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八）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八）

保皇會、革命黨、清末民初在澳華人的鬩牆之爭以及餘堯壽醜聞

一.澳大利亞保皇會

一八九八年八月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日本人和英國人等（滿清保守派的）境外敵對勢力的幫助下，逃亡海外。康、梁以康有為所攜的光緒皇帝“密詔”為號召，以保皇、保國、保家、自強禦侮等為宗旨，以讓光緒“正位”為奮鬥目標，周遊列國，鼓動富商僑民，聯絡會黨勢力。由於他們的不懈鼓動，加拿大溫哥華的華僑於一八九九年七月領頭，緊接著在南北美洲、亞洲和大洋洲的紐約、芝加哥、新奧爾良、檀香山、舊金山、巴拿馬、利馬、橫濱、新加坡、檳城、曼穀、香港和澳門等地先後成立了一百四十餘個“保救大清皇帝會”的分會，康有為自任總會長，梁啟超任副總會長。

保皇會澳大利亞分會成立於一九00年一月，其最初的二百餘成員主要是悉尼華商組織聯益堂的商人們，為首者為劉汝興、歐陽慶和李益徽等人。盡管跟康有為有直接書信往來，梅光達大概因為自己的滿清命官身份，沒有參與保皇會的活動。保皇會在悉尼成立之初一時風風火火，主要幹了四件事：抵製己亥立儲；為庚子勤王籌款匯款；為光緒皇帝和孔子慶聖誕以及安排和接待梁啟超訪澳。

一九00年一月底（己亥年），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為了進一步消除百日維新的影響，策劃廢黜光緒，另立“大阿哥”（即慈禧為早逝的同治帝過繼的宗室溥儁）。慈禧的立儲上諭一經被曝光，天下嘩然。作為全球保皇會聯合抗議與阻止立儲行動的一部分，悉尼保皇會集議反對慈禧所為，號召民眾助光緒複位，又發電往布裏斯班、墨爾本和阿德萊德等埠以及新西蘭，呼籲各地華人致電清廷，“合力抗拒，毋使皇上被人強迫退位”。《東華新報》反複強調，隻有解除光緒帝的幽禁，大清帝國強大昌盛起來，與歐洲列強（包括脫亞入歐的日本）比肩於世界，才可能保護它的海外臣民免受外族的淩辱與壓迫、保障海外華人的尊嚴及生存權。

      隨即康、梁在海外籌款，唐才常等在國內募建自立軍，擬以武漢為中心，在安徽、湖南和江西等地在一九00年八月（庚子年）同時起事，相互呼應進而北上營救被軟禁的光緒。但起義消息的泄露使朝廷早有防範，而康、梁的資金又遲遲不至，以致義軍迅速兵敗，唐才常被捕遇害。為庚子勤王，澳大利亞保皇會先後募款匯款三千多英鎊。勤王失敗以後，澳大利亞保皇會多次求助於英國的港澳總督以及上海的各國領事，呼籲他們幫助營救被捕的自立軍人和保皇會員，以及撫恤死難者家屬。

澳大利亞保皇會還舉辦了兩次較大規模的慶典聚會。一是一九00年七月二十四日為光緒皇帝祝壽，他們在悉尼租用洋人戲院以茶點邀請中西賓客“不下千二三百”，“以表一片忠義之心”。二是在同年九月二十日，他們於《東華新報》報館設聖位擺祭品，恭祝孔子聖誕。他們再次租用同一洋人戲院，以茶點招待中西賓客。

一九00年八月七日，梁啟超奉康有為之囑，由康有為的女婿羅昌陪同並兼充翻譯，應澳大利亞保皇會之邀，乘船從檳榔嶼出發，經斯裏蘭卡，於十月二十五日抵達西澳的弗裏曼特爾（Fremantle）。他們不但受到當地僑領士紳的熱情歡迎，英語報紙的記者也搶先登船采訪。次日，梁啟超在西澳首府珀斯出席由西澳總督主持、有數百中外人士參加的演講會。十一月十日，梁啟超啟程前往阿德萊德，承蒙南澳總督安排馬車在碼頭迎接。梁啟超在南澳僅作了一些禮節性的應酬即赴墨爾本。他在墨爾本市政廳舉行的演講會上，詳述保皇黨堅持新政、設立議院以及開放門戶等主張。十二月六日，梁啟超抵達悉尼，他在那裏先後舉行了三次各有千餘華人出席的演講會宣傳保皇黨的理念。

