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九-下） 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九-下）

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

根據中央的命令，陳昌浩、徐向前部以西路軍的名義先是向北，試圖打通經中衛、阿拉善進入外蒙到蘇聯的補給線。在他們遭到寧夏軍閥馬鴻逵的阻擊以後，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十一月三日的指示放棄北線，那指示說：“現已決定目前不采用從外蒙援助的辦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辦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密，你們是否可能占領甘肅西部來接收？並請告知接收辦法及如何運輸。”這份電報對西路軍以後的行動方針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蔣介石部隊現已將紅軍主力與紅軍已渡河者從中隔斷，渡河者現已組成西路軍，受徐向前、陳昌浩指揮，人數二萬二千。令其依照國際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進。……請你們確實無誤地準備從新疆接濟物品，並以準備情形迅即電告我們。”

十二月二日，張國燾和朱德率紅軍總司令部直屬機構人員到達保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要人的隆重歡迎。特地趕回保安的張浩對張國燾和毛澤東等以往的英勇奮鬥倍加推崇，把他們比作斷了線的瑪瑙珠子，他自己好比是這根線，要重新串攏這些瑪瑙珠子。他告知眾人，由於這些年來所從事的蘇維埃運動和遊擊戰爭，中共在共產國際的地位大為提高，因此在共產國際的七大上，毛澤東、周恩來、王明和張國燾都被選為主席團委員。

當時，進入河西走廊、試圖打通經甘肅、新疆到蘇聯的補給線而又三無（無援兵、無糧草，無彈藥補充）的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開始顯露。他們不斷遭到青海軍閥馬步芳、馬步青以及甘肅軍閥馬鴻賓的猛烈攻擊（其中馬步芳作戰特別凶狠，人稱“西北王”，西北民歌花兒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比不過青海的馬步芳”），連偵查電台都丟失了，日漸有無以為繼的趨勢。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斷言：“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麵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 這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西路軍從一開始就是毛澤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正是他領導的中革軍委的朝令夕改（雖然多半事出有因，但極大地忽視了西路軍的實際處境），舉措混亂，才導致了西路軍的覆沒。

由於沒有得到共產國際關於在新疆提供援助的具體答複，擔心西路軍過早前往新疆，蘇聯“恐準備不及”，同時又希望西路軍能夠在甘西建立一塊根據地，保持回渡黃河的可能，中革軍委在十一月十九日指示徐向前、陳昌浩：“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的根據地，……紅九軍、三十軍可在永昌以南地區活動。……決不可將主力位置於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

十一月二十三日，張聞天、毛澤東告知徐向前、陳昌浩：“遠方（指蘇聯）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應該力避如過去一樣的消耗戰，提倡集中兵力包圍消滅其一部的消滅戰。如此方能解決問題。著重在涼州、永昌之間，各個消滅馬（步芳）部，西麵僅以紅五軍占領之。”

共產國際在十二月六日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說：“正采取辦法給你們以數量很可觀的幫助，第一批貨物大約在兩個半月內送到你們所指定的地點。”據此，中革軍委通知西路軍可以西去了。不料，幾天後西安事變爆發，中共中央和張學良都希望西路軍東返擔負牽製任務。然而，西路軍越往回打，受到的抵抗越強，拖帶著二千餘傷病員，被馬家軍和地方民團反複圍攻，陳昌浩和徐向前進退維穀，猶豫不決，等他們下決心往東時，西安事變突然和平解決了，中革軍委又要求他們西去接運蘇援。

十二月十五日，中革軍委致電徐向前、陳昌浩，提出：“西路軍目前應在現地區加緊休整，進行政治動員，一麵爭取涼州之補充旅和二馬到抗日方麵來，一麵準備接通蘭州和準備一部占領安西地區。總之，西路軍負有奠定抗日後方和接通遠方之重大使命。”

十二月十八日，中革軍委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你們任務應基本放在打通遠方上麵，限明年一月奪取甘、肅二州。”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革軍委告知徐向前、陳昌浩等：“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陳昌浩和徐向前致電中央請求支援：“ ……如何以外力幫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馬，或令三十一軍、四軍過河，則我損失必少。”但被中革軍委堅決駁回：“……二馬根本反對西安事變，希望同二馬成立統一戰線是不可靠的。遠方物資……送到肅州是不可能的。四軍、三十一軍已集中長安附近，也不可能策應你們。因此，目前你們隻能依靠自己團結奮鬥，不要依賴任何外力。”

