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六）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六）

滿清與澳大利亞政府（1）

一.清廷早期爭取在澳大利亞建立外交使團的努力

清廷於一八五七年分別派出郭嵩燾和陳蘭彬出使英美（後者兼管西班牙及秘魯），一八六一年設立了由洋務派領軍人物、鹹豐皇帝之弟、恭親王奕?（即“鐵帽子王”）主持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八七七年何如璋出使日本。同時清廷還希望在東南亞和大洋洲也設立外交機構。洋務運動的領袖們如奕?、李鴻章、左宗棠和張之洞等並沒有向全世界弘揚大中華無與倫比的先進文化和製度的雄才大略，他們隻是認為於“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在各國設立使團有利於通商貿易和“師夷之長以自強”。

      張之洞在一八八四年出任兩廣總督後，很想仿照北洋水師建個粵洋水師。他在一八八六年派遣王榮和與曾隨何如璋出使日本而已經回國的餘瓗前往南洋和澳大利亞，探索從那裏有錢的華僑割點韭菜集資造戰艦護商以及在那裏設立領事館的可能性。王、餘從廣州出發，先到菲律賓，然後到新加坡和馬六甲（Malacca），再到印尼群島，最後是澳大利亞。他們在澳大利亞先後訪問了達爾文、悉尼、墨爾本、瓦伽拉塔（Wangaratta）、比奇沃斯、巴拉臘特、紐斯卡爾（Newcastle），湯斯維爾（Townsville）和庫克頓等處。

回國以後，王、餘將遊曆所見向張之洞稟述，張之洞隨之向朝廷上折匯報，並建議在悉尼設“總領事一員”，總理悉尼、墨爾本、阿德萊德、昆士蘭各埠以及新西蘭的華人事務，“則華工得所庇倚，謀生益覺有資。其各埠副領事，可即令商人兼辦，無須發給薪費”。

然而英國外交部長期將清廷在澳設立外交使團的提議束諸高閣，一則因為倫敦不準備輕易放棄對殖民地外交政策的掌控，二則澳大利亞的六個殖民地都有獨立的立法權，要在各地協調設置外國領館麻煩多多。

二.八國聯軍中的澳大利亞軍隊

一九00年六月，慈禧太後以為義和團的好漢們真能刀槍不入、所向披靡，就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同時向英、美、法、俄等十一國宣戰。八國聯軍隨即在八月攻入北京，太後攜皇帝倉惶西逃。盡管勝利毫無懸念，倫敦還是不斷號召其殖民地子民為帝國為維多利亞女王效力。當時澳大利亞各殖民地軍隊的大部分主力近一萬七千人作為大英帝國遠征軍的一部分正深陷在與南非的荷裔殖民者對抗的波爾（Boer）戰爭中，因此幾乎無兵可派。為了向宗主國表個態度，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和南澳三個殖民地臨時招募了大約四百六十個後備兵和退役的海軍士兵，在該年八月從悉尼啟航駛往中國。那是澳大利亞軍人的皮靴第一次踏上華夏大地。然而因為抵達太晚，澳軍沒有趕上任何戰事，他們隻是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承擔過站崗放哨之類的閑差。盡管如此，還是有六個人死於傷病（也算是為國犧牲的先烈）。在堪培拉的戰爭紀念館的一個玻璃櫃裏，陳列著那夥軍人從中國搜羅到的若幹紀念品，如男人的長辮、清政府官員的大褂和頂戴等等。

三.領事館建立以前的清澳交往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成立以後，尤其是基於白澳政策的移民限製法案通過以後，華人社團越來越迫切地覺得最好有母國的官方代表撐腰以維護自身的權益。到了一九0七年（宣統元年），澳大利亞政府終於同意了清廷在澳設立領事館的要求。

      悉尼聞人梅光達原是在澳華人社團、歐洲各國駐澳使節以及澳大利亞政府都中意的領事人選，可惜他在一九0三年就不幸去世了。

一八五0年出生於廣東台山一個商家，梅光達九歲時隨運送淘金人的叔父到悉尼，長期寄居在一戶蘇格蘭人家，因此從小就受到英國紳士的言談舉止的潛移默化，並皈依了基督教。梅光達在一八七一年歸化為英國子民。一八八一年，他回台山省親，返回悉尼後開設了銷售茶葉的連鎖店。一八八五年，他成為在澳華人中參加共濟會（Freemasonry）的第一人。一八八六年，梅光達娶他的英國朋友的女兒、剛滿二十一歲的教師Margaret Scarlett為妻。他的丈人強烈反對那樁婚事，抵製了他們的婚禮。

