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三） 中共二大與西湖會議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三）

中共二大與西湖會議

本節要點：

1）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共的最低綱領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緊接著的第二步是無產階級專政，最終目標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2）二大《宣言》體現了中共放眼世界的高遠格局以及實現終極理想的偉大抱負。

3）二大拋棄了一大“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的原則，決定參加“民主的聯合戰線”。

4）中共投身於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一正式加盟，對中共的未來發展影響極其深遠。

5）在馬林的指導下，西湖會議確定了中共黨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政策。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中共《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

中共二大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開了三次全體會議，第一次會議地址是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裏六二五號李達的寓所，那天，李達的妻子王會悟抱著孩子在門口放哨。其餘兩次會議的地址待考。

預定參會的李大釗、毛澤東和廣州代表未能如期到達，為了等他們，會期展延了幾天，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沒有出席（當張國燾到北京麵邀時，李大釗曾應允參加，但卒因事未能趕到。毛澤東到了上海，卻忘了開會地址，又找不到任何人，致未出席。廣州代表則因陳炯明翻臉所造成的戰爭狀態，聯絡發生了困難，所以也沒有趕到）。

出席會議的十二個正式代表為上屆中央局成員陳獨秀、李達和張國燾、北京代表羅章龍，上海代表楊明齋、湖北代表許白昊、山東代表王盡美、廣東代表譚平山、旅法支部代表蔡和森、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代表施存統，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此外還有一位杭州代表。他們代表全國一百九十五名黨員。張太雷和向警予列席了會議。

李達在會上辭去了中央宣傳主任之職。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和高君宇（缺席）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蔡和森和張國燾分擔書記、宣傳和組織之職。

二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和《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九個決議案。中共二大標誌著中共由一個共產主義研究性質的NGO開始向一股政治勢力演變。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和《中國共產黨章程》

《二大宣言》洋洋灑灑、往往詰屈聱牙的九千多字（據說主要出於陳獨秀的手筆，不過這肯定不是這位政論大家的代表作品）大意概括如下：

* 各國資本帝國主義殘酷壓迫、貪婪掠奪弱小國家和民族。中國人民承受了極大的痛苦和侮辱。

* 帝國主義為原料和市場的競爭，勢必導致戰爭。“日、美衝突萬難減輕，而戰爭必在最近期間內爆發無疑”，“英、法也非相見於疆場不能解決衝突”。

*“最近世界政治發生兩個正相反的趨勢：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企圖協同宰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即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國際共產黨和蘇維埃俄羅斯—領導的世界革命運動和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

* 工人和農民的蘇維埃俄羅斯—全世界勞苦群眾革命勢力的柱石—不斷地從根本上打擊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加上兩種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聯合日趨密切，“世界資本主義的命運已離它的末日不遠了”。

* 民國成立以來，幾乎年年都有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操縱下的軍閥壓迫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爭，便是軍閥內哄。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則永遠無法建設成功。

* 蒙古、西藏、新疆這些地方不獨在曆史上為異種民族久遠聚居的區域，而且在經濟上與中國本部各省根本不同。中國人民應當反對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大一統的武力統一，首先要推翻一切軍閥，由人民統一中國本部，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同時要尊重邊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聯合成為中華聯邦共和國。

* 國民黨所組織的廣東政府，是中國開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運動。

* 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貧苦農民和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的手工業者、小店主、小雇主也勢必會加入到革命的隊伍裏來。工人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的領袖軍。

* 在現今，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應該援助反對資本帝國主義勢力和軍閥官僚封建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中共為工人和貧農的利益計，要引導工人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共在這個聯合戰線裏奮鬥的目標是：

（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聯邦製，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六）保證工人和農民在各級議會裏有無限製的選舉權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絕對自由；

（七）製定保護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利益的法律。

* 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以後，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是能在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

* 中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製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社會。

* 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

當時的中共隻是一個不到二百人的團體，力量極其弱小，又處於半秘密狀態之中，不要說切實推動中國革命，就是謀求自身的組織發展都極端困難，然而，他們就有這樣的氣魄。

不過陳獨秀曾因此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他們勸告陳獨秀走出他那孔夫子的象牙之塔，踏踏實實地開展工人運動。

二大《宣言》與一大《黨綱》和《決議》的明顯區別是“反帝國主義”成了中共的主要口號之一。這是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舉行的遠東各國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對中國的最大影響，而本來當時一般國人根本不知帝國主義為何物。

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中共第一部完整的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條。該章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即中共的最低綱領；第一次詳盡規定了黨員條件和入黨手續，對中共的組織原則、機構、紀律和製度，都作了具體的規定。

