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十六） 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十六）

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

 

本節要點：

1）董必武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兩黨元老，人脈廣泛，因此在抗戰期間和抗戰後主要從事統戰工作。

2）因為在日本攻讀過法律，董必武算是中共的法律專家。

3）董必武曾對其女兒說：“我常說我是一塊抹布，黨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

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出生於湖北黃安縣城一個塾師家庭，父親是清朝秀才。董必武原名董賢琮，號壁伍，必武是他參加造反時所改之名。

董必武早慧，從五歲起就先後在父親、叔父和姑父任教的私塾或學校裏就讀。

一九0三年六月，董必武考中秀才。同年八月他去武昌鄉試考舉人時，路過省巡撫衙門，因為好奇朝衙門裏張望了一下，就被衙役誣為“窺探官衙”，一頓毆打。他憤而棄考回鄉，自稱“從此恨死當官人”。

同年秋，董必武赴武昌投考湖北武普通中學堂（相當於陸軍中等學校），被拒。

一九0四年，董必武在黃安縣城教蒙館。

一九0五年十一月，董必武入湖北文普通中學堂（後改稱湖北省立第一中學堂），因文史基礎好，得以以較多精力攻讀英語及數理學科，考試成績常列第一。宋教仁曾為其學長。

董必武初為康有為和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宣揚的改革朝政、變法圖強議論所吸引。當同盟會成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與《新民叢報》進行革命與改良的大論戰時，董必武又認識到“康、梁的主張，雖有其進步之處，而孫中山主張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統治，而且要還政於民，建立民主共和國，這當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進綱領。”於是他疏離了康、梁的君主立憲維新改良主義，轉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義思想。

一九一0年，董必武從湖北省立一中畢業後，因家境貧寒而不能繼續求學，故先在湖北麻城縣立高等小學校教國文，後到黃州府中學校教英文。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的第三天，董必武從黃安趕到武昌投入蔣翊武麾下的軍政府軍務部，隨即任軍政府理財部秘書官。同年十二月，董必武與張國恩等加入同盟會。

一九一二年十月，董必武調任財政司總務科科長。

一九一三年，董必武參與湖北的革命黨人策應孫中山發動的武裝討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因黎元洪的鎮壓而失敗以後，董必武應聘到湖北省立第一師範教英文。

一九一四年一月，在朋友的幫助下，二十八歲的董必武與張國恩等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

七月，孫中山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當時革命處於低潮，許多黨人因“二次革命”的失敗而失去信心，因此當中華革命黨成立時，響應者僅數百人，而董必武毅然加入，並積極投身該黨在日本的各項活動。

一九一五年六月，董必武和張國恩奉孫中山之命歸國，同上海的革命黨人聯絡。回到湖北以後，董必武再次參與謀劃反袁的秘密軍事行動，在夏、冬曾兩次被捕入獄。

一九一六年初夏，董必武出獄。秋冬被推薦為省議會秘書長。

一九一七年二月，董必武回東京參加私立日本大學法科畢業考試。彼時日本的思想界異常活躍，有關社會問題的著作層出不窮，董必武開始接觸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書籍。

四月，董必武由日本返武漢，和張國恩合辦律師事務所。

九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集國會非常會議，以維護《臨時約法》和恢複國會為號召，建立了護法軍政府並發動護法戰爭

一九一八年三月，董必武應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之邀任司令部秘書。

次年，蔡濟民因內訌被殺，董必武去上海向孫中山匯報相關情況，寓居由湖北旅滬同鄉組織的湖北善後公會並操持公會事務。經朋友介紹，董必武在那裏結識了剛從日本帝國大學畢業海歸的老鄉李漢俊，兩人一見如故。

在閱讀了李漢俊借給他的日語版《資本論入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後，董必武逐漸轉向了俄式無產階級革命。他意識到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成果卻被北洋軍閥篡奪了，國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自己追隨孫中山多年，屢遭挫敗，顯然舊的路子行不通，中國革命需要新的方向。他覺得議會民主雖然在一些西方國家已經實現，但在中國恐怕不易推行；無政府主義很時髦，不過畢竟空想的色彩太濃，不切實際；隻有布爾什維克的主張和辦法，比較切實可行，可作榜樣。這樣，董必武就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陣營走進了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者的行列。

