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九-中） 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九-中）

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

一九三一年四月，張國燾和陳昌浩奉向忠發中央之命進入鄂豫皖蘇區，張國燾隨即擔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全麵主持黨政軍工作。

（顧順章親自從上海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到漢口。在送張國燾他們上了經黃陂到麻城的長途汽車以後，顧順章因技癢難耐而去漢口大舞台以花廣奇的藝名表演魔術，被人認出，被捕後立即招出剛送走張國燾兩人之事。漢口軍警馬上撥長途電話命令截人，而張、陳已在中途下了車。）

在張國燾的領導下，鄂豫皖蘇區逐步糾正原來的亂打土豪的遊擊習氣，改善赤區與白區間的關係；厲行增產節約，解救糧荒；實施新經濟政策，取消限價，獎勵經商，活躍市場，提高糧食價格，輸出土產品，建立稅收製度和蘇維埃銀行，發行蘇維埃紙幣；健全並完善土地政策、蘇維埃製度和中共組織，從而成為三大蘇區中發展最快的一塊；紅四方麵軍也越戰越強。四方麵軍和鄂豫皖的老人們一直記得“跟著張主席，天天打勝仗”的歌謠。那是張國燾的高光時刻。張國燾手下的得力將領有徐向前、陳昌浩、蔡申熙、王樹聲、傅鍾、徐海東、王宏坤和李先念等等。

張國燾也有他的煩惱。他後來回憶說，在蘇區搞宣傳時，“什麽是共產黨？什麽是共產主義？”這些問題最難解釋，隻能含糊其辭：“共產黨是窮人的政黨”，“窮得一無所有，就叫無產階級”，“每個窮人都能分得一塊土地，就是共產主義” ，其實這些並不合於馬列主義原有的界說。盡管蘇維埃政權在鄂豫皖那一帶已經有了約三年的曆史，仍不為一般民眾所理解，可想而知這個政府的名稱，在更廣泛的中國鄉村中是如何地陌生。即使在城市裏，多數工人同樣不明白什麽是“蘇維埃”，一般人隻覺得這不是中國的名字，而是從俄國輸入的。他們既不能了解這個政府的真正意義，更說不上有什麽同情了。張國燾曾感歎道：“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當地人民的舊觀念，其間的距離不可以道裏計”。

在建設蘇區和紅軍的同時，張國燾像其他蘇區幹的一樣，積極推行斯大林—共產國際—王明的“左”傾路線，大搞肅反。據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一書中回憶：鄂豫皖“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方麵軍總共不過才一萬五千人（徐向前夫人程訓宜和王樹聲的妹妹都因所謂的“改組派”罪名被殺）。

僅在一九三一年七月的白雀園肅反中，就有包括黃埔一期生、曾任葉挺獨立團二營營長的十一師師長許繼慎在內的團以上幹部一百多人被殺。而張國燾在他的《我的回憶》一書中隻承認：“國民黨改組派肅反案，被捕者約六百人，軍人占三分之一，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慎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處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

雖然不及夏曦和關向應在湘鄂西搞的四次肅反那樣喪心病狂，鄂豫皖肅反中的無中生有、無限株連、誘逼供信之類同樣野蠻殘酷，像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簽、站火磚和捆綁吊打等等都是家常便飯，罪名更是五花八門，如士兵沒收了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就成了“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就是對反革命手軟。不少搞肅反的積極分子，往往轉眼就成了肅反的刀下鬼。

十一月初，張國燾當選為在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席。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致電鄂豫皖中央分局：“最近鄂豫皖肅反工作的深入,……給予敵人在蘇區內破壞革命的陰謀以致命的打擊，這自然是革命的穩定勝利。”

張國燾在鄂豫皖獨當一麵，成績顯赫。然而他對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實際體驗愈多，暗中愈是為它的前途擔憂。他清楚蘇維埃政權之所以能夠存在，是鑽了國民黨政權的不統一和混亂的空子。蘇維埃政權的發展前途受著極大的限製：中共組織力量薄弱，紅軍因缺乏補給而不易迅速壯大，土地革命不易衝破赤、白區的對立擴展到更廣大的區域去。政權孤立在數省邊界的小天地之中，不易為廣大的民眾所了解和同情，對於各地知識分子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缺乏號召的力量，對於以城市為中心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更無法建立適當的聯係。特別是在日本侵占東三省之後，中共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遠離了反帝戰線。最最關鍵的是，國民黨的勢力遠較蘇區為優厚。