在六個多月的時間裏，梁啟超一共在二十餘個市鎮停留，所到之處，不是縱議國事、大力宣揚保皇會、為保皇黨殷勤勸捐，就是參觀訪問。他會見了新任總理艾爾弗雷德·迪金（Alfred Deakin）、各地總督、市長和華人社區領袖。在梁啟超訪澳期間，保皇會組織有所擴大，不過他的籌款成績不很理想。他原以為以澳大利亞之富、華僑數量之眾，至少該能募到二萬五千左右英鎊（當時在澳約有二萬五千華人），可是因為華僑對勤王自立軍甫起即敗大感失望等原因而對捐款不甚熱心，實際上梁啟超隻募到了不足一萬英鎊，以致康有為一度懷疑他中飽私囊，讓他深感失望和委屈。翌年五月，梁啟超與羅昌離開悉尼，前往日本。

一九0二年十二月，澳大利亞保皇黨曾電請康有為來澳遊曆，並稱已備妥其旅途所需的“供奉”。

保皇會的活動，一方麵顯示出置身於新興聯邦國家的華人（包括僑居及入籍歸化者）對於自己過去的或仍然擁有的大清帝國的子民身份有著強烈的自覺；另一方麵，說明他們中的精英分子開始學習並運用現代民主機製及手段，如自主辦報、公開集會、發動民眾和募集政治捐款等，以爭取實現其政治理念。

保皇會在一九0五年改名為國民憲政會，放棄了其長期實行的暗殺政策，清政府隨即解除了對其成員的通緝令。保皇會從此熱衷於立憲救國，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抱有幻想，同時年年電賀“吾皇萬歲萬萬歲”，崇孔尊儒曆久不變。清皇朝垮台後，他們以反對黨自居，先是期盼袁世凱登基，後為張勳的複辟雀躍。一九一二年二月，保皇黨在悉尼舉行了龍旗遊行。他們以後又多次揶揄國民黨北伐的進展。

二.澳大利亞華人革命黨

眾所周知，華僑是革命之母。孫中山自己的反清活動，幾乎都發生在海外。在海外華人中根深蒂固的江湖幫會如洪門和哥老會等因為骨子裏對滿清韃虜的仇視而與革命黨同仇敵愾，對革命黨的事業不僅捐款獻金，還出人出力，卷入極深。如最初查明的黃花崗起義七十二名烈士中，三十一人為來自新馬的幫會中的華僑。在澳的大部分華人亦同情革命，其中不乏革命黨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記功坊上至少有兩塊大石捐自澳大利亞華僑。

澳大利亞有個著名的革命黨人叫謝纘泰。他出生於悉尼一個經營出口生意的富商家庭，自己在一家香港英商洋行當買辦。謝纘泰在一八九九年結識了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曾被封為太平天國的瑛王），從而參與了原定於一九0二年在廣州發動的起義的密謀。事後，他在次年創辦了二百多年來影響深遠的《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該報在二0一五年底被馬雲的阿裏巴巴收購）。

一九0四年，鄭祿與《愛國報》報社的五個同人成立了中國公會，該會不久改名為新民啟智會，其宗旨是啟蒙民智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他們提倡“進步”、“守時”、“守法”等都市的價值觀，號召華人剪辮子、不穿中式衣褲、禁煙、禁賭、接受西方的思想、習俗與生活方式。他們讚成共和，反對保皇。《愛國報》和其繼承者《警東新報》經常與《東華報》唱對台戲，互為攻訐，互揭瘡疤，雙方職員甚至在私下指罵毆打。