董必武在上海通過湖北善後公會參加了五四運動。回到武漢後，他與張國恩等十人籌款辦起了私立武漢中學，其校訓為“樸誠勇毅”，他自己教授國文，又招來了誌同道合的英語教師陳潭秋。

一九二0年九月，在陳獨秀和李漢俊等人的推動下，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和包惠僧等組建了中共湖北支部。那時武漢中學成為湖北共產黨的中心，而董必武的寓所則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不久，董必武的最進步的十名學生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

與此同時，武漢還有以中華大學為中心的一個激進的青年團體，那些人的領袖是才華橫溢的惲代英，他們信奉烏托邦和半無政府主義思想，辦了個利群書社，特別熱衷於搞“親農村運動”。那些“新農村人”開始時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不過不久其中的許多人也參加了共產黨，包括惲代英。

冬天，董必武、陳潭秋等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在中共一大上，蓄著八字胡子的董必武給人的印象是為人淳樸，活像一個老學究，在談吐中會流露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強風格。比如，他堅決反對包惠僧和劉仁靜把孫中山跟北洋軍閥等同視之的觀點，而主張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派聯合，組成反帝反軍閥的統一戰線。

中共一大以後，董必武擔任中共武漢區委負責財務的執行委員和湖北民運部部長。

一九二二年，董必武參與領導湖北女子師範學校和湖北第一師範反對舊勢力的學潮。

一九二三年，董必武參與組織領導武漢各界反帝反封建愛國活動。

董必武往往被人以為是個有名的國民黨元老而不是中共黨員，直到大革命以前，連他家裏也不知道他是中共黨員。

一九二四年四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派出黨員幫助各省、市改組或籌建國民黨組織的指示，董必武以國民黨聯絡員的身份，先後在漢口、武昌、黃梅、黃岡、黃陂、漢川、黃安和麻城等十多個縣市幫助建立起了國民黨組織，而這些縣市黨部的委員，基本上都是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

五月，董必武擔任中共漢口地委委員長。

九月，在武漢召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盟代表大會上，董必武被推為臨時主席。

一九二五年春，董必武正式離開武漢中學，成為職業政治家和革命家。

七月，董必武主持召開國民黨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和省政府農工廳廳長。

一九二六年一月，董必武作為湖北省代表參加了國民黨二大，向大會作了《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務工作報告》，並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後被派駐湖北負責指導黨務。同年三月，董必武遵照中共的決定以國民黨候補中央執委、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代表和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的三重身份，於三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長沙，協助迎接北伐軍的準備工作。後來，他又根據中共湖北黨組織的指示，負責對外聯絡、軍事和民運工作，配合北伐軍攻打武漢。

五月，董必武參加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

七、八月間，中共湖北區執委會成立，董必武任區委委員。

八月下旬，董必武發動群眾在汀泗橋破壞了吳佩孚軍隊的軍事設施，為葉挺獨立團著名的汀泗橋和賀勝橋大捷創造了條件。

十月二十日，武漢市民數萬人在武昌公共體育場舉行歡迎北伐軍大會，董必武任大會總指揮。

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占領武昌以及廣東國民政府遷鄂之後，武漢成為當時革命的首都以及全國政治、軍事和文化的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國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勢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勢力進行鬥爭的根據地” 。

一月，董必武出席國民黨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被推為主席團成員以及決議案和宣言的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會後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二月二十四日，武漢三鎮一萬五千餘名國民黨黨員在武昌閱馬場召開大會。董必武在致詞中指出，今天開會為的是挽救黨，反對個人獨裁，恢複黨權。鋒芒所向，直指國民黨新右派蔣介石。

三月十二日，武漢數十萬群眾又在閱馬場舉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兩周年大會。會上，董必武提出的“厲行總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鏟除黨內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惡勢力”和“查辦暗中和帝國主義聯絡、與軍閥謀妥協者”等決議案獲大會通過。

四、五月間，董必武出席中共五大。

七月十八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董必武一舉辭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委員、農工廳廳長和《漢口民國日報》經理職務。辭職書中說：“鈞府設立農工廳於本省，原為保護農工利益。日來工會之被蹂躪者，時有所聞；農民之被屠殺者，無地無有；聽之不忍，救之不能。似此情況，實屬有辜重寄。現既不能奉行鈞府法令，複無以慰地方人民，再四思維，唯有辭職。”

