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九-上） 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九-上）

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

本節要點：

1）張國燾是中共早期最積極最能幹的組織者和活動家。

2）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張國燾被視作中共內部反對派的領頭人物，他的主要罪名是“反共產國際”。

3）張國燾先在鄂豫皖蘇區、後在川北根據地獨當一麵，是中共蘇維埃建設的大功臣。

4）“草地分兵”以後，毛澤東的正統地位最終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他的中共中央又跟張學良、楊虎城結成了聯盟，而張國燾則失去了他在中共爭雄的主要資本—紅四方麵軍。瑜亮之爭，就此分出勝負。

5）張國燾曾覺得中共是他的親生兒子，所以一直不棄不舍。不過到了延安以後，他越來越灰心喪氣，再也沒有鬥誌了，以致最後脫黨了事。

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出生於江西萍鄉一地主鄉紳之家。其父是滿清最末一屆省試中取錄的拔貢，曾任浙江象山縣知事，後經營錢莊。

張國燾少時在私塾讀書。一九0八年春入萍鄉縣立小學堂（後改名為萍鄉縣立中學校），一九一四年轉入南昌心遠中學。

是年七月間歐洲大戰爆發，日本隨即對德宣戰，九月出兵登陸山東，十一月占領原係德國租借地的青島，乘列強無力東顧之機，大肆侵犯中國的權益。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駐北京公使向袁世凱秘密麵遞二十一條書麵要求。麵臨滅國亡族的威脅，張國燾開始留心時事，“追求科學知識”和“熱心國事”兩種願望在他內心衝突的結果是後者占了優勢，使他成為一個狂熱的愛國者。

一九一六年十月，張國燾考入那時實行“預科三年、本科三年”製度的北京大學理學院預科。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接著陳獨秀在次一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北大學生原本知道《新青年》的非常少，這時才廣泛注意起這本雜誌。白話文以淺顯明白的語句自由而確切地表情達意，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就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運動。張國燾是北大學生中最先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為此他常與守舊派同學爭論不休。

一九一八年，張國燾與一些同學發起組織《國民雜誌》社，並於次年初籌備出版《國民雜誌》月刊鼓吹反日救國。他又與鄧中夏、羅章龍等組織了平民教育會，標榜從平民教育入手改造社會。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張國燾在北大法科禮堂慷慨陳詞，鼓動同學們上街遊行。他是五四那天“火燒趙家樓”行動的指揮者之一。五月五日，他被北大學生幹事會委派負責講演活動，緊接著又被推舉為由二十多所學校學生組成的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的首任部長。學生聯合會提倡國貨、抵製日貨、組織民眾團體、發行傳單報刊等實際活動都由張國燾領導的演講部執行，事實上此後學生聯合會許多轟轟烈烈的活動也都以演講部為中心（張國燾口才出眾，是忽悠的一把好手。後來紅四方麵軍有老人回憶說：“張主席的戰前動員是最好的，每個指戰員聽了都熱血沸騰”）。

六月一日，徐世昌政府頒布命令，禁止學生罷課滋事。次日，張國燾率領講演部骨幹頂風作案，高舉旗幟在市中心向民眾呼籲，要求政府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以致與警察發生衝突。張國燾和其他六個學生於當日下午被警察逮捕，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嚐到鐵窗滋味。

六月三、四日兩天，各大中學校學生布滿北京城內外，講演團的旗幟到處飄揚，人人心裏鼓蕩著“犧牲自由和身體以救國的時間到了”的聲音。學生們前赴後繼，軍警也再接再厲，在兩天內抓了近千名學生，因監獄不敷收容，又臨時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閉學生的拘留所。這種暴力維穩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驚恐和不滿，也震動了全國。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的學生、商人和工人首先響應，紛紛罷課、罷市、罷工，其他各地也隨之跟進，輿情鼎沸，舉國騷然。

當局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不得不於六月五日下令釋放學生，並接受學生要求，於六月十日將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樣三人免職。而中國代表團在民眾的壓力之下，終於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巴黎和會表示拒絕簽字。至此，具有曆史意義的五四運動以勝利告一段落。

