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二十七）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二十七）

當代在澳華裔的江湖（1）

一.在澳華裔的概況

澳大利亞每隔五年搞一次人口普查。根據二0二一年的普查結果，在澳華裔超過了一百三十九萬，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點五。其中出生於中國大陸的約五十一萬，出生於香港的約八萬七千，出生於台灣的約四萬七千。普通話已經成為澳大利亞僅次於英語的最普遍的家庭用語。

澳大利亞華裔的數量在不斷增加。除了ABC（澳大利亞出生的華裔）和通常的親屬移民和技術移民以外，投資移民特別受大陸華人的青睞，澳大利亞移民局目前有個五年投資移民“188簽證”，投資門檻分二百五十萬和五百萬澳元兩檔，臨時簽證五年到期後可延期並有望獲得永久居留身份。從二0一二年到二0二0年，在那個簽證的申請者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占百分之八十四，其次是香港人，占百分之五點一。

華裔在澳大利亞各州和特區首府的分布如下：

城市	華裔人口	占總人口的百分比
悉尼	552,680	10.60%
墨爾本	409,285	8.30%
布裏斯班	117,496	4.70%
阿德萊德	56,788	4.10%
珀斯	112,293	5.30%
霍巴特	1,307	0.70%
堪培拉	26,031	5.70%
達爾文	5,742	4.10%

不言而喻，當代華裔早已融合進了澳大利亞社會各個階層，他們中的許多人成了醫生、護士、工程師、會計師、律師、各級教師或藝術家等等專業人士，更多的人在政府部門和大大小小的公私企業當公務員、老板、職員或工人。不過華裔始終保持著在零售業和餐飲業（中餐館）裏相當的份額，如今在大型商場裏處處可以聽到從鋪位裏傳出的普通話音。

二.華人的政治立場

二0二二年四月，澳大利亞著名的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發表了他們在二0二一年九—十月間對華人群體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報告《華人在澳大利亞：華人社區的公眾意見》（Being Chinese in Australia：Public Opini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以下是那次調查的一些發現：

百分之四十八的華人認為澳大利亞與美國的密切關係對於澳大利亞的安全至關重要，同時百分之七十四的華人認為如果美中發生軍事衝突，澳大利亞應該保持中立。有百分之十一的華人主張支持美國，百分之十四的華人主張支持中國。相應的比例在總人口中分別占百分之七十八、百分之五十七、百分之四十一和百分之一。百分之七十三的華人堅信中國是澳大利亞的經濟貿易夥伴而不是安全上的威脅，而總人口中隻有百分之三十四持同樣的觀點。

（主張在美中軍事衝突時保持中立的華人中，相當一部分人擔心遭遇類似日籍居民在二戰中被關進拘留營那樣的厄運。）

百分之八十三的華人認為生活在澳大利亞“非常好”或“好”（百分之二的華人認為澳大利亞不是個好地方），百分之七十一的華人以澳大利亞的生活方式為榮。不過近年來到澳大利亞的華人對澳大利亞的評價略差，比如在二0一0—一九年間到澳大利亞的華人中，隻有百分之六十六為澳大利亞的生活方式感到驕傲，而在一九八0—八九年間到澳大利亞的華人中的百分之八十八喜歡澳大利亞的生活方式。

百分之四十八的華人自認為是中國-澳大利亞人或澳大利亞-中國人，百分之四十三自認是中國人，隻有百分之五自認是澳大利亞人。

相比於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一，隻有百分之三十四的華人讚同民主製度，百分之四十三的華人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寧可選擇非民主製度”，還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認為什麽樣的政府和製度跟他們沒有關係。

百分之三十八的華人經常在網上表達對澳大利亞政府和政治的意見，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很少或根本不在網上談論澳大利亞政治。同時，百分之二十八的華人經常在網上討論中國的政治，而百分之三十九的人很少或根本不談中國政治。

百分之八十六的華人通過微信獲取中文新聞，百分之六十三的華人通過微信獲取英語新聞，不過隻有不到一半的人信任微信上的新聞。百分之六十六的人用微信作為與親友的主要聯絡手段。

雖然大多數華人信任澳大利亞主流媒體的新聞報道，但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認為那些有關中國的報道過分負麵（隻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認為那些報道是公正和平衡的）。

相信澳大利亞政府和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會穩妥行事的華人分別占百分之六十八和百分之六十七，而相應的總人口的比例分別是百分之九十二和百分之十六。

