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四） 中共第四任最高領導人博古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四）

中共第四任最高領導人博古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任中共臨時政治局（或稱臨時中央，一九三三年一月後為中共中央局）總負責人，一九三四年一月—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本節要點：

1）幾乎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博古得以擔任中共的最高領導，純粹是因為他一貫緊跟斯大林—米夫—王明路線。

2）在主政中共中央的四年裏，博古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忠實盡責的代理人。

3）因為不能勝任軍事指揮的重擔而無法服眾，博古在長征途中被逐漸邊緣化。

4）博古在延安整風中被翻舊賬扣帽子，因為睚眥必報的毛澤東要出他自寧都會議以後一直憋著的那股惡氣。

博古（一九0七－一九四六），本名秦邦憲，原籍江蘇無錫，出生於浙江杭州。秦氏是無錫望族，博古是北宋詞人秦觀的第三十二代孫。江南四大名園之一的無錫寄暢園又名秦園，自一五二七年左右起一直是秦氏祖業，直到一九五二年獻給國家。博古之父是清末舉人，曾任浙江長興縣統捐局局長等職。博古為化名，乃其俄語名字“博古諾夫”（Boryhob）前兩個音節的音譯。

博古九歲時喪父，三兄妹與母親朱氏相依為命。

一九一四年，博古進秦氏公學啟蒙。次年進無錫第一國民初等小學，後轉入無錫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

一九二一年，博古考榮巷公益工商中學商科不中，旋即考入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即蘇州工專）紡織科，其間通過閱讀《新青年》、《向導》和《創造周報》等報刊接觸了大量新思想。

一九二四年一月，博古加入由無錫在外埠讀書的學子組成的錫社，並主持蘇州委員會。是年夏，博古參加由上海大學社會學係學生發起組織的中國孤星社。從八月起，少年博古開始在《孤星》、《錫報》、《血淚潮》以及錫社編印的《無錫評論》等報刊上頻頻發表文章，抨擊封建禮教和庸俗世態，宣揚新文化、新思潮。博古弄文舞墨的秀才氣從那時起初露端倪。

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身為蘇州學聯負責人的博古在蘇州工專召開聲討大會，接著率二十多所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因全身心投入學生運動，博古勞累成疾，最終隻能從蘇州工專肄業。

七月，博古被推選為錫社執行委員和組織部主任。八月起主持編輯《無錫評論》。

九月，博古考入瞿秋白任係主任的上海大學社會學係。他聽過鄧中夏、惲代英等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

十一月，博古加入中共。

十二月，上海大學出版的《中山主義》周刊發表由博古記錄的瞿秋白的《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和惲代英的《孫中山主義與戴季陶主義》的演講辭。

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海大學中共組織推薦博古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當宣傳部幹事。十月六日，淞滬警察廳以該黨部“為赤化張目”的罪名逮捕了包括博古在內的三十餘人，不過因未能搜查出真憑實據而在翌日將他們釋放。

同月，博古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不久通過考試，由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共批準，博古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就相繼與托洛茨基鬥、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鬥、與布哈林和李可夫鬥，中國留學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蘇共權力鬥爭的漩渦。一九二七年，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Karl Radek）因公開支持托洛茨基、敵視斯大林而被解職，那時斯大林的紅人、副校長米夫正在中國指導群眾宣傳和黨建，於是由深受學生喜歡的教務長阿古爾（Agoor）代理校長，主持學校工作。阿古爾看不起學校裏蘇共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Sednikov），雙方鉤心鬥角，中國學生分成了以俞秀鬆、董亦湘等素有聲望的中共老黨員為首的占多數的“教務派”和以王明為首的占少數的“支部派”。

王明比博古早一期到中山大學，是中山大學的首屆畢業生。因為深得米夫的器重，他畢業後留校當學校秘書，並以米夫的翻譯的身份參加支部局的工作。王明和他周圍的人支持謝德尼可夫，博古是這個小圈子中的骨幹之一。

一九二七年六月底的學期總結會議上，“教務派”和“支部派”互相攻訐，“教務派”斥責黨務工作一塌糊塗，“支部派”控訴教務工作雜亂無章。米夫回來以後，采納王明的意見，支持“支部派”，並聯合對權力鬥爭惱火的第三勢力，搞垮了“教務派”，不久米夫被提升為校長。

十一月七日，中山大學學生參加了慶祝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的遊行，在經過紅場列寧陵寢接受斯大林和其他黨政要人的檢閱時，一些人突然高呼擁護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的口號，讓斯大林震驚之餘勃然大怒。他命令米夫徹查中山大學的托派活動。經過幾個月的調查，那些公然造反的骨幹分子被放逐回中國，罪行較輕的有的留黨察看，有的送去工廠勞動改造。其實他們中的許多人因為中國革命的失敗，信心破滅而懷疑一切，並不一定是托派分子，隻是對斯大林和蘇共有怨氣罷了。