一九一九年六月中旬，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張國燾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被委托負責總務。不久，為了組織營救因散發傳單而被捕入獄的陳獨秀和北京學聯的十一位負責人，在滬的北京學生代表又決定派張國燾返京領導群龍無首的北京學聯。張國燾回京後立即被推為學聯總幹事，他一麵主持會議，協調內部工作，一麵負責對外通訊聯絡，溝通各校學生意見，營救被捕同學，忙得不亦樂乎。張國燾從此與李大釗和陳獨秀成為亦師亦友、共同奮鬥的戰友。

十月間，北大開學，張國燾辭去學生會的一切職務，重理學業，同時參加了鄧中夏等組織的多是湖南籍學生的曦園。這是一個公寓式的新生活團體，出自於無政府主義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學習、共同生活、親身勞動（包括自己煮飯等等）為宗旨。

一九二0年一月，因為被當局列入黑名單，張國燾和羅家論被迫以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的名義南下上海短暫流亡。在滬期間，張國燾多次與孫中山和陳獨秀長談國事。他還應邀擔任了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的總幹事。

五月初，張國燾拒絕跟許多朋友一起出國留學的建議，返回北大準備完成學業。然而實際上他脫課太多，已經趕不上了。於是他索性將大部分時間花在圖書館裏，一麵當李大釗的助手，一麵貪婪地閱讀社會主義的書籍，如馬爾西（Mary Marcy）的《馬格斯（克思）資本論入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哲學的貧困》、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以及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譯本，從此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也因此成了職業革命家而未能從北大畢業。

七月初，直皖戰爭一觸即發，北京的局勢更形緊張，李大釗擔心段祺瑞親日政府在戰亂期間趁機加緊迫害跟他們作對的學生，建議張國燾隨他一起去他的家鄉河北樂亭縣海邊避暑並一起研究馬克思主義，張國燾則寧願去上海。

在上海，張國燾住在法租界霞飛路老漁陽裏二號陳獨秀的家裏，他與陳獨秀反複討論了創建中國共產黨以及草擬黨綱、黨章等等許多問題。陳獨秀希望他和李大釗“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周邊城市發展。”

一九二0年十一月，以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的九人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釗從他每個月一百四十元的薪俸中拿出八十元，作為支部的活動經費。接著這些人又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北京共產黨的工作中最風風火火的是張國燾負責的長辛店工人運動。長辛店距北京城二十一公裏，那裏的京漢鐵路北段修車廠有工人一千幾百名。張國燾在那裏創辦了工人補習班（後改名為勞動補習學校）和工人子弟學校，讓工人和他們的子女學文化，同時向工人灌輸進步思想。張國燾把當年家裏寄給他的三百塊生活費全數捐出充當辦學資金，黨支部的其他人也都盡力解囊。張國燾、鄧中夏和羅章龍等輪流擔任教員，李大釗也曾到學校講課。張國燾還幫助長辛店的工人成立了工人俱樂部，那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工人群眾中建立的第一個陣地。

張國燾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的主要組織者之一，除了多次主持會議，他負責各種提議和報告的統籌安排。在會上，張國燾當選為三人中央局成員，分管組織工作。

八月，隸屬於中共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個日語（勞動組合）+俄語（書記部）的名詞是馬林的創造）在上海成立，張國燾擔任上海總部首任主任兼《勞動周刊》主編。

十月，張國燾受命作為中共代表秘密從滿洲裏出境，然後走走停停，走少停多，經赤塔和伊爾庫次克，在次年一月抵達莫斯科，出席了遠東各國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他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被推舉為會議的十六個主席之一，並在會上作報告介紹中國工農的處境以及土地關係、學生運動和罷工運動等各方麵的情況。在會議期間，張國燾受到列寧的接見。他是中共唯一一個受過列寧耳提麵命的人。張國燾對列寧的印象是：“樸實無華，毫無做作，完全是個普通人，很像中國鄉村中的教書先生，絕對看不出是手握大權的革命最高領袖。”。張國燾又說，他覺得列寧是俄國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純正的教主。他從未在其他的蘇俄領袖身上看到過與列寧同樣的品格，好像其他人都染上了一些異樣的味道，如官僚氣、俄國味之類。