作為社區領袖，梅光達一貫為華人的權益奔走呼籲。他樂善好施，經常濟貧賑窮。他是悉尼最早的華商組織聯益堂的創始人之一（聯益堂成立於一八九三年，代表四邑、香山、東莞、增城和高要的八家老牌商行。那些商行主要批發和零售在澳華人所需的各類自中國進口的雜貨，經營替華人把黃金和錢匯回家的業務，並先後代理三家航運公司（劫行東方輪船（The Eastern and Australian Steamship）、日本船行（Nippon Yusen Kaisha (NYK)）和太古（Swire Group）海運）的華人生意（航運公司之所以將華人生意外包，主要是需要語言方麵的幫助。華人代理在出售船票及承接貨運之餘，還得派員到碼頭安排人與貨物平安妥善出航）。聯益堂的三大宗旨為慈善救濟，服務旅澳華人公益；促進商人間的聯係以及調解華人社區的內部爭端）。梅光達多次呼籲禁止進口鴉片，一八八三年，他組織了有四千人簽名的禁煙請願活動。梅光達強烈譴責華人的嗜賭，更譴責其他不道德行為。在悉尼的洋人社會精英中，梅光達也有廣泛的人脈。由於清廷在澳大利亞沒有領事，梅光達在很長的時期裏曾是清廷事實上的在澳代表。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梅光達夫婦攜幼女赴華探親。其間梅光達在廣州拜會了張之洞，向後者報告了在澳華僑的處境以及關於雙邊貿易的建議，他還提醒張之洞在澳建立領事館的迫切性。為了嘉獎梅光達對在澳華人社團以及在加強清澳關係上做出的貢獻，張之洞為他奏請封賞了五品軍功銜和藍水晶配青金石的藍翎（在一八九四年，梅光達又通過捐購官銜，獲得了清廷禦準授予的四品頂戴）。

梅光達的茶室生意越做越大，也許是因為樹大招風，一九0二年八月，他在悉尼維多利亞女王大廈的辦公室裏被劫匪的鐵棍毆打成傷，以致在次年七月英年早逝。

跟梅光達齊名的墨爾本的華商是出生於一八三一年的劉光明。他是在馬來亞的檳榔嶼（Penong Island，即檳城）長大的廣東四邑人，在毛裏求斯學的英語和法語。他在一八五三年作為第一個華商移民墨爾本，先是專門為在維多利亞的華人礦工進口鴉片、米、衣服、茶葉和醃製食物等貨物，同時為他們運黃金回國，他也做運輸華人淘金工來澳的生意。在維多利亞的淘金熱退溫後，劉光明投資銀行業、礦業和其他商業。他一度是墨爾本最大的富翁之一。劉光明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支持英國，他的一個兄弟是為東印度公司戰死的。不過他經常為在澳華人發聲，他反複強調根據一八九0年的《中英北京條約》，華人有權在大英帝國旅行和就業。

一九0二年四月，清廷駐英大使派遣駐新加坡總領事和駐檳榔嶼副領事訪問澳大利亞，他們在半個月裏考察了達爾文、布裏斯班、悉尼和墨爾本的風土人情。一九0六年十一月初，清廷又派員到布裏斯班、悉尼、墨爾本、阿德萊德和朗塞斯頓（Launceston）調查民情。

