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二-下） 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人瞿秋白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二-下）

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人瞿秋白

六大之後，瞿秋白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繼續留在莫斯科。他出席了共產國際六大，並當選為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等。他有時還為共產國際起草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

九月，因為勞累過度，舊疾複發，瞿秋白在巴庫休養了一段時間。

一九二九年一月，瞿秋白又因肺病去莫斯科南方幾百公裏的療養院休養。

二月，瞿秋白擬訂了《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一九三0年以《中國拉丁化的字母》為題由中山大學出版社以漢文、俄文和拉丁化漢文出版）。

七月，瞿秋白與蔡和森、鄧中夏等作為中共代表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會議，瞿秋白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十二人被推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定瞿秋白、張國燾和陸定一等組成中共七大黨綱起草委員會，瞿秋白為書記，並說明委員會的最後人選由代表團和共產國際東方部商定。四天後，瞿秋白複信中央，建議委員會由“莫洛托夫、庫西寧（Otto Kuusinen，芬蘭人，當時為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沙發洛夫（即薩法羅夫（Georgy Safarov），一九三0年起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他因卷入托派反對派活動而在一九三四年被捕並流放到古拉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被槍決。薩法羅夫在二十四年前的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參與簽署了處決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七口的命令）、秋白、中夏、國燾七人”組成。

十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了瞿秋白起草的《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的信》，要求中共“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鬥爭”，並指示中共必須與國民黨改組派“實行最堅決的鬥爭”。

十一月，由中山大學主辦、瞿秋白任總編輯的《共產》雜誌出版。瞿秋白為創刊號寫了“發刊詞”和“編後”。

從十二月起，瞿秋白開始去莫斯科列寧學院講授《中國共產黨曆史概論》。

因為其於一九二六年底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提出的《中國問題提綱》(即所謂的“米夫提綱”）而深受斯大林的賞識，米夫在一九二七年升任中山大學校長，同時在共產國際東方部任專管中國事務的副部長。米夫以中國問題的“理論權威”自居，而瞿秋白則是中共黨內的“理論權威”，這兩個“理論權威”在關於中國問題上的看法卻有多方麵和實質性的分歧。米夫是瞿秋白的頂頭上司，兩人經常接觸。在中共人士麵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雖然表麵上對米夫表現出應有的尊重和服從，但內心並不真正佩服這個“洋專家”，所以不能做到徹底隱藏和清除自己的觀點思想，這令米夫時有不快。在一次忍無可忍時，瞿秋白曾向共產國際提出撤換米夫的請求，其書生氣可見一斑。

瞿秋白與米夫和米夫的親信王明等所謂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中山大學“江浙同鄉會”等問題上多次發生衝突。米夫和王明等說有一個由俞秀鬆、董亦湘等人組成的“江浙同鄉會”，而那是托洛茨基派的一個反黨組織。向忠發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中山大學講話時嚴詞譴責“江浙同鄉會”，甚至威脅說要把同鄉會的頭頭統統槍斃。中山大學的許多學生，尤其是江浙籍的學生，對此大為不滿，他們向中共中央和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投寄大量的申訴信。瞿秋白本人是江蘇人，他對自己在六大期間受米夫的壓製滿腹怨恨，又對向忠發心懷妒忌，他去學生中間調查時，召見了十多個被指為同鄉會的人，所有的嫌疑分子自然矢口否認，並咬定是米夫、王明等製造的陰謀。瞿秋白要那些嫌疑分子提交書麵說明，他們都交了。瞿秋白同時要王明他們除了空洞的揭發文字之外提供具體的證據材料，那些人卻置之不理。於是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報告，說存在同鄉會的說法證據不足。他又進一步指出，反對所謂的同鄉會的人中間的張聞天、沈澤民等都是江浙人，而傳說中的同鄉會會員中，一些人並不是江浙人。瞿秋白的立場遭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譴責。

