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五） 中共第五任最高領導人張聞天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五）

中共第五任最高領導人張聞天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一九四三年三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實際上從一九三八年九月起就自行退居二線，僅僅掛名了）。

 

本節要點：

1）跟他的大多數前任陳獨秀、瞿秋白和博古一樣，張聞天本質上也是個文人。

2）張聞天實際上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僅三年半，即使是在那段時間裏，因為有限的資曆、經驗、能力和威望，他也並無實權。

3）張聞天因不讚成毛澤東欲娶江青一事而逆了龍鱗。

4）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又一次嚴重冒犯毛澤東，從此再無出頭之日。

5）在文革中審查“六十一人叛徒案”時，張聞天拒絕對劉少奇落井下石，主動承擔當年批準薄一波等履行國民黨監獄當局的釋放手續、在“反共啟示”上簽字的責任，表現了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中罕見的擔當精神。

張聞天（一八九九－一九七六）出生於江蘇南匯縣祝橋鎮一殷實農戶。他在黨內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時的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Измайлов）最後兩個音節的諧音“洛甫”知名。

張聞天早年先後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學和惠南小學就讀。

一九一五年，張聞天考入江蘇省立水產學校，兩年後因體弱退出。一九一六年進浦東中學，一九一七年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他在此時接觸到了《新青年》等進步刊物，思想開始左傾。

張聞天參加了五四運動，同時開始文藝創作和翻譯。他研究過歌德、泰戈爾等，甚至還寫過長篇小說。他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他發表的《社會問題》一文介紹《共產黨宣言》的部分內容，並開始嚐試用馬克思主義考察中國社會問題。

一九二0年七月，張聞天與沈澤民一同留學日本，學習日語並自學哲學及其他社會科學書籍。次年一月，張聞天回國，八月任中華書局編輯，與田漢曾為同事。

一九二二年一月，張聞天發表《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文中說：“我們對於這種不合理的社會，早感到不安，不過用什麽方法去改造呢？應該改造成什麽樣呢？無抵抗主義呢？反抗主義呢？無政府主義呢？社會主義呢？……取其長，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會主義一條路了。”八月，張聞天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勤工儉學，曾選過幾門課程，不過未正式注冊。

一九二四年一月回國後，張聞天仍回中華書局當編輯。不久受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之邀，於十月入川擔任重慶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英文教員，與蕭楚女等為同事。

一九二五年五月，因宣揚革命，張聞天與蕭楚女等一起被重慶衛戍司令部勒令離川，被迫返回上海。六月，張聞天經沈澤民等介紹加入中共。十月，張聞天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因為俄語較好，又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張聞天在一九二八年九月被選拔進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在那前後，張聞天以“劉雲”的筆名與吳亮平合譯的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以及由李敬永翻譯、經他校訂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在莫斯科發行中文版。

一九三0年五月十九日，張聞天發表《論兩條路線的鬥爭》，強調各國共產黨不僅要反對黨內的右傾，更要反對黨內的“左”傾，鋒芒直指李立三與“立三路線”。

在莫斯科錯綜複雜的蘇共黨內權鬥中，張聞天一直站在“正確”路線一邊。據說在所謂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張聞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最高。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莫斯科留學了五年多的張聞天回到上海，旋即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十月，張聞天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張聞天指斥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鼎等是反動、反革命的“抗日軍閥”，提出中共的策略是“擁護士兵自動抗日的鬥爭，而反對他們的長官，利用一切機會揭破這些長官的欺騙”，號召革命的士兵與民眾聯合起來，把軍閥的武裝變為民眾的武裝，甚至呼籲“要作戰勝利必須殺掉他們反動的長官”。

一九三三年一月，張聞天化裝成富商，一路由人護送，從上海坐船到汕頭，又坐船到大浦，再坐船到廣東福建交界處，上岸後經上杭、過長汀，最後到達瑞金，隨即擔任新改組的中共中央局的宣傳部長和瑞金工農民主政府主席等職務。

在博古發動的反羅明路線運動中，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發表《什麽是羅明同誌的機會主義路線》一文，為羅明的觀點定性。此後，博古批判“江西的羅明路線”，張聞天又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火力向著右傾機會主義》等文章，為博古的路線鬥爭搖旗呐喊。

