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萬卷書 行萬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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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華群）
魏特琳一八八六年出生於伊利諾伊州，其父是個法國移民，有個鐵匠鋪和小農場，其母在她六歲時就因難產而去世了。魏特琳半工半讀從州立師範學院畢業後，在一個中學教了幾年數學，然後又進伊利諾伊大學讀書。當時美國大學裏傳教運動大火，不少年輕人都滿腔熱情希望走向世界傳播上帝的福音，拯救深陷水火之中的萬萬千千的民眾。遠東是基督教擴張的主要疆域，六千多美國年輕的傳教士中的三分之一去了中國。在義和團動亂以後，連慈禧的清廷都在倡導現代化，他們尤其歡迎西方傳教士去幫助改革中國的教育製度。對孫中山的民國來說，傳教士更是多多益善。
一九一二年，二十六歲的魏特琳在獲得科學學士學位以後，被美國基督教海外布道團（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派到中國合肥。中國婦女的貧困、愚昧和地位低下令她萬分震驚，使她下定決心要為改善中國婦女的教育和社會地位而貢獻一生。
一九一八年，在美國傳教士創辦的合肥三育女中任教六年以後，魏特琳回國休假一年，其間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教育學碩士。美國基督教海外布道團原定再派她去南通創辦一所女子中學，但美國長老會、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North）、監理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浸禮會（The Baptist Church）和基督會（Christian Church (Disciples of Christ)）在一九一五年聯合創辦的金陵女子大學正急需一個代理校長以頂替回國休假的校長瑟斯頓（Matilda Thurston），於是她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到了金陵女大。到南京以後，魏特琳先是推遲了與同是傳教士的未婚夫的婚禮，後來又取消了婚約。
因為國民黨政府規定所有中國大學的校長必須是中國人，魏特琳當了幾乎九年的代理校長，直到金陵女大董事會在一九二八年任命該校一九一九年的五個首屆畢業生之一、美國密歇根（Michigan）大學昆蟲學博士吳貽芳為校長。吳貽芳上任以後，魏特琳擔任了她的秘書和助理。吳貽芳是社會名流，與宋美齡的關係極為密切。抗戰開始後，她是全國婦女傷兵救濟協會執行委員會的負責人，極為忙碌，因此魏特琳也跟著極為忙碌。除了校長秘書和助理，魏特琳還擔任金陵女大教育係的主任（金陵女大在一九三0年改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吳貽芳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離開南京以後，魏特琳又一次被任命為代理院長。為了應付特殊時期學院裏的事務，吳貽芳指定由魏特琳、魏特琳的助理兼宿舍總監程瑞芳（Tsen Shui-fang）和學院總務處長陳斐然（Francis Chen）三人組成了一個緊急委員會。
當時隻有三個學生還留在學院裏，而十五個教職員工都隻能拿半薪。
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淞滬會戰的前一天起，到一九四0年四月十四日，魏特琳在日記裏記下了她在那些歲月裏經曆的苦難、悲劇、掙紮和奮鬥。她分批把那些日記寄給了在美國的同事和朋友。
美國大使館從八月下旬起曾四次告誡敦促所有美國公民離開南京，魏特琳每次都溫柔而堅定地拒絕了。她說：“我認為我不能走。……我覺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十八年的經曆，以及與學院鄰居十四年的交往，使我能夠承擔一些責任，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們不應該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該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 。