一九二八年初，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的少共支部局的一些人對學校支部局工作不滿。校支部局以蔑視黨的領導為名，給他們扣上“先鋒主義”帽子，並改組少共支部。因為聰明好學、俄語出色，博古被指派擔任由向忠發率領的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四大的中國工農代表團的生活翻譯四個多月，接著又被蘇聯國家安全局（格伯烏）借去幫助審訊所謂的“華僑反革命案”一個月，所以他一開始沒有卷入這次派係矛盾衝突。在赤色職工國際四大期間，博古結識了中共代表團成員、無錫紡織女工劉群先，兩人隨後相戀，並於一九二八年五月結婚。

一九二九年夏初，中山大學召開黨員大會，會議開了十天，因此也稱“十天會議”。王明那時遠在國內，沒有參加。大會的爭論焦點是支部局執行的路線是否正確。支部局的領導人認為他們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大多數黨團員則說支部局執行了“實踐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有的認為學校的中國革命問題教材不切實際；有的埋怨學校黨組織把中共黨員降為蘇共候補黨員不合情理；有的批評王明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等等。

在“十天大會”的第十天，支部局把一個《解散團支部局的決議案》提交大會表決，因為整個團支部局除陳昌浩之外，所有成員都是反對王明一夥的，所以表決的結果，舉手讚成的僅有二十九人，而蘇共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以區委的名義命令大會結束，那個決議案居然算通過了。在這之後，大家將王明、博古那夥人諷刺地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那個不完全可靠的名單是：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盛忠亮（後被捕叛變）、沈澤民、陳昌浩（文革中自殺）、張琴秋（文革中自殺）、何子述、何克全（凱豐）、楊尚昆、夏曦、孟慶樹、王保禮（後被捕叛變）、王盛榮、王雲程（後被捕叛變）、朱阿根（後被捕叛變？）、朱自舜、孫濟民（後被捕叛變）、杜作祥、宋潘民（蘇區肅反時被殺）、陳原道、李竹聲（後被捕叛變）、李元傑、汪盛荻（後被捕叛變）、肖特甫、殷鑒和袁家鏞（後被捕叛變？）。那夥人有時又叫“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那半個是徐以新，他當時隻有十七、八歲，隻是共青團員，而且觀點動搖）。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博古考取中國問題研究院研究生，同時還擔任校內工人班政治常識教員、黨的指導員及教務處翻譯。同年底，中山大學開始大規模的清黨運動，在中國留學生中間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博古他們組成的“革命法庭”把一些被控犯有“充當民族資產階級走狗”或“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等罪行的學生送到西伯利亞伐木或挖煤。還有許多人被長期拘押，命運不得而知。

博古於一九三0年五月借道法國乘船回國。抵達上海後，他與王明、王稼祥等老同學重逢，隨即擔任了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參與編輯《勞動報》和《工人小報》。

五、六月間，王明在滬西參加一個群眾大會時被捕，不過沒有被警察局認出。他急於出獄，買通了一個印度巡捕去給他的好友、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生、中共中央宣傳秘書潘文玉送信求救。王明的求教暴露了一個中共地下機關，連累大部分機關都不得不立即搬家。王明不久獲釋，他寫信給米夫，謊稱在獄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丟在腦後，米夫為之大發雷霆。

當時的向忠發/李立三中央盲目崇尚暴力奪權，而王明、博古等人自以為高明，引經據典，批評中央形“左”實右，然而他們那時人微言輕，除了受到處分，對大局毫無影響。直到九月的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僅僅三個月的“立三路線”，王明、博古等才得以揚眉吐氣。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在米夫的操控下，王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變成一切他說了算，向忠發成了他的傀儡。博古則擔任了團中央宣傳部長。

三月，原上海的鋼鐵廠工人、團中央書記溫裕成因貪汙被撤職，博古取而代之。

六月二十二日，向忠發被捕投降，上海地下黨係統受到極大的威脅。博古因事先得到警告而及時避開。王明則成了驚弓之鳥，他從此很少在中央的會議上露麵，不敢住旅館，也不敢住單獨的私人房屋。他帶著妻子孟慶樹搬到上海郊區的一座療養院，花可觀的租金租下整個一層樓，足不出戶，儼然成了一個隱士，事無巨細，都交給康生和陳雲去辦。九月中，王明和周恩來通知博古，周恩來將去蘇區中央局擔任書記，而王明將回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負責中國黨的事情”，改由博古在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艾維特的直接指導下主持中央工作。這樣，臨時中央裏最年輕、僅有六年黨齡（毛澤東後來譏諷地稱他為“新黨員”）、回國剛剛一年、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二十四歲的博古臨危受命，一下被提拔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共產國際在十月追認了中共中央的變動。