華人中分別有百分之六十五信任習近平、百分之五十一信任普京（調查時俄國還沒有入侵烏克蘭）、百分之三十三信任金正恩、百分之四十二信任拜登，而相應的總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和百分之六十九。

百分之五十九的華人稱他們與中國的使領館沒有任何關係，百分之十八的人說他們與使領館有經常或定期的聯係。

百分之二十九的華人完全不參加華人社區和華人文化組織的活動，經常會參加的占百分之四十四。

百分之六十三的華人認為中國在澳大利亞的投資是件好事，而隻有百分之二十的總人口讚成他們的意見。

百分之五十二和百分之五十三的華人讚同中國的政治體製和軍事活動，而百分之九十二和百分之九十三的總人口的觀點截然相反。

對於澳中關係在近年來的惡化，百分之四十一的華人認為應該各打五十大板，百分之四十認為是澳方的錯，百分之十九歸咎於中方。而總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十六認為責任在中方，百分之三十八認為雙方有錯，隻有百分之四的人認為錯在澳方。

在澳華裔與總人口在諸多認知和三觀上的顯著差異對華裔恐怕不是幸事。

三.國民黨與共產黨

國民黨的澳大利亞總支部不時會在悉尼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的讚助下搞些活動以滿足那些遺老遺少們的懷舊情懷以及刷存在感的願望。他們的活動似乎有點隨心所欲，並不太在意逢五逢十之類的講究。比如，他們在二0一一年七月舉辦了七七抗戰七十四周年紀念活動，在二0一三年九月舉辦了中國國民黨澳大利亞百年曆史文物展，在二0一九年三月開了國父逝世九十四周年紀念大會，在二0一九年十月辦了雙十一百零八年國慶晚會，在二0二一年一月一日搞了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元旦升旗典禮暨開國紀念大會，在二0二一年六月更是別出心裁搞了個端午慶生聯歡會。

國民黨的活動是公開的。在悉尼唐人街建成於一九二二年的國民黨總支部舊址大樓上那“國民黨”三個藍底白字雖然已不光鮮，但還是很醒目。

從一九二0年起到一九五八年，澳大利亞國民黨舉行過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目前國民黨至少在墨爾本、布裏斯班和達爾文有它的支部。無從得知在澳大利亞有多少國民黨黨員。但國民黨無疑早就失去了他們在華裔中原有的影響，特別是在台灣建立起民主體製，多次實現了政黨輪流執政以後。

澳大利亞共產黨直到一九九一年自行解散以前也是公開活動的合法政黨。孟席斯政府在一九五一年韓戰期間曾經試圖禁止共產黨，但是先是其立法被最高法院判為違憲，接著其禁共提案又在全民公投中被挫敗。澳大利亞兩大政黨之一的工黨早期的骨幹分子中許多都曾經是共產黨員（當然，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ASIO）從來沒有放鬆過對澳共的監控，他們從來不曾“躺平”，而隻是與澳共“共存”。澳共機構也會不時搞對付ASIO突擊搜查的演習。ASIO也不光關心共產黨，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據說每個去悉尼唐人街買大陸報紙的人都會被暗中拍照，而任何對紅色中國有好感或興趣的人如澳中協會的成員、學中文的大學生和教中文的老師在ASIO都有他們的檔案）。

一九六0年代初中蘇公開交惡以後，澳共也隨之分裂，墨爾本澳共的領袖泰德·希爾（Ted Hill）在一九六四年另拉山頭，成立了有兩百來人的澳共（馬列）。在文革初期的幾年裏，希爾是中共的貴賓，並曾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那時澳共（馬列）的機關報《前衛》（Vanguard）鸚鵡學舌，大力鼓吹“反帝反修”和“世界革命”那一套，直到毛周在越戰高潮中與尼克鬆把酒言歡，才讓希爾感到了被狠狠打臉的羞辱，也使他失去了大部分追隨者。希爾在一九八四年因患癌症而辭去了黨主席的職務，在四年後去世（澳共（馬列）至今還在苟延殘喘）。

希爾一九一五年出生於維多利亞的米爾杜拉（Mildura）。他在墨爾本大學法律係讀書時出類拔萃，但他忙於工會活動，以致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得到了學位，盡管如此，他曾是著名的Slater and Gordon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為工會和澳共打贏過許多官司。他不僅在工會，而且在法官和律師同行之間，都有很好的聲譽。希爾出席了蘇共二十大，親耳聽到過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無情譴責，但他那時仍然堅信蘇俄的製度。