一九三二年五月，蔣介石以紅軍搗亂後方為由，強調“攘外必先安內”，在廬山積極訓練剿“匪”軍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反共政策，並在武漢組成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調兵遣將，集結了相當於紅四方麵軍二十倍兵力的近五十萬大軍，對鄂豫皖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圍剿。中共則提出了針鋒相對又異曲同工的“抗日必先反蔣”的口號。

雙方較量的結果自然沒有意外。經過一係列的戰役，張國燾和他的紅四方麵軍不得不在八月下旬撤出鄂豫皖蘇區，開始了三千裏路的西行。在作戰不下十次、人員武器損失百分之四十以後，他們約九千人叫花子似地在十二月進入川北。

為了安撫川北人心，張國燾起草並發布了《紅四方麵軍入川綱領》，首先“約法三章”，許諾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和保障人身安全；其次在政治綱領中，除了中共通常的分配土地、維護職工利益和男女平等、反對帝國主義和日本侵略、打倒蔣介石等等，還包括了具有四川特色的各軍互不侵犯以及禁絕鴉片等。最有前瞻意義的是，《綱領》要求四川父老與紅軍共同組織四川人民政府，有意識地收起了“蘇維埃”的旗號（不過因為博古中央的堅決反對，川北不久還是走上了蘇維埃的老路）。

像在鄂豫皖蘇區一樣，張國燾把川北根據地也搞得生氣勃勃，紅四方麵軍更是很快壯大到了八萬多人。

因為無線電通訊沒有足以信賴的密碼，中共中央對紅四方麵軍撤出鄂豫皖事先不知詳情，一旦知道後，甚表不滿，並斥之為逃跑主義。同樣，中央紅軍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撤出江西蘇區，張國燾他們也是大吃一驚，隻是他們可不敢罵中央。相反，從十二月起，紅四方麵軍的戰略方向就轉變為策應紅一方麵軍和中共中央。至少大約有兩個月的時間，特別是紅一方麵軍由遵義向雲南方向行進時，他們往往主要依靠紅四方麵軍供給情報。

一九三五年四月，紅四方麵軍放棄川北根據地，蹈險犯難，渡過嘉陵江西進，以與紅一方麵軍互動。

五月三十日，紅四方麵軍占領了茂縣地區，隨即宣布組建西北蘇維埃聯邦政府。

六月十六日，紅四方麵軍與紅一方麵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

六月二十六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和張國燾六個政治局委員以及參謀長劉伯承等在兩河口毛澤東的住處舉行軍事會議。周恩來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約十個月前在中央還沒離開瑞金時曾來電指示，要中共向外蒙靠近，現在根據紅軍的狀況，也隻有這樣做。毛澤東接著說：“為甚麽我們要到寧夏去？主要是蔣介石的飛機和大炮厲害，現在蔣介石得意，我們倒黴。他耀武揚威的找我們打，我們不中他的詭計，偏不和他打，我們不動聲色的跑到寧夏，背靠著外蒙古，看他還有甚麽辦法？……我們……也到外蒙古去弄點飛機大炮，來回敬蔣介石。如果沒有飛機大炮，那就再不要說‘打倒蔣介石’這句話了。”毛澤東又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是有被消滅的危險的。”他認為到寧夏去，須得四方麵軍擔負掩護的責任，這樣，在最惡劣的情況下，也可以掩護中共中央和多數幹部安全到達寧夏地區。如果在寧夏還是不能立足，至少中央和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籽，將來還可以再起。毛澤東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更沒有提起過“北上抗日”。