她相信：“烈士們的鮮血是教會的種子”，“有時人們應該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個人或政府”。
她又說她要清楚地表明，“我們是自願留下的。無論發生什麽事情，我們都不願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學院感到他們對此負有責任”。
魏特琳第一時間參加了南京國際紅十字會，當時她和金陵大學的特威納姆（M.Twinem，中文名戴籟三）是那個組織裏僅有的兩個婦女。
為了防止日機的轟炸和日軍士兵的騷擾，魏特琳安排在學院四周插了八麵美國國旗，到處張貼美國大使館出具的英日雙語告示，並在學院中心豎起了一麵自製的九米多寬的巨大的美國國旗，以宣示學院是美國的資產以及其在戰爭中的中立地位。魏特琳他們還從閣樓上找出了兩塊早就不用的“大美國女子學校”的校牌掛在大門門框上，希望能起一點驅邪的作用。
為了接納難民，他們把大部分家具搬到了閣樓上。由於那些閣樓比較隱蔽，日本人始終沒有發現那些家具。
他們還及時用學院裏的鍋爐燒掉了剛搬來不久的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委員會”存放在學院裏的大量書籍、政治宣傳品和傳單（因為靠近美國大使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那一帶被認為相對安全，被炸的機會較少，因此許多政府機構在南京淪陷前的幾個月裏紛紛遷移到那附近）。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晚上接受了第一批難民，那些人不是從無錫、蘇州等地逃來的難民，就是被中國軍隊從城南趕來的南京居民，中國軍隊要放火燒後者的家，威脅說如果他們不離開，就是漢奸和間諜，就要被槍斃。
魏特琳始終堅信國軍焚燒城內外的民房絕對是大錯特錯，因為那根本阻擋不了日本人（至多能推遲日軍晚二十四小時進城），那種犧牲毫無價值，而受害者盡是窮人。魏特琳質問：為什麽非毀滅城市不可，為什麽不能把城市完整地交出去？
魏特琳他們原計劃在學院的八棟建築裏收容二千七百五十個婦女和兒童，實際上他們在最多時收容了一萬多個難民。除了極少數老年男子，他們堅決拒絕接收成年男性。
因為當家的是美國人，又隻收容婦女兒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是南京所有難民所裏相對最安全的一個，盡管實際上那裏也不能保證所有的婦女免於被日本兵擄走或強奸的危險，更不能阻止日本兵入內搶劫。比如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就有十二個婦女被從學院裏擄走（其中六個在第二天早晨回來）。在治安情況已經大為好轉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還有三個姑娘被從學院裏擄走。有一次魏特琳自己甚至被一個日本兵打了耳光。她還曾多次被日本兵用槍用刺刀威脅。為了維護那些婦女的安全，魏特琳整天不停地奔走於各個大門和宿舍之間，一旦得到日本兵闖入學院的報告，不管什麽時候，她都會匆忙趕去阻止他們作惡，為此她經常和衣睡覺。因為日軍在安全區裏放肆強奸輪奸，許多年輕婦女從安全區的其他區域逃進學院避難。在城外鄉村的許多青年女子為了逃避日寇的侮辱，剪短頭發、用灰土塗臉、穿著男人或老年女人的衣服，跑到學院門外祈求收容。為了收容更多的年輕女子，魏特琳他們往往不得不勸說老年婦女離開學院為未婚的姑娘們讓出位置。魏特琳經常在學院的前門坐鎮，不隻嚇唬試圖進院的日本兵，同時也阻擋許多想到學院裏找他們的老婆、女兒和姐妹的男人。
那些留在南京的美國人，如菲齊、斯邁思、米爾斯、福斯特、貝茨和索恩等，都經常到學院裏給魏特琳他們助一臂之力。
到文理學院來的日本兵許多窮凶極惡、粗魯可憎，也有的友善和氣、彬彬有禮，像好奇的觀光客，有人甚至為學院捐款。有的日本兵看到美國和日本使館頒發的告示就離開了，有的則視而不見，甚至嗤之以鼻。