不過，那時的上海環境太過險惡，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博古領導的臨時中央能做的事情實在有限，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僅僅起了共產國際與蘇區中央局之間的橋梁作用。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然而鑒於共產國際認定九一八是日本軍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序幕，博古中央提出了“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並將之作為中共的中心任務。同時，博古中央照抄蘇聯經驗，積極推行中心城市武裝起義、打擊地主士紳等中間階層的“進攻路線”。

毛澤東認為博古們在不顧實際地瞎指揮，根本不把博古和博古背後的俄國顧問們放在眼裏。不管是進攻城市，還是援助鄂豫皖蘇區反“圍剿”，毛澤東都主張中央紅軍應該有備而往、量力而行。他是個精明的戰略家而不是個肯孤注一擲的賭徒。

仗著共產國際的撐腰，博古更不買毛澤東的帳，他說要跟毛澤東的消極怠工“做堅決的鬥爭”。

於是周恩來在十月寧都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會議上給了毛澤東一個大大的教訓。

本來上海的“留守政治局”並沒有多少權威，加上經濟上有求於中央蘇區的資助，所以三大蘇區發生的重大問題，都由蘇區中央局決斷，往往不報告臨時中央，就是報告，也隻是“抄報”。寧都會議以後，博古的地位大為加強。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海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政治局常委盧福坦等被捕變節，致使張聞天和陳雲等險些被捕，臨時中央麵臨空前的滅頂之災，在上海再也無法立足。在獲得共產國際批準以後，博古決定中央首腦機關整體遷往江西中央蘇區。

一九三三年一月，博古、張聞天和陳雲等先後抵達中央蘇區。

在從上杭到瑞金的路上，博古首先接觸到時任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羅明。羅明開口“領袖毛主席”，閉口“毛主席指示”，卻沒有把上海臨時政治局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等精神傳達到基層，讓博古極為不爽。博古在蘇聯時，隻有列寧才被尊為“領袖”，連斯大林都沒人稱是領袖，怎麽到了中國，一個還沒有做出很大貢獻、而且屢犯錯誤的人，卻以“領袖”自居，並樂於聽別人的吹捧奉承？（毛澤東先後受到過八次處分；中央和湖南省委都撤過他的職；他曾在兩次黨代會上落選。）博古更聽到一些幹部對中央領導的流言蜚語，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親米派”、“莫斯科回來的臭知識分子”等等。到瑞金以後，他又發現中央蘇區黨、政、軍係統各自為政，職責不明；身為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躲在瑞金東麵五、六裏遠的雲石山一座古廟裏小病大養，同時卻專門找工作勤勉的項英的茬。於是博古著手整頓，他主持召開了上海臨時政治局與蘇區中央局的聯席會議，將兩個中央合而為一，新的中央局核心小組由博古、周恩來和張聞天三人組成，他自己擔任總書記。

新中央局成立以後，當務之急是立威。羅明提供了最好的靶子。

對於中共中央製定的在攻占城市後“不擾民，不擾商，稅款繳國庫”的原則，羅明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上杭、永定和龍岩一帶開展掠奪式遊擊戰，每突襲一地，就“堅壁清野”，把錢、糧、油、鹽、布匹、香煙和煤油等洗劫一空，然後迅速撤出，又去進攻另一個小城，打一處，搶一處，丟一處，使百姓苦不堪言，而掠奪所得則概不上繳。羅明還上書妄議中央局的決定是“空洞的政治說教”，於是博古派出張聞天、任弼時和王稼祥三人負責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羅明被組織處理，一批基層和前線幹部包括張鼎丞、劉曉和何叔衡等被牽連。

另一個靶子是所謂的鄧、毛、謝、古的“江西羅明路線”。

一九三一年以前，中共的活動經費大部分來自共產國際。一九三一年以後，由於東北形勢的變化，共產國際將援助重點轉移到了東北，對中共中央的資助有所減少，中共中央的收入變成主要依靠蘇區的稅收以及打仗收繳來的浮財。除了日常活動開支，中央還要對白區和收入少的根據地給予接濟。可是江西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和古柏等領導幹部受毛澤東的影響，公然截留稅款，連花不出去的黃金也不上繳，弄得中央財政十分拮據（如一九三二年一月，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關於在華工作的報告中提到，中共“經費困難，黨的工作嚴重癱瘓”）。博古又派出張聞天去調查鄧、毛、謝、古，然後對他們作了組織處理。毛澤東因此覺得博古們在“指雞罵狗”。