張國燾提出了三個方案：一是“川甘康計劃”：以現在紅軍所占領的地區為起點，向川北甘南至漢中一帶發展，以西康為後方；二是轉移到陝甘北部，奪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這與周恩來、毛澤東的“北進計劃”一致；三是“西進計劃”：轉移到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帶，以新疆為後方。三個方案各有利弊。第一個方案的優點是川陝甘康這一帶地形險要；軍閥的實力薄弱且往往不能一致行動；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似不能大量用於這個地區，飛機大炮的威力也不易發揮；四方麵軍的戰士許多出生於這一帶，熟門熟路；同時，這裏產大米，生活習慣與南方人比較接近；一方麵軍經過長途遠征，可以利用這個地區暫時休養生息。這個計劃的缺點是萬一情況不利，紅軍可能被逼到西康，那裏盡是藏族，人口稀少，糧食不足；與蒙古和蘇聯距離較遠，沒有退路。總之，這個計劃的優點是易於執行，缺點是沒有可靠的後路。第二個方案的優點是南下可以威脅蘭州、西安和潼關各線，東向可以進到山西、綏遠地區，甚至問鼎中原。缺點是從川北愈往北走，愈是毫無掩蔽的黃土荒山，紅軍易於遭受敵機的襲擊；陝甘北部地廣人稀，糧食情況遠不如川陝甘一帶豐裕；寧夏南有黃河，東西北三麵都是大戈壁，紅軍進到那裏，易於被敵封鎖。不過如果莫斯科真能通過外蒙策應紅軍，那末沙漠也許就不足為慮了。至於第三個方案，蘇聯的飛機和軍隊曾幫助新疆盛世才平複叛亂，顯然蘇聯在新疆有相當的力量，如果紅軍轉移到河西走廊，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較多的幹部和軍隊。缺點是離中國內地太遠，如果蔣介石封鎖了河西走廊，蘇維埃的旗幟就隻能暫時在昆侖山阿爾泰山一帶飄揚了。張國燾認為要實現這個西進計劃，先要做一番準備工作。從這裏去河西走廊，要渡過黃河，還要與回族的騎兵糾纏，所以紅軍最好先執行第一個計劃，暫時在川康地區立下腳來，以便有時間休整部隊，訓練對騎兵作戰的戰術。如果紅軍能夠實現川康計劃，那就沒有必要北上或西進了。如果紅軍不能在川康立足，那時再行北上或西進仍未遲。即使那時北上路線被敵封鎖，仍可西進，因為西進路線是不易封鎖的。

顯然，“瘌痢頭兒子自家好”，張國燾對周恩來、毛澤東的“北進計劃”興趣不大，反之也然。

會議開了三個多鍾頭，未能達成結論。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毛澤東以會議主席的身份宣布：“這個問題關係重大，我們再從長研究吧！”而毛澤東的這句“從長研究”並未兌現，這個問題以後再沒有開會討論過，北進主張被當作多數讚成，開始實施（官方黨史說“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到懋功後的第一次出版物、油印的《布爾什維克》報第一篇便是中央宣傳部長凱豐所寫的《列寧論聯邦》一文。文章的大意說，列寧曾反對“歐洲聯邦”，因此西北聯邦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也違反了中共中央的蘇維埃路線。中共中央在兩三天以前就分發了這個油印件，而且規定隻發給一方麵軍的幹部看，不給四方麵軍的幹部看。通常如有人這樣做，無疑會被認為是搞小組織行動或者是違背組織原則。中共中央就這樣公開揮出了內訌的第一拳。

紅軍接著在卓克基耽擱了一個多星期。兩軍會合不太和諧，主要是由於北進的決定太倉促；兩軍沒有互相了解磨合的機會，以致互相看不起；一方麵軍經過長征後實力大減，軍紀有所廢馳；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評四方麵軍，如說四方麵軍有土匪軍閥主義殘餘，不是純正的布爾什維克軍隊等等。朱德等擔心這些隔閡將影響軍事指揮，甚至會給未來軍事行動帶來不良後果，因而提出了軍事統一指揮的方案，即強化紅軍總司令部的機構，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負責指揮全軍，以後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提交軍委和中央政治局核準施行。不過這個方案並未經過政治局討論，僅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所以在實際上形同虛設。破壞這個統一指揮方案的是毛澤東。他這個軍委主席自負有過人的軍事天才，常以德國近代軍事家毛奇（Helmuth von Moltke）自比，獨斷一切慣了，現在他仍不稍變動，他逕行核閱所有軍事單位的文件，無論是情報、作戰計劃、軍隊行政，還是人事調動，同時又逕行批定辦法，然後才交總司令部執行，令總司令總政委仿佛成了他的幕僚人員。

