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一-上） 中共第一任最高領導人陳獨秀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一-上）

中共第一任最高領導人陳獨秀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九二七年七月期間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具體職稱迭有變化）。

 

本節要點：

1）陳獨秀是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是狂飆突進、大破四舊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他在中國大地上第一個樹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麵大旗，是那個時代站在民族前列的先驅。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中國現代史上影響最深遠的刊物之一，啟蒙了一代人中的精英分子。陳獨秀不是一個英明的政治家，而是一個傑出的政論家。

2）陳獨秀是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的發起者和設計者。

3）陳獨秀在位時對共產國際的指揮棒不乏質疑和抗爭，但更多的是因為仰人鼻息而被迫的讓步屈從。

4）陳獨秀是個一身傲骨的性情中人，到中晚年更充分表現出了他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本性。

5）陳獨秀是中共冤案史上的第一大蒙冤人。中共欠陳獨秀一個道歉。

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出生於安徽懷寧（安慶）北門一個“習儒業十二世”的“小戶人家”，字仲甫，獨秀為其最響亮的筆名。

三歲時其父因瘟疫而病卒，陳獨秀由祖父和長兄相繼撫養成人。他在隨祖父修習《四書》、《五經》時，常因背不出書而遭到祖父棍棒伺候，但他“無論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氣得祖父常罵“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不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凶狠強盜。”一八八九年祖父死後，家裏又請來塾師教他八股文，以備應試。陳獨秀討厭八股，對塾師大不敬，學業無進。為此，家裏為他換了好幾位塾師，仍不奏效，最後決定由大哥孟吉教他讀書。孟吉忠厚老實，性格溫和，拗不過弟弟，總順著他，於是教他讀《昭明文選》。陳獨秀的母親查氏望子成龍心切，看到兒子常因讀書和祖父、塾師鬧別扭，不時懇求他好好用心讀書，將來中個舉人博個功名替父親爭氣。陳獨秀很愛母親，順著母命，在一八九六年去參加縣府考試，出人意料考上了秀才。那次的考題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他後來調侃道： “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在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

盡管鄙薄科舉，院試後，因為查氏命他準備參加次年的鄉試，陳獨秀還是違心“用功讀書”備考。一八九七年夏，他帶著母親的厚望與期待，第一次離開安慶去南京，參加蘇皖兩省考舉人的江南鄉試，不過這次未能蒙混過關而中舉。南京的大千世界給他印象深刻，在那裏他接觸到了康梁新學，覺得康梁的維新變法適乎時勢，於是科舉仕途之念在他心目中徹底壽終正寢。

同年，陳獨秀接受家族包辦的婚姻，與比他年長三歲的官宦大戶之女高曉嵐完婚。陳少年得誌，而高是不通文墨的舊式女子；陳傾向維新革命，而高恪守古訓。夫婦兩人“思想相隔距離不止一世紀。平時家庭不和，多口舌之爭。”隨著陳獨秀社會活動越來越多，長年在外，二人的婚姻很快就名存實亡。

江南鄉試後，陳獨秀和皖省的維新人士交往密切，他們閱讀《時務報》，討論康梁文章。當康有為等受到鄉裏“瞀儒”們的攻擊時，陳獨秀經常在大庭廣眾下“為康先生辯護”，被人指責為康黨和孔教罪人。然而在陳獨秀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百日維新”失敗了，血的事實證明清王朝頑固派反對任何革新，維新之路不通。

陳獨秀曾被沒有子嗣的叔父陳衍庶（曾任吉林懷德和柳河知縣等職）過繼（陳衍庶又是被招安的土匪張作霖的幹爹。張作霖曾對人說：“義父待我恩重如山，沒有義父就沒有我張作霖的今天。”少年張學良很反叛，不滿父親的一些作為，對義叔陳獨秀的家國情懷則非常敬仰）。

一八九八年，陳獨秀考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英、法文和造船，不久因反清言論不為書院所容，前往南京，後又投奔在東北的陳衍庶。

一九0一年十月，陳獨秀初次留學日本，進宏文學院學日語。年底參加留學生組織勵誌社，不過很快就因社內分裂而退出。其間陳獨秀的思想開始從“改良”轉向“革命”，由“康黨”變為“亂黨”。