一九二九年夏，王明等人利用俄共反右反托運動，掀起中山大學風潮，舉行“十天會議”，攻擊中共代表團，將右傾和“左”傾的帽子都扣到瞿秋白頭上。盡管王明們的全部資本不過是在蘇聯以學生身份多吃過幾年麵包、多喝過幾年狼奶，但由於有米夫的撐腰，他們對瞿秋白進行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而瞿秋白往往隻有被動挨打的份。王明給人們留下了野心家的強烈印象，不過他其實是典型的"銀樣蠟槍頭"，是那種繡花枕頭式的人物。王明們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大煽動起來的。是先有米夫鼓動王明等革命小將在中共黨內造反奪權，才有王明們的野心勃勃。王明們要在黨內造反奪權，首當其衝的，自然是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和團長瞿秋白了，他們甚至在牆報上把瞿秋白畫成一隻猴子。同時，他們也公開侮辱瞿秋白夫人楊之華。

一九二九年冬至次年春，斯大林發動了大清黨，蘇聯境內一片“紅色恐怖”。共產國際在中山大學也成立了清黨委員會，凡是反對過學校支部局的中國留學生，除了少數幾個工人以外，大都被開除黨籍、團籍，有人甚至被送去西伯利亞當苦工。不久以前在“白色中國”鼓吹實行“紅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紅色蘇聯飽嚐了“紅色恐怖”的滋味。

一九三0年三月，中山大學清黨委員會召開秘密會議，嚴厲指責瞿秋白對中國學生中的托派秘密組織采取放任態度，說他縱容劉仁靜去土耳其拜訪托洛茨基。《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因中大派別鬥爭關於中共代表團的議決案》指名道姓譴責瞿秋白、鄧中夏等中共代表中的多數人立場調和，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是“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主義者”，而且一貫堅持反黨分裂活動，從未改悔。

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在中山大學讀書，因不滿共產國際對他大哥的粗暴對待，一氣之下把他的蘇共預備黨員證退還給區黨委，就在交還黨員證的當天，他就從人間蒸發了。那一年，他僅滿二十三歲。沒人知道他是被捕了，還是像謠傳的那樣自殺了。

（於右任的女婿屈武在一個軍事學校就讀，被鬥爭的氣氛幾乎嚇得發神經病。他逃出學校，坐上西伯利亞火車，企圖私自回國，中途被作為逃兵抓了回來。按照當時的軍紀，他是該被槍斃的。中共代表團為之求情，後來監禁多年，直到抗戰時才被釋放回國。）

七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的職務。七月中旬，共產國際決定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召開六屆三中全會，以糾正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瞿秋白和周恩來於是經歐洲回國。瞿秋白夫婦把女兒獨伊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上學，並委托鮑羅庭夫婦照顧。

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回到上海。九月底，他主持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批判“立三路線”，並被繼續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可能由於同病相憐，惺惺惜惺惺，瞿秋白認為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正確的，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而“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上綱上線遠遠不夠，讓共產國際大大失望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在十月和十二月兩次點名嚴厲批評瞿秋白。

瞿秋白在十二月下旬和周恩來一起提出引咎退出政治局，而米夫決定“留周拒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解除了李立三的職務，同時將瞿秋白定性為“左”傾教條主義者，解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

瞿秋白在四中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接著又致信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完全全接受”對他的指責。他稱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機會主義”。不過在臨終前瞿秋白坦承，他當時是口是心非，他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麽說，我就怎麽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麽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瞿秋白從此在實際上退出了政治的中心舞台。

瞿秋白下台後在上海養病，同時寫作雜文、文藝評論和搞翻譯（如盧那察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訶德》和高爾基的《不平常的故事》、《高爾基創作選集》等）。在未得到中共授命的情況下，瞿秋白主動介入了在一九三0年三月成立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他的主要夥伴是馮雪峰、沈雁冰和夏衍等。以其資曆和曾經的政治地位，加上他在文學藝術上的修養造詣，瞿秋白很快便成為左聯的精神領袖和實際上的領導人之一。　

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瞿秋白受中共中央委托，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文委”）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瞿秋白缺席當選為“國中之國”的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並被任命為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

