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十一） 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十一）

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

 

本節要點：

1）李漢俊是早期中共黨人中讀馬克思主義書最多的人，他是很多人的馬克思主義老師。

2）李漢俊主要因為與陳獨秀意見不合而退黨。

3）李漢俊退黨並加入國民黨，又被中共奉為革命烈士。

李漢俊（一八九0—一九二七）出生於湖北潛江袁橋一個教書先生的家庭。

少年李漢俊聰慧過人，他六歲進私塾，有過目成誦的超強記憶力，而且嫻於辭令辯才。

一九0四年，在兄長李書城的一位好友的資助下，李漢俊步李書城的後塵，東渡日本，先就讀於“特為教授鄰邦子弟遊學”而設的經緯學堂和曉星中學，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土木係，成為滿清政府的官費留學生。

在東京帝大期間，李漢俊深受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和後來的日共創始人堺利彥等人的影響。他通曉日、德、法和英四國語言， 能說流利的德語，讀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毫無障礙（德語也是共產國際的通用工作語言），在通讀了當時能看到的所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以後，李漢俊認定馬克思學說對中國“實在是最美滿的天賜品”。他相信“當今中國該走什麽路？要解決這個問題，非共和也非複辟，這般的政治變革是改變不了中國的。過去既已證明了這點，現在亦證明了這點。那麽，我們該努力去做的唯有社會革命一條路。”

一九一八年，李漢俊從帝大畢業，獲工科學士學位。他在日本留學共十四年。

歲末，李漢俊攜帶大量日、英、德文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報刊回國，然後專心於寫作和翻譯。他在幾年裏以人傑、漢俊、汗、先進、海鏡、海晶和廠晶等筆名在《民國日報》、《新青年》、《建設》、《勞動界》、《共產黨》和《小說月刊》等報刊上發表的至少九十多篇傳播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譯文啟蒙了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內的眾多青年才俊。

一九一九年春，李漢俊結識了由鄂赴滬的湖北同鄉董必武與張國恩等人，他向董必武和張國恩他們介紹十月革命，推薦宣傳新思想、新思潮的日文書籍和雜誌《黎明》、《改造》和《新潮》等。董必武深受其影響，稱李漢俊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

一九二0年四月，維經斯基到上海與陳獨秀和李漢俊等見麵，提議組建中國共產黨，陳、李均表讚同。其實，早在一九一九年九月，李漢俊就萌生了在中國“仿俄建黨”的想法。五月，陳獨秀與李漢俊等組織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八月，陳獨秀和李漢俊等七人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李漢俊也參與組織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李漢俊和陳獨秀校閱的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八月在滬問世後，陸續被重印了近二十次。李漢俊翻譯的德國人馬爾西寫的《馬格斯（克思）資本論入門》扼要闡述了馬克思關於商品、價格、剩餘價值及勞動與資本的關係等問題的學說，是中國第一本介紹《資本論》的通俗讀物。九月，李漢俊著手翻譯《價值、價格與利潤》等馬克思著作。他幫助李達從德文補譯了部分郭泰（Herman Gorter）所著的《唯物史觀解說》。李漢俊還曾著文介紹第一國際以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綱領。

八月十五日《勞動界》創刊，李漢俊擔任主編。他在發刊詞中說：印這個報是“要教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在《金錢與勞動》一文裏，他深入淺出地闡述勞動價值論，向工農解釋什麽是剝削。

李漢俊受托參與起草了黨綱。

武漢共產黨支部、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和濟南共產黨支部的建立都得到過李漢俊的幫助。李漢俊還引進了許多早期的中共黨員，如沈雁冰在他的《我走過的道路》裏就說到：“我是在一九二0年十月間，由李漢俊介紹加入共產黨小組。”沈雁冰的弟弟沈澤民則由沈雁冰介紹入黨的。

因此，李漢俊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最主要的傳播者之一，而且是中共初創時期最有影響的活動家之一。馬林曾評論說李漢俊是中共“最有理論修養的同誌”。

一九二一年中，李漢俊與馬林、陳獨秀和張國燾等開始籌劃召開中共一大。

不過李漢俊與馬林從一開始起就話不投機半句多。馬林聲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毫不客氣地向李漢俊要中共的工作報告。李漢俊說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甚麽可報告的。馬林又問他要工作計劃和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將予以經濟的支持。李漢俊覺得馬林這些話過於唐突，他表示中共還沒有開過代表大會，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代表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還有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報告工作計劃和預算等等。他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資金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在李漢俊看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應由中共自己負責，“中國革命應由我們自己去幹”，共產國際隻能站在協助的地位。中共可以接受共產國際的理論指導，並采取一致的行動。至於經費方麵，隻能在中共感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中共並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再說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隻能是中共的顧問而非領導，中共隻可以接受其理論指導而非組織領導。

結果是，在李漢俊為陳獨秀代理書記的那段時間裏，本來根據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指示，所有中共“黨的領導機關的會議”，尼克爾斯基都必須參加，但馬林向共產國際匯報說：“中國同誌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願意有這種監護關係”。

李漢俊是中共黨內具有獨立自主意識和科學批判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

是年六月，李漢俊與李大釗、李達、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陳望道和陳獨秀等十五人發起籌辦新時代叢書社，旨在“普及新文化運動”，同時為不久後召開的中共一大提供掩護。他還曾一度代理《新青年》的主編。

七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李漢俊所居的李書城寓所召開。李漢俊作為上海代表參加了會議。