在一九0七年時，新民啟智會有會員六百餘人。一九一一年，新民啟智會改名為中國少年會。中國少年會是革命的實踐派，他們舉辦講座，宣傳三民主義，多次為孫中山募捐，後來成為中國國民黨墨爾本支部的基礎。孫中山曾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名義為墨爾本少年中國會頒發獎狀，讚揚他們“於中華民國開國之初踴躍輸將，軍儲賴濟”。

於一九一四年二月發行的《民國報》，對外稱為致公堂所辦，實際上發起人多是悉尼激進的商人，包括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周容威等。《民國報》主筆趙國俊是從國內專門聘來的國民黨人，周容威為他辦理入境簽證時用的理由是學習基督教。《民國報》大力宣傳孫中山的政治理念與國民黨的主義，所以也經常與《東華報》和推崇儒家與憲政的悉尼中華總商會發生衝突及罵戰。鑒於中國局勢混亂，澳大利亞當局不願卷入其中，他們不喜歡孫中山的聯俄聯共，加上北京政府委派的總領事曾宗鑒的幹預，於是以趙國俊所從事職業與其簽證不符而取消了他的簽證。趙國俊在一九一五年七月轉去新西蘭。他在臨離開悉尼前組織了悉尼國民黨支部。

一九一六年六月，以悉尼為基地的中國國民黨澳大利亞總支部向澳大利亞政府注冊為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of Australia，並聲明不參與澳大利亞的政治。它大約有五千黨員，是當時唯一一個在澳注冊的外國人政黨。該總支部成立以後，因開辦中文學校，組織劇社和宣傳隊，積極向華僑宣傳三民主義和灌輸黨義，多次與保守派發生衝突。許多華人社團對國民黨不以為然，主要是因為其反傳統親西方的立場。

國民黨悉尼總支部在一九二一年底依賴黨員捐款開始籌建會所，孫中山專門派遣特使陳安仁到澳參加了奠基典禮。除了悉尼的總支部，國民黨當時在維多利亞有兩個支部，在昆士蘭有八個支部，在西澳有二個支部，在南澳有一個支部。他們在塔斯馬尼亞隻有十來個黨員，因此沒有成立支部。

澳大利亞國民黨的代表黃右公參加了在一九二四年舉行的國民黨一大。

致公堂後來自辦了中英文對照的《公報》跟《東華報》隔空對陣。不過《公報》跟《民國報》也並不總是同調。

三.在澳華人的鬩牆之爭

例一：陳壽毆打李益徽案。聯益堂陳李一案事緣梁啟超離澳需費用七十英鎊，但悉尼保皇會那時捉襟見肘。他們經費短缺的原因一是保皇會的核心力量聯益堂在悉尼一呼百應的風光隨著越來越多從原淘金地區湧入的華商而不再；二是聯益堂裏那些打算或已經花錢向朝廷捐官的華商不敢貿然向保皇黨捐款而顯得忠誠不絕對。當時朝廷明顯分成兩派，康梁流亡海外，當保皇黨將來封官進爵不是沒有可能，但希望比較渺茫；三是前不久聯益堂剛為社會公益捐出了幾筆款。一九0一年四月聯益堂開會研究梁啟超離澳盤纏問題時，有人提議從賬上支款給保皇黨，多人讚成，但有人不允，理由是聯益堂有定規，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賬上必須留存底銀二十英鎊，而彼時堂裏存款僅得七十英鎊。聯益堂的創始人之一李益徽當時正輪值主持堂務，他也不讚成破壞定規。

聯益堂的另一領袖陳壽則堅持保皇會應該善始善終為梁啟超訪澳負責，他十多次到李益徽的安益利店鋪索求七十英鎊，而李益徽避而不見。兩年前為了承包日本郵船公司的澳中客運業務，陳壽跟李益徽已經結下了梁子，因此在聯益堂又一次開會時，發生了陳壽毆打李益徽一事。