有一百多個日本官兵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學院搜查中國士兵，他們的刺刀上帶著血跡，並在學院裏的交通要道架起了六挺機關槍，在學院外布置了隨時準備射擊的士兵，如果有人試圖逃跑或反抗，他們就會開槍。學院裏沒有一個中國士兵，但是有不少士兵逃跑以前扔下的軍服和少量武器還沒來得及被處理幹淨，幸虧日本人在各棟建築搜查時不很徹底。那次搜查後，帶隊的軍官給學院開了份沒有中國士兵的證明。可是第二天又有一批日軍來搜查，他們對前一天的證明不屑一顧。最後是日本使館的武官給魏特琳再次出具了證明，從那以後，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搜查。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使館給學院派了二十五個巡邏的警察。但當天晚上，那些警察就強奸了兩個女子。在魏特琳的強烈抗議以後，那樣的事停止了。不久改為每天四個警察。問題是那些警察每天都換，為了跟他們搞好關係，魏特琳特意每天都去跟他們的軍曹打招呼，聊上幾句家常。
從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起，日本使館不再為學院派警察。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每天都有婦女找到魏特琳，哭泣磕頭哀求她設法幫助尋找並救出在十二月中下旬、尤其是十二月十六日那天被日本人抓走的被懷疑是士兵的他們的丈夫和兒子。那些婦女無依無靠，卻往往拉扯著幾個孩子，還要贍養老人，處境令人心碎。魏特琳的助手們先後記錄下了多達七百三十八個失蹤者的姓名、年齡、職業、被抓走的日期和地點，魏特琳則把那些材料交給日本使館的武官。日本人嘴上總是答應盡力調查，有錯糾錯，其實隻是敷衍了事。而魏特琳心裏明白，那些男人多半早就被日本人不分青紅皂白集體屠殺了，隻是她怎麽也不忍心讓那些婦女絕望。後來有大約一千五百個男人被發現關在金陵大學東麵那個臭名昭著的“模範監獄”裏做苦工，但日本人堅持他們全是前軍人。魏特琳又分兩批把有一千二百四十五個婦女簽名或按指印的陳情書呈交給了日本當局、自治委員會和國際救濟委員會。收集那些資料花費了魏特琳和她的助手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魏特琳總覺得她有義務為那些可憐的女人做些什麽，哪怕能救出一個人也好。在長時期的徒勞無功以後，魏特琳最終得以從模範監獄裏保釋出了三十多個人。
讓魏特琳他們特別頭痛不已的是那麽多難民製造的排泄物和垃圾，許多人，特別是小孩子，怎麽也不肯聽從規勸，到處拉屎撒尿，把學院變成了一個大廁所，讓人無處下腳。一些宿舍的浴缸裏滿是屎尿。還有就是進進出出的人群的鞋底帶來的爛泥，尤其是在雨雪天，那些爛泥成了泥漿，使一向整潔幹淨的學院變得不堪入目。
二月十八日以後，南京隻剩下了六個難民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其中之一。許多婦女在白天回到家裏，在晚上又回到學院過夜。她們在家裏沒有絲毫的安寧，日本兵不斷地騷擾，搶東西。有時日本兵把丈夫趕出去，然後強奸他們的妻子，甚至睡到天亮才離開。那些婦女一直處於兩難的境地：她們逃進學院，會救了自己，但可能害了丈夫和兒子，因為在日本人眼裏，單身的男子，哪怕是十六七歲的男孩，都可能是前中國軍人。
先後有三十七個嬰兒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裏誕生，同時有二十七人死亡，其中大多是夭折的孩子。
到五月底，所有的難民所都關閉了，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裏還收留著八百多個無家可歸的婦女兒童。
那時學院裏整潔了很多（雖然嚴重缺少消毒的石灰），花匠甚至清除了被折斷踩壞的灌木和草地，種上了新樹和水仙、茉莉和紫羅蘭等花卉。
魏特琳他們始終沒有停止過福音布道和祈禱，更不用說感恩節、聖誕節和複活節等的宗教慶祝活動了。
