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溯源以及圍繞二戰前中日衝突的國際外交博弈（三）

中日關係溯源以及圍繞二戰前中日衝突的國際外交博弈（三）

《馬關條約》與留日潮

甲午戰爭以後，清政府除乞和以外再無出路。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Shimonoseki）春帆樓簽署了《馬關條約》，條約規定：1）中國從朝鮮半島撤軍並承認朝鮮的“自主獨立”，朝鮮對中國的朝貢、奉獻、典禮永遠廢止；2）中國割讓台灣、澎湖及所有附屬島嶼和遼東半島給日本；3）中國賠償日本兩億兩白銀；4）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口岸；5）中國認可日本最惠國待遇；6）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工廠及輸入各種機器等等。

在李鴻章赴日談判期間，日方對清廷和李鴻章之間的聯係了如指掌，包括慈禧太後、光緒皇帝敕命李鴻章賠款二億兩白銀的底線，因此在談判中寸步不讓，最終獲取了最大的利益（據說日本的耳目是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的重要人物、曆任司法部長、外交部長和代理國務總理的伍廷芳）。

俄、法、德三國不希望日本從甲午戰爭中獲益過多，侵犯到它們的利益，所以強烈反對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在三國的幹涉下，清政府收回了遼東半島，但又須多支付三千萬兩白銀的“贖遼費”。由於戰爭賠款相當於年財政收入的三倍，清政府向外國大舉借債，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甲午戰敗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串聯十八行省一千三百多名維新派舉人，“公車上書”，呼籲光緒皇帝拒絕《馬關條約》，並實行“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以“救亡圖存”。

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梁啟超等被迫逃往日本。

康梁等出逃日本，因為日本是一切希望振興中國的人士心目中的楷模。正如伊東祐亨給丁汝昌的勸降書裏說的，日本在短短的三十年裏，“急去舊治，因時製宜，更張新政”，以致一下子就把從前的老師、貌似龐然大物的滿清打得滿地找牙。那時的中國人，不論是朝廷，還是民間，都遠比今天的中國人講求實際，與其整天詛咒、抵製、嘲笑日本，占些嘴上便宜，他們選擇虛心向日本人學習。康有為就說過：“不妨以強敵為師資”。早期的革命闖將如同盟會領袖孫文、黃興、宣傳家鄒容、陳天華、烈士秋瑾、徐錫麟、共產黨最初的骨幹如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周恩來、林伯渠、周佛海、陳望道、董必武、彭湃、民國政府及國民黨的許多要人和軍事將領如蔡鍔、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閻錫山、何應欽、白崇禧、程潛、唐繼堯、黃郛、蔣百裏、趙恒惕、盛世才、文化人如魯迅、郭沫若、鬱達夫、夏衍、田漢等都曾留學日本（光在一九0六年就有八千餘華人赴日留學。留學日本還有路近、便利、便宜的顯著優點）。

那時日本經濟繁榮，學術、文化、思想等都處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階段。日本當局對成千上萬的中國政治避難者和留學生也寬容大度，少有歧視和排擠。他們希望借機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培養親日群體，大批中國留學生也給日本帶去了很大的經濟效益。

也有些日本軍官到中國的軍校當教官。

清廷曾命駐日大臣李盛鐸查拿康有為等人，喻旨曰：“該逆等日久稽誅，慮有後患。……應即妥為設法密速辦理。總期不動聲色，不露行跡，預杜日人借口。”但清廷的勢力在日本非常有限，既無法實施暗殺，更談不上引渡。

（一九三0年代，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廣西辦航空學校，開始時的教官都是從廣東請來的從美國回來的華僑子弟，那些富家少爺隻會開民用飛機，卻本事不大脾氣大。航校後來派了十幾個學生去日本空軍學校深造。李宗仁他們原本以為日本既是中國的假想敵人，恐怕不會認真訓練中國的空軍人才，不料那批人員回國以後，其飛行水平和紀律跟其他的空軍人員完全不一樣了，讓李宗仁他們不由得對日本人的職業道德另眼相看。）

義和團之亂與八國聯軍

十九世紀末，中國北方各地的反“洋教”風潮越演越烈。一八九八年秋，山東的義和團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號。次年春季衝突進一步激化，發展成為武裝排外暴亂。義和團攻擊教會，私刑處死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基督教信徒（據統計先後被義和團殺戮的有二百四十一個洋人和二萬三千多同胞），焚毀鐵路電杆，並將騷亂逐漸擴展到滿清政治中心的京津地區。慈禧被某些親信大臣忽悠，開始時真以為義和團的大師兄們有刀槍不入的“神技”、對付洋槍洋炮不在話下，因此朝廷縱容義和團四處蔓延，甚至暗派軍隊參加義和團。

六月十日，義和團大規模開進北京，而北京與外界的電報通訊因電線杆被義和團破壞而中斷。各國政府因此臨時匆忙拚湊了八國聯軍四百三十二人保衛東交民巷使館區及西什庫教堂（那裏被清軍和義和團圍困五十五天，但始終沒被攻克）。

