他們得意洋洋地在昆侖關上寫下大幅標語：“我皇軍擊潰蔣軍三十餘師，已璧還賓陽、昆侖關各地！”然後撤回南寧。

桂南會戰先小勝後大敗，蔣介石非常惱火，他給予總指揮白崇禧和中央督戰大員陳誠降薪留職處分，並將第三十八集團軍司令徐庭瑤以下八個將官撤職查辦。

在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四日柳州會議上總結桂南會戰的教訓時，蔣介石也作了自我檢討：“我當時判斷敵人絕不攻南寧，因此將桂南部隊調粵西江，而將西江部隊移粵北，此當然我負責任。我很慚愧，致北海防務鬆懈。孫子所謂：‘毋恃其不來，恃我有所備也。’失了此原則，故而判斷錯誤，此為最大錯誤。”

幾個月後，歐戰法國失敗，日軍乘機攻占桂越公路的另一要地龍州，並進入越南北部，徹底切斷了桂越、滇越兩條國際交通線。而中國第四戰區則及時抓住桂南日軍兵力減少的時機，於一九四0年十月底收複龍州和南寧，並於十一月底將日軍全部逐出了桂南。   

十一. 棗宜（湖北棗陽—宜昌）會戰（一九四0年五月一日—六月二十四日）

宜昌是武漢和重慶之間最重要的內河港口，距重慶約四百八十公裏，也是溝通大江南北各戰區的後勤補給樞紐。從宜昌可以溯流而上西進四川，可以利用那裏的機場轟炸重慶。盡管日軍兵力不足，一時無法向重慶發起進攻，戰略上也能產生巨大的威懾效果。棗陽在宜昌東北約三百四十公裏處，隔漢水與宜城相望。

日軍為了將當時總兵力已膨脹至八十五萬人的中國派遣軍的一部分轉用至其他戰場，希望先解決國軍第五戰區的主力。

參戰日軍是以華中派遣軍園部和一郎的第十一軍為主的約十二萬人，傷亡約一萬一千餘。

防禦方國軍第五戰區司令依舊是李宗仁，左集團軍司令為孫仲連，中集團軍司令為黃琪翔，右集團軍司令為張自忠，他們統轄約三十八萬部隊。國軍傷亡約八萬七千。

會戰分為以棗陽和宜昌為中心的兩個作戰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日軍南北夾擊，國軍節節抗擊，然後節節後撤。在將近十天的戰鬥裏，五戰區沒有一個師被合圍，全都跳出了日軍包圍圈。不幸的是，一七三師師長鍾毅中將在五月八日率部遭日軍追襲，身負重傷。次日，為不受被俘之辱，鍾毅舉槍自殺，壯烈犧牲。

在會戰第二階段中，中日反複爭奪襄陽、宜城和宜昌等地，日軍在六月十一日、六月十七日先後兩次攻陷宜昌。

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張自忠中將在五月十六日殉國。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陣亡的集團軍總司令。日軍在驗明張自忠遺體無誤後，專門征調一口棺木盛殮，並在墓上豎木牌，上書：“支那張自忠大將之墓”（張自忠的遺體當夜被部下搶回）。

日軍設在漢口的廣播電台當日發出報道，稱張自忠為“壯烈戰死的絕代勇將”。

張自忠的陣亡震驚了全國。

五月二十八日晨，蔣介石、馮玉祥等人臂挽黑紗肅立於重慶朝天門碼頭迎靈，並登輪繞棺致哀。蔣介石在船上“撫棺大慟”，在場者無不動容。

與張自忠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妻子李敏惠得知丈夫殉國消息後，從容料理好家事，絕食七日而死。後夫妻二人合葬於重慶梅花山麓。

與張自忠一起戰死的還有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部少將高參張敬。

棗宜會戰結束後，日軍將兵力配置於宜昌、當陽與襄河附近，國軍則集結在信陽、鍾祥、隨縣、荊門和江陵一線。

日軍在棗宜會戰中完成了其原定的作戰目標，得以在宜昌修建了對重慶等大後方進行轟炸的前進機場。盡管受兵力規模所困無法全殲第五戰區部隊，但仍成功將其重創。除此以外，國民政府丟失了鄂北鄂西江漢平原富裕的產糧區。

經曆了桂南和棗宜兩場會戰，蔣介石終於明白，國軍已經失血過度，從此他改變戰略，再不搞一九三九年底—一九四0年初那樣的“冬季攻勢”，再不提進攻之類的話題，隻是命令各戰區以後務必好好防守，不讓日軍占新的便宜。

十二. 豫南會戰（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六日）

豫南會戰是日軍華中派遣軍園部和一郎的第十一軍企圖掃蕩李宗仁的第五戰區主力的又一次嚐試。會戰地區在河南隴海線以南、黃泛區以西，東連皖北，西靠秦隴，南接鄂北，平漢鐵路縱貫其間。

隨著棗宜會戰國軍失利，國軍依托伏牛山、桐柏山為屏障，在豫南東部、中部與日軍沿黃泛區對峙。對於日軍來說，打擊平漢線兩側的國軍將解除國軍對宜昌、當陽等要地及平漢線的威脅。

日軍在空軍的配合下采取三麵分兵合圍的戰術，尋求國軍主力決戰，他們長途奔襲，但連連撲空，而側翼和後方補給線不斷受到襲擾和威脅，不得不無功而退。同時國軍以避戰為主，也錯過了製造反攻殲敵的良機。在日軍撤退時，國軍尾隨其後，逐一收複失地。至二月七日，豫南戰場恢複戰前狀態，豫南會戰結束。

豫南會戰實際戰鬥時間很短，規模不大，雙方投入兵力有限，傷亡均不嚴重，故對整個戰局影響不大（李宗仁於一九四一—四三年間在鄂北光化縣的老河口專心整軍備戰，基本上退出了抗戰的大舞台）。

十三. 上高會戰（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四月二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參謀本部調整在中國戰場上的作戰方針，製訂了《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和《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兩個文件，在大本營會議上獲得批準後，又在禦前會議上得到天皇裁決。《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明確指出，今後“作戰以維護治安及占據地區肅正為主要目的，不再進行大規模進攻作戰，如果需要，可以進行短時間內的以切斷為目的的奇襲作戰，但以不擴大占領區和返回原駐地為原則”。

不久後，日本中國派遣軍為加強華北治安，決定將駐江西安義地區的第十一軍三十三師團調往華北。上高會戰就是第十一軍司令園部和一郎為了在三十三師團調動以前消除後顧之憂而發動的一次防禦性進攻。

園部和一郎的攻擊目標是駐紮在江西上高一帶的由第九戰區副司令兼第十九集團軍司令羅卓英指揮的大約十萬國軍。園部和一郎自己投入的兵力約有二萬五千。

在會戰中，日軍先進後退，國軍則先退後進。中日雙方的傷亡大約分別為二萬和六千。

上高會戰是抗戰中國軍取勝的一場會戰，被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稱為“抗戰以來最精彩的一戰”。羅卓英在整個會戰期間，自始至終堅決貫徹既定作戰方針，在各個戰場發生緊急情況時，處置及時而妥當，始終牢牢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國軍將士在總體上堅決執行命令，服從指揮，守得頑強，攻得堅決。在整個會戰中，難得地沒有發生消極抗命的現象，更沒有軍人臨陣脫逃。

園部和一郎因會戰失利而被迫交出兵權，並在不久後轉成預備役，由阿南惟幾接替十一軍司令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