在程瑞芳等許多人的幫助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從一九三八年二月起先辦了幾個組織婦女學習聖經、唱讚美詩的聖經班，然後仿照丹麥的“人民教育”模式（從六歲到十六歲的強製義務教育），從九月起啟動了兩個項目：家政手工課程和實驗課程。前者為期一年，每期有一百來個學生，收的都是一貧如洗、文盲或隻有極低文化、沒有依靠、沒有生活來源的婦女，該課程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培養集體生活、團結互助、輪流做飯、清潔等習慣；二是學文化，如中文、算術和聖經等，還學習衛生知識和育兒經驗；三是學習種種謀生技能，如縫紉、針織、種菜、醃菜、養雞和烹製點心等等。畢業以後，學院會給她們中的一部分人小筆貸款，幫助她們開始小生意。為了讓學生們有更大的實踐的基地，魏特琳甚至用自己的錢在學院旁邊買了一畝多的一小塊地。實驗課程從初一到高二分五個年級，前後收了三百多個學生，教語文、算術、音樂、生物、化學、英語、曆史、體育和宗教教育等課程。那些學生中大部分勤工儉學，即用為學院打掃教室、宿舍和食堂，為無家可歸的人縫製棉衣被褥等抵消部分或全部學費和生活費。魏特琳還計劃以後為學院附近的鄰居的女孩子們提供學習的機會。
魏特琳他們最大的困難是找不到足夠的合格的教師，還有就是根本買不到聖經、鉛筆和筆記本等學習用具。學院裏也缺乏合適的教室，因為那裏大多被難民占住了。
讓魏特琳長久惱怒不已又無可奈何的，還有紅十字會為學院辦的粥廠大肆克扣，中飽私囊，那裏的勤雜工小偷小拿，負責人大偷大拿，以致難民們經常饑腸轆轆。
魏特琳自己也經常為物價飛漲而發愁。
在很長的時間裏，每天從頭頂呼嘯而過的日軍轟炸機都會讓魏特琳心驚肉跳，那會讓她聯想起狂轟濫炸下肢體不全的屍體。她經常希望有某種力量把那些飛機從空中拉下來，把那些炸彈沉入長江。
從廣州、漢口、長沙、桂林、貴陽、宜昌、萬縣、西安、南昌、重慶和成都等地陸續不斷傳來的壞消息讓她感到壓抑和無助。她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麽人類會寄希望用戰爭用殺戮解決矛盾和糾紛。
下雪和結冰時，魏特琳會為缺衣少食的中國民眾和士兵感到心痛。出太陽時，她則會寬慰地想到那些流離失所的人們會比較暖和舒適。
在為中國民眾的苦難時時焦慮的同時，魏特琳和她的朋友們也時刻關注擔憂著歐洲局勢的發展，那裏也是越來越陰雲密布，不容人寬心。
除了主持學院的管理、製定和安排學院的教育項目、代人上課、麵試學生、給學生評分、以及應付外人無窮無盡的要求、為人調解糾紛排憂除難，還有極其頻繁的迎來送往，魏特琳還要為學院募款、核算帳目、寫財務報告、向在紐約的學院的董事會定期匯報學院的工作、寫信與全國和全世界的同事朋友熟人們互通消息，出席各種各樣的會議，並經常應邀撰寫文章，她早就在日記裏抱怨身心疲憊，壓力太大，不堪重負，要做的事情太多，做事時不斷受到幹擾，老是擔心要及時做完一切該做的事似乎永遠沒有指望，兩個得力助手之間的意氣相爭以及她跟回到學院的前金陵女大校長瑟斯頓的爭吵也於事無補。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魏特琳覺得快要撐不住了，更年期的反應更是雪上加霜。同事和朋友們都勸她回美國休假。一九三九年六月，聯合基督教布道團希望她回去擔任副主席（她謝辭了那個工作，她認為自己的智力、精力、文化和訓練背景都不能稱職；她不能離開南京；她認為布道團需要一個年輕人接班），學院的董事會也在美國為她安排了工作，但她放心不下已經開始的那兩個項目，怕那些項目會隨著她的離開而半途而廢，她覺得學院太需要她了。她希望那些項目能夠成為學院裏永久性的組成部分。
從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到二十二日，魏特琳有整整三個星期沒寫一行日記。她說：“原因不止一個，而是多方麵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經精疲力盡了”。
最容易讓魏特琳暫時忘掉悲傷、恐懼和沮喪的是學院裏孩子遊戲時的歡笑以及他們的歌聲。
一九三九年七—八月在青島的四五個星期的休假也沒能讓魏特琳恢複健康。
一九四0年五月二日，魏特琳當眾宣布自己恐怕不行了。她懇求瑟斯頓答應堅持把那兩個項目辦下去。
不久，魏特琳因嚴重的神經衰弱不得不離開南京回美治病。回國以後，她先後求助於幾家精神病院。在那個年代，精神疾病被視作恥辱。除了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那些口風極緊的朋友，沒有人知道多少魏特琳的病情和她離開南京以後的情況。
