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日本的和談（三）

蔣介石與日本的和談（三）

由於蕭振瀛與和知在香港的談判進展似乎順利，蔣甚至開始研究和談成功後的停戰、撤兵要點，並開始草擬《和平宣言》：“中國所求者，惟為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與民族自由、平等之實現。日方誠能如其宣言所聲明，對中國無領土野心，且願尊重主權、行政之完整，恢複蘆溝橋事變前之原狀，並能在事實上表現即日停止軍事行動，則中國亦願與日本共謀東亞永久之和平。內求自存，外求共存，此為中國立國唯一之政策，亦為世界各友邦所深信。況與日本為同文同種之國家，誠能共存共榮，何忍相仇相殺！苟日本能以誠意相與，中國亦以誠意應之。倘使能以此次戰爭之終結為樞紐，一掃荊棘，開拓坦途，共奠東亞永久之和平，是不僅為中日兩大民族之幸，亦為世界全人類和平之福也。”

中方也草擬了《停戰協定》草案等有關文件。《停戰協定》草案共五條：1）停戰協定成立之同時，兩國政府即命陸、海、空軍停止一切敵對行動；日本立即撤兵，在本協定簽字後三個月內恢複七七蘆溝橋事變以前之原狀；2）日本政府絕對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3）兩國政府努力恢複兩國人民情感上之親善與諒解，取締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論行動；4）兩國在此次事變所發生之一切損失，以互不賠償為原則：5）本協定自發布之日起發生效力。

草案還提出：日軍撤兵應分三個時期，每期一個月，至第三期時，日軍完全撤出黃河以北及黃河、長江以南，恢複蘆溝橋事變前狀態。考慮到清末《庚子條約》規定外國軍隊在平津一帶有駐兵權，蔣特別以紅筆加添了一句：“日本在平津一帶之駐軍人數務須與《庚子條約》相符，勿多駐兵。”關於當時存在於華北、華中的兩個偽政權，草案提出：1）自停戰協定簽訂之日起兩星期內，南北兩偽組織即行取消；2）國民政府對於偽組織之參加者，寬大處理，但絕不能有預設任何條件。關於中日兩國合作問題，中方提出：“必須在恢複蘆溝橋事變前原狀後，方能商訂協定，事前隻能交換意見，成立精神上的無文字的諒解。”

關於《經濟協定》，草案提出：“絕對以平等互惠為原則”，日方“所提原則，尚須修改”，“將來舉行經濟會議，決定具體內容”。

關於《軍事協定》，草案提出：“在恢複原狀後，可先商訂互不侵犯條約。”

關於滿洲國問題，草案擬訂了“相機應付”的三條談判意見：1）日方自行考慮，以最妥方式及時機，自動取消滿洲國，日本保留在東北四省一切新舊特權，但承認中國之宗主權；2）中國承認東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華一切特權為交換條件（如租界、領事裁判權、駐兵、內河航行等等）；3）暫仍保留。

十月三日，蔣繼續研究和議，他在日記中寫道：“媾和險矣。敵軍對支院（即興亞院）與特務總監之既經設立，豈肯輕易放棄？”他除繼續擔心日軍停戰後拒不從華北、上海、察、綏等地撤退外，還擔心“對內宣言”以及“死傷軍民之撫慰”等問題。他在十月五日的日記中寫道：“敵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決，以探我軍虛實緩急之情。……餘惟有以拙製巧，以靜製動而已。”十月七日，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敵來求和是否為緩兵消耗我主力之計？”他決定確定限期，不許日方拖延時日，同時絕對拒絕簽訂軍事協定與經濟協定。

十月八日，雷嗣尚到漢口向蔣請訓，蔣當麵指示：1）對方如確有誠意，應在十月十八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續，否則不再續談；2）我方絕對不要停戰，更不怕漢口失守，我方有力量支持長期抗戰，此層應使對方徹底明白；3）直接談判係指此次事件之解決而言，並非永久受此限製，但對方如不質詢此點，我方自不必自動說明；4）此次談判，係對方主動，我方誠意與之商洽，對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實，散播不利於我方之宣傳，否則認為對方毫無誠意；5）停戰協定係兩國政府間之協定，不可作為前線軍隊與軍隊間之協定；6）談判重點應集中於恢複七七事變前原狀，若對方能做到此層，以後雙方定能開誠合作。蔣特別強調：“凡將來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處束縛。……破裂則不怪，越範則不可。”