一九0二年三月，陳獨秀回國，在安慶創設藏書樓，組織勵誌學社。九月，因藏書樓活動被通緝，陳獨秀再次赴日，讀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其間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是年冬，他與張繼、蔣千裏和蘇曼殊等組織“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的青年會。

一九0三年，因沙俄拒不撤出中國東北，在日的中國留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聲稱準備開赴東北戰場。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義勇隊，陳獨秀十分氣憤，在三月三十一日晚夥同鄒容、張繼等五人闖入平素作風卑劣的湖北陸軍學監姚昱家中，強行剪去姚的辮子，以割發代首抒發心頭之恨，此事在留學生中轟動一時。姚向清政府駐日公使告狀，公使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獨秀等五人被強行遣送回國。

五月中，陳獨秀與人創建安徽拒俄愛國演說會，控訴沙俄在我國東北奸淫擄掠、殘殺無辜的罪行，號召公眾“思起而救亡”，並抨擊時政，以致又上了緝捕名單。得友人通風報信後，陳獨秀逃往上海，參加章士釗、張繼等人辦的《國民日日報》編輯部，他一度與章士釗兩人總理編輯事務，包括全部文字的校對。不久，《國民日日報》被禁止出售，陳獨秀遂返回安慶。

一九0四年三月，陳獨秀與人合作創辦旨在“讓安徽人通達時事，長點見識”的白話文《安徽俗話報》，他獨自承擔所有編輯和發行事務。該報是當時最受歡迎的白話文報紙之一，陳獨秀用“三愛”的筆名在第一期至十九期上發表了近五十篇文章，借古喻今，批判惡俗，呼籲國家振興。

十一月，應章士釗邀請，陳獨秀到上海月餘，參加由黃興創建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活動，天天搗弄試驗炸藥，其間結識了同為暗殺團成員的蔡元培。

一九0五年初，陳獨秀在蕪湖安徽公學執教國文，並與柏文蔚等人發起以嶽飛的“精忠報國”精神為號召的帶軍事色彩的反清組織嶽王會，他自任總會會長。

陳獨秀在那年春天與聞了刺殺滿清軍機大臣、陸軍部尚書鐵良的陰謀。暑假中，為了壯大嶽王會的勢力，他與柏文蔚等“一肩行李，一把雨傘，足跡遍江淮南北”，四處尋訪俠義之士，物色革命同誌。

一九0六年，陳獨秀與徽州旅蕪同鄉會共創徽州公學，任該校監學以及教育、地理、東語課程教員。同時他還在蕪湖皖江中學任教，與章士釗為同事。

暑假中，陳獨秀偕蘇曼殊東遊日本。

一九0七年春，陳獨秀第三次留學日本，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他與同盟會的章太炎、張繼和劉師培等過從甚密，不過沒有參加同盟會，而是加入了旨在“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去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的亞洲和親會。

一九0八年秋，陳獨秀回國度假，年底返回日本。

一九0九年九、十月間，陳獨秀回國。年底，他在杭州與高曉嵐同父異母之妹、比高曉嵐小十歲、在北京女子師院讀過書、酷愛文學、活潑灑脫、長相也好的高君曼公開同居。其時陳獨秀在浙江陸軍小學任國文、史地教習並開始研究甲骨文。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後，陳獨秀撰寫多篇聲援的小字報，四處張貼。

十二月，陳獨秀應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同時與人合作創辦辛亥革命後安徽的第一份革命報紙《安徽船報》並任總編。

一九一二年一月，因一意孤行搞衙門改革而得罪上下左右，陳獨秀的秘書長職務被人接替。不久他在原安徽高等學堂的舊址重辦安徽高等學堂，自任教務主任。

六月，陳獨秀擔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書，後改任都督府顧問。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以後，柏文蔚積極策劃抗袁，複任陳獨秀為秘書。七月，安徽宣布獨立，陳獨秀為柏文蔚起草《獨立宣言》曰：“臨時總統袁世凱凶殘狡詐，帝製自為，戕賊勳良，滅絕人道，惡貫滿盈，人民發指”。八月，因“二次革命”失敗而逃離安慶的陳獨秀在蕪湖被捕入獄，被友人營救後亡命上海。這是陳獨秀生平第一次坐監。