中共政策的轉變

二大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放棄了一大的“關門”路線，修正了中共對其他民主主義政黨—主要是國民黨—的態度，承認以目前中國無產階級的現狀，扶助民主派（即國民黨）以協力打倒封建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確屬必要，不過強調跟民主派“隻是聯合與援助，絕不是投降附屬與合並”。

然而這種修正不能令馬林滿意。早在得知共產國際有意召集中國各革命組織參加遠東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消息以後，馬林就萌生了讓中共聯合並依靠民族主義力量的設想，並與上海的國民黨人取得聯係，積極謀求會見孫中山。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馬林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與孫中山作了三次長談，馬林提出了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可能性，並向孫中山介紹了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孫中山表示，新經濟政策與他的民生主義原則相符合，他自己雖不信奉馬克思主義，思想卻基本一致。馬林還向孫中山提出兩個建議：1）把國民黨改造成能夠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工農大眾的政黨；2）創辦一個軍官學校，培養革命的武裝核心。迫切需要外援的孫中山對這兩個建議都舉雙手讚成。隨後馬林又赴廣州，廣泛接觸了眾多國民黨要人，從而更加堅定了他推動國共兩黨合作的想法。列寧向參加遠東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國共兩黨代表也表達了同樣的希望。

但是當馬林建議中共加速與國民黨合作、加入國民黨、移往廣州、在國民黨內活動時，他遇到了抵製。雖然在原則上同意國共合作，陳獨秀認為隻宜黨外聯合，而不能讓共產黨員“跨黨”同時又當國民黨員。他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給在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中國事務的維經斯基寫信，提出了六條反對意見：1）兩黨社會基礎不同；2）國民黨聯合美國、聯合張作霖和段祺瑞的政策與共產主義太不相容；3）國民黨沒有發表過黨綱，因此宗旨不明。共產黨若加入國民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永無發展之機會”；4）廣東實力派陳炯明與孫中山派對抗激烈，共產黨如加入孫派，立即會受到陳派敵視，以致在廣東也不能活動；5）孫派向來不能容納新加入分子的意見；6）中共各地同誌就加入國民黨之事，均已開會表決絕不讚成。陳獨秀在六月再次致函維經斯基，重複了上述觀點。

馬林堅持他的意見，他在七月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建議：“共產國際應當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建立密切的聯係，而不是全力去幫助中國共產黨。……力量弱小，又與工人運動毫無關係的中國共產黨，最好的出路也許就是加入國民黨，因為在那裏他們才可能發揮自己的作用。”馬林說他在上海時對中國的革命運動及其發展的前景十分悲觀，而到了南方才發現“工作大有可為，而且能夠成功”。他指出國民黨領導了省港海員大罷工，一萬二千名海員加入國民黨，而“廣州的共產主義團體卻不和罷工工人聯係，也不支援罷工”。

共產國際分析了國共兩黨力量懸殊的現狀後，同意馬林的觀點。鑒於陳獨秀的兩次強烈反對，維經斯基以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名義，給了馬林一個“訓令”，要求中共中央“必須立即把地址遷到廣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須和菲利普同誌（即馬林）緊密聯係下進行”。這個“訓令”被仔細地打印在一塊白色的綢緞上，縫進了馬林的襯衣。八月，馬林返回上海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同時開始做陳獨秀等人的思想工作。那次，馬林有個可以堂而皇之活動的身份—《共產國際》和《國際新聞通訊》兩份雜誌派駐遠東的記者。

馬林是個現實主義者，他批評中共中央與國民黨組成“聯合戰線”的主張是空洞的不現實的，因為孫中山不會同意。馬林坦率地表示：“如果要在中國采取建立獨立的共產主義政黨的政策，既和國民黨一道工作，但又對其保持獨立，這必然會使這個小團體的人們成為一個毫無意義的小宗派”；“中國勞動階級還在極幼稚時代，工人運動尚不強大，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中國共產黨是個早產兒，是過早地製造出來的。……我們要鼓勵同誌們到國民黨中去，並以支持國民革命視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任務，不應憑想象去工作”。馬林認為，中共很難在短期內在半秘密工作條件下發展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也無論如何不能等到有條件發展壯大以後再進行國民革命。既然國民黨有充足的政治資源，也有明顯的革命傾向，蘇俄已決定全力支持國民黨，中共就責無旁貸，不能因為擔心和恐懼而拒絕國民黨，相反，必須在國民黨內大量充實革命分子，培養強有力的國民黨左派，推動國民黨走向革命。馬林還認為，中共必須學習共產國際在西歐工會運動中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聯合戰線的經驗。