也許因為自己離開學校不久，博古在中央蘇區花了很多精力抓教育。瑞金原來隻有一所師資質量低下的中央紅軍軍事政治學校，經博古提議，先後辦起了由劉伯承任校長和政委的紅軍大學、先是毛澤東後是瞿秋白當校長的綜合性的蘇維埃大學以及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學的幹部學校。

四次反“圍剿”戰役勝利後，周恩來和朱德等估計蔣介石要發動新的“圍剿”，最快也得到一九三三年底或一九三四年春，他們覺得在這段時間裏，紅軍應該趁機出去開辟一些新的根據地，同時也給自己搞點“補給”，在上海的斯特恩也有同感。其間，考慮到博古對軍事一竅不通，共產國際駐上海遠東局派德國人李德化裝成外國傳教士進入蘇區，擔任軍事顧問。一九三三年九月，李德抵達蘇區。為了照顧他的生活，中共特地為他在瑞金城郊沙洲壩一塊稻田的中間單獨建造了一幢“外賓公寓”，還為他配了個“臨時夫人”。博古決定李德列席中共中央及軍委會議，並放手讓李德主導軍事決策。問題是李德既沒有任何實戰經驗，更不了解中國戰場的特點，遂與周恩來等人往往無法合作。

李德剛到蘇區十幾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蔣介石就已經調集了約一百萬兵力、一千五百門大炮和五百架飛機，對各個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其中五十萬軍隊分四路重點進攻中央蘇區。蔣介石采納了他的德國軍事顧問、前德國陸軍總指揮、一級上將馮·塞克特（Johannes von Seeckt）的建議，一改前幾次“圍剿”常犯的急躁冒進以致被紅軍的運動戰、遊擊戰牽著鼻子走，被紅軍“誘敵深入”圍殲的錯誤，確立了持久戰與堡壘戰相結合、“徹底封鎖”的戰略，即“戰略攻勢，戰術守勢”和“穩紮穩打，廣築碉堡，步步為營，四麵圍困，逐步收緊”，以嚴密的工事和碉堡層層推進，背著烏龜殼打仗，不吃魚餌，不鑽套，緩慢地壓縮紅軍的作戰區域，限製紅軍的活動空間，斷絕紅軍的物質來源，以達到“竭澤而漁”、最後殲滅紅軍的目的。

因為對敵情判斷失誤，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以前沒有得到充分修整，部隊的分布位置也不利，麵對蔣介石的新戰略，指揮人員莫衷一是，博古更是束手無策。

九月，受命防守黎川的閩贛軍區司令、紅七軍團政委肖勁光指揮失誤後逃跑，導致黎川失守，使廣昌失去了屏障。為之博古等召開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公審大會，判處肖勁光五年監禁，並開除黨籍軍籍（肖勁光在長征前被解除監禁，到紅軍大學當教員，後隨軍行動。一年後的遵義會議後，他率兵堅守婁山關阻擊追兵，立了大功，第二天即恢複黨籍軍籍，後來去紅三軍團當了參謀長）。

正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壓力越來越重之際，十一月二十日，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與國民黨內李濟深、陳銘樞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紅軍聯係，希望抱團取暖、聯手抗蔣。福建事變使國軍對中央蘇區的包圍圈出現了缺口，從而迫使蔣介石迅速改變計劃，他從“圍剿”中央蘇區的北路軍中抽調十一個師入閩，自任“討逆軍”總司令，這樣就造成了“圍剿”前線兵力減弱，為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提供了機會。

然而博古他們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博古、周恩來本來是讚同與福建政府聯合的，還與之談判草簽了雙方停止軍事行動、共同發表反蔣宣言等的《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可是共產國際不同意，共產國際駐上海軍事代表團認為蔡廷鍇等人不可信、不可靠，“李、陳、蔡與蔣之間的鬥爭是軍閥內訌”，於是博古中央在政治上頒布了《中共中央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指責“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在玩弄欺騙民眾的煙幕彈與把戲”；在軍事上不與十九路軍呼應配合，側擊向延平推進的蔣介石的“討逆軍”，從而錯失良機。

在蔣介石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十九路軍內部發生分化，到翌年一月，曆時五十三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敗。蔣介石在平息福建事變之後，將入閩蔣軍加上被改編的十九路軍組成東路軍，完成了對中央蘇區的四麵合圍。而蘇區紅軍在李德的指揮下，開始全線轉入陣地防禦戰。