七月二十七日，汪精衛主持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十一次常會，稱湖北省黨務自秘密時代起就是“共產黨從中組織，是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董必武一人包辦。多數黨員不是CP，就是CY”，“雖然號稱十萬黨員，CP和CY占過半數”，“黨部受CP影響，接受了CP理論，非CP的主張不能提出，非CP的言論不敢發表”。常會決定要徹底改組湖北省黨部和全省黨務。

國民黨中央、武漢警備司令部以及黃安縣政府隨即均重金懸賞通緝董必武。

南昌暴動那天，董必武與宋慶齡、鄧演達、林伯渠、吳玉章、毛澤東、柳亞子和鄧穎超等二十二人聯名在八月一日的《南昌日報》上發表《中央委員宣言》，譴責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革命；號召革命同誌集中力量，為反對帝國主義、掃除新舊軍閥、解決土地問題而奮鬥。

十一月，黃安和麻城民眾根據中共八七會議的精神，在中央鄂東特委領導下，以董必武的名義出布告，發傳單，發動了黃麻起義，建立了鄂豫皖邊區第一個紅色政權和第一支革命武裝。

十二月十七日，李漢俊等在武漢被國民黨桂係軍閥胡宗鐸逮捕並殺害。董必武連夜化裝成水手乘船離漢，取道上海潛逃日本，匿居於京都。

一九二八年八月，董必武從日本經海參崴到達莫斯科，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校專為董必武、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和葉劍英等三十多個大齡學員辦了一個特別班，人稱“老頭班”。董必武在那裏對人說：“我像一塊碎布，哪裏有洞，黨要我去補，我就去補。轟轟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補洞的工作也必不可少。”

一九二九年春，因英語基礎較好，董必武由共產國際送到列寧學院英文班學習，和他在一起的還有蔡和森、王若飛、劉仁靜、張國燾和李立三等。董必武擔任過列寧學院中國工人特別班的語文教員和政治輔導員。

一九三一年冬，董必武從列寧學院畢業，被留校從事研究工作。

一九三二年三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董必武秘密回國，六月到達上海，在中秋節前後進入中央蘇區，被分配在紅軍大學。

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不久著手創辦名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央黨校，董必武被調去辦校，任教務長。黨校校長是張聞天，副校長是楊尚昆。楊尚昆被調任三軍團政委後，董必武接任副校長。他曾講授“蘇維埃建設”等課程。

三月，董必武與劉少奇被委任為中央農工檢察委員會委員。

一九三四年一月，董必武在中共六屆五中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二月，他被委任為臨時最高法庭主席，隨後被任命為最高法院院長。

因為主張辦案要有一定的手續，要有必要的文字材料，要建立檔案，董必武曾被譏為“文牘主義者”。

紅軍反圍剿失敗撤出蘇區時，年近半百的董必武隨軍長征。他先在中央縱隊（即紅章縱隊）總衛生部婦女隊任隊長（徐特立任副隊長），統領約二十人的娘子軍。不久被調去林伯渠主管的沒收征集委員會任委員。然後到幹部休養連任黨支部書記。幹休連有一百多人，多半是年老體弱、生病負傷的幹部以及領導夫人，還有就是弱不禁風的音樂家、戲劇家和文學家等，蔡暢、賀子珍和成仿吾等人都在這個連裏。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被並稱為幹休連“三老”。

到達陝北以後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決定在瓦窯堡恢複中央黨校，董必武繼續擔任校長。

董必武主持了五人中央黨務委員會（餘四人為李維漢、鄧發、郭洪濤和張雲逸），參與調查和糾正陝北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釋放了被關押的劉誌丹、高崗、張秀山和習仲勳等十多名陝甘蘇區團以上幹部。

一九三六年六月，中共中央黨校從瓦窯堡遷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四月，董必武被調任抗日軍政大學四大隊政委，負責培訓第一批從全國各地和海外投身延安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以及張學良、楊虎城部隊的部分軍官。