有些好事之徒曾經杜撰了一個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以希爾為首的小集團偽裝積極，乘中共急需朋友之機，投中共所好，為中共搖旗呐喊，從而從中共騙取大量真金白銀的天方夜譚。

中國共產黨在澳大利亞則一向是地下黨。六四以前，留學生中的黨員在使領館的指導下有正常的組織活動，不過隻能秘密地進行，一則因為澳大利亞公眾普遍對共產黨沒有好感，更重要的是，那些中共黨員在申請入境簽證時都根據出國培訓時有關部門的指示隱瞞了自己的黨員身份，因而犯了非同小可的欺騙罪。那時使領館也不時在留學生中發展黨員，而且據說一度條件非常寬鬆：隻要本人有願望，原單位沒有反對意見即可。

同樣無從知道在澳大利亞有多少中共黨員，也無從知道在民間的大量中共黨員還有沒有定期的組織生活等活動，那些人還交不交黨費。

四.法輪功

在澳大利亞，中共現在的公開的大敵是法輪功。

法輪功是當代中國政治中的一朵奇葩。

它的大師李洪誌隱居美國，從一九九九年以後神龍不見尾也不見首，似乎並沒有通常的新生的從草根發展起來的宗教的教主口若懸河，天花亂墜足以把信徒蠱惑得如癡如醉、喪心病狂的魅力，好像也沒有展示過治病、驅魔、支配大自然以及死而複生之類的神跡。

法輪功的官網上說法輪功“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為指導，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煉”，更是不知所雲的胡言亂語。

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從吉林長春問世以後，法輪功大致經曆了四大階段：1）全國發展到有六～七千萬學員修煉，官方容忍甚至鼓勵；2）為抗議某些官媒的攻擊，萬餘信徒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在中南海旁的國家信訪局外靜坐請願十六小時而一鳴驚人；3）緊接著江澤民在六月十日下令成立六一0辦公室，“統一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七月二十二日，北京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關於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決定》，將之指為“邪教”，開始全麵鎮壓；4）大陸有組織的法輪功活動近乎絕跡，同時很快在海外生根開花。

法輪功在澳大利亞的活動與在世界各國一樣，主要體現在：1）在各地中國的使領館外和若幹景點持之以恒地擺攤位拉標語展示法輪功受迫害的照片；2）發行報紙《大紀元》；3）轉播新唐人中文電視台和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4）開設明慧華文學校；5）組織文革中紅衛兵宣傳隊式的“神韻”藝術團的巡回演出；6）散發有關宣傳品；7）組織法輪大會；8）組織反共集會遊行。

在二0二二年，澳大利亞法輪功組織的大型活動至少有：

1）在李洪誌的生日五月十三日前後，悉尼和布裏斯班分別舉行了法輪大會紀念弘傳世界三十周年。

2）十月八日，五百多名法輪功學員在悉尼市中心舉行遊行，宣揚“真、善、忍”。

3）十月九日，千餘名法輪功學員在悉尼舉行法輪大會交流修煉心得。

4）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三日，來自各地的法輪功學員在堪培拉舉行係列請願活動，控訴中共對法輪功的持續迫害，呼籲澳大利亞政府針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立法。來澳參加國際會議的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專程到堪培拉聲援。

根據一些移民代理的建議，參加法輪功在近些年裏成了許多華人申請政治庇護的主要理由（有一陣子的理由曾經是因企圖生二胎或三胎而受到迫害）。

五.華裔政客

      在澳華裔基本上遊離於主流政治以外。在聯邦政府成立以後的一百二十多年裏，進入聯邦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華裔屈指可數。

1）昆士蘭的劉威廉（Bill O'Chee）在一九九0年被在昆士蘭執政的國家黨推舉為聯邦參議員以頂替退休的前任，他就此成為澳大利亞聯邦史上第一個華裔參議員。劉威廉在一九九三年成功競選連任，不過在一九九八年爭取再次連任時失利。他一共任職了九年。劉威廉初次進入參議院時隻有二十四歲，是當時最年輕的參議員。

雖然是執政黨的一員，但因為支持土著的權益，劉威廉曾與時任總理霍華德發生過衝突。

劉威廉的父親是華人，母親是澳大利亞-愛爾蘭人。他曾在牛津大學讀書，一九八七年擔任過牛津大學輕量級劃艇隊的隊長。在進入政界以前，他在銀行工作。

2）維多利亞的陳之彬（Tsebin Tchen）在一九九九年作為自由黨人進入聯邦參議院。他是第一個亞洲移民出身的聯邦議員。陳之彬在一九九三年初涉政界，被提名為聯邦參議員候選人，不過當時沒有成功。