一九0八年，經過長達一年的努力，清廷和張之洞在澳大利亞的華僑中募得了“海軍捐”二千六百英鎊。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悉尼和墨爾本出現了幾份華文報紙。一八九四年九月，澳大利亞第一份由華人編輯的報紙《廣益華報》在悉尼出版。該報的三個原始股東裏有兩個洋人，另一個是主持報務的受過西式教育的華商孫俊臣。《廣益華報》是周報，除了廣告，有中澳及世界新聞欄目共二十項。在其興旺時期，《廣益華報》有長期訂戶八百家，每期銷售量約一千份（該報維持到了一九二三年）。一八九八年六月，代表華商利益的《東華新報》在悉尼創刊，它很快成為保皇黨的喉舌，一九0二年改名為《東華報》（一九三六年停刊）。澳大利亞華人共和派中心的墨爾本在一九0二年出現了《愛國報》，一度由原《東華新報》的編輯鄭祿獨自包攬編（輯）、記（者）和排（版）。一九0五年，《愛國報》由新民啟智會接辦，改名為《警東新報》，同樣以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國為目標。一九一七年它改名為《平報》，一九一九年再次改名為《民報》，一九二二年遷往悉尼，成為國民黨的黨報，一直持續到了一九五0年。一九0九至一九一0年間在《警東新報》上連載的《多妻毒》是在澳大利亞以及西方世界出現的第一部中文小說。華文報紙生存不易，一是因為市場窄小，二是因為往往賒賬訂閱者多而按時付款者少。

一八九七年七月的一天，警察從悉尼一家華人賭館抓了十五個賭徒，要把他們帶去一英裏外的警察局，但警察隻帶了十四副手銬，於是他們將一個賭徒的長辮綁在後麵的人的手銬上。這激起了許多華人的憤慨。《廣益華報》刊登了“扯辮可怒”一文表示抗議。文章指出，賭博是最輕微的犯罪，華人賭博，無非是小錢消閑取樂，因之而被送上法庭受審，本身就是小題大做。洋人賭馬時萬頭攢動，既有議員政客，也有各種公職人員，賭資動輒以數百英鎊計，卻完全合法。英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是無罪推定，未經審判定罪，斷無將嫌犯作為罪犯擅加刑辱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辮子是華人最為緊要之物，被人當眾揪辮子是華人的奇恥大辱。即使華人真犯了法，法律上也沒有警察可以扯辮子的規定。警察仗勢行凶，羞辱華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該報並向市政府提出了申訴。半個月後，該報跟進報道說，當局下令，以後警察如遇有華人犯事，無論大小案件，均“不得擅拿辮子”。

四.清廷首任駐澳總領事梁瀾勳（一九0九年三月—一九一0年十月）期間

獲澳大利亞同意建立領事館以後，清廷撥款一萬九千七百兩銀子在當時的首都墨爾本建館（實際報賬一萬八千九百七十三兩，略有結餘）。擔任清廷首任駐澳總領事的是一八八0年出生於廣東三水的梁瀾勳。當時總領事館編製為總領事一人、二等翻譯一人、二等及三等書記各一人，合計四人。

清廷原本希望在設立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的同時，也在新南威爾士、南澳和昆士蘭設置由當地有名望的華商業餘兼任的副領事，英國也對之表示同意，不過這個計劃始終沒有落實。

梁瀾勳早年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曾任候補道員，後在剛創辦不久的天津北洋大學短暫任教，一九0四年任職北海洋務局，一九0七年任職清廷駐英使館，一九0九年三月到墨爾本就任。翌年十月，他因病辭職返鄉就醫（回國後曾任粵漢鐵路文案、兩廣總督署洋務委員、北京政府外交部廣東交涉員和粵海關督察等職）。

梁瀾勳在墨爾本的經曆不甚愉快。他年輕、欠缺經驗、人地生疏，一切都需從零開始。加上澳大利亞聯邦初建，剛開始探索國家的定位，大量事務需要各州協調整合至同步，因此一團亂麻。還有就是梁瀾勳一上任就碰了個軟釘子：清廷民政部於一九0八年在國內搞人口統計，在十一月通過駐英使館令悉尼及墨爾本的華人社團將在澳華人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齡、籍貫和住址等）登記造冊後函送駐英使館（如是學生需填報學生，如是經商人士需填報所營之業）。政府的用意是給予海外華人與國內居民同等待遇。同時駐英大使與兩廣總督商洽，建議華僑如在所居之地到領事館申請（或由商會代為申請）後，可發給回國護照，憑照可得到國內地方官的保護。但這事讓在澳華僑感到困惑，他們質疑駐英使館不設法解決華人的入境和長期居留問題，華人的人數勢將越來越少，調查將毫無意義。梁瀾勳到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人口登記，而華人社團根本不予配合，隻能不了了之。