當張學良被扣，潼關以東的中央軍西進，西安形勢再度吃緊時，中革軍委又要求西路軍停在甘、肅兩州之間準備策應東線。一月五日和八日，中革軍委先後複電徐向前、陳昌浩等：“西路軍即在高台、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全軍集結於二、三點，一天左右行程。” “根據敵我雙方情況，西路軍僅二馬大部尾迫，……望你們早下決心，集中全力，擊退尾追之敵，決定創造肅、甘、安根據地。”

西路軍就這樣忽東忽西、忽行忽停，被迫在荒涼的河西走廊打了二個多月的消耗戰，人數從二萬一千多減少到一萬五千。馬家軍以保住地盤為首要目標，如今紅軍輾轉不去，他們就不惜老本，傾巢而出血拚紅軍。

一月中旬，紅五軍團在祁連山北麓的高台寡不敵眾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陣亡。緊接著的倪家營子血戰，西路軍再次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戰後隻剩下了八千多人。

二月十七日，在西路軍奄奄一息之機，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提前甩鍋，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及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要求西路軍明確答複：“你們的政治紀律究竟有無確定的基本上的轉變？你們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

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又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及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虛情假意地表示：“對於你們艱苦卓絕的奮鬥，我們是完全了解的，我們無時無刻不想盡辦法援助你們。但當援助還不能立即成為有效的事實時，總是鼓勵你們，用自力解決難局。望告全體指戰員，堅持黨和紅軍的光榮旗幟，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絕境中求勝利，全黨和全體紅軍誓為你們的後盾。”

西路軍且戰且退，最終在康龍寺決戰後彈盡糧絕、被徹底打垮。總指揮徐向前化裝成乞丐千辛萬苦回到延安，總政委陳昌浩靠十多個金戒指沿途買路隻身逃回老家湖北漢陽，一年後回到延安。隻有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和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帶領殘部兩千餘殘兵翻越祁連山，最後僅七百餘人到達星星峽進入新疆，第二年返回延安。

張國燾曾經的左膀右臂陳昌浩，背負著當初支持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的滔天罪名，在西征時下定決心改邪歸正、與張國燾劃清界限，結果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對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指示固執地不折不扣地接受，令行禁止，直接導致了西路軍一步步走向滅亡。

在西路軍已經幾乎全軍覆沒時，毛澤東才同意了其救援請求。二月二十六日，中革軍委複電徐向前、陳昌浩及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一）固守五十天。（二）我們正用各種有效的辦法援助你們。同日，毛澤東就增援西路軍問題致電彭德懷、周恩來和劉伯承等：“增援軍決以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第二十八軍、第三十二軍及騎一團充之；立即準備完畢；伯承接電即到淳化待命；對外守秘。”次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劉伯承任援西軍司令員，張浩任政治委員。但是這些都隻是馬後炮了。

九十年代初去世的徐向前和李先念都把他們的骨灰撒到了祁連山。

二00四年，西路軍研究會編纂了《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洪學智在序言中寫道：“很長時期，西路軍由於被當作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其史實及研究都被視為‘禁區’，塵封了半個世紀，幸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備受壓抑和屈辱，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

張國燾在陝北曾冥思苦想，冀望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西路軍以助力，以期挽回厄運，然而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對援助西路軍之事，從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詞之間，總是推推諉諉。在聽到西路軍的噩耗後，張國燾痛哭流涕：“如果說一方麵軍經過兩萬五千裏長征隻剩下一副骨頭架子，那麽西路軍則連脊梁骨也被打斷了！”

西征打通新疆，本是斯大林、中共中央和張國燾共同的願望。而西路軍在幾個月裏猶豫徘徊，東突西衝，始終不能擺脫被追殺的被動局麵，最後消耗殆盡，則可以說是中共軍史上繼湘江戰役以後最大的悲劇。在客觀上，青海與河西走廊一帶是馬家軍經營多年的地盤，曆史上回漢矛盾深重，相互仇殺，西路軍統一戰線工作無從著手，甘北開闊的地形無從遮蔽，極有利於馬家軍的騎兵機動作戰，加上馬家軍人力、物力、後勤、彈藥和糧草準備充分，天時地利人和無不傾向於他們，西路軍的失敗是無可避免的，不過如果舉措得當，損失應該可以大大減少。

遠在幾千裏以外的共產國際始終弄不清西路軍發生了什麽事。他們已經開始安排人員前往新疆哈密準備接應，可是西路軍渺無音訊。莫斯科曾幾次電報詢問延安，為什麽西路軍不盡快向西去接收大批新式武器裝備？他們為什麽在那鳥不拉屎、幾乎無法立足的沙漠地帶耽擱那麽久？