七月，因原主席林伯渠常駐西安，董必武代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

董必武在該年夏天向美國記者海倫·斯諾講述了他的生平。海倫·斯諾描寫他“是一位有經驗的老將，有著非凡的體力和生命力，並有著快樂的性格”。

八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和林伯渠為委員的長江沿岸委員會，周恩來為書記，董必武負責武漢的工作，林伯渠負責西安的工作。九月三日，董必武由延安赴武漢。

十月，董必武在武漢會見陳獨秀。

十二月-一九三八年五月，董必武在湖北應城縣湯池舉辦由陶鑄具體負責的名為“農村合作社人員訓練班”四期，為中共培訓了大批農村群眾工作和遊擊戰爭的骨幹。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合並，董必武任民運部部長。會議認為中央擬調董必武回延安擔任黨校領導的意見不妥，因為漢口的工作離不開他。

十二月三十一日，董必武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與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談話，告訴熊向暉，他是周恩來未雨綢繆下的閑棋、布的冷子，是一項特殊任務，並傳達了周恩來送給熊向暉的八個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一九三八年初，董必武多次與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郭沫若等一起研究郭沫若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一事。

四月，董必武從武漢去安徽舒城會見新四軍四支隊司令高敬亭，說服其接受中共中央對張國燾的處理，服從中央的領導和新四軍軍部的指揮（高敬亭在張國燾之前擔任過鄂豫皖蘇維埃政府主席。紅四方麵軍西征以後，他留在大別山打遊擊。一九三七年九月，他領導的紅二十八軍改為鄂豫皖工農抗日聯軍，一九三八年初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五月十二日，高敬亭在巢縣伏擊日軍獲勝，為新四軍抗日首戰。後因其多次拖延執行新四軍軍部要其放棄大別山東進的命令，加上其他多種原因，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被葉挺、張雲逸等逮捕槍殺。高敬亭在一九七七年獲恢複名譽）。

六月，董必武與毛澤東、王明、博古、林伯渠、吳玉章和鄧穎超被國民政府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七月，除毛澤東以外，董必武與王明等五人出席國民參政會首屆大會，他並被指派為第三審查委員會（內政組）召集人之一。

十月初，在武漢失守以前，董必武率領八路軍辦事處及《新華日報》社先遣人員轉移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的部分人員在十月二十日乘新升隆號客輪沿長江撤退行至湖北嘉魚附近時遭日機轟炸，二十四人遇難）。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中央將華南及西南各省組織合並為南方局，以周恩來、博古、凱豐、吳克堅和董必武為常委，周恩來為書記。

五月二十四日，董必武到胡風寓所轉達周揚邀請胡風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文學係主任的希望。

七月二十四日，董必武在延安各界公祭成吉思汗大會上發表講話，稱“成吉思汗是民族偉人，也是世界巨人，這是我們足以自豪的。我們紀念他，要實行民族平等，研究優良的蒙古文化，將它繼承和發揚起來，構成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一部分”。

八月二十日，董必武在陝甘寧邊區縣委書記聯席會議上作報告《更好地領導政府工作》，他說：“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不對政府下命令。”“黨隻能直接命令它的黨員和黨團在政府中做某種活動，起某種作用，決不駕乎於政府之上來直接指揮政府。”“黨員犯法，加等治罪。……這不是表示我們黨的嚴酷，而是表示我們黨的大公無私。”

十二月二十三日，董必武與毛澤東、王明等六人被國民政府聘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一九四一年三月，因國民黨拒絕接受中共提出的皖南事變善後辦法十二條，董必武和鄧穎超等抵製了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

九月，根據周恩來的提議，董必武兼任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

十一月，因共產國際堅持要求中共代表參加，董必武和鄧穎超出席了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

一九四二年七月，董必武與毛澤東、王明等六人繼續被國民政府聘為第三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十月，董必武與鄧穎超出席國民參政會三屆一次會議。

一九四三年六月底，周恩來返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籌備工作和整風學習，留下董必武主持南方局工作。

七月八日，延安局勢緊張，董必武同章伯鈞等人晤談。章伯鈞等表示，如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他們擬在四川發動反蔣軍事行動以策應。同時各國（美英蘇）駐華大使警告中國政府不要內戰，否則各國將終止援助。史迪威說，如果中國發生內戰，他必將飛機帶走。於是蔣介石不得不電告胡宗南停止進攻延安的計劃。