同時馬林再次向因陳炯明叛亂而避居上海的孫中山轉達了共產國際支持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定，並和孫中山討論了改組國民黨的問題，孫中山表示樂見其成。於是馬林召集了西湖會議。

西湖會議

中共中央執委會於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與會者七人，即馬林、他的翻譯張太雷以及中共中央執行委員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和高君宇。會議集中討論國共兩黨如何進行合作、中共黨員如何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馬林建議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起初，與會的中共中央執委均不讚成馬林的想法，然而經過馬林的解釋和說服，由李大釗帶頭，他們最終妥協。陳獨秀說，如果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共產國際“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不過要求國民黨做出一些改革，如取消打手模向孫中山個人宣誓效忠的程序、根據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等。會議決定由中共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然後勸說全體黨員分別加入。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是下級服從上級的義務。中共中央的大多數人絕對信仰共產國際，認為共產國際的老革命家比自己見多識廣，每當自己的看法與共產國際的指示發生參差的時候，他們往往以為自己不過是些學生，對於自己的立場不敢堅持，而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必然深謀遠慮，因此就犧牲自己的主張。

西湖會議是中共從主張國共兩黨黨外聯合變成黨內合作的轉折點，為實現國共合作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會後不久，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和張太雷等就由孫中山親自主盟，率先加入了國民黨。不過中共基層大多數人對於這種做法仍存有疑慮，直到一年以後，西湖會議的決定才得以全麵貫徹執行。

就在馬林雄心勃勃推進他的路線時，他的熱情卻在莫斯科遭到了冷遇。先前支持馬林的維經斯基這時有點質疑馬林對發展無產階級運動強調不夠，擔心加入國民黨後中共有喪失自身獨立性的危險。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的共產國際四大上通過了一個明顯不同的、激進得多的題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該決議強調中共的獨立地位：“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屈從於中國資產階級所建立的任何一個中心。……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在於，要以在民主基礎上實現中國統一的倡導者的身份開展活動。……應該將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於組織工人群眾、成立工會和建立堅強的群眾性共產黨方麵”。這個決議進一步強化了中共內部對馬林不滿的情緒，甚至出現了指責他右傾的聲音。馬林向莫斯科申訴說，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四個月以來，兩黨關係樂觀且充滿希望，中共不僅有了更便利的宣傳條件，而且可以經常性地自由批評國民黨的缺點並得到了認可。他認為：“希望把我們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眾性共產黨的人，在我看來是完全不顧現實情況的。……現實的情況是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民族主義運動中和國民黨領導層中有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人，他們絕不比我們共產主義團體中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遜色。……共產主義團體的活動隻有在民族主義運動內部進行，才可能得到發展。”

而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布哈林采取了折衷的立場，他既肯定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是合適的，並認為應立即著手把國民黨改造成一個群眾性政黨，又指出中共必須保持自身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共產黨準備基礎。布哈林的折衷的有點自相矛盾的觀點給馬林的工作帶來不少困難，更在中共上上下下造成了思想上進一步的混亂。那時無論是蘇共還是中共，都還沒有“一尊”，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誰都沒有那麽多的“自信”。可是對於中共要命的是，無論如何，他們都得跟著共產國際的指揮棒轉。

一九二二年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動引起了租界當局的警覺，中共的主要群眾工作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被租界當局查封，其總部被迫遷到了北京；而北方各地的工人運動則在當時控製北京政府的吳佩孚高唱“保護勞工”的高調下有所發展。十月，開灤五礦工人舉行罷工，聲勢一度十分浩大（馬林曾不顧麵孔容易暴露的危險，下到礦區井下同工人談話）。南北局勢的優劣使馬林認為“黨的所在地必須遷往北京。上海局勢不穩。”十一月七日，蘇俄政府駐華全權代表越飛（Adolf Joffe。一九二七年蘇共十三大會後，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開除出黨，同時越飛患周邊神經病變要求出國醫治未獲準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越飛在莫斯科的醫院裏自殺，留下十頁遺書，稱“熱月（指一七九四年七月法國大革命期間發生的反對雅各賓俱樂部領導人主導的公共安全委員會的熱月政變。熱月政變後，國民公會投票同意處決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等極端激進分子）已經開始”。十一月十九日，越飛下葬，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拉罕（Lev Karakhan，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間任蘇聯駐華大使。一九三七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處死）等隨出殯隊伍前往新聖女公墓。托洛茨基在葬禮上發表簡短演說，這是他在蘇聯的最後一次公開發言。葬禮上的集會旋即被警察驅散）也告訴馬林，中共中央要盡快遷到北京來，以利於領導罷工，“此事至關重要，否則將會有很大損失”。於是，中共中央在十一月底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