十月十二日，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十三日，日軍攻占河南信陽；二十一日，日軍攻占廣州。日軍的軍事行動使蔣強烈懷疑日方的和平誠意，他在日記中寫道：“倭既在粵登陸，我應決心持久抗戰，使之不能撤兵。”“勿忘三年前以四川為抗戰根據地之準備，況平漢粵路以東地區抗戰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敵猶不能占領武漢，則以後抗戰必更易為力。”

此前，蔣就有利用太平洋各國和平會議解決中日問題的打算。日軍侵粵，戰區擴大，不僅使蔣看到了更多的"滅寇良機"，而且讓他感到，英國與日本妥協的可能將會減少，召開太平洋各國和平會議，共同對付日本的希望已經大為增加。

十月十四日，蔣致電蕭振瀛稱：“敵既在粵登陸，可知其毫無誠意，不可與之多談。”此時，進行多時的武漢會戰已近尾聲，為保存有生力量，蔣決定自武漢撤退，同時正在草擬《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

和知十月十五日再到香港，十六日與蕭振瀛會晤時稱：回國後向近衛、板垣、多田等人匯報，都認為蔣有誠意，願意放棄此前曆次宣言，以誠意商談。日方經最高會議決定，中日停戰協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協定，但恢複七七事變前原狀後必須有七項諒解，即1）防共軍事協作及駐兵；2）中國政府之調整；3）偽組織之收容；4）滿洲國之承認；5）中國領土、主權之尊重；6）日、華、滿經濟提攜；7）戰費互不賠償。

和知深知這些條件不可能為中國政府照單全收，因此作了“弱化”處理，其解釋是：1）如中國政府自動實行反共，則可秘密約定。所謂駐兵，指將來在內外蒙邊防，雙方作軍事布置之意；2）所謂“中國政府之調整”，指“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員參加，以便促進中日兩國親善之關係”；3）所謂“偽組織之收容”，指對其主要人物酌予安置；4）滿洲國問題暫可不談，待合作兩三年後再商解決；5）日、華、滿經濟提攜，“滿”字可不涉及。和知稱：前次所談原則，隻有軍、參兩部最高首腦同意，此次則已取得內閣全體之同意，表麵雖近煩苛，實際已經讓步。如防共問題，倘使中國自有辦法，則協定之有無，可從長商討。又稱：自天皇以下對於此事均盼速決，隻須雙方誠意努力，當可順利解決。關於日軍當時仍在向華南進兵問題，和知解釋說，此係以前預定計劃。如和談有眉目，即可停止。和知並表示，可致電日本軍部，通知前方，對於夜間飛機不加襲擊，以便代表在香港、漢口之間往來。對於和知提出的上述七項“諒解”，蕭振瀛稱：“超出前談範圍，不能答複。”

十月十七日夜，蕭振瀛致電何應欽，請示“究應如何”。

十月十八日，何應欽複電指示：日方所提“諒解”，1）至4）四項，都是“幹涉中國內政，萬不能承認。……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無誠意，不必續談”。關於5），何應欽認為，日方僅提“中國領土、主權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國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國。如其有誠意，則其宣言必須言明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決不能將行政二字刪而不提也”。關於6），何應欽稱：中日經濟提攜，必須在恢複原狀後方可商討。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可言”。日方有無誠意，以十月二十日為期，過此即作罷論。何應欽提醒蕭振瀛說：“須知侵粵以後，內外情勢大異，不容有從容商酌餘暇也”。

何應欽又迅速發電補充說明：關於日方所提1），曆年以來，委員長及中央所發宣言一再聲明，除三民主義外，不容有共產主義存在，此為我方堅決立場。如對方不提1）、2）、3）、4）四項，則將來恢複七七事變前原狀後，在內外蒙邊境軍事布置一層“或可情商”。