李益徽為此狀告陳壽。從該年九月二十四日起到十二月三日，經多堂審訊後，法庭判陳壽打人有罪，罰銀二英鎊，並罰其他費用二十九英鎊十三點五先令。

悉尼的《東華新報》和《廣益華報》一袒陳，一護李。前者在一九0二年二月五日刊文痛罵李益徽“立心之詐，罪有應得，亦人人所共知共聞”，以致李益徽商鋪的顧客銳減。在聲譽及收入大受損害的情況下，李益徽又向法庭控告《東華新報》，要求賠償名譽及經濟損失。

該案自一九0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直至六月底結案。法庭最後裁定《東華新報》賠償李益徽七百英鎊，另支付法庭費用七百三十六英鎊。然而當時《東華新報》的帳上僅餘一百十四英鎊，還須支付打官司的律師費用。《東華新報》有應收未收款項和存貨資產共一千二百四十二英鎊餘，為支付賠款，《東華新報》將全部資產拍賣，整個拍賣過程在一個小時內就結束了。

在被拍賣及停刊的兩個月後，《東華新報》在原班人馬的基礎上改頭換麵，以《東華報》出版，繼續為保皇黨的事業鼓噪呐喊。

李益徽雖然前後兩次官司都打贏了，但耗費超過五百英鎊以上，加上商業損失難以估計，心灰意懶的他本就有回國侍奉九十二歲高齡老母的打算，於是待官司完結，將其鋪子交給兒子管理以後，就在一九0三年八月返華。而陳壽在年初就回國了。

為了七十英鎊，導致陳壽毆傷李益徽、李益徽告陳壽打人案及告《東華新報》誹謗案，結果抖落出了不少原來不為人知的華人內部口和心不和，“同種不睦，自相摧殘”的權爭利鬥。曾有其他地方的華人領袖到悉尼斡旋，希望平息糾紛，以避免對在澳華人有更大的不利影響，但效果不顯。

例二：一九0四年，以保護會員不受義興會欺淩和剝削以及資助年老患病華僑返鄉為使命的保良社在墨爾本唐人街與義興會會員發生械鬥。

例三：一九0七年十月間，墨爾本華人在岡州會館開會討論澳大利亞政府入境政策時，有兩個香山人直闖會場，將人打傷，並導致十月二十九日二百餘人當街械鬥。警方介入後捉拿到打手三個。在候審期間，墨爾本的華人基督教會及外地的一些華人團體插手，希望雙方講和私了。受傷一方要求1）凶手親麵道歉，並奉上點燃的香煙；2）凶手購買二千響連串炮仗在唐人街點放；3）首犯離開維多利亞地界十二個月後方可轉回。而打人者僅應允購買燒酒一樽在受傷者麵前分飲。

例四：一九一二年二三月間，位於昆士蘭東北部港口凱恩斯（Cairns）西約八十公裏處的熱帶高地上的華人社區內部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鬥。

支持革命黨的義興會高度禮讚於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在南京成立的由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二月十二日，清帝遜位。三天後，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政府遷都北京。在那段時間裏，澳大利亞各地華社連續舉行了歡慶活動。

阿瑟頓（Atherton）是熱帶高地的中心城鎮，那裏陽光充足，雨量豐沛，盛產玉米。一九一0年時，在昆士蘭的五千多華人中，大約有一千二百人居住在阿瑟頓。他們中除了經商的店主，大多種植玉米。因為華人眾多，那裏的唐人街有個在一九0三年集資用杉木和烏豆木及波紋鐵皮建造的供奉南宋國舅爺楊亮節的侯王廟，供各界祭祀。