魏特琳先企圖服用安眠藥自盡而未遂。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她在她借住的聯合基督教布道團一個秘書的公寓裏用煤氣自殺身死。在她最後留下的文字裏，她認為自己已經不能恢複健康了，她說她寧可死而不願發瘋。魏特琳終年五十五歲。她全心全意為中國貢獻了二十八年。
魏特琳有個王姓私人漢語老師。她經常感歎自己的漢語不夠好，不能用漢語流利地布道，漢字也寫得不夠漂亮。
在去世以前，魏特琳反複念叨她想念中國，要回到中國去。她說中國才是她真正的家。在她最後的文字裏，有一句是：“如果我能生活十次，我都會把它們獻給中國”。
在位於密歇根謝潑德（Shepherd）的魏特琳的墓碑上鐫刻著四個漢字：金陵永生。
拉貝在日記裏曾寫到他並不清楚魏特琳的身份到底是什麽，隻知道她是個正直可愛的美國人，她一直像抱窩的老母雞帶小雞那樣保護躲在學院裏的那些姑娘。拉貝永遠不會忘記，有一天魏特琳昂首挺胸走在前麵，領著四百個婦女穿過街道，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走到金陵大學。
魏特琳被中國人稱為“活菩薩”或“慈善觀音”。毫無疑問，她是個極富同情心和共情心的大慈大悲的聖人。
重慶的國民政府曾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授予魏特琳一枚襟綬采玉勳章。
魏特琳的全部日記被保存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裏。
二000年，張連江、楊夏鳴和王衛星等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教師和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編譯出版了《魏特琳日記》，在二00五年又進行了一次修訂。
在南京師範大學裏陳列著魏特琳的半身銅像。
魏特琳的主要助手程瑞芳一八七五年出生於武昌。她是個護士，在一九二四年被聘為金陵女大的舍監。她深受魏特琳的信任和學生的愛戴。
在難民所期間，照料病人、接生嬰兒和處理死者等等都是程瑞芳的事，她一直在超負荷工作。
程瑞芳的戰時日記始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終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她的日記是已知的唯一的由中國人用中文寫的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的記錄。
作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檔案的一部分，程瑞芳的日記被保存在南京的第二曆史檔案館。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軍占領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校園，把它變成了日本駐軍的司令部。
日本投降後，程瑞芳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參與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回歸和校園的修複。
一九五二年，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成為南京師範大學的一部分，程瑞芳退休回到了武昌，但因為沒有養老金而在貧困中掙紮。一九六四年，她曾應吳貽芳和一些校友的邀請重訪了文理學院。
一九六九年，程瑞芳去世，終年九十四年。
Hu Hua-ling（胡華淩，音譯）和Zhang Lian-hong（張連紅，音譯）根據魏特琳和程瑞芳的部分戰時日記編譯而成的《無畏的南京婦女：明妮·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戰時日記》（Undaunted Women of Nanking: The Wartime Diaries of Minnie Vautrin and Tsen Shui-fang）在二0一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