一九二二年七月，張國燾在中共二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組織部長。

在八月的西湖會議上，張國燾強烈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但是最後當李大釗和陳獨秀在馬林的壓力下妥協以後，他也勉強接受了會議的決定。張國燾在九月初“跨黨”加入國民黨。

十月，陳獨秀去蘇聯出席共產國際四大時，張國燾被委托代理中共中央書記。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張國燾在鄭州參加了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他是京漢鐵路大罷工的最高指揮。二七慘案發生以後，脫險的張國燾以中共中央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全權代表的名義下令立即複工以避免更大的犧牲。

二月下旬，張國燾赴莫斯科匯報二七罷工的經過。

在六月舉行的中共三大上，張國燾跟馬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張國燾強調中共在積極投入國民革命的同時，也不能放鬆階級鬥爭；他非常懷疑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是否能有所作為，因為國民黨流品複雜，缺乏組織紀律；他質問中共全體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努力工作，一切工作成績歸國民黨，那還有什麽中共的獨立？張國燾認為中共的努力並不會得到認同，因為國民黨方麵會說：“這些身家不清白的人是來幹什麽的？是幫閑，是小偷，還是搶劫？”他相信，這樣的國共合作，早晚將是國共交惡；張國燾特別反對動員工人中的革命分子加入國民黨，他認為工運是中共的基礎，絕不應該拱手交給國民黨；目前工運雖然遭受嚴重的打擊，但很快會重新發展壯大；跟國民黨相比，中共看上去勢單力薄，但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總有一天將領導中國革命獲得勝利。

馬林對張國燾的意見嗤之以鼻。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國民革命，另搞什麽階級鬥爭，就是放鬆國民革命；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並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共黨員應該老老實實向國民黨學習；他說現在的中共黨員隻不過是些熱情而好心腸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他們隻有做點實際的國民革命的工作，才有存在的意義；他覺得中國的無產階級的力量實在太脆弱，他譏笑張國燾說，“你的職工運動哪裏去了？早被吳佩孚的幾條槍杆子打垮了。”

由於陳獨秀基本上讚同馬林的觀點，張國燾受到多數代表的批評，不僅被排擠出中央核心，而且落選中央委員。黨內地位本來僅次於陳獨秀的張國燾第一次由中共的正統派要人變為反對派的首腦，並被戴上了機會主義者、反共產國際和右派等等帽子。

不過馬林在中共內部挑起的分裂讓共產國際不安，他很快就被召回莫斯科，從中國政治事務中永遠消失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張國燾出席國民黨一大，並由於孫中山的賞識而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孫中山曾稱讚張國燾是“五四運動的能幹的學生代表”。

二月七日，張國燾出席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被選為全國鐵路總工會執委會總幹事。

五月十五日，有人將藏有炸彈的禮品盒送到外交部長顧維鈞住所，顧宅仆人打開木盒時，炸彈爆炸，顧仆三人受傷。曹錕北洋當局認為國共兩黨素來反對顧維鈞對蘇俄的強硬立場，因而判定這一炸彈案乃國共兩黨所為。顧維鈞還出了十萬元的破案賞格。於是作為共產黨名人，張國燾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被捕，他的新婚僅三個月的妻子楊子烈也同時被捕。這是張國燾第二次入獄，因為“內亂犯”情節嚴重，他戴過九斤重的死囚鐵鐐。

後來據說顧維鈞因為收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黨人的警告，撤銷了十萬元的賞格，加上馮玉祥發動兵變，監禁曹錕，“城頭變幻大王旗”，張國燾夫婦在十月二十五日結束了五個多月的監獄生涯。