八月三日，為了執行紅軍總司令部製定的北上進軍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戰役計劃，根據張國燾的建議，把一、四方麵軍混編成左路軍和右路軍。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和劉伯承率領，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區的四方麵軍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麵軍的第五、九軍團以及軍委縱隊的一部分，計劃經草地到阿壩，再去若爾蓋班佑與右路軍會合。右路軍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包括一方麵軍的第一、三軍團、中央直屬隊及四方麵軍的第四、三十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和博古等隨右路軍行動。

中央機構和軍事首腦部門北移至毛兒蓋後，因為北進的路線仍未查明，還須等待一些時間。張國燾提出利用這幾天開會澄清黨內的歧見。他建議1）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檢討黨的全盤工作和當前軍事問題；2）由政治局召集兩軍高級幹部會議，統一意誌並遴選一些新人參加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政治局同意了第一個建議，會議在八月六日舉行。這是一、四方麵軍會師以後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會議，即中共黨史上著名的毛兒蓋會議（不是八月二十日張國燾沒有參加的那次毛兒蓋會議）。

會議地點在中央機構駐紮地、離毛兒蓋約二十裏的沙窩。據張國燾回憶，晚上七點左右，他和陳昌浩偕十餘騎兵由毛兒蓋附近策馬趕去參加會議。他們到達沙窩山口時，張聞天已在迎候，他說：“這是一次秘密會議，陳昌浩不能參加。”於是陳昌浩隻得留在山口外放牛亭裏休息，等張國燾會後一同返回駐地。

張國燾和張聞天以及一個張國燾的衛士，步行進入山溝。他們沿途通過好幾道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顯得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很有點鴻門宴的氣氛。

與會者有毛澤東、朱德、博古、張聞天和張國燾五個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王稼祥兩人因病請假），列席者有鄧發和凱豐，中央書記處秘書長王首道擔任記錄。

張聞天預先擬好了一份決議草案—《中央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其要點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重大的勝利；中央在過去一個時期中曾犯了軍事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已經將錯誤糾正過來了；遵義會議以後，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

張國燾是唯一事先沒有讀過這份稿子的人。讀了以後，他發言說，政治路線如果錯了，可能是共產國際錯了，也可能是我們執行錯了，也可能是時移勢易而必須改變。無論如何，要求檢討中央的政治路線，決不等於推翻中央。他覺得也許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不過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現在所有的蘇區都喪失了，紅軍遭受重大的損失，退到了藏族地區，這些事實是無法否定的。至於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不能全說成是敵人飛機大炮的厲害，也不能當作隻是紅軍軍事上的失算。張國燾認為，主要還是蘇維埃運動不合時宜，沒有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張國燾因為自己老是被批評政治路線不正確而耿耿於懷，以為有了翻案正名的機會，但其他人都毫無興趣。

為了增加四方麵軍的話語權，張國燾要求召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他指出非政治局委員列席政治局會議是常有的事。如果從一、四兩方麵軍遴選少數幹部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軍委和其他中央機關的工作，將有百利而無一害。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和吸收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隻是實施黨內民主，並不是甚麽推翻中央領導的陰謀。現在中央事實上與全國各地組織隔離了，隻是指導一、四兩個方麵軍，因而由一、四兩個方麵軍的幹部組成高級幹部會議，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過度敏感，以為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將被四方麵軍的人占多數，不免是想入非非。張國燾聲明，四方麵軍絕不會在高級幹部會議中要求占多數，隻是想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而已。

張國燾發言之後，到會者紛紛表示支持那份預擬的決議草案，其中以毛澤東為主。他表示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共產國際決定的，經過中共六大通過，決不能說它錯誤。他強詞奪理地硬認蘇維埃運動是勝利，不是失敗。他表示如果現在說蘇維埃運動失敗了，將會使一般同誌失望，所以今後無論到甚麽地方，都要將蘇維埃的旗幟高舉起來。毛澤東堅決拒絕張國燾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的意見。他說中央是全國的，而不僅僅是一、四兩個方麵軍的，因為還有二方麵軍和白區的中共組織，所以中央的政治路線，不能光由一、四兩個方麵軍來檢討。他認為現在是在軍事行動中，不能談甚麽黨內民主，一切隻有依中央的命令行事。毫無疑問，毛澤東絕對不肯跟張國燾平分話語權。不過，中央在會後還是補充了四方麵軍的陳昌浩和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和傅鍾為中央候補委員。