義興會於一九一0年前後在阿瑟頓設堂拜會，會眾以四邑人為主，以台山人為中堅。他們中很多人經營銷售土特產的商鋪以及果欄，同時基本上壟斷了當地的煙館妓院和賭場生意。一九一二年，熱帶高地的義興會也在阿瑟頓、凱恩斯以及附近的因尼斯費爾（Innisfail）等地多次舉行升旗儀式慶祝新朝的成立。義興會覺得那年當地玉米大豐收，正是借機發動捐款以支持國內新政府的機會，他們要求從所有華人種植者的玉米出售交易中每噸抽取三先令作為愛國救國捐。種植玉米的主體人群是香山人，他們與四邑人素有芥蒂，對這種強征極為不滿。香山人人多勢眾，其領袖人物方安是一家進出口商行的東主，幾年前從達爾文轉來阿瑟頓發展。他在達爾文時就與義興會有過節，到阿瑟頓以後組織了斧頭仔會，暗中與義興會作對，後因斧頭仔會的名稱過於血腥，就改名為公益會，再改為農工商會。方安與其他香山人指義興會欲收捐三先令之事為勒索，並稱其恃強淩弱，逼人入會。方安鼓動玉米種植人拒交愛國救國捐，同時倡設香山捐，公開跟義興會爭奪籌款權，由是雙方變得勢同水火。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日，阿瑟頓的香山人為歡度春節結伴外出閑遊，他們在唐人街與義興會會眾相遇，發生口角，舊恨新仇，頃刻爆發，雙方以磚頭、木棒、鐵棍和酒樽等為武器大打出手，各有負傷掛彩。義興會人少，眼見寡不敵眾，遂派人飛奔不遠處的警局報警，告稱是革命黨人與滿清保皇派之間的爭鬥。警局立即出警，很快就製止了打鬥，並拘捕了方安等四人。當地報紙從警局了解到事件經過，尤其在聽說是華人中反清派與擁清派之間的爭鬥後，大肆報道，將其稱之為“華人之內戰”。

雙方在周邊城鎮都有親友，義興會很快便從各處組織了一批人攜帶器械前往阿瑟頓增援，願意為香山幫出力的人也紛紛前去助陣。在幾天時間裏，有大約二百多華人湧到阿瑟頓準備再決勝負。警察預見到形勢可能會惡化，遂從二十八日起，派員在車站巡邏，但凡見華人手執家什凶器，一律收繳，此舉阻嚇效果明顯，許多華人為免被警察拿問及收繳凶器，隻得在阿瑟頓的前一站下車，將凶器藏在田間，然後走路去阿瑟頓唐人街。警方又重兵把守唐人街，見有人群聚集即予以驅離，有效地震懾住了蠢蠢欲動的兩派人馬。

三月一日，方安等四人被送到高地西端的赫伯頓（Herberton）法庭受審。在接下來的約三個星期裏，法庭不斷傳喚一批又一批當時參與打鬥的人員作證，這樣就釜底抽薪，拆散了醞釀進一步衝突的雙方骨幹，將他們的主要注意力引到了法庭訴訟。於是阿瑟頓的街道就歸於平靜了。而赫伯頓的客棧、飯館、食品店和肉鋪則因大批華人的突然湧來而猛賺了兩三個星期的錢。

經過三周左右的作證和辯論，法庭最終弄清了兩派衝突的根源所在：香山人指責義興會遍設煙館賭場，自毀華人名聲，還在賭博中作假出千，以致參賭的香山人經常無端輸錢，因而對義興會咬牙切齒。而義興會則以革命黨自居，表示一貫支持武昌起義和新成立的民國臨時政府；他們從玉米種植人那裏抽取的愛國救國捐，是準備匯給國內的革命黨的，他們按照協議將捐到的錢交由當地一位有名望的香山籍富商負責轉匯中國革命黨人，後者卻將錢交給了在悉尼的清廷任命的領事黃榮良（最後歸了北洋政府），為此，義興會將香山人視作保皇派，頗多指責，雙方矛盾越積越深。所謂“革命黨人與保皇派之內戰”，即源於此。弄清了前因後果，法庭認為雙方之間有誤會，對於群毆，則雙方都有責任，遂於三月二十八日取保釋放了方安等四人，結了此案。在法庭判決之前，原先聚集在阿瑟頓以及後來去赫伯頓的那些人，其實都已經陸續返家了。