李德在十二月以統一前方指揮的理由取消了中央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麵軍司令部，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蘇區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特意把托病缺席的毛澤東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委員。

四月，國軍向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大舉進攻，尋求與紅軍主力決戰。博古在廣昌南三官殿設立北路陣地野戰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他自己任政委，李德任軍事顧問。李德指揮部隊處處設防，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加上林彪提出的“短促突擊”，跟國軍拚實力拚消耗打正規戰。李德還曾親臨一線參加作戰。

紅三軍團長彭德懷認為這種作戰方式行不通，他再三強調：“廣昌不能固守，我們必須考慮到國軍的技術與裝備遠在我軍之上”，“我們沒有飛機大炮，敵軍有，再堅固的堡壘也難以抵禦飛機大炮的轟炸。”但是李德與博古我行我素。從四月十日開始，紅軍進行了曆時十八天的廣昌保衛戰。國軍七個師又一個炮兵旅，在每天三、四十架飛機的配合下，采用“步步為營”的戰術進攻，使紅軍始終處於被動地位，傷亡近六千人，占參戰兵力的五分之一。四月二十七日，國軍向廣昌城發起總攻，紅軍拚力抵抗，但終究未能抵擋住國軍的連續攻擊。在嚴酷的現實麵前，博古和李德被迫下令撤退。二十八日，紅軍撤出廣昌。

廣昌戰敗之後，博古立即提出了及早突圍的意見，並建議從西南方向突破，去賀龍的湘鄂西根據地，並報請共產國際批準。

六月，在得知政治局作出了要轉移去湘鄂西的決定以後，毛澤東找到博古，表示不同意中央的決定。他勸博古應該堅持留在中央蘇區，因為這塊根據地是五年來蘇區軍民艱辛創建的，來之不易，現在要撤退，就是背叛，就是右傾逃跑主義。毛澤東說他不走，他在這裏人熟地熟，他不怕。他的計劃是“打圈圈”，即用兜圈子的辦法把蔣介石的主力引開，化解圍剿。博古反問道，既然是兜圈子，為什麽一定要在這一帶兜呢？為什麽不能兜得遠些，跳出蔣介石的手掌心呢？他舉出紅四方麵軍的例子：他們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往西突圍，轉戰三千裏，於十二月到達川北時，隻剩下了約九千人，可是因為脫離了蔣介石的勢力範圍，得以順利開辟了川北根據地，部隊壯大到了六、七萬人。

七月初，共產國際複電同意中央紅軍轉移的決定。

七月，國軍從六個方向向中央蘇區發起全麵進攻，李德和周恩來命令“分兵把口，全線防禦”。然而由於兵力分散，反攻時兵力不足，難以殲滅敵人，防禦時則易被各個擊破，結果六路防線被全部擊潰，節節防禦變為了節節敗退。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召開了在蘇區的最後一次會議，朱德和李維漢列席了會議。會議決定成立閩粵贛中央分局，由項英任書記和留守部隊司令兼政委；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政治、軍事大計由博古、李德分別做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會議通過了李維漢提出的中央機關領導和幹部去留安排的原則和方案。

九月，博古基本確定了留在蘇區的幹部名單。

九月下旬，毛澤東離開他長期休養的古廟，與正在集結待命的紅一軍團的幹部頻繁接觸，連夜找人談話，還開座談會，然後寫信給博古，說他要留下來，跟陳毅一起打遊擊，不過要求把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和九軍團的一個師留下。毛澤東在信尾保證說，在兩三年以後，中央蘇區和留下的紅軍將以嶄新的麵貌迎接中央局歸來。

博古找周恩來商量，周恩來說不行，一是已經決定留下項英，如果毛澤東也不走，項英的工作不好做；二是九軍團變動太大，會牽涉大轉移的整體部署。

周恩來花了一整夜說服了毛澤東改變主意。

在策劃大轉移時，博古再三強調嚴守秘密和輕裝上陣，他要求一切不便於長途行軍作戰的人和物，統統就地疏散、轉移、隱蔽，或交給留守部隊處理。可是毛澤東不同意分散機關人員，他建議把機關人員集中編隊；對於物資設備，他提出了含糊不清的“擇要隨行”的原則。在周恩來和張聞天的支持下，毛澤東的主意被采納了，於是中央紅軍成立了紅星和紅章兩個縱隊，背上了軍委機關、中央機關和中央政府機關的大包袱，人稱“兩頂轎子”。