毛兒蓋會議沒有討論到軍事問題。張聞天提出的決議草案也未付諸表決。

接下來就發生了中共和紅軍內部的分道揚鑣。張國燾說，曆史如係事實的寫照，應大書“毛澤東分裂了中共和紅軍”，而中共中央則堅持那次分裂應由張國燾負全責。

左路軍在北上過草地時為葛曲河水所阻。九月三日，張國燾致電中央，提出由於河水上漲，無法徒涉或架橋，加上糧食困難， “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決定折回阿壩，並電令其他各軍暫停北上，俟總司令部再定下一步驟。盡管事出有因，這一下完全破壞了中央關於左右兩路軍集中班佑，共同向洮河流域以東發展的北進部署。

九月九日，張國燾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發電給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命令突前在北的陳昌浩和徐向前率軍南下與左路軍會合。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見到電報後去報告毛澤東，毛澤東擔心一旦中央隨四方麵軍的四軍和三十軍南下，今後將永遠聽任張國燾的擺布，中央可能會變成“漢獻帝”，於是政治局常委會在周恩來住處討論以後，決定一、三軍團和中央縱隊共一萬餘人連夜秘密脫離，自行北上。

關於這個密電，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到電文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等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一九九六年編寫出版的《毛澤東傳》重複了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問題是原電除了葉劍英、毛澤東和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個別電報人員以外，沒有其他人親眼看到過，後來在檔案資料中也遍尋不著。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他從來沒見過這個密電，他也不知道陳昌浩是否看過。而陳昌浩曾斬釘截鐵地說；“我從來就沒有看到過張國燾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

有人編造出完整的“草地密電”誣陷張國燾：“餘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周、張放棄毛爾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告。”當時收發報的經手人都同意曾有要求徐、陳南下的電報，不過沒有人記得有“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之類的語句。真有那樣字字千鈞的語句，大概是沒有人會忘記的，反對張國燾的人也絕不會不保存張國燾公然叛變中央的真憑實據。

兩軍分手以後，雙方往來的電報一度十分頻繁，各陳己見，說明原因，但從來沒有人提到過這個“密電”。遍查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張國燾的檢討《從現在來看過去》（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凱豐的《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的《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議》（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和《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約在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間）、張國燾的檢討《關於我的錯誤》（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等有關文件，也均無張國燾電令徐、陳“武力解決”中央的罪狀。

唯一的例外還是毛澤東，他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長沙與韋國清、丁盛和劉興元談話時要他們尊重葉帥。毛澤東說：“……以後就出了張國燾搞分裂，葉劍英在這件事情上立了一大功，張國燾打電報給徐向前、陳昌浩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誌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拿出來先給了我，我們才走了，否則，我們就當俘虜了。”

（一九六0年十月，斯諾在北京中南海采訪毛澤東時問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麽時候？”毛澤東回答：“那是在一九三五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麵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而據張國燾回憶，他和朱德的總司令部在九月十日接到徐向前和陳昌浩的急電稱：“一、三兩軍團違抗總司令部暫停前進的命令，私自北進”。接著又接到了好幾個電報，其大要是：毛澤東因徐、陳已打開鬆潘方向的北進通道，不願等待而坐失良機，直接下令一、三兩軍團以“北上先遣隊”的名義，單獨向北挺進。毛澤東等此行動，完全是秘密的，事先未通知徐、陳等。一、三兩軍團原擔負的對敵警戒任務，更未作交代，使四方麵軍的某些駐地完全暴露。

毛澤東等的異動使左路軍為之大嘩。有些人認為這是毛澤東的金蟬脫殼之計，他利用已打開的北進道路，悄悄溜走，並使用北上先遣隊的名義，暗中挾帶著中央機關，是要蔣介石誤以為中共重心仍在毛兒蓋，進攻的矛頭就不會指向他那個支隊。毛澤東這樣做，一是受失敗主義觀念的支配，二是“寧肯我負人，不肯人負我”的權謀思想作怪。