陳之彬一九四一年出生於重慶，從兩歲起就跟著擔任低階外交官的父親在世界各國走南闖北。除了一九五四—五六兩年在台灣以外，他沒有回過中國。

陳之彬在一九五八年進悉尼大學學習城市規劃並獲得碩士學位。從一九六六年開始，他是從事城鎮建設規劃的公務員。他在一九七一年入籍。

在二00四年自由黨的聯邦參議員的內部初選中，陳之彬前景黯淡，因而主動退出。

他在二0一九年因車禍去世。

3）南澳的黃英賢（Penny Ying-Yen Wong）在二00二年作為工黨代表進入聯邦參議院。從二00五年起，她擔任影子就業部長和企業管理與責任部長。工黨在二00八年上台以後，黃英賢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個非白人、亞洲出生的內閣成員，她曾擔任氣候部長和財務部長。二0一三年工黨下野後，黃英賢擔任了反對黨參議院領袖和影子外交部長。二0二二年，工黨在時隔九年後再次上台，黃英賢出任外交部長，並繼續擔任工黨在參議院的領袖。她是澳大利亞第一個女性參議院領袖。黃英賢屬於工黨的左翼。

黃英賢一九六八年出生於馬來西亞的亞庇（Kota Kinabalu），其父是客家華人，母親是英國-澳大利亞人。其母的祖輩可追溯到在一八三六年最早抵達南澳的那批先驅。她父親憑“科倫坡計劃”的獎學金在阿德萊德大學學習建築期間跟她母親相愛。黃英賢在亞庇度過了童年，從小就能說馬來語、客家話和英語，後來又學了法語。一九七六年，她的父母分手，黃英賢隨母親回到阿德萊德。在中學裏，她是拿獎學金的學霸，經常參加演戲，並且是學校曲棍球隊的隊長。黃英賢在阿德萊德大學學習醫學和外科，然而在巴西當交換生的那年，她發現自己患有血液厭惡症，於是改學法律和藝術。黃英賢從一九八七年起開始涉及政治，在次年加入工黨。一九九二年大學畢業以後，黃英賢又在南澳大學讀了法律實踐的研究生課程。第二年，黃英賢考取律師資格，然後為一個工會和新南威爾士政府當法律顧問。一九九六—九九年間，黃英賢在一個法律事務所當律師。此後的三年裏，她為另一個工會當法律顧問。

黃英賢是第一個公開的同性戀聯邦議員，她在二00二年出櫃。她的伴侶通過人工授精為她倆生了兩個孩子。

4）西澳的王振亞（Zhenya Wang，又叫Dio Wang）在二0一四年七月代表小小的帕爾默團結黨（Palmer United Party，帕爾默是個礦業巨富）進入參議院，不過在二年以後就被選出了參議院。在二0一六年七月的特別大選中，他隻得到了百分之零點三八的選票。但是無論如何，王振亞是至今唯一一個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邦議員。王振亞在失利以後改換門庭，參加了自由黨。

王振亞一九八一年出生於南京，畢業於東南大學機械工程學院。他在二00三年移民澳大利亞，在墨爾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二00九年入籍。

王振亞支持中共政權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舉措，支持中國在南海的立場。

5）墨爾本的廖嬋娥（Gladys Liu）在二0一九年作為自由黨人進入聯邦眾議院。她是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一個華裔眾議員，但在二0二二年大選中落選，隻當選了一屆。

廖嬋娥一九六四年出生於香港，曾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她在一九八五年移民墨爾本，在拉籌伯大學讀了學士學位。畢業後她在維多利亞教育部工作了十四年。她還經營兩個餐館。

廖嬋娥在二0一一年取得澳大利亞公民身份。為了參加競選，她在二0一八年放棄了香港的居民身份。

廖嬋娥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但是她反對同性戀、變性等非傳統的性關係。在國會裏，她屬於保守一翼。

廖嬋娥曾多次被指控與中共關係曖昧，她則堅稱清白無辜。

廖嬋娥的左耳全聾。

除了聯邦議員，還有十餘個華裔曾當選過州和特區的議員，有六個華裔當選過首府城市的領導，特別是達爾文的市長在一九六六—六九、一九八四—九0和二0一二—一七年那三段時間裏都是華裔。

毋庸贅言，華裔政治家中地位最高、影響最大的是黃英賢。遺憾的是，她似乎並沒有特別深的中國情節。不知道她的父親是第幾代馬來西亞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