一九三四年一月，張聞天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二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現在的總理，下轄十二個部。原來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分掉了他一半的職權）。

廣昌失守後，張聞天在軍委一次會議上批評博古和李德等人的軍事指揮失誤，從此與博古產生隔閡。八月，中央蘇區機關駐地沙洲壩遭國民黨飛機轟炸，中央機關被迫搬遷至瑞金雲石山，此後，張聞天開始與毛澤東走近。

長征中，張聞天與毛澤東、王稼祥等一同編入紅章縱隊，三人在行軍途中頻繁交流，結成了反對博古和李德的同盟，人稱“小三人團”。毛澤東爭取到深受共產國際信任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兩員主力大將，不僅在隨後的遵義會議上戰勝了博古，而且奠定了以後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打垮張國燾的基礎。至於以後的打垮王明，更是水到渠成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以後，張聞天在二月被安排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第五任最高領導人。

張聞天曾有把中共中央機關轉移到香港去的想法。

紅一、四方麵軍六月會師以後，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北上甘北寧夏路線，反對張國燾的西進路線。

九月十日毛澤東等與張國燾等分道揚鑣以後，張聞天主持在十二日舉行的俄界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

十月，張聞天隨紅一方麵軍主力到達陝北。十一月三十日，他與劉英在瓦窯堡結婚。他們的婚事是毛澤東等人撮合的。

十一月二十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的土地會議上作報告，稱中共在農村中的路線是消滅地主，反對富農，聯合中農，依靠貧下中農，按人口平分土地。

十二月，張聞天主持瓦窯堡會議時，對毛澤東作的軍事報告提出批評，因為毛澤東沒有把保衛根據地列為首要任務，而強調打通國際通道。瓦窯堡會議決議確定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在紅軍於一九三六年進行東征和西征期間，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合作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過張聞天對中共與張學良合作抗日的前途，起初不甚樂觀。他曾向張國燾表示，這些事都由毛澤東、周恩來兩人在處理，前者在後麵策劃，後者在外麵奔走，並說：“老毛懂得舊社會旁門左道的那一套，讓他去幹罷！”

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的次日，在討論對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主張“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製南京”；認為“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麵都有好處”。而張聞天的通篇發言裏不提到反蔣除蔣審蔣，反而主張“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的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正統”，“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 他強調“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難”，要“慎重考慮”，要“把抗日為最高旗幟”。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十四日夜的急電裏毫不含糊地譴責張學良的輕舉妄動，指示中共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在隨之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定遵命行事。張聞天就蔣介石的處置方針問題作出說明，申明：我們“不站在反蔣的立場”，理由是“因為這一立場可以使蔣的部下對立，是不好的。”他還說：“我們應把抗日為中心，對於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張聞天秘密前往西安，與周恩來、博古等商議妥善處理西安事變的辦法。

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張聞天主持了中共中央在陝西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十一月底，王明、康生和陳雲等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張聞天主持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作《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該會議按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王明臨行時的交代，改組書記處，增補王明、陳雲和康生為書記，實行集體領導。之後，中央決定，由張聞天主黨，毛澤東主軍，王明主統戰，形成了“三駕馬車”的格局。

一九三八年五月，張聞天就任新成立的馬列學院院長。

八月，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即中共應以毛澤東為首解決團結問題。而當時毛澤東隻是軍委主席，張聞天要把總書記的職位讓給毛澤東，可是毛澤東要張聞天繼續當下去，於是張聞天就主動將工作轉移給毛澤東，他把政治局會議的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他雖然仍主持會議，但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都聽毛澤東的決斷。

一九三八年秋天，毛澤東要跟江青結婚，中央和地方都有人非議，他們向張聞天反映，希望他出麵做工作。張聞天覺得為難，結婚是個人私事，別人不便幹預。經過反複考慮，他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據說毛澤東讀完後當場把信撕了，大聲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毛澤東果真就在供銷社擺酒席兩桌，張聞天自然不在被邀之列。此後，他們兩個的關係就越來越僵、越來越疏遠了。