張國燾、陳昌浩和朱德等認為這種私撤防線、秘密擅自行動，不僅沒有顧到中共的團結，而且抹煞了總司令部的職權，也沒有顧及到徐、陳部的安全。

第三天，總司令部才接到毛澤東的來電，大意是因時機不可失，乃率一、三軍團先行北上，現已進到岷縣南部地區，盼總司令部率各軍跟進。總司令部則認為繼續北進的時機已經失去，敵方已有足夠時間派兵扼守甘南一帶戰略要地，因而選擇暫行西進。他們通過草地，順利到達了阿壩。這時他們獲悉敵方已探知毛澤東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隊隻是紅軍的一部分，並據此判定紅軍主力仍將繼續北進，因此正調集軍隊，馳至川甘邊境各要路截擊，企圖將紅軍截為兩段，使之不能銜接，然後分別予以殲滅。同時，南麵的敵軍有些則已經調離，顯然絕未猜測到紅軍會乘機南下。這時已是八月，瞬屆秋涼，北進又會發生戰士服裝缺乏的問題。

於是張國燾們決定先行南下。他們的計劃是乘敵不備，南下成都西麵的天全、廬山一帶，在那裏補充冬裝。如果情況不利，他們可以縮回西康藏族地區過冬。

十月五日，除了已經北上的部隊，其餘紅軍都集中到了四川馬爾康縣卓木碉一帶，各軍重要幹部也都趕到了。他們旋即在卓木碉舉行高級幹部會議，討論毛澤東等人的分裂行動問題。陳昌浩首先報告在毛兒蓋的經過，他說他和徐向前與毛澤東等中央要人相處融洽，遇事有商有量，並無爭執。毛澤東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動卻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顧信義的，也是破壞黨和紅軍的團結的。接著，第五和第九軍團的幹部也紛紛指斥毛澤東等行為的不當。他們回顧一方麵軍各軍團以往遇有重要軍事行動，都會互相通氣，而這次毛澤東等私率一、三軍團北上，卻並未通知他們，他們認為中央的領導者，不應有這種破壞黨紀軍紀、不顧大局的可恥行為。在討論中，多數人表示不願再承認這個失去信用的中央。

會議於是通過了兩個決議：一是不再承認原有中央，另行成立臨時中央。到會者一致推舉張國燾為這個臨時中央的書記，議定俟到適當時間，再行召集黨的代表大會，成立正式中央，並電告毛澤東等，宣稱：“此間已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不過許諾軍事行動仍會互相配合。二是由總司令部依照臨時中央的決定指揮全軍，各軍概依總司令部命令行動。張國燾們沒有強化臨時中央的組織和作用，它的存在似乎隻是一個名義，它沒有機構，沒有選舉新的中央委員，除了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和張聞天的黨籍，也沒有對舊的中央委員有所製裁。

雖然出了兩個中央，紅軍也分成兩部分各自行動，然而雙方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繼續惡化下去。毛澤東們九月十二日在甘肅迭部縣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卻沒有對外公布，他們隻是需要對自己有個交代。他們接到張國燾等另立臨時中央的通知，亦沒有意氣用事的憤慨表示。事實上，彼此以後在電訊上都避免使用刺激對方的言詞，不再提及過去紛爭的事。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甘泉縣下寺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對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張國燾的南下計劃從一開始起就不順，雖然他們用“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的口號激勵戰士，戰士們也樂意南下，但在有飛機助戰、且采取江西那套穩紮穩打的碉堡戰術的國民黨正規軍麵前，紅軍始終占不著便宜。一貫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四川軍閥們為了保住老巢而摒棄前嫌、團結起來抗拒紅軍，戰鬥力也突然大增。從十一月十六日開始的百丈關戰役中，四方麵軍約八萬人對陣川軍及中央軍約二十餘萬人，在付出近萬人的傷亡代價後，被迫往回撤離，從此由進攻態勢轉為被動防禦。

北上能打著抗日的大旗，甚至能獲得部分有民族主義思想的軍閥的同情和默許，而南下就完全失去了道義上的正當性，被國民黨當局扣上了擾亂地方安寧的赤匪大帽子。敵軍騷擾，再加之寒冬來臨，四方麵軍銳減至四萬，無法在成都以西的平原地區立足，結果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們一直滯留在西康藏區靠與藏人爭食苟延殘喘（如果一年前紅軍果真全部自毛兒蓋北上擠到更加缺乏糧食的陝北，恐怕糧食情況會更加不堪）。不過他們還是希望能夠奪取河西走廊，以期與在陝北的紅軍成犄角之勢。