當時，中方的《和平宣言》已經起草完畢。何應欽在電中特別指示：“在日方宣言稿未提出之前，不可先將我方宣言稿示之。”何應欽又於同日再發電稱：“關於經濟合作與軍事布置等事，必須待恢複原狀後，以能否先訂互不侵犯協定為先決問題。又無論何項合作，必以不失我獨立自主之立場而不受拘束為法則，請於此特別注意。”

何應欽在兩日之內，連發四電，反映的都是蔣的主張。

十月十九日，蕭振瀛與跟回漢請示又於十八日趕回香港的雷嗣尚繼續與和知談判。在長談七小時之後，雙方在六個方麵取得“大體接近”的意見：1）雙方的《和平宣言》原稿，須互相同意，宣言在停戰協定簽訂後再發表，作為協定之解釋；2）《停戰協定》內容隻載以下三項：（1）規定停戰日期及地點；（2）日本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3）在恢複戰前和平狀態後，中國政府誠意與日本謀兩國間之全麵的親善合作；3）中方要求規定日軍撤退期限。和知表示，日本天皇詔令班師，約須一年方能撤完；4）經濟合作問題：（1）以絕對平等互惠為原則；（2）在恢複戰前和平原狀後召集中日經濟會議，決定具體內容；5）滿洲國問題保留二年，中國再考慮日方所關心之問題，誠意謀求合理解決；6）雙方因戰爭所發生之一切損失，互不賠償。

蕭振瀛在電報中稱：上述六點，“均接近我方腹案”。此外尚有三點，和知極端為難，研究費時甚久，即：1）和知欲將撤兵及其將來諒解留交正式代表團談判，我方則堅持須先商定一切內容，方能簽訂停戰協定。此點經討論，和知表示同意；2）關於防共軍事協定及駐兵問題，蕭等恐其別有打算，堅請說明具體辦法。和知稱，防共可不要協定，隻要中國自行鏟共，問題即可解決。所謂軍事協作及駐兵問題，係指內外蒙一帶之軍事共同布置而言。對此，蕭等表示：（1）中國自行清共，日方不必提及；（2）在恢複戰前和平原狀後，內外蒙邊軍事共同布置可商，但其他區域必須完全恢複戰前原狀。蕭稱，此點和知已電東京請示，尚未得複。關於3）收容偽組織的問題，和知閃爍其詞，似有難言之隱。蕭等稱：取消南北偽組織，係和議一切前提，否則，恢複原狀一語，毫無意義，且此問題，前已完全解決，此次應不再談。對此，和知稱：土肥原一派仍支持偽組織，梁鴻誌等聽說和知赴港，已聚集滬上，問題趨於複雜化，須去電請示，得複後尚須再聽取北平、上海等地意見，方能定案。蕭等遂聲明：（1）南北兩偽組織及戰區內一切偽組織，必須即刻取消；（2）凡參加戰區維持治安者，一律寬大處置。和知最後表示，他個人同意，仍須電東京請示。

蔣在收到蕭振瀛與和知十月十九日的長談資料後，立即研究並以紅藍鉛筆作了修改，其一，在“大體接近”的第二條上眉批：此“全麵的”三字不能加入；在第三條上眉批：（1）撤兵日期必須在停戰協定詳細載明；（2）必須載明恢複七七前原狀。其二，在和知“為難”的問題的第二條上眉批：“必須先行撤兵，恢複七七原狀，然後再商駐兵問題。內外蒙交界之線最多以張北、沽源與大青山以北之線，對於興和、陶林、武川、固陽、安北，必須駐紮國軍。”

十月二十一日清晨，和知離港返回東京。行前，與蕭振瀛密談，聲稱因防共軍事協定、駐兵及偽組織問題，頗形煩難。上海方麵，梗阻尤大。土肥原曾來電，請其返滬，故決定先回東京陳述，擬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定案電告中方。