根據博古中央定下的基調，瞿秋白對率十九路軍在上海一二八事變中抗擊日軍的蔡廷鍇等采取了譴責的態度。

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間，由馮雪峰陪同，瞿秋白見到了仰慕已久、通信也已有時日的魯迅，兩人一見如故，並在此後合作撰寫了許多雜文和評論（他們合作的文章均以魯迅的筆名發表）。魯迅把瞿秋白視作知己，曾寫“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一聯贈予。瞿秋白夫婦曾因住處有風險而先後四次到魯迅家避難，短則數天，長則逾月（他們也曾到沈雁冰家避難。一天沈雁冰在瞿家吃飯，有人送來紙條，上寫：“你的母親病得很厲害，趕快回去看”，瞿秋白夫婦就立即轉移到沈雁冰處去了。據說政府懸賞二萬元捉拿瞿秋白，而捉拿周恩來的賞金隻有一萬元）。

十二月，瞿秋白完成了《新中國文草案》的修訂，開以後的漢語拚音之先河之一。他堅信在中國“最徹底的文字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瞿秋白編就《魯迅雜感選集》，並寫了一萬七千餘字的長篇序言。他高度讚揚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瞿秋白稱魯迅的作品是“中國新文化的第一座紀念碑”。

四月十一日，魯迅全家搬到瞿秋白夫婦住的東照裏對麵的大陸新村。在瞿秋白夫婦被迫再次搬家以前的一個多月裏，魯迅和瞿秋白的過往極其頻繁，魯迅幾乎每天都要到瞿秋白家去。

在上海的三年時間裏，除了鍾愛的文學翻譯與評論，瞿秋白在中共黨內黨外的刊物上，不斷發表議政文章，或對一些關鍵的理論問題進行闡釋。

春夏之間，瞿秋白在中共江蘇省委編的油印本刊物《鬥爭》上用狄康的筆名連續發表了《最大的奸商—國民黨政府》、《臨死的呼號》和《國民黨的“仁愛”》等近二十篇政論時評。這批文章主旨是抨擊國民黨，但個別與博古中央未必保持一致。九月二十二曰，博古中央突然發布《中共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誌的錯誤的決定》，在全黨範圍內發起對瞿秋白的大批判。該《決定》指責瞿秋白的文章“完全與中央的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相對抗，企圖以他的機會主義觀點來解除黨動員群眾的武裝。這一錯誤的實質是右傾機會主義。……他是整個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決定》號召“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誌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展開最無情的鬥爭。”盡管瞿秋白馬上在九月二十七日寫了《我對於錯誤的認識》，承認自己在《鬥爭》上發表的短評背離了“中央的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中共理論刊物《紅旗周報》還是在十月三十日發表了題為《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鬥任務》的社論，文中強調批判瞿秋白是白區黨完成反對五次“圍剿”各項任務的必要前提，甚至引用了高爾基的名言：“敵人不願意解除武裝，我們就必須消滅他”。

年底，在對瞿秋白口誅筆伐的同時，博古中央又從瑞金發電要求瞿秋白赴蘇區。瞿秋白身體極差，因而要求夫人楊之華同行以便照顧，卻被拒絕。瞿楊結合後，十分恩愛。楊之華不僅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料瞿秋白，更是他精神上的安慰者。於是瞿秋白生氣不去，以“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李竹聲為書記的中共上海局就停止給他們夫婦發生活費，以致瞿秋白一時靠刻章度日（瞿秋白的治印水平在文化人圈子裏很有名氣。那年鄭振鐸要跟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女兒高君箴結婚，婚禮打算按“文明結婚”的儀式操辦，雙方父母都要在結婚證書上加蓋私章。鄭振鐸發現自己的母親沒有私章，就給瞿秋白寫信求助，想請他刻一方印。沒想到瞿秋白回了他一張五十元的“秋白篆刻潤格”：“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限日急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銅章另議。”鄭振鐸頗為不快，於是轉而托沈雁冰刻了一方印章。不料婚禮那天上午，有人送來了一個大紅喜包，上麵寫著：“振鐸先生君箴女士結婚誌喜，賀儀五十元。”落款為瞿秋白。鄭振鐸打開喜包，沒看到錢，乃是三方青田石印章，一方是給鄭老夫人的，其餘為新郎新娘的一組對章，邊款上分別刻了兩個字：“長樂”。新郎新娘都是福建長樂人，而長樂兩字又含祝新人長久快樂之意。鄭振鐸喜出望外，然後算了一下：三枚印章共十二個字，每字兩元，共二十四元。因急件加倍，成四十八元，再加邊款兩元，正好是“賀儀五十元”。鄭振鐸和沈雁冰對之不禁捧腹大笑），然終不能長久，瞿秋白不得不獨自前往蘇區（鄧中夏也被斷絕過生活費，一度靠太太李夏明在紗廠當學徒一個月七塊錢的工資艱難度日）。蘇區其實並不真正需要瞿秋白。他早已被閑置拋棄，又是重病纏身，但他卻不能在上海養病而必須到生活條件異常艱苦的瑞金去。