再說共產國際和王明派回的張浩到達陝北後，承認了張聞天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名義，並立即致電從前曾共過患難的張國燾，告知他擬由陝北去川康地區，與張國燾等會晤，然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願等等。張國燾接到電報，喜出望外，立即回電表示欣慰，並請張浩暫留陝北，以免途中不測。

張浩的電報接著源源而來，主要是告訴張國燾們共產國際改采新政策的經過：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產國際已在全世界號召各國共產黨與其他反法西斯蒂的政黨和人民，聯合組成反法西斯蒂的統一戰線。共產國際認為中國正遭受日本的侵略，中共應聯絡全國人民，包括抗日的資產階級和各軍隊各政黨，形成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主要的口號已不應再是“打倒蔣介石”、提倡“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應是“反蔣抗日”，而應該是“聯蔣抗日”和“抗日聯合政府”，即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日本侵略和漢奸。

張國燾們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興奮，一致讚成這個新政策，同時不免有點先見之明的沾沾自喜。

但是因為在張浩離開以前，莫斯科隻知道一個中共中央，張浩的到來又確定了張聞天總書記的身份，張國燾另立的中央就名不正言不順了。加上四方麵軍在西康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時的目光所向，自然是西南方麵的實力派。他們曾多方設法，經過康定，向四川和雲南一帶的軍人活動，動員他們一致抗日，共禦外侮，然而他們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無反應。反之，陝北方麵卻聯絡上了軍事巨頭張學良，這種事態的發展，也使毛澤東和張國燾在黨內的地位進一步此長彼消。

對於張國燾來說，張浩此後的來電裏讓他感到欣慰的一點，是轉達了莫斯科對西進計劃的指示。張浩說川康地區紅軍打通新疆的計劃，已得到斯大林的讚許。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製甘肅河西一帶和新疆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需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之成為一支勁旅。因此，張浩表示，紅軍應從速有所行動，具體事宜，概依軍事實況自行決定。

五月二十五日，張浩、張聞天和毛澤東等致電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和徐向前等：“……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麵軍與二方麵軍宜乘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氣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

六月六日，張國燾根據共產國際的命令，宣布取消“臨時中央”和“中央軍委”等。

六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詢問紅四方麵軍的北上時間，並說“兄等如能迅速出甘南，對時局助益非淺。”

六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就打通蘇聯的通路問題致電彭德懷：“從總的戰略上看，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

七月初，四方麵軍與二方麵軍在甘孜會師。中共中央隨即批準紅二、四方麵軍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張國燾和任弼時分別擔任書記和副書記。

二方麵軍在西康地區休息了一個多月以後，張國燾們決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師北進，由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率二方麵軍和羅炳輝的九軍團為右路，出甘肅的岷縣、靜寧，進到海原一帶的甘北地區。紅軍總司令部則率四方麵軍和董振堂的第五軍團為左路，經岷縣，取道瀧西通渭，折而向西，以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這個軍事行動計劃的目的是占領西北的一大片地區，即以陝北的紅軍居右翼，四方麵軍在奪取河西走廊之後，居於左翼，二方麵軍在到達甘北之後，居中間地位，這樣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前往蘇聯的道路。

北上的初期十分順利，這時天氣晴和，翻雪山、越草地都毫無困難，沒有甚麽人掉隊。不過不久形勢就變化了，右路軍遭到了胡宗南的截擊，蔣介石的其他嫡係部隊也在迅速西移。經過一番爭議和耽擱以後，總司令部決定按原定西征計劃行事。然而在會寧、靖遠一帶西渡黃河時，因為渡船稀少，加上敵機轟炸，胡宗南部逼近，好不容易隻渡過第九軍、三十軍和第五軍團，以及徐向前和陳昌浩的前敵指揮部等共約兩萬一千多人，在河東掩護渡河的張國燾和朱德的總司令部、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三十一軍未能過河。陳昌浩與徐向前隻能率領已渡河的各單位單獨行動。而張國燾、朱德他們在敵軍的壓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和同心城一線，逐漸向東移動靠向陝北蘇區。他們途中先後與徐海東、彭德懷和周恩來等重新會晤。

十月，紅軍三大方麵軍主力在甘肅先後會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