在阿瑟頓兩派劍拔弩張的二月下旬，昆士蘭北部的華人社區就已經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和影響的惡劣，派出了德高望重、資產雄厚的華商如莫斯曼（Mossman）的黃金源等人前往阿瑟頓斡旋調和。義興會在那次群毆中由於人寡而受傷者較多，黃金源許諾予以補償，同時他也為方安等四人支付了每人六十英鎊的保釋金。可是方安們不忿被指為滿清保皇派，對黃金源向義興會讓步頗為不滿，導致那位殷商拂袖而去。隨後凱恩斯以香山人為主的華商如鄭泗全等再赴阿瑟頓調停，義興會也強硬了起來，威脅定要將方安等人定罪不可，於是鄭泗全等人也無功而返。回去以後，他們議決籌集捐款，準備興訟，要與義興會死磕到底。

以悉尼和墨爾本兩大華人社區為基地的華人報紙將阿瑟頓的兩派打鬥譏為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呼籲義興會要深明大義，謀求和平解決事端。墨爾本的少年中國會直接發電呼籲盡快結束這場丟人現眼的內鬥。悉尼的華人社團及致公堂也通過多種途徑，希望義興會不要再挑起事端，而是退一步媾和，不要給正在慶祝民國誕生的澳大利亞華人社團添亂。這些呼籲和勸告以及私下的溝通，對一直以革命黨人自居、站在道德製高點上的阿瑟頓義興會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事就此平息了下去。

一九一六年中國國民黨在阿瑟頓埠成立分部，此前衝突的雙方冰釋前嫌，成了同誌。

例五：一九二六年，大革命的浪潮開始從廣東席卷全國，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戰爭中所向披靡。與此相應的是，國民黨的派係爭鬥也達到了高潮。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國民黨左右兩派因在擁汪抑或擁蔣和定都武漢抑或南京問題上的爭執直接走向了同室操戈。這一爭執亦被帶到了海外華社之中，悉尼國民黨總支部內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兩大派別。最後總支部召開全體大會表決，結果多數讚成承認南京政府，但有四十餘名黨員反對，他們因而被全部清除出黨。由是那些人刊布傳單，攻訐右派，甚至涉及敗人私德傷害名譽，此事鬧得滿城風雨，幾致失控。從一九二八年初起，右派搜集證據，聘請律師，將對方以誹謗罪告上公堂。最後左派在黨爭和訴訟中全麵失利。

四.餘堯壽醜聞

一八七三年，李鴻章發起創建“官督商辦企業”上海輪船招商局。民初，餘堯壽被政府派駐招商局任總辦。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到澳大利亞調查商務，下榻墨爾本懷達（Grand）大酒店，既受政府的優禮厚遇，更蒙華僑殷渥款待。盤桓月餘後，餘堯壽收拾行囊準備返國。酒店的經理因關心而到房間探望，見滿屋滿地的方箱圓籮，大為好奇，就請餘在當地臨時聘請的兼通華英雙語的廚子梁某一一介紹諸物的用途，以為談資。在檢視物件的過程中，經理突然發現一個帽盒旁插有刀叉數件，細察刀叉柄上鐫有懷達酒店的記號，大吃一驚之餘，經理又發現房間裏的餐具少了數十件，於是立即下令扣下行李，準備報警搜查，嚇得餘手足無措。在場的華僑黃某、方某等覺得此事大傷國家體麵，極力從中求情，婉言餘堯壽不懂規矩，以為客房裏的東西聽憑取用，故誤為收藏。然而那經理不肯罷休，大罵中國官界盡是盜賊。那幾個華僑費盡唇舌，再三道歉，並賠款若幹，才把事情擺平。餘堯壽離開後，經理又入房檢查，見地氈和床單多處被煙火燒成篩眼，那是因為餘堯壽等人常吸水煙，任意吹灰於床上地上所致。經理大憤，又發現餘堯壽的隨員所住之房，床褥衾枕爬滿虱子，汙穢不可名狀。經理搖頭歎氣，在詛咒一番以後，命人將那些床褥衾枕投入鍋爐一燒了之。從此墨爾本的高等旅館一時拒收華人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