六月十一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在永定門內被清軍開腹剜心。

六月十三—十八日，義和團在京津等地放火焚燒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並濫殺無辜，他們誣指許多市民（包括婦女小童）為二毛子，然後將其燒死戮死。二千多名基督教徒被迫逃入使館區。

六月十九日，清政府總理衙門照會各國駐華使節限二十四小時內離京。當晚，各國公使聯名致函總理衙門，以路途安全無保障為由，要求延緩離京日期，並要求次日上午九時前給予答複。

六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德國公使馮·克林德（C.von Ketteler）未能說服各國公使一同行動，遂獨自帶同翻譯前往東單總理衙門交涉。他在離總理衙門不遠處為一隊巡邏的清軍槍殺。

六月二十一日，清廷豪氣萬丈，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奧匈、西、比和荷十一國同時宣戰。

六月二十二日，慈禧發給義和團兩萬石粳米，並懸賞“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

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和山東巡撫袁世凱等封疆大臣為保全東南各省的穩定，立即跟列強達成了和平共處的協議。那些大臣們稱皇室詔令是在義和團的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無效，並決心剿滅義和團，是為“東南互保”。他們同時密議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與太後不測，將改建共和，選舉李鴻章為總統。

七月十四日，以日軍為主的數千聯軍攻陷天津。

八月十五日，約一萬九千聯軍攻陷北京。慈禧攜光緒皇帝、隆裕皇後等籍三輛木製手推車極其狼狽地潛逃出北京，流竄西安（官方美之名曰“西狩”）。

八國聯軍直到一九0一年八月才撤離北京。先後參加聯軍的共有五萬六千多士兵，其中貢獻最多的是日本海陸軍，共有二萬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一衣帶水，招之即來。

清政府被迫與八國在一九0一年九月簽訂了《辛醜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向列強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即每個中國人負擔一兩）；準許列強派兵在北京保護使館區，並在中國多處駐兵等。

日俄戰爭

一九00年六月，義和團運動在東北地區爆發，七月達到高潮。在短短幾十天內，義和團拆毀了近六百公裏俄國人修築的鐵路，破壞了幾乎所有的電話線路，毀壞了大量車頭、車廂、橋梁和其他鐵路設施。俄國迅速增兵保路占地，大批哥薩克士兵不僅占領了北滿的齊齊哈爾，而且占領了南滿的海城和營口，東北眼看就要變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日本的利益受到了嚴重威脅。

於是一百二十多萬日本海陸軍和一百三十多萬俄羅斯海陸軍為爭奪對中國滿洲地區和朝鮮的控製權於一九0四年二月八日至一九0五年九月五日期間在中國的遼東半島（如旅順和奉天）和朝鮮以及周邊的海域大打出手，最終日本以八萬多死亡的代價獲勝（日本全殲了俄國的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

因為創造了十九世紀以後亞洲國家打敗歐洲國家、黃種人打敗白種人、非基督教國家打敗基督教國家的先例，日本的國際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同時日本的勝利也讓亞洲的許多非日本人莫名其妙地嗨了一陣。

戰後根據日俄在美國簽訂的《樸茨茅斯和約》，俄國失去了其對遠東地區的全盤控製，它向遠東殖民的計劃也就此終結。日本從俄國割取了庫頁島的南半部及其附近的一切島嶼；日本取得了對朝鮮政府的指導權、監督權和外交權，鞏固了其對朝鮮的統治；它也從俄國手裏奪得了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土領海的租借權，獲得了長春至旅順的南滿鐵路及其附屬的財產和煤礦的經營權。經過滿清政府的許可，為維護南滿鐵路公司權益、保護旅客安全與鐵路沿線治安，日本開始在南滿常駐“滿鐵守備隊”（即後來的關東軍。“東”指山海關以東）。

清廷對發生在其疆土上的日俄大戰表示中立，坐山觀虎鬥。

孫文與日本

孫文與日本的淵源極深。他多次訪問和流亡日本，在日本前後生活共約九年，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日本度過的。他在一九0三—0六年間還娶了友人之女大月薰為平妻（元配以外同時存在的正妻）。孫文與大月薰生有女兒宮川富美子。孫文在一九0六年與大月薰分手離開日本後，再沒有見過那對母女，盡管以後又到過日本好幾次（他的外孫宮川東一在二0二0年去世。國民黨為了保護國父的名聲和光輝形象，對此事始終掩耳盜鈴。其實孫文在一八八二—一九0二年間在橫濱（Yokohama）還有個業餘秘書兼小妾淺田春）。

孫文主要的日本盟友有宮崎滔天、犬養毅、平岡浩太郎、頭山滿、內田良平、梅屋莊吉和佐佐木到一等。那些人無一例外都是明治維新後湧現的仇視西方列強而主張“泛亞主義”的右翼勢力。他們是狂熱的日本的愛國者。