西安事變發生以後，中共執行斯大林和平解決的指令，在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斡旋。張國燾對和平解決的最終前途表示悲觀，他擔心即使蔣介石在西安時可能答應抗日的要求，一旦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臉，因此，中共須更加努力，團結內部，充實實力，準備應付未來可能的對中共不利的演變。他的這些話後來被反對者斷章取義，誣指他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特別缺乏信心，甚至說他反對和平解決。

西路軍高台失守、紅五軍團全軍覆沒僅僅過了十餘天，中共中央就利用這一事件發起了對萎靡不振的張國燾的大批判。毛澤東把原本在中央分裂時居中調解、了解當時雙方情況的唯一當事人張浩事先調到國統區搞職工運動，構築了一麵倒的陣勢。鬥爭的組織者是自詡為黨內鬥爭專家的凱豐，他發表的萬字長文《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給張國燾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退卻逃跑路線和軍閥土匪路線的帽子，把四方麵軍貶得一無是處。之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朱德，任弼時，林彪，彭德懷和賀龍等群起發言圍攻張國燾。最後，毛澤東作了三點總結：一.張國燾路線的本質是逃跑主義、軍閥主義與反黨反中央路線； 二.張國燾對四方麵的領導徹底錯誤； 三.張國燾的哲學是機械論和經驗論。

在批判矛頭轉向四方麵軍幹部時，鬥爭進入了最野蠻的階段。羅瑞卿、莫文驊等率領抗日軍政大學的一幹打手，在抗大或者分組或者個別鬥爭四方麵軍幹部。他們指責四方麵軍隻知山頭不知中央，他們盛氣淩人地審問被鬥爭的人，諸如“你亂殺過人嗎？”“私自打過土豪嗎？”“強奸過婦女嗎？”“說過甚麽反中央的話或做過甚麽反中央的事嗎？”等等。這種極具侮辱性的鬥爭方式，引起了四方麵軍幹部極大的反感。許多被鬥者理直氣壯地聲稱決不願答複這一類問題。有些表示自己身經百戰，受過多次戰傷，早已將生命貢獻於中共的事業，決不承認是“土匪”，也不能受侮辱。這些嚴重的抗議，終於引起了抗大大多數學生們的鼓噪。許世友、王建安和洪學智等十幾個原四方麵軍的高級幹部，領導四五百個學生，甚至企圖行動起來，脫離抗大。

毛澤東等先以“拖槍逃跑”和“謀害毛主席”的罪名逮捕了許世友等高級幹部，接著又逮捕了更多的人，概交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審訊處理。不過毛澤東最終權衡利弊，采取了懷柔政策，將這批人在三個月後悉數釋放。

張國燾後來自述他在此階段的心境時說：“我回憶已往，覺得過去我不讚成這個或那個政策，反對這個或那個措施，為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節節之事。我討厭鬥爭和權力那些東西，覺得隻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兒。我覺得世界上甚麽事總有它黑暗的一麵，政治就包含著罪惡，革命也不一定就是聖潔。至於那些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不惜拋棄道義的行為，更是可鄙。我當時還沒有決定脫離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經體會到這黑暗麵的威脅，使我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這極端反動的專製獨裁會毀滅一切理想。”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議程隻有兩項：國民黨三中全會後中共的任務以及批判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在批判會上，張聞天作總結發言：“這幾天的討論，已將國燾路線表現的罪惡行為充分地揭發出來了。這對全黨及犯這錯誤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誌說得正確，他（張國燾）的肅反和一切別的蘇區的肅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張國燾的統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別人調動不了的軍隊的辦法。張國燾建立的軍隊正是這樣的。”

然而這次鬥爭卻有些虎頭蛇尾。張國燾罪惡滔天，原先中央也準備至少開除他的政治局委員，但最後卻以一個衝淡了的決議案了事，他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仍保留如故。據說此中原委是共產國際來電反對，理由大致是張國燾已往功績俱在，為中外知名的中共領袖之一，不宜對他采取組織製裁。同時國共和談如果決裂，還是需要張國燾和四方麵軍幹部去重赴疆場。張國燾在四月寫了《我的錯誤》的檢查。

張國燾被整得焦頭爛額，但他極力忍耐，因為他厭惡毛澤東等的兩麵三刀，根本不願同他們共事了，也不再把他們視為同誌，已經在準備自求解脫。為了搬出延安城是非之地，他在延安近郊遊山玩水，同時尋覓適當的住所，結果在延安北麵的山上找著了一所破廟，還有個石頭窯洞，可供居住。他督率他的衛士們修葺一新，就遷到新居，閉門謝客，連電話都不裝。中共中央雖然照常發給他開會通知和政治局的各項文件，他總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