赴贛前兩天，瞿秋白去大陸新村向魯迅告別，兩人暢談至深夜。魯迅留瞿秋白住一宿，把床讓給瞿秋白，自己和許廣平睡地鋪，說是“覺得這樣才能使自己稍盡無限友情於萬一”。也許魯迅預感到他們將就此永訣了。魯迅認為瞿秋白應該去蘇聯而不是蘇區。

瞿秋白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離開上海，二月五日到達蘇區。他在一月底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被缺席選舉為中執會委員。二月三日，第二屆中執會通過中央政府組織法，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和瞿秋白等十七人組成中央政府主席團。

在瑞金期間，除了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還擔任了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並兼任蘇維埃大學校長，主管藝術局和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的編務。他主持製定了《蘇維埃教育法規》，參與創辦高爾基戲劇學校，還去紅軍大學講授過《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等政治理論課。不過瞿秋白曾自嘲說他在瑞金不過“管過一些掃盲識字辦學校的事”。

徐特立曾在瞿秋白手下擔任教育部副部長，他後來回憶說，有一天他去教育部，瞿秋白留他吃飯，瞿秋白說有某同誌送給他幾兩鹽，因此留徐特立吃一頓有鹽的菜。陸定一與瞿秋白相識多年，並且算得上是瞿秋白的學生，很想去看望瞿秋白，但是他也受著博古中央的打擊，也被視為“調和路線”的人物，為了避免麻煩，陸定一始終沒有去看望過瞿秋白，咫尺天涯，他感到十分遺憾（陸定一的太太湯儀貞是湖北女子師範學生，生性倔強，得理不饒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反對派的帶頭人之一。紅軍撤離井岡山時，把她活埋了）。

瞿秋白三天兩頭發燒，身心兩方麵都處於受煎熬的狀態。

中央紅軍長征前夕，瞿秋白再三請求參加長征，他先找張聞天，張聞天表示同情，向博古提出，遭到反對。瞿秋白又曾向毛澤東求助，毛澤東也是博古們打擊排擠的對象，自身難保，當場沒有回答，隻是敷衍說，你這個問題下麵再說。於是瞿秋白掛著中共蘇區宣傳部部長和中央辦事處教育人民委員的頭銜“留守”。毛澤東認為那是博古他們把瞿秋白當作包袱有意甩下的。

紅軍長征後的次日，瞿秋白去探望因腿傷而留下的陳毅。陳毅見到瞿秋白，大吃一驚，說：“你怎麽留下來了？你這樣的身體，怎麽能打遊擊？”他讓馬夫把自己的大白馬牽來，說：“大部隊才走了一天，我的馬好，你騎著去趕大部隊吧！”瞿秋白騎上馬，在外麵轉了一圈又回來了，他對陳毅說：“人家已經不要我了，我追上去又有什麽用！”說罷，愴然離去。

一九三五年二月，在中央蘇區陷落前夕，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決定瞿秋白、何叔衡和張亮（項英妻）等人化裝成商人和眷屬往贛閩交界處的四都山區轉移。四月十八日，他們到達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湯坑，福建省委組織了一支數十人的隊伍護送他們轉道去廣東然後設法去上海或香港。途中，他們遇到國民黨保安十四團截擊，何叔衡墜崖身亡，瞿秋白及幾個女子行走遲緩，躲在樹林裏，於二月二十六日在福建長汀水口鎮被抓獲。隻有鄧子恢和幾個警衛戰士突圍脫險，回到福建省委。