是年冬至翌年春，陳獨秀閑居上海，幫助朋友辦亞東圖書館，寫《字義類例》，編《新華英文教科書》。

一九一四年七月，陳獨秀應章士釗之邀，赴日協助編輯《甲寅》雜誌，同時入雅典娜法語學校就讀。在《甲寅》上他初次使用筆名“獨秀”。他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中提出“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福利者也。不此之物，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該文引起輿論嘩然，陳獨秀一時被不少人指責為不知愛國的“狂徒”。而他則自傲地聲稱：“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陳獨秀參加有黃興、程潛、陳炯明、李書城和沈鈞儒等百餘會員的歐事研究會。

一九一五年夏，陳獨秀因高君曼咯血病重返回上海。其長子延年和次子喬年不滿父親喜新厭舊、棄母與高君曼同居，加上陳獨秀是個霸道父親，父子成水火之勢。

痛感對於國家民族的命運，“國民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動心”，陳獨秀在九月創辦月刊《青年雜誌》，自任總編，冀借以喚醒民眾，尤其是青年。他在其創刊號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倡青年該有六種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陳獨秀大力倡導獨立人格精神，痛恨把人變成馴服工具的封建思想。陳獨秀說：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和禮俗，都是殘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綱之說，把人束縛在羅網之中而不自知，“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陳獨秀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擁護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他說：“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青年雜誌》的問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軔，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性口號。

一九一六年九月，《青年雜誌》易名《新青年》。陳獨秀發表《新青年》一文，又提倡“新青年”應生理上體格強壯，心理上“斬盡滌絕”當官發財思想，“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其群”。

十月，陳獨秀發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批評康有為要求政府“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的主張，吹響了“打倒孔家店”的號角。陳獨秀的武器是“西洋文明”和“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在十一月的另一篇文章裏，陳獨秀說：“歐美之文明進化，一日千裏。吾人已處於望塵莫及之地位，然多數國人猶在夢中，而自以為是。”

十二月底，剛從法國回國準備就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乘陳獨秀在京辦事的機會，多次登門力邀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

一九一七年一月，陳獨秀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新青年》社同步遷至北京陳獨秀宅中。為了讓講究資曆的教育部下發委任狀，蔡元培替陳獨秀偽造了日本東京大學畢業、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等履曆。

二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呼籲“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皆有肉無骨，有形無神，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受這種文學熏陶，國民阿諛、誇張、虛偽、迂闊等劣根性，要有盡有，此是革新政治的大障礙，因此革新文學勢在必行。他還發誓：若有明目張膽高呼文學革命者，“予願拖四十二門大炮，為之前驅”。

四月，《新青年》發表毛澤東署名“二十八劃生”的文章《體育之研究》，這是迄今已知的毛澤東的第一篇麵世的文章。

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由一人主編改製為不接投稿的同人刊物，編委會成員除了陳獨秀以外，還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魯迅、周作人和李大釗等。同人輪流編輯，而陳獨秀仍負總責。魯迅先後在《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藥》等五部小說，奠定了其文壇巨匠的地位。魯迅說過：“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新青年》雜誌的初旨是鼓吹啟蒙而非政治革命。不過陳獨秀難免會打“擦邊球”，如他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著文熱情讚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二十世紀俄羅斯之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

十一月，陳獨秀、李大釗和周作人等合辦“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每周評論》雜誌。

十二月，陳獨秀擔任北大附設國史館編纂處編纂股股長和《北京大學日刊》編輯。

一九一九年一月，陳獨秀發表《除三害》一文，主張在清除軍人、官僚和政客三害的同時，“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

二月，陳獨秀出版《漢譯英文選》。

三月一日，蔡元培召開北大學長及教授會主任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以後“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這是蔡元培已經構思了半年之久的改革，目的是將學長任命製改為教務長選舉製，由各係的教授會主任選舉產生教務長，以推動合議製民主治校。