直到一個多月後的一天，毛澤東率領在延安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到張國燾的住處登門拜訪，一起商討應對南京準許中共融入抗日陣線的條件的對策。又過了數月，張國燾應抗大教務長成仿吾的邀請，去抗大講授了三個月的政治經濟學。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洛川會議上，張國燾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應與抗日戰爭相始終。他認為如果蔣介石中途與日本妥協，對中共將有百害而無一利，首先日本的壓力會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與蔣介石同舟共濟，就不能有別的選擇，隻有推動蔣介石抗戰到底，推動他在內政上實施若幹改革。否則蔣介石若失敗，中共也難逃失敗的厄運，因為彼此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

從九月起，鑒於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實際上常駐西安，中共中央讓張國燾代理。然而因為習慣性的黨政不分、黨淩駕於政，加上毛澤東們根本不信任張國燾，他這個邊區政府代理主席不斷受到打擊和排斥，不僅不能有任何作為，而且達到了窒息的程度，連他的革命資曆極深的妻子和十二歲的兒子都被連累而經常受到欺負。後來張國燾就自行加速邊緣化，把邊區政府的事務逐漸移交給了秘書長伍修權。

十一月中，蘇聯派專機送王明夫婦、康生夫婦、陳雲、曾生和滕代遠等十六個人回國。途徑迪化機場加油時，王明決定在迪化停留一個星期去視察蘇聯援助物資的過境情況以及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當時在迪化有西路軍殘部組成的“集訓隊”四百多人，他們中的原西路軍參謀長李特和第五軍政委黃超據說趁機去向王明告中革軍委和毛澤東的狀。他們沒有見到王明，就向康生申訴了一通。他們認為西征時中革軍委和毛澤東對西路軍遙控瞎指揮，出爾反爾，朝三暮四，害得西路軍來來回回、走走停停，往往聽任敵人圍攻而不準機動，導致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所以應該問責追責。

康生聽了，去找陪同王明來的蘇聯顧問，說有兩個刺客要暗殺王明，被他穩住了，就在他房間裏等王明。蘇聯顧問急忙打電話給蘇聯領事，領事馬上打電話給盛世才，盛世才當即下令就地處理。盛世才的就地處理就是把兩人裝在麻袋裏，運回他的總督府的地下室裏，幾天以後人就死了。李特和黃超失蹤以後，八路軍辦事處全力尋找而沒有結果。李先念為安全起見，專門為保衛王明等人加派了一個警衛班。

李先念在十二月回到延安以後，才得知了真相。不過因為李特和黃超是狀告毛澤東，李先念就不聲張了，而康生就此遞上了給毛澤東的投名狀。

王明是以手執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的身份回到延安的。他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份共十六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名單。這個名單在人選上隻增加了王明自己、康生和陳雲三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作調整，身為總書記的張聞天在這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而張國燾排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後麵，位居第三。王明在解釋他安排這個次序的理由時，說張國燾是國內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滅的地位，但也譏諷張國燾犯過另立中央的重大過錯。

不久王明告訴張國燾，俞秀鬆、周達文和董亦湘等中共元老都因屬於托派匪幫而被捕了（三人分別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被蘇共槍殺。其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負責中共新疆工作、先後擔任新疆反帝協會秘書長和新疆學院院長等職務，並和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結婚的俞秀鬆，被盛世才在“肅托”運動中逮捕，押送到蘇聯，一九三九年二月被處死），四方麵軍的李特和黃超因同樣的罪名已在新疆被處決。王明對張國燾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

王明這種赤裸裸的威脅，讓張國燾不寒而栗，受到了極大的刺激。他害怕斯大林清算的魔爪也會向他飛舞。經過一番考慮，他最後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他覺得一切都超過了講理的範圍，無法申訴，而且再無申訴的必要。在抗戰的緊急關頭，他隻有采取“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打算，跳出這個圈子，或許能做些他想做的事。

在延安的最後三個月，張國燾韜光養晦，經常參加文藝晚會和觀看球賽，在訓練班講課，與人下棋，以及陪伴懷孕的妻子，表麵上悠閑自得，內心裏緊張不安。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清明節前夕，張國燾作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去陝西黃陵縣祭掃黃帝陵。那天擔任主祭的是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祭畢，張國燾鑽進蔣鼎文的轎車，去了西安，從此脫離了他親手參與創建的黨。