孫文與那些日本人很有共鳴。

宮崎滔天是泛亞主義者中占少數的自由民權運動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了孫文的自傳《三十三年落花夢》。他曾在東京幫孫文處理財務，購買軍火。

犬養毅是當時的外相大隈重信的親信，他對孫文庇護關照甚多（犬養毅在一九三一年出任首相，他主張“中國根據其曆史的獨特規律變化，日本隻能順應、適時推動和修正，不應強行介入才是四億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幸福”的“融和”對華路線，與主張通過侵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以陸軍為主的權益擴張派對立。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犬養在首相官邸遭一群海軍激進派軍官亂槍打死）。

平岡浩太郎是日本最早的右翼組織、陸軍資助的秘密特務組織玄洋社的首任會長。他是日本軍國主義用武力首先征服其近鄰朝鮮、中國，而後占領印度，乃至稱霸亞洲的大陸政策的積極支持者。他擁有的煤礦出產的褐煤行銷中國長江中下遊一帶。

頭山滿也是玄洋社的創始人之一，他曾大力資助孫文的革命活動（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第二次下野以後就住在頭山的家裏，通過頭山的關係在日本朝野中廣結人緣。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以後，原來讚成擴張的頭山滿變為反對純用武力侵略的手段，試圖在中日間斡旋和談。頭山在斡旋失敗後歸田隱居）。

犬養和頭山代表日本政府出席了孫文靈柩在中山陵安放的儀式。

內田良平是平岡浩太郎的侄子，是極端國家主義秘密團體黑龍會的領袖，曾參加一九00年興中會與三合會在廣東惠州發動的反清起義。他也是孫文的大金主之一。內田在一九一一年後大力倡導“滿蒙獨立論”。

梅屋莊吉是孫文於一八九五年在香港結識的朋友，他後來成了大企業家，曾傾其家財資助孫文，為孫文購置飛機，在日本培訓中國飛行員等。梅屋還幫忙促成了孫文與宋慶齡的婚事（宋慶齡是孫文另一個朋友（宋耀如）的女兒。梅屋莊吉還撫養過戴季陶與日本護士重鬆金子的孩子、蔣介石的養子蔣緯國）。孫文去世以後，梅屋莊吉是與宋慶齡和孫科一起扶靈回南京的唯一的日本人。

佐佐木到一也是孫文的好友和支持者，他在一九二二年曾應邀成為孫文的軍事顧問。所謂的“國服”中山裝實際上主要是佐佐木設計的（九一八事變後，佐佐木與執掌國民政府的蔣介石決裂，並在七七事變爆發後參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他是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之一。二戰結束後，佐佐木被蘇軍俘虜並帶往西伯利亞。一九四九年後，佐佐木被從蘇聯遣送至中國，進入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在一九五五年去世）。

一九0五年，孫文邀約各省留學生及華僑七十餘人，在東京黑龍會總部召開大會，決議成立同盟會。

一九0七年三月，日本當局受清政府施壓，決定驅逐孫文離境。為了表達善意，日方在發布驅逐令的同時，又以外交辭令向孫文表達歉意，並饋贈孫文大筆款項。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文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時，犬養和頭山應邀出席了就任式。

兩個月以後，孫文被迫把臨時政府大總統的職務讓給了袁世凱。

九月，孫文孫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一九一三年二—三月，孫文赴日本考察，藉以籌措日資興建鐵路。他訪問了長崎、門司（Moji）、下關、神戶（Kobe）和東京等地，參觀了若幹工廠和學校，他一路鼓吹中日“互為提攜”，並與三井物產（Mitsui Bussan）董事山本條太郎等協商籌組“中國實業公司”。

同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文在日本內閣的默許下，喬裝化名逃亡，經台灣基隆乘坐日本貨船信濃丸號於八月九日抵神戶上岸，最後從橫濱進入東京。

一九一四年七月，孫文在東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

不久，孫文寫信給大隈重信，建議以優惠條件換取日援推翻袁世凱政權，他提出的盟約草案共十一條，其中包括：為便利中日軍事合作，中國海陸軍將采用日製武器、軍火及設備；中國軍隊聘請外國顧問時，首選日本人；為實現政治聯合，中國政府雇用外國專家時，首選日本人；為促進經濟合作，在兩國所有主要城市裏互設銀行；如中國需要外援以及開礦、興建鐵路、發展沿海貿易需要資金時，首先與日本磋商，隻有在日本不能提供時，中國才可請求其他外援；日本將提供一切必需的援助以推翻中國的腐敗政府；日本將協助中國政府的改革和軍事製度的調整。

大隈重信沒有對孫文作出答複。也許他對逃亡在外的喪家之犬孫文信心不足。不過他從孫文的建議中得到了啟發。不久他就在孫文的建議的基礎上細化並加碼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

犬養毅、頭山滿和佐佐木到一等人後來都被孫文介紹給了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