孫中山在該年年底抵達北京，可是因病重而不能視事。他指令組織了一個以汪精衛為首的十餘人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替他臨時處理一切政治事務。李大釗和張國燾是參加會議的中共黨員。為了避免被視為乘孫中山病危挑動國共間的紛爭，他倆行事極為謹慎，從不主動提案，而隻是支持一些與中共立場相符的主張。鮑羅庭以國民黨政治顧問的身份，也參加了這個政治會議。

因為忙於鐵路工會的事務，張國燾沒有參加在一九二五年一月舉行的中共四大，會後他被通知在會上當選了中央執委會委員，並被指派主持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工作。

二月七日，張國燾出席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他在會上辭去了總幹事的職務，同時被授予鐵路總工會榮譽會長的頭銜。

張國燾在四月下旬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廣州出席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會上誕生了隨即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中華全國總工會。

在上海日資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被日本大班槍殺以後，張國燾奉命從廣州急返上海策劃工運。他與維經斯基、陳獨秀、劉少奇、李立三、蔡和森和惲代英等參與了五卅運動的領導。

一九二六年一月，張國燾以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央委員的身份列席了國民黨二大。

四月上旬，張國燾代表中共中央到廣州處理中山艦事件。在動蕩紛亂的局麵中，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他要求中共廣東區委采取妥協政策，向蔣介石讓步；然後，他由周恩來陪同去見蔣介石，向蔣介石重申中共的支持，希望彼此仍能精誠無間地合作。他也與當時擔任國民政府代主席的譚延闓保持密切的接觸。

在鮑羅庭從莫斯科回到廣州以後，張國燾曾鼓動鮑羅庭在將大量軍火送給蔣介石的同時，也分一部分給工農武裝。他的建議被鮑羅庭拒絕了。鮑羅庭說眼下決不可能，等時機成熟，再作計議。

依照鮑羅庭的要求，張國燾和譚平山在國民黨二屆二中的前夜去向蔣介石表示中共對國民黨無條件的支持，盡管他倆並不知道國民黨在會上將有什麽舉動。蔣介石在會議上提出的壓製中共的《黨務整理案》事先得到了鮑羅庭的同意。

九月中旬，張國燾被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派往武漢，擔任前線指揮，發動工農，配合北伐軍。其間他處理了葉挺因獨立團在武昌城下的肉搏戰中傷亡慘重而上峰若無其事以致憤而擅自離隊的事件。

十一月，張國燾奉命擔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

一九二七年四月，張國燾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四月下旬，張國燾出席了由汪精衛發起的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國民黨方麵代表為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徐謙和顧孟餘，共產黨方麵代表為陳獨秀、張國燾和譚平山。

五月中，張國燾在葉挺、章伯鈞和毛澤東等人的配合下，指揮粉碎了夏鬥寅發動的軍事叛亂。

張國燾在六月中旬最後一次與汪精衛談判以後，向中共中央提出：退出國民黨的時候到了，要考慮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決裂式的退出。而中共中央認為應先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再作決定。

七月十二日，在汪精衛“分共”的前夕，陳獨秀躲藏起來不再露麵，鮑羅庭又帶著瞿秋白悄悄上了廬山，中共中央機關一時沒了主心骨，一片迷茫混亂。張國燾覺得支撐局麵責無旁貸，於是召集了周恩來和蔡和森等人開會，決定繼續奮鬥以維持中共的命脈，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和張太雷五人組成了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從此離開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當時武漢的工人運動已被打垮，發動總罷工勢不可行，湘鄂贛的農民運動也已支離破碎，中共唯一可靠的資本隻有葉挺的第四軍二十四師、周士第的獨立團以及朱德的教導團。在北伐中指揮著名的“鐵軍”即第四軍的張發奎一向與共產黨人合作和諧，被視作國民黨左派，中共若能與張發奎共同起事，實力和聲勢非同小可，問題是在國民黨左派紛紛翻臉反共的大氣候下，指望張發奎站穩立場完全沒有把握，因此周恩來提出，能爭取張發奎最好，不能也要先發製人，由葉挺等部在南昌暴動，然後移師廣東東江，以那裏為基地謀求卷土重來。周恩來的計劃成功的一個關鍵是共產國際必須迅速經由汕頭予以大量的軍火和物資的支援。