十一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期間, 張聞天曾提出，應“推舉毛澤東同誌為中央總書記”，但毛澤東還是拒絕處理這個問題。全會之後，中央的一些會議仍由張聞天主持，但中央簽發的文件和電報等，排名順序多以毛澤東居首。可以說，這時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已完全轉移到毛澤東手裏了。

一九三九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由張聞天擔任書記。

七、八月的政治局會議以後，張聞天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主要搞宣傳教育。他是《解放》周刊的主要負責人和《共產黨人》的編輯。為開展國際宣傳，他於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創辦了用英、俄、法三種文字印發的刊物《中國通訊》。不過，因為毛澤東是大事抓得緊而不愛管具體事務的人，所以中央一般日常工作還是由張聞天處理，中央秘書局也跟著他。

一九四0年三月周恩來從莫斯科治傷後返回延安，傳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曼努伊爾斯基（Dmitriy Manuilsky）的話，說張聞天是中共黨的理論家，毛澤東聽了大發脾氣，說：“什麽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在批判王明在內戰時期的錯誤時，毛澤東指責張聞天也有責任，他說張聞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張聞天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盡管毛澤東曾當著眾人的麵說張聞天是“明君”，稱張聞天妻子劉英為“娘娘”。張聞天對整風運動有抵觸情緒，在運動期間，他到陝北和晉西北農村作了一年多的農村調查，寫了《出發歸來記》。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張聞天與毛澤東黨內最高職務的交接過程正式完成。張聞天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

此後，張聞天在陝北從事經濟發展狀況調查、研究國內外形勢和主編黨內刊物《參考資料》。

一九四五年六月，張聞天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抗戰勝利後，張聞天主動要求去東北從事地方工作。在陳雲的主持下，他參與起草並與陳雲、高崗聯名向中央發出電報，建議東北應及早將武裝力量和幹部分散到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而不宜將注意力過多集中於大城市。

一九四六年五月，張聞天到佳木斯就任中共合江省省委書記。此後，他主持合江地方政權建設、剿匪和土改等工作，後又兼任合江軍區政治委員。

一九四七年，在東北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左”的傾向，發生不少過激行為。對此，張聞天下令合江地區的報紙禁止轉載“左”的經驗，並起草了《在平分土地運動中保護工商業的指示》以保護合江工商業。

一九四八年五月，張聞天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並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在此期間，他起草了《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提出“五種經濟成分”的觀點。毛澤東肯定了該《提綱》，並將其轉發全黨，作為各解放區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

一九四九年三月，張聞天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四月，他被調任遼東省省委書記和遼東軍區政治委員。

一九五0年一月，張聞天被委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安理會首席代表，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未能取得聯合國席位而未赴任。

一九五一年四月，張聞天任中國駐蘇大使，空前絕後地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擔任駐外大使。那時大家甚至不知道駐外使館的日常工作是什麽，張聞天出任大使以後，經過調查研究和躬身實踐，摸出了路子。

一九五四年，張聞天隨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九月，他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

一九五五年一月，張聞天擔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他認為世界的趨勢是和平的，中國起碼能爭取十到二十年的和平，而十到二十年的和平爭取到了之後，世界大戰就更難爆發。毛澤東則一直強調戰爭和備戰。其間張聞天倡議建立了外交學院以培養外交幹部和國際關係研究人員。張聞天夫婦主動悉數上交了在蘇聯結餘的十二萬盧布。

一九五六年九月，張聞天當選為中共八大政治局候補委員。

一九五九年七月，張聞天參加了廬山會議。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在十四日給毛澤東寫信，信中首先肯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方針是正確的，接著指出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一九五九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製，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彭德懷認為“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麵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七月十九日，總參謀長黃克誠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呼應彭德懷。七月二十一日，張聞天在華東組作了三個小時發言，用了更精確的理論術語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左”傾錯誤。張聞天強調應多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探討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反對不講條件、不合乎實際的“主觀主義、片麵性”；強調“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光憑主觀願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在黨內民主生活上，“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麵，才會有戰鬥力”，為此領導上要“造成一種風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提意見”。事先張聞天曾就自己的發言提綱征求過田家英、胡喬木等人的意見，他們在七月二十日分別打電話給他，婉轉地透露“上麵”有不同看法，勸他“有些問題就別講了”。張聞天的秘書也勸他不講為好，而張聞天執迷不悟。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原本準備“糾左”的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對彭德懷的信逐條進行駁斥，從反“左”到反右，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張聞天轉眼被毛澤東戴上了兩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張聞天跟黃、張、周根本就沒有什麽交往）。