陳獨秀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反儒排孔、提倡白話，一直飽受守舊派的反對和攻擊。他的北大文科學長職務也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在擔任文科學長的兩年多時間裏，陳獨秀結怨頗多。據當時在北大教印度哲學的梁漱溟回憶，“陳（獨秀）這個人平時細行不檢，說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討厭他，校內外都有反對他的人。”在北大期間，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卻沒有寫過一篇學術論文，也令其他教師不忿。更要緊的是，陳獨秀任內推行的廢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換聘約等改革措施，嚴重得罪了一批教師。

不幸陳獨秀還有嫖娼之詬。嫖娼在當時乃合法行為，名流出入妓館，本來屢見不鮮。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前，北大師生甚至有八大胡同“探豔團”之惡名。為了匡正歪風邪氣，蔡元培組織了進德會，提倡戒賭戒嫖戒毒戒酒不納妾等等。陳獨秀是進德會承諾了“不嫖、不賭、不娶妾”的最基本條件的甲種會員，然而他不能信守諾言，更不能以身作則。他的大名在一次嫖妓時因爭風吃醋泄憤挖傷某妓下體而上了小報。

蔡元培原本有意不予深究，他在三月二十一日寫道：“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然而輿情沸騰，蔡元培不得不有所作為。三月二十六日晚，蔡元培與馬敘倫、沈尹默和湯爾和等人開會，研究如何處置陳獨秀的醜聞。沈、湯當初本是舉薦陳獨秀之人，而此時卻都“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於是蔡元培同意提前實施改製。四月八日，北大召開教授會主任會議，決議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結果馬寅初被選為教務長，原文理學長陳獨秀和夏元瑮被續聘為教授。此後，與陳獨秀同時陷入“嫖妓門”的夏元瑮得到一筆經費出國遊學，陳獨秀則給假一年。陳獨秀以脾氣火爆出名，不過這次沒有抗議，沒有喧嘩，而是悄悄地從北大辭了職。

胡適在後來批評卷入此事的湯爾和時說：“當時外人借私行攻擊陳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個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墜奸人術中了。”胡適還評論說：“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陶）孟和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

陳獨秀原先對社會主義思想確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一九一七年一月，有人寫信要求《新青年》宣傳社會主義時，他回複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唯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李大釗等人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雜誌出版馬克思主義專刊，而陳獨秀沒有撰文。他認為十月革命的“過激派”有功有過尚待觀察。在那以後，陳獨秀才以簡短的文字發表了一些同情俄國革命的隨感錄，如《二十世紀俄羅斯新革命》、《克倫斯基與列寧》及《過激派與世界和平》等。

五四運動爆發後的六月八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的“隨感錄”欄目發表短文《研究室與監獄》說：“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六月十一日，陳獨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他執筆的《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宣言》要求政府廢除跟日本簽訂的密約、罷免與密約有涉的官員、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部等官府，並威脅“倘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唯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在社會各界人士的聲援與幫助下，陳獨秀於九月十六日獲保釋出獄，不過活動仍受限製，重大行動需事先得到當局批準。

十月，《新青年》編輯部開會，決定自第七卷第一號起，全由陳獨秀一人編輯。

十二月，陳獨秀與蔡元培、李大釗等發起成立北京工讀互助團。

一九二0年一月底，陳獨秀未獲許可就應汪精衛等的邀請，去上海接受西南大學籌辦員的職務，然後在二月初由滬抵漢，在文華大學、文華書院和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等處作演講。二月中旬他回到北京時，在西車站被李大釗等截住接往朋友家暫避，因為當局從報紙上發現他不告而別去了上海和武漢，派了警察在他的寓所外等著抓他。李大釗隨即把陳獨秀護送到天津，從那裏他乘外國班船前往上海。在從北京到天津的途中，李大釗同陳獨秀商討了建立共產黨組織的設想。

上海有一批聚集在戴季陶辦的《星期評論》周圍的社會主義者。《星期評論》一九二0年的新年號顯現出非同一般的赤色：“希望我們的體力勞動者組織一個東方無產階級的大聯合來，迎著紅灼灼的太陽光，高呼無產階級萬歲！” 《星期評論》不僅曾刊登多文討論勞工問題，還以其馬克思主義傾向，引起過蘇俄和共產國際的重視。

陳獨秀一家住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戴季陶住在霞飛路新漁陽裏六號前樓，兩人相見恨晚，朝夕相處。陳獨秀在此期間先後寫了《實行民治的基礎》和《勞動者底覺悟》等含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