十月初，中央蘇區興國、寧都和石城相繼失守。十月七日，中革軍委下令地方部隊接替各線防禦任務。十月十日，中央紅軍主力與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八萬六千餘人分頭從瑞金等處出發，開始了後來舉世聞名的“長征”。

博古的保密工作做得極好，以致國民黨一直按部就班地“烏龜爬”，直到十一月十日占領瑞金以後才確知紅軍主力早已撤離。指揮江西剿共的陳誠事後感歎說：“剿共數年，卒使共黨分子數萬突圍，這是我們的失敗”，“竭數年之力，糜巨萬之餉，勞百萬之師，……渠魁如朱、毛等，盡皆漏網，遂使九仞之功，虧於一簣。……這讓我們當時有責之人，真不知應何以自處！”

不過紅軍在時間上的優勢很快就消失了。

這支龐大的隊伍將蘇區各個機關、工廠和銀行所有值錢的家當都放在了騾、馬和驢的背上，即隊伍裏有一大批運載物資的牲畜，馱著兵工廠、造幣廠、印刷廠和醫院等的機器設備，還有五千多名挑夫，挑著蘇區的各種“壇壇罐罐”，拖拖拉拉，不慌不忙。博古屢次命令拋棄輜重、合並紅星和紅章縱隊，卻都遭到隨這兩個縱隊行軍的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小三人團”的抵製。

後來挑夫都逃光以後，那些“壇壇罐罐”成了隨紅星和紅章縱隊一起行動的八軍團的負擔，他們三天隻能前進一百來裏。為了保衛這兩個縱隊，九軍團也被拖著無法走快（據說，前方戰士為此把紅章縱隊稱作“混帳縱隊”）

懷著西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目標，中央紅軍在湘江試圖衝破國軍的第四道防線時，由於行動遲緩、秩序混亂和敵機的狂轟濫炸，損失了三萬多人，加上在通過前三道封鎖線時的傷亡和逃跑，紅軍的人數銳減到了三萬餘人。

當看到湘江兩岸灘上被敵機轟炸掃射打死的成片的士兵的屍體時，博古悲憤地大聲說：我算一個什麽“統帥”？最高三人團下的命令，一次又一次被“小三人團”擋回來，到底誰聽誰的？他又說：“我恨不得把他們一個個槍斃了。……總有一天，我會跟他們算這筆帳的！”

但是，在十二月十一日在湖南西南邊界的通道縣城舉行的有所有隨軍同行的中央負責人參加的曆時僅一個半小時的“飛行會議”上，博古在斟酌利害以後，還是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繼續西行前往貴州黎平而沒有聽取李德轉向北上的意見。李德的影響力從此一落千丈。

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李德認為入黔之後可以北上然後轉東進入湘西實現跟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而多數人則讚成毛澤東繼續向黔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意見。博古接受了多數人的意見，並決定撤銷早已潰不成軍的八軍團，將其剩餘人員編入五軍團；撤銷紅旗和紅章縱隊，其中能作戰的充實一線部隊，沒有戰鬥力的重新編組為中央縱隊；徹底扔掉所有的壇壇罐罐。“兩頂轎子”出發時有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六人，這時隻剩下了一千九百八十人，除去五千挑夫，淨損失七千五百六十六人，損失率高達將近百分之八十（不過好像所有的要人以及要人們的妻子都完成了長征！）。

一九三五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甕安的猴場又開了個一個多小時的短會，確定了渡過烏江後“首先占領遵義城，以遵義為中心開展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的戰略。

一月十五—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博古和李德為他們在指揮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犯的錯誤遭到嚴厲批評。博古承認自己對紅軍的巨大損失和蘇區的喪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博古就此威信掃地，不過暫時還掛著總書記的名義。

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他協助周恩來指揮行軍打仗。

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在貴州畢節林口鎮雞鳴三省村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對周恩來建議“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說張聞天想當總書記，而他是六屆五中選出來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他又是莫斯科回來的，在王明那裏也容易通過。於是張聞天就取代博古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同日下午，博古交出了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的印章和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以及裝著中央文件的挑夫擔子，通過周恩來轉交給了張聞天。

博古隨即把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的潘漢年找來，向他說明了遵義會議的全過程，以及他卸任給張聞天的事。博古說交權不僅僅是移交三顆印章和幾箱文件的事，更重要的是要向共產國際匯報，讓其批準。因為當年他在上海和王明分手時約定的秘密聯絡人隻能是潘漢年，所以要潘漢年去莫斯科。為了預防萬一，博古跟周恩來商量，讓陳雲也去，兩人分頭出發。