蕭振瀛稱：如和局可成，必須在十月三十日前完成手續，十一月十日前在福州或九龍簽訂停戰協定，否則即作罷論，不再續談。同時約定，由和知通知日軍，自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午後九時至午前三時之間，停止攻擊香港至漢口的夜間航班，以便往來。關於中方全權代表，和知要求由何應欽出任；日方全權代表，因土肥原偏見頗深，以多田代替土肥原最佳。

蕭振瀛在寫給蔣、何應欽的報告中稱：和知態度，確甚懇摯，一切問題，有研究而少爭執，但是，日方動員六十個師團，耗財百億，死傷數十萬，必須求得代價，方能自圓立場，因此，我方“惟有善用內外形勢，示以不可克服之力量，又餌以將來可以合作之誠意，似可就我範圍，實現和局”。

十月二十一日，蔣在日記中寫道：“敵方答複延緩，並無誠意之表示，餘當考慮發表宣言以示決絕。語雲：寧為玉碎，毋為瓦全。非下此決心，無以救國。”

十月二十四日，蔣離開武漢赴重慶。

和知返日密商後，旋即來華，十月二十五日到達上海，立即致電蕭振瀛，盼何應欽急赴福州，同時聲稱將派人攜函赴港，十月二十八日可到。蕭振瀛認為“和局當已有望”，於十月二十六日致電何應欽及蔣，聲稱待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即詢明詳情，如與在港所談沒有大出入，即請和知到福州商定，同時請何應欽前往。電稱：“何部長應即準備，待電即行。”

十月二十七日，蔣得悉板垣於十月二十六、七兩日先後發表好戰談話，認為“敵寇野心並未減殺，而且有緩兵與誘惑之狡計”，決定發表《告全國國民書》，以示決心。十月二十八日，蔣又接到重慶行營主任張群來電，認為日本外相宇垣辭職，求和空氣已淡，必須我方持久抗戰，使敵益感疲乏之後，由英美聯合，形成國際中心力量，著手調停，才能實現“差強人意之和平”。他說：“抗戰至現階段，決無拋棄立場、根本改變國策之理。”

十月二十九日，和知所派之人到港，聲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兩方爭持甚烈，正在上海會談。如果難以作出決定，和知仍擬返回東京，請“最高幹部”決定。同日，蕭振瀛致電孔祥熙，報告上述消息，聲稱此外各問題，仍與在港所定腹案大體無出入，統由雷嗣尚帶到重慶進呈。

蕭振瀛還是對和談前途樂觀，蔣卻一直心情矛盾，舉棋不定。他又還擔心和議達成後可能出現的三種狀況，一是停戰後日方不撤兵或不交還華北；二是共黨擾亂，不從命令；三是英美不悅。

十月三十日，蔣命何應欽轉令蕭振瀛，停止和談，返回重慶。同日，蔣致電孔祥熙、汪精衛和王寵惠，要他們考慮對日宣戰的利害問題。電稱："今後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鎖，故我對於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顧慮。若我宣戰，則美國必實行中立法，可斷絕敵人鋼鐵、煤油之來源，實於敵有害也。”

十月三十一日，蔣在南嶽致電張群，要他立即發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不可再緩。同日，《告全國國民書》正式公布。該文說明抗戰根據，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廣大、深長之西部諸省。武漢會戰予敵重大打擊，任務已畢，目的已達，現決定放棄武漢，轉入主動有利之地。該文又稱：“我國在抗戰之始，即決定持久抗戰，故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抗戰之決心。唯其為全麵戰爭，故戰區之擴大，早為我國人所預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於抗戰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戰為全麵長期之戰爭，故必須力取主動而避免被動。敵我之利害與短長，正相懸殊；我唯能處處立主動地位，然後可以打擊其速決之企圖，消滅其宰割之妄念”。蔣號召國人“自今伊始，必須更哀戚、更悲壯、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麵之戰爭與抗戰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蔣在其日記中說：“發表告國民書後，敵必又受一不測之打擊，使其以後之威脅失效，更使其進退維穀。”

十二月十七日，土肥原到香港，邀蕭振瀛見麵，蔣指示："不準蕭赴港"。

蕭振瀛與和知的談判因蔣的刹車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