會後，張聞天曾到毛澤東下榻的“美廬”外請求召見，得到的答複是：主席很忙。不久之後，張聞天收到毛澤東的親筆信，全文為：“怎麽搞的？你陷於那個軍事俱樂部裏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這次是安的什麽主意？那樣四麵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裏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盡是假的。講完沒兩天，你就心煩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住脫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認為你是舊病複發，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遠未去掉，現在又發寒熱了。昔人詠瘧疾詞雲：‘冷來時冷得冰淩上臥，熱來時熱得蒸籠裏坐，疼時節疼得天靈兒破，顫時節顫得牙關挫。隻被你害殺人也麽哥，隻被你害殺人也麽哥，真是個寒來暑往人難過。’同誌，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這個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選第三十四卷，枚乘《七發》末雲：‘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與楚太子相似。如有興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發》，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於是乎跑進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現在有什麽辦法呢？願借你同誌之筆，為你同誌籌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來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願意談，近日有忙，請待來日，先用此信，達我悃忱。”在全信滿是譏諷的五百多個字中，有兩句話對張聞天是致命的，一句是說張聞天發言中的那些材料“盡是假的”，另一句是說他“舊病複發”。

八月二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參加人數幾乎是剛閉幕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者的兩倍，會場改在廬山人民劇院。會上，毛澤東點名批評張聞天，而且再一次重翻土地革命後期的錯誤路線問題老賬。

張聞天在下山之前，曾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並希望你多多指導”。毛澤東立即批示：“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還表示：“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廬山會議決議中也說，對犯錯誤的同誌“應該采取滿腔熱情的態度”。

然而事實上，溫暖的春天並沒有到來，下山以後接踵而至的是一場暴風雪。外交部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集中批鬥張聞天，主題不是針對廬山發言的是非，而是翻曆史老賬與追查子虛烏有的“軍事俱樂部”和“裏通外國”。張聞天被免去了外交部副部長職務。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許多人受到株連，張聞天的秘書以及被認為與他關係密切的許多幹部都被打成“張聞天反黨集團”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他的夫人、一九二五年入黨的長征老紅軍劉英也因無從揭發“裏通外國”而險些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劉英給毛澤東寫信求情，毛澤東批示：“劉英的問題是否應與聞天的問題處理有所分別”，劉英這才得以免掉了“分子”，被定為“嚴重右傾”，從此離開了外交部，被貶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他們惟一的兒子張虹生在就讀的北京師範學院被戴上“右傾”帽子、定性為“壞學生”後退學。一九六二年二月，張虹生通過王震的關係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在那裏犁了十多年的地。

一九六0年十一月，張聞天被分配到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擔任特約研究員，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這本是張聞天最感興趣的，問題是他希望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能於民於國有益，所以直到文革發動之前，他寫成的讀書筆記差不多都要送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而毛澤東起初還批給中央其他常委、書記處書記傳閱，後來就連看也不看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張聞天出席七千人大會，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此後前往江蘇、浙江、上海和湖南等地進行社會調查，調查結束後，他寫出了調查報告《集市貿易意見書》。

在九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再一次批判彭德懷、張聞天和習仲勳等。會後，張聞天被剝奪了參加中央一切會議、閱讀中央一切文件的權利。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張聞天參加國慶慶典活動，登上天安門城樓，並與毛澤東短暫交談。這是他的政治生命的回光返照。

文革初期，患有高血壓和心髒病的張聞天被多次批鬥，其中一次持續了五個小時，在拽來拽去拳打腳踢中，他鼻青眼腫，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還有一次是與彭德懷同台遭批鬥。