四月七日，蔣鼎文安排張國燾乘坐胡宗南的專列去了武漢。在那裏，張國燾拒絕去八路軍辦事處而住進了大華飯店。他拒絕了周恩來、博古和李克農等人對他的多次挽留。張國燾說：“我與毛澤東、王明不能誌同道合” 。他還表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很糟，他願意暫時脫離政治生活。三天後，周恩來與張國燾作了最後一次談話，向他提出最後通牒，供他選擇：一.改正錯誤，回黨工作；二.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三.聲明脫黨，中共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隨即不告而別，隻是給王明、周恩來和博古留了張便條：“弟已決定采取第三條辦法。我已移寓別處，請不要派人找，至要。”當天，張國燾公開聲明脫離中共，稱“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向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張國燾叛逃時，連其懷有身孕的妻子楊子烈也未告知。後來中共允許楊子烈帶著長子張海威離開延安投奔丈夫時，毛澤東要楊子烈轉告張國燾：“我們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點餘地。”

張國燾在武漢時去找過住在漢口德潤裏的陳獨秀。他告訴陳獨秀：“現在王明來了，我的日子更不好過，像軟禁一樣。”他又說：“走老蔣這條路，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如有別的路走，我當然要走別的路。”他再次提出重建第三黨，被陳獨秀潑了冷水。陳獨秀說：“成立一個黨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當時費了那麽大的勁。現在看來，一個階級隻能有一個黨，我們再搞，能搞得比毛澤東現在搞的要好？”

五月二十日，張國燾發表《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並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一文，在文章的最後，他自稱：“本人自弱冠以來，目擊國事淩夷，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二十年，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

對張國燾脫離中共之舉，蔣介石視之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封了張國燾一個中將頭銜，把他交給軍統戴笠“妥善運用”。張國燾在軍統主持過“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和“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不過成效不顯。國民黨同樣不信任他。

從一九四一年起，張國燾先後任國民參政會第二、三、四屆參政員。抗戰勝利後，他一度出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

一九四八年六月，張國燾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同年十一月，他攜妻子和三個兒子遷去台灣。

一九四九年冬，張國燾全家離開台北到香港。 從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張國燾與在港的國民黨人士程思遠、張發奎和顧孟餘等合夥，辦了一個名叫《中國之聲》的雜誌並任雜誌社社長，該雜誌自稱“既反共，又反蔣”。後來因與張發奎等產生矛盾，張國燾被免了職。離開雜誌社之後，張國燾炒賣黃金，結果蝕了本。楊子烈又在買菜時摔倒在地，摔壞了髖骨，高昂的治療費用更是雪上加霜，一家人靠當教師的長子張海威的收入度日，生活窘困。

一九五三年春，張國燾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谘詢去北京的可能性，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兩三個星期後，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傳過話來，說：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但是他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他在曆史上堅持自己的錯誤路線、反對黨中央、分裂黨中央以致最後背叛黨和人民的嚴重錯誤，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表示自己的決心。張國燾於是表示：“這幾天身體不太好，這件事且擱一擱，慢慢再說吧。”

同年，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美國亞洲研究中心找到張國燾，向他了解有關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情況，他們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領導人的過去，借以推測這些人的現在和未來。從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日開始，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職員受美國國務院委托和中央情報局指示，先後約二十次拜訪了張國燾。

一九五八年十月，張國燾再次托人向中國政府表示願為國家做點事，並請求給他以生活補助。此要求以《關於張國燾最近情況簡報》的形式呈送毛澤東，毛澤東批道：“應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係。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麵的補助。”

在一九六一年前後，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聯係張國燾，表示希望張國燾為該中心撰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支付二千元港元。張國燾花費四年時間寫成了《我的回憶》共三冊，約一百萬字。一九六六年，金庸的《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隨即發行了中文版。

文革風雲波及香港以後，張國燾於一九六八年攜妻移居加拿大投靠兒子。

一九七六年，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淩晨，住在養老院的張國燾在翻身時因被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受凍引發嘔吐後人事不省，以致與世長辭，終年八十二歲。張國燾被葬於多倫多士嘉堡（Scarborough）的鬆山墓園（Pine Hills Cemetery）。

據報張國燾在死前信奉了基督教。飽經滄桑的他，對於種種政治紛爭和昔日恩怨得失，早已置之度外，無意計較。他常說：“在中國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張國燾與楊子烈育有三子：張海威、張湘楚和張渝川。據說次子張湘楚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由周恩來特批，在廣州中山醫學院學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