起初，瞿秋白自稱隻是被紅軍抓伕的醫生，並在監房內寄信給上海的魯迅、周建人兄弟及妻子楊之華，讓他們設法保釋。當魯迅他們在上海忙於落實鋪保之時，國軍第八師在四月十日俘虜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之妻徐氏，因為萬永誠參與製定了護送瞿秋白等人的計劃，徐氏也知情，她供出了瞿秋白等人在濯口一帶被俘的情報，於是被認為身份可疑的瞿秋白被押送到宋希濂的國軍三十六師。宋的部下在抓獲的紅軍叛徒的指認下，很快就確定了瞿秋白的真實身份。

黃埔一期的宋希濂年輕時也左傾過，讀過瞿秋白的文章，甚至還曾由小同鄉陳賡介紹，加入過共產黨。他於五月中從上海回到長汀後，決定對聲望大、地位高的瞿秋白實行以柔克剛的政策，希望能感化瞿秋白，讓瞿秋白公開投靠國民黨。宋希濂下令“優裕生活，另辟間室”，具體措施為：一.為瞿秋白專辟一較大的房間，供給紙張筆墨和古書詩詞文集，備書桌一張；二.購白褲褂兩身、布鞋一雙；三.按“官長飯菜”的標準供膳，煙酒另備；四.每天允許在屋外的院內散步兩次，指定軍醫和一名副官負責照料，房間門口白天不設武裝看守；五.所有人一律對瞿秋白稱“先生”；六、禁止使用鐐銬和刑罰。

於是瞿秋白每天有規律地作息，寫詩作詞刻章，以至於三十六師司令部凡能與他接觸的官兵，包括哨兵，都私下向他索要題字和印章，而他則有求必應，光治印就至少一百方。他為待他友善的獄中軍醫陳炎冰寫了三首詞，其中一首“浣溪沙”為：“廿載浮沉萬事空，年年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遲夕陽紅。”

從五月上旬身份暴露，到六月二日蔣介石下達槍決令，在這二十多天裏，對瞿秋白的勸降工作由軍統進行。軍統勸降無效，槍決令下達以後，中統頭領陳立夫心有不甘，星夜麵見蔣介石，請求暫緩執行槍決令，再由中統派員前往長汀，開始新一輪的勸降。瞿秋白被告知他不必發表反共聲明和自首書，隻要肯表示“悔意”，肯公開聲明脫離中共，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構去擔任翻譯之類的職務，即可免死。然而無論是軍統還是中統，都不能令瞿秋白越過“底線”。

在被押期間，瞿秋白寫下了一萬三千餘字的《多餘的話》。

六月十七日晚，在得知次日將被槍殺以後，瞿秋白服了安眠藥，睡得很沉。

六月十八日清早進餐後，瞿秋白換上新洗淨的黑褂白褲黑襪黑鞋，泡上茶，點支煙，坐在窗前翻閱《全唐詩》，然後提筆書寫集唐人句而成的絕筆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他邊寫邊對身旁的人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

宋希濂命令刑前在中山公園八角亭為瞿秋白備下酒菜。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兩腿分叉，麵帶笑容，為世人留下了那張著名的照片。照相後，瞿秋白背北麵南坐定，自斟自飲，旁若無人。餐畢，瞿秋白走出中山公園，慢步走向二華裏之外的羅漢嶺下。到達刑場後，瞿秋白在草坪上盤膝坐下，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很好！”瞿秋白終年三十六歲。

瞿秋白的去世，對魯迅打擊很大。許廣平回憶說：“秋白同誌被俘及逝世以後，魯迅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悲痛不已，甚至連執筆寫字也振作不起來了。”後來魯迅帶病編校了瞿秋白的譯文集以資紀念，於是就有了《海上述林》（不過魯迅生前隻看到了上卷的出版發行而沒能看到下卷）。魯迅說：“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個紀念，也是一個抗議，一個示威。……人給殺掉了，作品是不能給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六屆七中擴大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認定瞿秋白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九二八年四月間犯了“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錯誤。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讚揚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誌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為瞿秋白舉行遺骨安葬儀式，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說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的卓越的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是中國共產黨的無限忠誠的戰士”。