二月，陳獨秀跟張國燾、沈玄廬和戴季陶等二十餘人發起組織上海工讀互助團。不過這個計劃在僅僅一個多月後就因“缺乏堅強的意誌、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而破產。

四月二日，陳獨秀與李漢俊、戴季陶、沈玄廬等參加了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四月中旬，陳獨秀等聯合七個工界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並在籌備會上發表了《勞工要旨》的演講。在他的指導下，上海各業五千多名工人於五月一日舉行慶祝五一集會，提出“勞工萬歲”等口號，並通過了《上海工人宣言》。《新青年》同時出了“勞動節專號”，探討勞工問題。

五月，陳獨秀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該會與李大釗等在三月成立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遙相呼應，又從上海和北京分別向各地輻射，先後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以及海外一批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了聯係（如陳獨秀在五月會晤了從北京到上海的毛澤東）。

接著，通過維經斯基，陳獨秀接觸到了列寧版的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更堅定了他建立共產黨的決心和信心。不過他認為，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言》。我們隻是要做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最重要的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際，進一步做翻譯介紹。陳獨秀還認為，共產黨是工人的政黨，不能沒有工人，也不能沒有共產黨的基本組織—工會。現在的工會不是組織落後，就是根本不是工人的工會，因此我們須從頭做起，組織工會，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並吸收一些先進工人做黨員。陳獨秀主張中國共產黨不應采黨魁製，如孫中山之任國民黨的總理那樣。他主張中共采用委員製，從委員中推舉一個書記出來負聯絡之責，其他委員分擔宣傳、組織等方麵的工作。他還強調減少書記的職權，遇事公決，這不僅可以確立黨內民主的作風，也可以杜絕黨魁製的個人獨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在維金斯基的支持下，陳獨秀等人在八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陳獨秀被推為書記。

胡適因為反對陳獨秀違反專注文化、“不談政治”的辦刊宗旨而逐漸退出《新青年》編輯部以後，《新青年》完全由陳獨秀說了算。九月的《新青年》發表了陳獨秀的《談政治》，大張旗鼓地宣揚馬克思主義，並開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從此以後，《新青年》成為變相的中共機關刊物。

到是年年底，陳獨秀已經完全接受了曆史唯物主義、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帝國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馬列主義關於革命的觀念也很合他胃口。他這時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假民主，隻有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最終的無階級的真民主。“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製勞動階級底利器”。

一九二0年陳炯明占領廣州以後，孫中山率國民黨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十二月，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前往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行前他將中共書記的職務移交給李漢俊，《共產黨》主編事交給李達，《新青年》主編事則交給陳望道，

一九二一年一月，陳獨秀陪同到廣州的維經斯基拜訪了孫中山。

三、四月間，陳獨秀與譚平山、陳公博等醞釀並創建廣東中共支部，接著又辦起了以陳公博為所長的“宣傳員養成所”以及俄語學校以宣傳馬克思主義，擴大中共在廣東的黨團組織。

四月，包惠僧受李漢俊委派到穗，希望陳獨秀回滬主持黨務，或者把中共機關搬到廣州。陳獨秀表示廣州的無政府主義勢力太大，地理也不適中，因而不同意中共機關搬家。對於李漢俊的催促，陳獨秀說：“急什麽，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們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陳獨秀注重中共的獨立，他不想由於中共接受外援而被敵對勢力誣蔑為“盧布黨”，他對包惠僧說，我們不要拿共產國際的錢，拿人家的錢，就要跟人家走，受製於人。

七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沒有出席，而是讓包惠僧和陳公博帶去了他的信件和四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要求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陳獨秀在會上被缺席選為中央書記。

八月，陳望道應陳獨秀之約，根據日語譯本翻譯了《共產黨宣言》，該書經陳獨秀和李漢俊校對後出版。

因為不滿於陳獨秀身為中央書記卻長期滯留廣州，馬林又派包惠僧赴粵催他回滬。馬林抱怨說，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領導人，怎麽能在資產階級政府裏當官？陳獨秀於是在九月十一日偕包惠僧返滬。因為陳炯明不同意他辭職，他是請假離粵。