李漢俊、董必武、張國燾、劉仁靜和李達在會議休會的兩天裏對黨綱草案作了修改，並起草了成立決議和勞工工作計劃。在討論黨綱草案時，李漢俊提出過兩點修正意見：1）他主張中共未來的中央不過是一個聯絡的機關，不可任意發號施令，一切應征求各地方組織的同意，須有共同討論、遇事公開的精神。2）對於征求黨員不可限製太嚴，不必規定每個黨員都須從事實際工作，隻要信仰馬克思主義就夠了。李漢俊的自由聯合的想法遭到了多數代表的反對。

李漢俊在討論中總是堅持他的意見，但從不與人爭吵，當他的主張被否決時，他又總是坦率地表示服從多數的決定。張國燾在形容李漢俊在一大的表現時說他“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說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他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於色” 。

七月三十日晚上，會議因一個可疑的不速之客的闖入而匆匆解散後，李漢俊不慌不忙應付了法國巡捕的盤問。

一大後，李漢俊繼續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一九二二年元旦，他在上海的《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中國的亂源及其歸宿》和《我們如何使中國的混亂趕快終止》兩篇文章，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作出剖析，預言“中國的混亂又要中國進化到社會主義才能終止。”

李漢俊與陳獨秀在關於中共的一些核心理念上有嚴重的分歧。一是李漢俊反對陳獨秀主張的“黨的組織采中央集權製”，而“主張地方分權”。他習慣於堅守在傳統的“文人論政”的範圍之內，尤其反感從蘇俄帶進來的黨的集權製，他擔憂政治運作的中央集權會導致“個人專製”，會“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惡”。二是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他認為中共還處於幼稚階段，應強調自我發展，不該與別黨合作。三是在革命活動上，他不同意大張旗鼓搞工人運動，他主張“我們應辦學校，看書籍，宣傳學生，而不應作組織工作”；他視學生（即知識分子）是“黨的基本勢力”，反對單純的“政治運動和宣傳”，“反對黨的宣傳和傳單”，更“反對有政治機關報”、“反對領薪水”等。

同時李漢俊認為自己在馬克思理論研究上與陳獨秀至少應該是平起平坐的，在許多人眼裏，他也確實“在黨內地位僅次於陳獨秀”，不過在一大上卻沒有被選入中央局；其次，李漢俊認為陳獨秀和張國燾搞獨裁壟斷，什麽都是他倆說了算，而自己提出的意見從未沒被采納，覺得他在黨內的地位和話語權與他的實際影響力和貢獻不相符；他也質疑列寧在蘇俄采取的一些政策，更不讚成中共一切聽從共產國際的做法。最後，當時中共的工作經費每月僅需大洋二百元左右，但大家卻無力負擔，而搞工人運動沒錢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馬路開了家新青年書社，生意很好。李漢俊向陳獨秀寫信提議由新青年書社按月支二百元做黨的經費，陳獨秀沒有答應，這也讓李漢俊生氣，於是他疏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春，李漢俊回到武昌，執教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和國立武昌高師。他主講的“唯物史觀”給學生的思想影響極大，促使部分學生走上革命道路。同時他在武漢中共機關報《武漢星期評論》上發表的鼓吹婦女解放的文章，推動了湖北女師學潮。

在中共的二大上，盡管賭氣沒有參會，李漢俊還是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他給會議寫了一封意見書，內容是反對陳獨秀提倡的集權製和鐵的紀律。

一九二三年春，一反從前不很讚成工人運動的立場，李漢俊以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教育主任委員的身份 ，參加了京漢鐵路工人罷工的領導工作。一月三十日，他與陳潭秋、林育南和施洋等赴鄭州參加了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二月六日，他以省工團聯合會名義組織二千多名代表到江岸慰問罷工工人，號召工人們加強團結，堅持罷工。他支持林祥謙等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

在林祥謙被吳佩孚砍殺以後，李漢俊逃亡到北京李書城處暫避，接著通過李書城的關係，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和教育部謀得了差事，為此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給他處分，李漢俊則不理不睬。

一九二三年五月，李漢俊在北京給中共中央寫信，宣布脫離共產黨。

同年秋，武漢形勢有所緩和後，他返漢繼續教書。

一九二四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將李漢俊開除出黨。

雖已不是共產黨員，李漢俊覺得“我不能做一個共產黨人，但同樣能做一個共產主義者，亦屬心安理得。”

一九二五年底，李漢俊到國立武昌大學任教。

一九二六年，他返回上海，在上海大學社會係講授唯物史觀。

同年北伐軍攻占長沙後，李漢俊作為湖北各界歡迎北伐軍代表團副團長去長沙勞軍並加入國民黨，隨即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秘書。八月，北伐軍進駐武漢，李漢俊任湖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兼接收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和教育科長等職。

一九二七年一月，國民黨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會召開，李漢俊當選為執行委員。四月十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漢俊任省政府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廳長。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分共”以後，身為國民黨左派的李漢俊繼續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利用蔣、汪爭奪國民黨最高權力的矛盾，同省黨部和政府內的右派勢力鬥爭。十一月，李漢俊等以省政府名義下令釋放在漢被捕的中共嫌疑分子三百多人，營救了大批中共幹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李漢俊在武漢日租界家中被桂係軍閥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當夜未經審訊即被槍斃，並被暴屍街頭數日之久。李書城和董必武等人奔走營救不及。李漢俊時年僅三十七歲。事後李漢俊的遺骸被葬在武昌伏虎山西坡卓刀泉寺後（其墓在文革中被毀，一九八一年得以修複）。

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給李漢俊家屬頒發了由毛澤東簽署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上寫：“李漢俊同誌在革命鬥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自行脫黨而又被中共開除的國民黨人得此殊榮，李漢俊可能是獨無僅有。

李漢俊原配為新舊各半的萬姓千金小姐，育有一子李聲簧和一女李聲馥。第二任妻子為女工陳靜珠，育有遺腹女李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