九月，董必武代表中共單獨出席國民參政會三屆二次會議，反駁何應欽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攻擊，旋即退席以示抗議。

十月十二日，董必武應邀會見蔣介石，提出解除胡宗南對邊區的威脅。蔣介石承諾決不會在國內動武。董必武被中共授以全權與國府談判一切問題。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周恩來親筆代中共中央起草賀電，慶祝董必武六十大壽：

“董必武同誌：

慶賀今年你的六十大壽。你過去的革命奮鬥貫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內戰一直到抗戰的各個曆史階段，為中華民族解放寫下了光榮的史跡。你是中國共產黨創始者之一。三十二年來，你經曆無數艱辛，始終不息地為黨工作。現在，你正代表著黨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衛地位，高舉著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不屈不撓地奮鬥著。你是中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老戰士，你是中國共產黨的模範領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為慶賀你的生日將感到光榮。”

一月三日，董必武致謝中共中央壽電，內稱：“我願在繼續整風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彌補自己的缺點，成為毛澤東旗幟下一個名實相符的戰士”。

三月，董必武在審閱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後，指示在《新華日報》上連載全文。

五月十九日，董必武和林伯渠一起會見蔣介石，提出取消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和釋放葉挺等問題。

十月，董必武和林伯渠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就解決國共兩黨關係、結束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舉行了三次會談。隨後林伯渠偕赫爾利由重慶飛延安。周恩來又陪赫爾利回到重慶。

十一月二十一日，董必武和周恩來再次同赫爾利會談。

次日，董必武和周恩來會見蔣介石。

在武漢和重慶期間，董必武等中共參政員頻繁宴請、會晤地方實力派、民主黨派人士、社會賢達以及其他參政員如劉文輝、李濟深、馮玉祥、黃炎培、沈鈞儒、張瀾、梁漱溟、章士釗、章伯鈞、羅隆基、史良、鄒韜奮、陶行知、胡厥文、陶孟和、杭立武、張申府、左舜生等人，或與他們聚餐，討論時局，交流意見，促進憲政，反汪、反投降、反分裂。

董必武等人還在重慶會見過印度援華醫療隊柯棣華（Dwarkanath Kotnis）等人和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歡迎他們去延安。

一九四0年四月初，董必武等人拜會從新加坡到渝訪問的南洋僑胞回國慰問團團長、華僑籌備總會會長陳嘉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間，董必武與周恩來、鄧穎超一起，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接待旅美僑領司徒美堂。

董必武和林伯渠等無數次與國民黨代表邵力子、王世傑、張治中等會談軍事（軍隊數量、駐地、給養等）和政治（實現民主、取消一黨獨裁）問題，不過大多時間是雞同鴨講，互相推諉，很少能取得共識，解決具體問題。

十二月七日，董必武和周恩來飛返延安參加中共七大。董必武向大會匯報了南方局近年的工作以及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以及各黨派、地方實力派的具體情況。毛澤東聽了報告後說，南方局的工作、董老的報告都很好，都同意。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董必武與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王明、博古、吳玉章和鄧穎超被國民政府聘為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四至六月，董必武作為中共代表（以章漢夫和陳家康為助手）加入中國代表團，飛印轉美，參加了舊金山聯合國製憲會議，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在美期間，董必武訪問了舊金山和紐約，會見了眾多僑胞代表以及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賽珍珠（Pearl Buck）和史迪威的女兒等。

六月十九日，董必武在中共七屆一中上當選為十三人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

十一月，董必武離美回國，與王若飛主持中共重慶工作委員會。

十二月二十三日，董必武和周恩來、葉劍英訪晤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

一九四六年初，董必武和周恩來等以中共代表團的名義多次宴請、會晤民主人士沈鈞儒、陶行知、鄧初民、李公樸、史良、章伯鈞、王雲五、郭沫若、傅斯年、繆雲台、曾琦、梁漱溟等，與張群、邵力子、王世傑等國民黨代表談判停止軍事衝突、籌備政治協商會議等事宜，並與馮玉祥、孫科、於右任等人聚會。