到上海後，陳獨秀聽說馬林作風蠻橫，又未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擅自派張太雷去日本落實日本社會主義者參加遠東各國革命團體代表大會的事宜，大發雷霆，聲言決不與馬林見麵。他對張國燾為俄國人擬出勞動組合書記處的工作計劃、預算以及工作人員薪金的規定也非常不滿，斥之為“雇傭革命”。他強調：“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他說：“每月隻拿他們二千多元，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難受。中國一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不過事實上，這隻能是一句空口大話。中共沒有黨產，不能搞社會募捐，更無權從國庫中任意支取錢款，黨員所繳黨費隻是杯水車薪。沒有共產國際的金錢，中共能否生存都大成問題，別提開展工作、擴大影響了（根據有關資料，中共從創建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其經費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來源於蘇俄的幫助。陳獨秀曾在中共三大上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中共財務完全是黑箱操作，從不提交中央會議討論。這個傳統保持到今天，誰也不知道中共每年花費了國家的多少錢）。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二大以後正式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兩者是上下級關係，哪怕在經濟上完全不依賴共產國際，中共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在組織上紀律上也必須服從。

十月四日，陳獨秀住宅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他和楊明齋、柯慶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五人被捕。在交了五百元保證金後，陳獨秀等在關押兩天後保外候審。十月二十六日，租界會審公堂以陳獨秀“違背禁令”，出售禁書《新青年》雜誌等罪名，判陳獨秀罰洋一百元，抄出書籍等予以銷毀結案。當時已經與陳獨秀分道揚鑣的胡適聽到此事，一改斯文，大罵：“法國人真不要臉”，並積極找人營救。陳獨秀被捕，馬林動用了共產國際撥給的幾千元活動經費打通關係。

獲釋以後，陳獨秀正式辭去了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轉而接受了王雲五和沈雁冰的邀請，當了商務印書館的名譽編輯。

同月，陳獨秀以中共中央書記的身份，首次召開中央會議。會後，他與馬林會晤，雙方冰釋前嫌。陳獨秀從此經常將馬林的意見向中央會議報告，他們並且具體商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西方外援便成了慣例。

十一月，陳獨秀籌劃組織了中共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

一九二二年，馬林指示中共加入國民黨，陳獨秀和中共中央表示願意兩黨合作，不過反對加入國民黨。四月六日，陳獨秀給在莫斯科的維經斯基寫信，提出六條意見反對馬林的提議。

六月十五日，陳獨秀起草《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表達了中共與國民黨建立黨外聯合戰線的意向。

在籌備中共二大時，陳獨秀與張國燾商定，二大代表不通過各地民主選舉，而基本上由參加遠東各國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剛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各省中共代表參加。

七月，陳獨秀在中共二大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在八月的西湖會議上，在馬林的壓力之下，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勉強同意加入國民黨，

八月九日，陳獨秀在家再次被捕，罪名還是藏有違禁書籍。中共立即發動各階層，開展了大規模的援救活動。八月十五日，北京報紙刊登了自治同誌會、新中國會、共存社、改造同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十個團體的“為陳獨秀被捕事敬告國人”宣言書。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租界會審公堂判決陳獨秀罰洋四百元，交保釋放，抄出的書籍底稿一並銷毀。

陳獨秀是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九人改組方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不過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願對國民黨內部事務多表示意見。

陳獨秀出席了於十一月五日—十二月五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他出國期間，中共中央機關遷移到北京，由張國燾代理中央執委會委員長的職務。

一九二三年二月，陳獨秀隨中共中央從北京遷回上海。

二七慘案發生以後，一些工人由於參加罷工而被開除，生活無著，因而開始懷疑甚至責怪中共的領導。陳獨秀由此不止一次地感慨中國無產階級的幼稚以及流氓無產者的色彩。他說，當職工運動順利時，這些工人都是可愛的英雄，但一遭挫折，便原形畢露了。

四月，孫中山委任陳獨秀為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與馬林共同製定了改組國民黨的計劃。

四月二十五日，陳獨秀發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這時的陳獨秀由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以前重視工人階級，轉為更重視資產階級。他認為資產階級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體和社會基礎，“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帥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六月十二日，陳獨秀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共三大，並再度當選為中央執委會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