潘漢年和陳雲先後到了上海，又先後以押運員的身份搭乘蘇聯貨船去海參崴，再坐火車去莫斯科。潘漢年在九月抵達莫斯科，向王明匯報了一切。共產國際在十月二日批準張聞天為中國臨時負責人。不過這個消息直到十一月初才由張浩帶到中共中央。

毛澤東在土城失利以後出色地指揮了“四渡赤水”。不過在三渡赤水時，因為不了解敵軍的動向和毛澤東神機妙算的內幕，許多人對“打腳仗”不滿，以為是在走冤枉路，林彪因此還寫信給張聞天，要求撤下毛澤東，換上彭德懷。是博古從中做工作，才將事情平息下去。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黑水會議決定博古繼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十月五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一切職務並開除黨籍。”

中央紅軍在十月到達陝北吳起鎮之後，博古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後又兼任外交部部長）。他與林伯渠合作治理地區的鹽運和賦稅問題，還領導黨務委員會的董必武、張雲逸、李維漢、王首道和郭洪濤五人小組解決了當地的肅反問題，釋放了劉誌丹、習仲勳、高崗、張秀山和馬文瑞等一大批人。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博古、葉劍英三人赴西安，周恩來負責上層統戰和群眾工作，博古負責黨內工作，葉劍英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工作。其間博古領導成立了陝西省委，並創建了紅中社西安分社。紅中社不久改名為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

西安事件和平解決後，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

那是博古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發揮才幹、心情最舒暢的一段時期。他曾對潘漢年說：“看來毛澤東不會太為難我”。

一九三七年二月，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六月，周恩來、博古和林伯渠先後赴上海和廬山，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其間博古起草了《共赴國難宣言》（即《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他負責對外聯絡、統一戰線以及長江中下遊地區的黨建。之後他又被派赴南京參與國共合作談判，擔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博古參與恢複和重建了南方十三省的中共組織，組建了新四軍，營救了被國民黨拘押的大批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博古出席了在洛川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為了加強中共對南方各地抗日活動的領導，會議決定成立中共長江沿岸委員會，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和林伯渠當選為委員會委員，周恩來任書記。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攜妻子與康生等人從蘇聯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博古應召自南京趕往延安參加會議。會議決定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黨的工作。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合並，由王明任書記，博古任委員兼組織部部長。

十二月二十一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同蔣介石等進行會談，決定成立國共兩黨關係委員會，中共代表為王明、周恩來、博古和葉劍英，國民黨代表為陳立夫、康澤、劉健群和張衝。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博古在武漢創辦《新華日報》。這是中共第一張向全國公開發行的報紙，也是中共在南方的主要輿論陣地。

六月，博古成為國民參政會七名中共參政員之一（其餘六名為毛澤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和鄧穎超）。

九月，王明、周恩來和博古離開武漢回到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這次會議標誌著王明徹底失去了話語權。中共中央長江局被撤銷，在重慶新設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和董必武等任常委，周恩來任書記。博古在任南方局組織部長的同時，負責領導社會部和國際問題研究室，還兼任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

一九三九年七月，因周恩來在延安騎馬摔倒，手臂骨折而去蘇聯療養，博古從八月二十七日起至一九四0年五月底擔任南方局代理書記，負責南方國統區的地下黨工作。

一九四0年十一月，由於國共雙方摩擦加劇，中共開始陸續撤回南方局，博古返回延安並與張越霞結婚（劉群先在一九三九年赴莫斯科治病，兩人應該沒有離過婚，因為劉群先途經香港時還跟博古的母親、妹妹等合影留念）。

一九四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決定將《新中華報》與《今日新聞》合並，籌備出版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博古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兼《解放日報》社社長和中共中央出版局主任。五月十六日《解放日報》創刊，毛澤東撰寫發刊詞，博古寫了頭條新聞。十一月，博古又兼任了新華通訊社社長。之後他在各大戰略區相繼建立了新華社的總分社，擴展了新華社的組織和業務（一九四四年九月，新華社開始播放英語廣播，使中共的聲音首次直接傳至海外）。

一九四二年一月，師哲對《解放日報》的版麵有意見，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公開了師哲的信，讓博古大吃一驚。二月，毛澤東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解放日報》沒有充分表現黨性，說報紙的主要篇幅都是轉載的國內外資產階級通訊社的新聞，散布他們的影響，而對中共政策與群眾運動的宣傳卻很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博古聞聲馬上在編輯部全體人員大會上作了檢討，並回顧了《解放日報》發行十個月以來的錯誤缺點。

同月，利用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再也無暇經營中共事務之機，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宣布展開整風，實際上全麵清算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