張聞天有十六本日記，記錄了從廬山會議以後到經濟研究所的經曆，文革抄家時被封存後據說遺失了不少。

在調查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中，張聞天大義凜然，高風亮節。

一九三六年三月，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從延安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痛感因為華北中共組織多年連續遭到嚴重破壞，幹部奇缺，根本無法適應華北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告訴劉少奇，在北平軍人反省院（通常稱為草嵐子監獄）裏目前關押著在一九三一年前後被捕的六十多人，其中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和楊獻珍等，這批幹部在獄中曆經考驗，堅貞不屈，是中共的寶貴財富，如果能將他們營救出來，可以大大加強華北地區的幹部力量。而且日軍進攻華北已勢不可免，一旦這批幹部落入日寇之手，定然凶多吉少。柯慶施進一步告訴劉少奇，這批幹部的刑期多數已滿，隻是如果不履行一個簽署公開的“反共啟示”的手續，就不能出獄。柯慶施建議讓獄中的幹部履行當局規定的手續，及早出獄，這樣，一方麵可以緩解北方局幹部緊缺的困難，另一方麵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劉少奇讚成柯慶施的意見，立即請示中央。張聞天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馬上同在陝北的其他中央領導商量，並很快批準了這個要求。六月，劉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複，隨即把這事交由柯慶施執行。柯慶施當即派地下黨員徐冰（公開身份是北平中國大學教授）通過關係給監獄黨支部秘密送去一封信，大意是：北方局指示你們可以履行“出獄手續”，爭取早日出來。擔任獄中支部書記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員劉瀾濤、殷鑒疑慮重重，他們擔心這是敵人設下的圈套，於是在同少數骨幹商議後，決定不予執行，也不在黨員中傳達。北方局送信到獄中三個月以後，仍不見回音。劉少奇決定通過關係給獄中黨支部送去第二封信。信中說：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上次去信後不見你們的行動，現再做如下指示：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考慮到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黨認為，為了爭取你們盡快出來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且必須履行敵人出獄手續。這樣做是符合黨的最大利益的。黨認為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的“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在小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現在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範圍內作鬥爭。形勢變了，國民黨“安內攘外”，登“反共啟事”司空見慣。正因為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所以你們更有條件，這是特定條件下所作的決定，不是常例。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不以叛徒論，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此信後，仍然拒不執行，就要犯更大更嚴重的錯誤。這時獄中黨支部已經改選，支部書記是趙搏，支委是楊獻珍和張友清。他們同骨幹們討論後，準備將中央指示征求獄中全體黨員的意見。為了證實這兩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過其他渠道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說明，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準的，隨信還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的主要內容抄件。獄中支部終於判定履行出獄手續確係中央指示。他們作出了“準備執行”的建議，交全體黨員討論。討論結果絕大多數同意服從組織決定。

從九月上旬起，安子文、薄一波和劉瀾濤等幾十名中共黨員，分作九批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陸續出獄，他們的公開聲明如下：“子文等前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北平軍人反省院自新。當茲國難時期，凡屬中國青年均需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而奮鬥，餘等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作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作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出獄後這批人被分配到山西、河北和天津等地工作。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共準備召開七大。薄一波作為七大正式代表，從晉冀魯豫解放區趕到延安，參加統一的學習和審查。當時，他還是晉冀魯豫代表團的副團長（團長劉伯承）。從草嵐子監獄出獄的黨員中，有七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補代表兩人。薄一波到延安的第二天，即向毛澤東匯報了在北平五年半的獄中鬥爭，毛澤東連連讚賞。之後，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又找薄一波談話，說：你們出獄，中央完全知道。薄一波提出，應把他們一九三六年出獄的問題向七大作出報告，把過程講清，作出結論。在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討論時，審查委員會主任任弼時正式說明了這件事。委員會對薄一波等人的出獄問題，作出明確結論，認為他們符合代表資格，並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過。當時，康生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還曾當麵對薄一波說：北方局的一大功勞就是營救草嵐子監獄的一批幹部出獄。

文革中，為了打倒“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中共中央顛倒黑白、製造假證，在全國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人的出獄，誣陷成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過去“不知道他們‘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經毛澤東同意，同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這一文件聲稱：“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這些變節分子……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這批人中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個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乃至國務院副總理的領導職務。不但這四十人慘遭迫害（十幾個人死於非命），他們的家屬、親友和老部下幾乎悉數受到株連，受審查受迫害的人成千上萬。