緊接著，梁瀾勳犯了外放官僚的大忌：下車伊始，就想平整“山頭”。他要求迅速解散原有的那些多半以地域、宗族或幫會為基礎的“散漫”的堂館公會，代之以農工商分類的專業商會，以“研論商務，聯絡商情”,“廣籌謀而保權利”。這樣直接觸犯華人社團頭麵人物的利益和尊嚴的主意，自然更是無人理會。

因為父親亡故，梁瀾勳在一九0九年八月獲假四個月回籍治喪。那時由於一年前“二辰丸案”（一九0八年二月，日本輪船二辰丸從橫濱為澳門一華商偷運槍支彈藥，在澳門路環島附近海麵被清朝廣東水師巡視船截獲扣留。日本和澳葡政府都聲稱二辰丸所航行的水麵是葡萄牙的領海，而且事先經過葡方允許，扣押該船侵犯了葡國對其沿海的管轄權。三月，日本公使向滿清外交部提出五項要求：立即放回二辰丸；放船時，滿清兵艦鳴炮示歉；被扣軍火由滿清實價購買；處罰相關官員；賠償經濟損失。清廷很快表示全盤接受日方條款）的餘波，澳大利亞華人還在響應國內呼籲而抵製日本，梁瀾勳卻訂了日本郵輪熊野丸回國，於是墨爾本無人送船，悉尼的保商會幹脆登廣告宣稱：“駐墨爾本梁總領事……搭日本船歸國。此間僑民……以國恥而動公憤，因公憤而行抵製，是愛國熱情所激發……。該領事為保護僑民而來，應有體恤僑民之隱衷，以顧全大局。乃不顧輿情，悍然搭日船回國。僑民憤之。……決議不公認為領事”。

在澳大利亞，過往一向是政府立法，華人執行，根本談不上爭取權益。華人也認為自己僅是暫居，隻要能賺錢就行。等到需要確保入境和長期居留權的時候，正好總領事來了，僑民們對領事館的功能和權限一無所知，以為來了母國的官，就有了金罩鐵甲，至少有事可能按他們習慣的規矩“私了”了。當領館無法解決入境和居留權的問題，更保護不了違法犯罪的人，就遭到了各式華人團體的群起攻擊。

事實上，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那個語言聽寫測試並不僅限於華人，德國人、日本人和印度人都有未能通過測試而被拒絕入境的。當然，被拒絕入境的華人的比例最高。隻是盡管早已積弱積貧，華人卻依然有種“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大國心態，更有一種“以前行，為什麽現在不行”的思維定式，聯邦政府成立以後，單獨乃至上百華人借各種途徑如冒充水手、藏船內貨物中潛入港口等偷渡入境的案件接二連三，禁而難絕。梁瀾勳一方麵要承受澳方不能製約自己國民的責難，另一方麵又要承擔沒有盡力保護僑民的怪罪，到最後竟不得不要將偷渡者親自護送離境為止。

梁瀾勳在洋人中也名聲欠佳。他上任時帶著一妻一妾一女。他於妻妾之間一直處於兩難境地、束手無策，本欲獨帶寵妾，妻不肯；欲獨帶妻，則妾不願。其妻纏腳，三寸金蓮常令洋人側目，而且據說其妻性妒而悍，斥罵他時之河東吼常達戶外。為恐海關阻礙及瞞人耳目，梁瀾勳自欺欺人，稱其妾為女兒的教員。他“凡與社會周旋者，莫不與女教員形影相隨。西人聞其事者，莫不捧腹”。梁瀾勳對攜妾而來的解釋是膝下無兒，為了續嗣。

於是梁瀾勳在領事任期內隻能將精力主要集中於貿易方麵，還有就是規勸華人遵紀守法。比如，當時時有所聞有人企圖鑽那“聽寫測試免考證書”（“回頭紙”）的空子，花錢買死人或不再準備回澳的人的“回頭紙”冒名頂替而被識破。梁瀾勳隻能苦口婆心地勸諭華人“將欲免貽澳人口實，各宜束身自好，是相與有成者。領事華僑均當各負其責也”。

梁瀾勳的領事館發出了第一本中國護照，不過那實際上是由兩廣總督府核發的回鄉許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