一月十日，董必武等出席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蔣介石致開幕詞。一月十三日，董必武與陳立夫、陳啟天、梁漱溟、王雲五被推舉組成五人小組，負責政治協商會議的議程、議題以及分組辦法等。一月十四日，董必武代表中共作關於改組政府問題的報告。一月十五日，他又代表中共作關於共同施政綱領的報告。

二月六日，中共決定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周恩來、王若飛、範明樞和張聞天參加國民政府，四閣員為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飛，周恩來任行政院副院長。

二月，董必武多次參加憲章草擬審議委員會會議。

政協召開以後，各地國共摩擦始終不斷，連董必武自己也曾在四月旅途中被國民黨軍警無理檢查，留難達一個半小時。

五月，董必武與周恩來先後率領中共代表團自重慶飛到南京。中共在國統區的指揮中心從此移到南京。董必武的統戰活動也基本上集中在南京。同時國共繼續邊談邊打。

七月二日，董必武和周恩來、李維漢在梅園新村宴請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

九、十月間，董必武和王炳南等多次與馬歇爾、司徒雷登會談時局，譴責蔣介石擴大內戰、美國偏袒蔣方。

十一月間，董必武指示中共秘密黨員、桂係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擇時起義，確保了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在次年的萊蕪戰役中全殲國民黨軍七個整旅。陳毅曾說：“萊蕪戰役第一功，應是恩來同誌和董老。”

十一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李維漢、鄧穎超等十餘人離開南京返回延安。此後，中共代表團在南京和上海的辦事處由董必武負責。

一九四七年一月，董必武訪晤張治中，對他幫助釋放新疆被捕同誌表示感謝。

三月五日，董必武和王炳南、章文晉赴美使館，向司徒雷登及其秘書傅涇波辭行。

三月七日，董必武率領中共駐寧、滬工作人員七十四人最後撤離，行前發表啟示：“政府當局既不惜最後決裂，關死和談大門，必武等唯有撤退一途，當此小別前夕，回念各方好友，過去熱烈支持，近日殷勤慰問，必武等衷心銘感，誓在和平民主前線殫精盡力，以圖報答。唯因行前時間倉促，行動不便，未能一一告辭，敬請曲予鑒喻。當此世界趨向和平，國人厭戰已極之際，必武等雖與各方好友暫時睽隔，再見之期，當在不遠。”

四月，董必武就任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負責統一華北各解放區財經政策以及調整各區財經關係和收支。

一九四八年，董必武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工委財委主任、財經部部長、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和華北財經委員會主任等職。

一九四九年六月，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董必武被推選為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方案組組長。

九月，董必武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協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接著先後就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政務院總黨組幹事會付書記（書記周恩來）、政法委員會主任等職。

一九五0年九月十三日，毛澤東致函周恩來：“政法係統各部門，除李維漢管的民族事務委員會與中央有接觸外，其餘各部門，一年之久，幹了些什麽事，推行的是些什麽政策，誰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請查詢。”

一九五二年五月，董必武被政務院任命為中央防汛總指揮部主任，傅作義、張震為副主任。

一九五三年一月，董必武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主席為毛澤東）。

四月，董必武當選為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主席。

一九五四年，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

十月，董必武在從新疆返京途中，在蘭州停留期間聽取甘肅政法部門負責人的工作匯報時，聽到宕昌縣有個案件：村民求雨謝神唱戲，幹部強行製止時一個鄉文書挨了打，因而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活動，把四人判了死刑，一人無期，兩人長期徒刑。董必武說，農民有封建迷信思想，隻靠政府下命令強行幹涉是不行的。天不下雨，莊稼枯萎，農民急得要死，打了強行幹涉的幹部，怎麽能算是反革命活動？怎麽能判死刑和徒刑呢？於是甘肅組織了省、地、縣三級工作組對案子進行了調查，由省法院作出裁定，除一人判處勞役半年以外，其餘六人都被無罪釋放。另外武都縣有個大致類似的案件，也得到了糾正。

一九五六年四月，董必武在建國以後第一次回到故鄉紅（黃）安時，對縣委負責人建議修複故居一事，再三表示反對（然而，董必武故居照樣在一九七七年由紅安縣革命博物館修複，並在二0一一年經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批複再次修繕）。

九月，董必武出席中共八大，當選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他在會上作《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製，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報告，強調要盡快做到有法可依，並且有法必依。