最早發現薄一波等人的“反共啟示”的南開大學紅衛兵曾向張聞天查問那批人出獄的問題。由於事隔多年，張聞天為了慎重起見，將回憶的情況，先給康生寫了封信，請他查閱中央保存的檔案，以證實當時的情況。後來他又給康生連寫了兩封信，均杳無回音。張聞天無奈，隻好決定由他個人負責，他寫道：“六十一人出獄是經我簽字同意的，此事黨中央領導集體是知道的”。

於是，從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起，張聞天在寓所內被北京衛戍區武裝“監護”了五百二十三天。其間張聞天與劉英被分屋關閉。一九六九年十月“緊急疏散”時，他們夫婦才得以重逢。三天後，在專案組的“護送”下，他倆帶著十歲的養女小倩匆匆離京，開始了在嶺南的流放生活。他們住在廣東肇慶軍分區大院位於一個半山坡的平房裏。因為上麵規定，張聞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對外保密，張聞天就說，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張普”吧。在那裏，他不準打電話，不準與外人接觸，不準離開宿舍區，出大院要報告，軍分區機關放電影也要請示同意後才能去看，每月得向軍分區保衛科書麵匯報思想和言行。劉英說，那是“發配”，“從‘監護’到‘遣送’，我們隻不過是從四壁密封的黑房換進了沒有柵欄的‘鳥籠’”。

 九一三事件後，張聞天開始撰寫《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和《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等後來被稱為“肇慶文稿”的一組理論文章，批評極左路線和文革的錯誤，闡述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基本問題的看法。在文稿中他寫道，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首先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荒唐到把為人民群眾物質利益而鬥爭的原則，也當作修正主義來咒罵，那就是不可容許的糊塗和欺騙！”針對文革中打倒一切的做法，他認為，把人民內部矛盾誇大為敵我矛盾，“給黨造成極大的危害”。把持不同意見的同誌誣陷為“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那更是混淆敵我，是對黨的嚴重破壞”。

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共中央決定恢複張聞天夫婦的工資待遇，並發還了他們的存款。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張聞天給毛澤東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要求了。”信是托王震轉呈的。幾近失明的毛澤東，聽完來信，讓身邊工作人員簽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張聞天又要求回家鄉上海養老，還是不得許可。一九七五年四月，他再次寫信要求遷往離上海近一點的蘇州或無錫，終於獲準。八月，張聞天遷居離故鄉一百三十公裏的無錫。然而此時的張聞天已是百病纏身。他曾幾次被送醫院搶救。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晚，張聞天突發心髒病去世，終年七十六歲。

當局不準為他開追悼會。劉英送的花圈上隻能寫“獻給老張同誌”。他的骨灰盒上的名字寫著“張普”。骨灰盒鎖在無錫公墓辦公室的一個木箱裏，放在一個很小的儲藏室內，不準進正廳。他一個人孤獨地躺在儲藏室裏。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張聞天追悼大會，由陳雲主持，鄧小平致悼詞。

張聞天在台上時人緣不佳。一些人背後稱他是笑裏藏刀的“白臉奸雄”。當初西路軍失敗後，一些將領回到了延安，毛澤東對他們說，隻要人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有人就可以幹出一番事業，而張聞天卻嚴厲地批評人家。

張聞天發妻衛月蓮，育有二女：張維英和張引娣。

第二任妻子是張聞天一九二八年在蘇聯娶的蘇聯紅軍後勤部辦事員安娜·古爾賓斯卡婭（Anna Gulbinskaya），育有一子（一九三一年張聞天回國時，古爾賓斯卡婭和他的兒子留在蘇聯，孩子於一九四一年死於戰亂）。

第三任妻子劉英，育有一子張虹生。張虹生於一九三九年冬生於新疆。當時劉英在從延安借道新疆去蘇聯的途中，把他委托給陳潭秋照顧。一九四二年底盛世才監禁了陳潭秋等人以後，張虹生和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等三十多個孩子也被關進了監獄。不滿三歲的張虹生是全中國年齡最小的政治犯。他在十歲時才在東北見到張聞天。他一生中跟父親相聚的日子不過四、五年。

張聞天夫婦在一九六一年從山東的一個孤兒院領養了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