張國燾和周恩來兩人隨即以中常委的名義決定周恩來去九江南昌，組織前敵委員會，由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和葉挺等為委員，相機處理暴動事宜，而張國燾留守中央。這是中共中央在沒有事先取得共產國際同意而先斬後奏作出的一個重要決定。

先期到達九江的李立三等人發現張發奎不可靠，若指望張發奎，中共所掌握的武裝力量會麵臨被消滅的潛在危險。於是，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鄧中夏、葉挺和聶榮臻等人決定放棄依靠張發奎的打算，自行暴動。接著到達九江的周恩來也覺得暴動可行，不過急需蘇俄軍事顧問的指導和一大筆款項。

七月二十五日，蘇共中央政治局致電羅明納茲和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即布留赫爾（Vasily Blucher）。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間在中國。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日本間諜”罪被捕，十一月被毒打致死），表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同時又指示：“我們認為烏拉爾斯基（即加倫）和我們其他著名的合法軍事工作人員參加是不能容許的。”中共中央常委會在當天召開有剛從廬山回來的瞿秋白以及張國燾、李維漢、張太雷、羅明納茲、加倫等與會的擴大會議，最後下了暴動的決心，並確定暴動後部隊立即南下，占領廣東，取得海口，待得到蘇俄的軍火和金錢援助以後，舉行第二次北伐。

不料在第二天羅明納茲又傳達了由斯大林定調、布哈林具名的共產國際關於南昌暴動的電報，該電指示：“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並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羅明納茲還報告說，沒有經費可供南昌暴動使用，並且重申了莫斯科禁止俄國顧問在任何情形之下參預南昌暴動的精神。會議決定派張國燾當晚去南昌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

雖然與周恩來共同決定發動南昌暴動，張國燾其實對能否成功一直心裏忐忑。現在看到共產國際顯然想置身事外，不僅不準蘇俄人員卷入，而且連暗中的經濟支援也不肯，電令中模棱兩可的措辭更是為中共預設了大坑：將來暴動如果失敗，中共必然要負違令蠻幹的罪責。張國燾後來回憶說，他那時心裏充滿對國民黨的憤慨和對黯淡前景的苦悶，思想模糊不清，加上對暴動失敗可能引致的嚴重後果的顧慮，在這樣的心態下，他將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自己的使命理解為“阻止暴動的舉行”。

七月二十七日一早，張國燾趕到九江。他找到賀昌、惲代英和關向應等開會。會上，張國燾簡要傳達了前一天召開的中央常委會議的精神，要求重新討論暴動問題。他的話遭到與會者的激烈反對，眾人一致表示，南昌暴動勢在必行，已無討論的餘地。

七月三十日早晨，張國燾到達南昌，前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張國燾在會上再次強調“中央意見宜慎重，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將在軍隊中的同誌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勢，應極力拉攏張發奎，得到張之同意，否則不可動。”

當時知道暴動秘密的人數已過百，除了中共的有關領導以外，還有十幾位國民黨左派人物以及同意參加暴動的賀龍部的重要將領，秘密已無法保持；何況一些暴動部隊正在調動，許多行動已經來不及停止了，暴動箭在弦上，隻能破釜沉舟了，因此張國燾最終隻得服從多數。從此他頭上又多了幾根“假傳聖旨”、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小辮子。

八月一日占領南昌以後，暴動部隊成立了以譚平山為委員長、吳玉章為秘書長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張國燾是二十五個委員之一（名單上的宋慶齡、何香凝和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要人並不在南昌，實際上跟暴動無關）。

暴動部隊在八月五日撤出南昌，一路向南邊打邊退，最終潰不成軍。張國燾和李立三、賀昌等四人在兩個月後的十月五日從廣東普寧甲子港乘漁船狼狽逃到香港。三萬多暴動部隊最後隻剩下朱德率領的千餘人上了井岡山落草。