一九六二年，香港自聯出版社出版了司馬璐所著《瞿秋白傳》，書後附有《多餘的話》全文。於是，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問：“為什麽不宣傳方誌敏而宣傳瞿秋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曆史博物館將陳列中出現瞿秋白、項英、博古、譚政、彭雪楓和陳光等人姓名和形象的文物完全去除。

文革開始後，瞿秋白遭到公開批判。一九六七年一月，常州瞿母墓被紅衛兵砸毀。二月，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裏的瞿秋白墓上的雕像被紅衛兵砸毀。五月，瞿秋白墓被砸毀。瞿父也遭到毀墓平墳。

一九七二年毛澤東首肯的《中發十二號文件》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一九七九年底，中共中央“瞿秋白問題複查組”（“第八組”）起草了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然而直到一九八二年九月，瞿秋白才徹底獲得正名。

其實早在一九八0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已經發出了轉發中紀委《關於瞿秋白同誌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的通知，結束了對此案的複查工作。該“報告”明確宣布：“《多餘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誌；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該文件用四個“沒有”洗清了潑在瞿秋白身上的汙穢。不過，《多餘的話》確實絕對不是正統的“高大上”，難怪毛澤東說“看不下去”。

《多餘的話》是獨無僅有的中共領導人發自肺腑的坦然的自白。瞿秋白用“曆史的誤會”五個字概括他成年後十幾年的經曆，實在是至真至確。

瞿秋白唯一真正酷愛的，是俄羅斯文學。在生活中他沒有多少朋友，他的精神伴侶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當他不得不花費時間研讀馬列著作時，他感歎那是“喧賓奪主”。

瞿秋白從來沒想過做殺富濟貧、鋤奸滅惡的俠客，更沒有替天行道、“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誌。他“隻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吧。”

在最後的幾年裏，瞿秋白的心態極為低沉消極頹廢，隨波逐流，無可無不可。長年折磨他的肺結核，不僅嚴重損害了他的身體，也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他的意誌。他早就對政治舞台厭倦到了極點。

瞿秋白一直為自己膚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而慚愧，他知道自己被世人捧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這也是如今的標準評價），而他非常有自知之明，他說：“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係統地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瞿秋白從根本上說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作為一介書生，他對官場上的鉤心鬥角和爭權奪利避之唯恐不及。實行黨內民主、經常充當“調和派”，其實都是他本性的表現。在那樣險惡的外部環境下，沒有共產國際的充分信任，卻有黨內的政見分歧，加上他個人的性格弱點，經驗與能力、魄力不足，要他擔負一個謀求以暴力手段取代現政權的反對黨的最高領導工作，實在非他所願與所能。

瞿秋白承認：“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他又說：“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曆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誌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

《多餘的話》的結束語是：“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永別了！”瞿秋白不是個幽默的人，卻在臨終前不久幽了一默。

而好好改造了一番、又絕頂聰明的宋希濂卻為了討好當局，偏偏要編造出瞿秋白在走向刑場的一路上，輪換用俄語和漢語高唱《國際歌》和《紅軍歌》，並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那樣“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的情節，實在讓人無語！

瞿秋白發妻王劍虹。

第二任妻子楊之華，與前夫沈劍龍（沈玄廬之子）離婚後跟瞿秋白結婚。瞿秋白去世以後，楊之華被安排去了蘇聯。一九三六年，她在莫斯科被王明隔離審查，直到一九三八年才獲平反。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爆發，楊之華母女回國，又在新疆迪化被盛世才拘捕關押了四年。文革中楊之華被打成“叛徒”，關進秦城監獄六年，飽受折磨。一九七三年十月，因重病癱瘓在床的楊之華被宣布解除“監管”。三天後，她含冤而死。

瞿秋白沒有自己的孩子。瞿獨伊是楊之華與沈劍龍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