在一九五七年三月的軍事檢察院檢察長、軍事法院院長會議上，董必武說：“目前我們法律工作方麵的問題，一個是法律不完備，一個是有法不遵守。……法是統治階級的意誌，我們立法是表達了我們的意誌。我們自己製訂的法律，自己不守，怎麽能叫別人守呢？現在不守法、不依法辦事的是社會上一般公民多呢？還是國家機關幹部多？我看是機關幹部較多。在國家機關工作的人如果不守法，問題就更加嚴重。有法不依，法就是空的東西，起不了作用。”“有法不依就等於無法。”他還指出：“法院的工作是審判，而審判工作的重心是公開審判。”

一九五八年，董必武遭到含沙射影的批判。據說“政法戰線上幾年來存在兩條路線的爭論”，而董必武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董必武反對“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他認為：“黨包辦政府工作是極端不利的。政府有名無實，法令就不會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權。”

一九五九年三月，董必武致信毛澤東：“這次中央全會將討論國家機關負責人選，我去年十月曾函請小平彭真兩同誌轉報中央， 請求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不再推薦我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候選人。……將來在政協安一個沒有實際工作責任的名目就夠了。”毛澤東批示稱：“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見，改換工作。中央已建議董必武同誌當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四月，董必武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全會上與宋慶齡一起當選為國家副主席。此後他不再談論政法事宜，而是關注“農村要積極地推廣利用沼氣”、“大辦林業”之類的話題，他甚至在家裏試用蓖麻葉喂蠶。他告訴妻子何連芝學習毛澤東著作“用之不盡保終身”，勉勵兒子“毛選諸篇讀尚勤”。

當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在批判彭德懷時，董必武發言檢討說：“我思想覺悟低，沒有看出彭德懷同誌反黨。”

一九六一年二月，當聽說有些省委書記不顧民間疾苦，弄虛作假，浮誇虛報的情況後，董必武極為憤慨，他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所謂“共產風”的刮起，上麵也有責任。上麵號召完成任務要“千方百計”、“想盡一切辦法”，這“一切辦法”就包括“不擇手段”、“一平二調”。所謂“白手起家”辦工業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董必武賦詩《憶張漢卿》：“翩翩年少竟成翁，回首遼東霸業空。敢縛虎狼應有膽，自投羅網遂無蹤。帳前歌舞迷飛蝶，島上羈囚看掛龍。公子莫悲身世異，人民猶記救亡功。”

一九六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決定董必武任中共黨史編撰委員會主任，然而因為文革之故，編史工作完全擱淺。

一九六九年四月，董必武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十月十九日，因奉命在兩天內離開北京，董必武由夫人何蓮芝和女兒董良翬陪同，與朱德、康克清、李富春、蔡暢等經廣州到從化。

一九七三年八月，董必武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四年，身為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被宣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但未經過任何法律任命程序。

一九七五年一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務經修憲而正式廢除。董必武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三月五日，董必武九十生日，他帶病題詩《九十初度》，總結自己的一生：“九十光陰瞬息過，吾生多難感磋砣。五朝敝政皆親曆，一代新規要漸磨。徹底革心兼洗麵，隨人治嶺與治河。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

董必武曾對他的女兒說：“我常說我是一塊抹布，黨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

四月二日清晨，董必武因肝癌以八十九歲的高齡離世。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長壽的一個。

董必武原配妻子黃俊貞（早逝），育有一子，早逝。

第二任妻子陳碧英（因體重差一斤而無權參加長征，被迫一路乞討回老家，後嫁給村裏一老光棍。一九八三年積勞成疾而死。據說董必武進城以後始終不知道陳碧英還活在人世）。

第三任妻子何蓮芝（陳碧英的戰友，延安大生產時的勞動模範），育有兩子一女：董良羽、董良翬（又名楚青）和董良翮。幼子董良翮為西糾、聯動骨幹，曾兩次被捕入獄。董必武在其於一九六八年三月第二次被捕時寫《聞酉兒（董良翮小名酉生）於北京車站被捕》一詩：“聞爾重入獄，吾衰心更驚！臥床苦無夢，食飯竟忘盛。試飛曾折翼，語頻或失聲。恢恢天網大，疏釋望新生。” 董良翮又曾是知青標兵。他於二0一七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