十二月，由新華社和《解放日報》合編的《參考消息》第一號出版。

一九四三年，整風運動達到高潮，博古作為“教條主義”代表，成為被批判的重點對象。他曾道歉說：“給黨造成這麽大損失，我就是再艱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在十一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又一次作檢討，他承認在教條宗派中，除了王明，他是第一名；在內戰時期，他在國內是第一名；抗戰時的投降主義以王明為首，他是執行者和讚助者。在博古的檢查過程中，他受到嚴厲譴責，甚至被斥為“篡黨”。

為了自辯，博古寫過一份《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提綱）》。那十個問題是：路線、宗派、與米夫的關係、與李德的關係、“篡黨”、與王明、張聞天等的關係、與國民黨的關係、入黨、肅反和大轉移前中央蘇區留人的問題。

博古聲明：1）他犯過路線錯誤，但他執行的路線始終是共產國際的路線，而共產國際是集中的組織，其決議是必須執行的（在一九三五年主持共產國際工作以後，季米特洛夫主張共產國際不宜直接幹涉各國共產黨的活動，而隻應提供原則指導）；2）他搞過肅反，但“絕沒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殺任何人，……絕未使用保衛機關作黨內鬥爭的工具”；3）他決定蘇區留人，是因為對形勢的困難估計不足，並無存心讓那些人犧牲。他說事後看，是應該把那些人帶出來的；4）他從沒搞過任何小宗派陰謀活動，黨內一切交往都是工作需要；5）對於彭真、康生等人對他的“混入黨內”、“篡黨”之類的血口噴人，他認為“是不能忍受的”（據說彭真後來在同身邊工作人員聊天時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風中的錯誤：“延安整風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後來我與他們見麵就道歉。不隻道歉一次，是反複道歉！”不知道他有沒有向博古道過歉）。在《提綱》的最後，博古寫道：“十多年來，我主觀上是忠實於黨和無產階級的事業的，絕對沒有一點自覺的破壞黨和革命的企圖，絕對與任何反革命分子或集團沒有任何關係”。

因為難以承受的壓力，博古曾想過尋死。

一九四四年七月，博古被任命為《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七人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讓政治鬥爭中的手下敗將參與寫史，自打嘴巴，寫下自誣文字，是毛澤東的慣用手段）。

一九四五年四—六月，中共七大召開，博古被排斥在政治局以外。中共七大選出的四十四名中央委員中，博古和王明排名墊底。

博古之子秦鋼認為“曆史給他（博古）安排的是一個犯錯誤的角色”，博古二十四歲剛從蘇聯回國，在國共內戰最險惡的局麵中承擔中共中央領導重任，是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的。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博古擔任政協憲法草案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在重慶參與修改憲法草案。由於國共雙方存在重大分歧，中共代表必須回延安請示匯報。四月八日，博古和王若飛等中共代表，與葉挺、鄧發等一起乘坐由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蘭奇上尉等四人駕駛的美軍觀察組的C-46運輸機返回延安，途中因迷航，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霧撞山，機上十七人無一幸免。博古終年三十九歲。

一九三六年到達陝北的美國記者斯諾曾在《西行漫記》等書中評價道：“在我所見到的中共領導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較為風度翩翩，妙趣橫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他身材略高於一般人，瘦骨嶙峋，名符其實地瘦得像根鋼絲”；“他蓄短發，頭頂活像一把硬刷子”；“他反應極快，和周恩來一樣思想敏捷，甚至在機靈方麵比周恩來更勝一籌”；“他愛打網球，也愛打撲克”。

博古講民主作風，堅持集體領導，重視組織原則，不善權謀，拙於交際，說話不愛拐彎抹角，沉默寡言，對人坦率。中共黨內一些幹部稱讚博古“是好人，很有學問”，“為人很正直，從來不搞什麽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從黨的需要”。

博古翻譯過好幾本共產黨的經典，如《蘇聯共產黨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基本問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論一元化曆史觀的發展》等。

博古發妻為劉群先（劉群先一九三0年從莫斯科回國，參加了長征，一九三九年因病赴莫斯科治療。德軍轟炸莫斯科時被疏散。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她向共產國際書麵提出回國工作的申請，那是她在蘇聯最後的痕跡，從此下落不明），育有三女兩子：秦摩亞（俄語“五月”之意。未滿月即被劉群先送至其姐處，從沒見過父母）、秦新華（李鐵映之妻）、秦吉瑪（出生於莫斯科。吉瑪是俄語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縮寫。博古不知道他還有這個女兒）、秦剛（夭折）、秦鋼（中共幹部中在延安出生的第一個孩子，人稱“延安第一娃”）。

第二任妻子為張越霞，育有一子秦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