南逃途中，張國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在瑞金主持了賀龍的入黨宣誓儀式。其間他還獲悉他和周恩來已在八七會議上被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因為香港極不安全，張國燾立即又坐船去了上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缺席審判張國燾，指責他“懷疑暴動主張，甚至反對暴動”，進一步開除了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資格。那次會議還缺席處罰了譚平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若飛等一大批人。瞿秋白不久找張國燾談話，特地說明中央的任何決定，都來自共產國際或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

周恩來回到上海以後，以其一貫“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的個性，立即表示完全擁護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並強烈譴責機會主義，因此沒有被加重懲罰，而是重新躋身進了政治局，主管軍事和情報工作。

從十月到次年五月，張國燾在上海過了八個月非常窩囊的地下生活，幾乎什麽事都沒有幹。有段時間，他的住址隻有一個交通員知道，那是他跟中共中央唯一的聯係橋梁。後來出了朱德前妻賀芝華叛變、主動出賣中共最高機密的事，張國燾跟中央斷絕了直接聯係。那時他生活中的重大節目，是大致每兩個星期一次跟過著極度秘密的隱居生活的陳獨秀的晤麵。其間他們討論過由張國燾出麵組建一個獨立於共產國際的“工農黨”的設想。

一九二八年五月，張國燾作為共產國際的特邀代表赴蘇參加中共六大。

會前在由布哈林主持的預備會上，張國燾作為“反共產國際的人”的代表人物，花了約三個小時一吐他鬱積的對共產國際的不滿。他說中共的錯誤，不在於反對共產國際，也不在於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而是太依賴共產國際，對共產國際的任何指示都奉若神明。他舉例說當年馬林根據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的指示，要求一切工作歸國民黨，中共要甘心為國民黨當苦力，他因為不同意馬林的說法，希望中共能獨立地發展，而被視為反共產國際；可是僅僅四年以後，羅明納茲又指責中共中央放棄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而他卻又一次被以反共產國際的罪名受到譴責和處罰。他責問共產國際是不是認為自己一貫正確？

因為他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力，共產國際安排張國燾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不過他在會後被留在蘇聯“學習”，以糾正他的“機會主義傾向”。與他一起留在莫斯科的還有剛下台的瞿秋白。

張國燾參加了一九二八年七月舉行的共產國際六大，並被選為執委會候補委員。

張國燾曾一度卷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糾紛，與米夫產生了不少齟齬。後來他也選擇“躺平”，自行去共產國際的高級黨校列寧學院英文班讀書，在那裏他跟董必武同班。

張國燾是中共唯一獲得共產國際頒發的紅色勳章的人，他在莫斯科期間憑之每月可以從郵局領取四、五十盧布的額外補貼。

在一九二九年列寧學院的清黨中，張國燾太平無事，不過他被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清黨風波濺到了幾滴汙水。他的妻子楊子烈則曾被罰到一家印刷廠去當了一陣子工人。

一九三0年十一月，在承諾擁護共產國際的立場以後，去國兩年半的張國燾被派遣回國。他和楊子烈穿戴著由俄國人簽字買單、從專門的特供商店買的德國貨，拿著偽造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護照，懷揣著七百美元和二百盧布，坐著特等車廂，冒充從德國途經莫斯科回國的留學生，在滿洲裏入境，然後由哈爾濱坐火車至大連，再坐統艙乘船到上海。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就在張國燾夫婦回到上海之前，包括何孟雄、林育英和因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而永垂史冊的柔石等“左聯五烈士”在內的十七個中共重要幹部在秘密集會策劃反對六屆四中全會中央人選的行動時被捕，這不僅威脅到中共機構和人員的安全，而且顯示出中共內部的分裂苗頭。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在私下嘀咕，懷疑何孟雄等人的被捕，是四中全會上台的那夥留蘇學生的借刀殺人（據說何孟雄等人臨時住的旅館，隻有中央知道，而捕房有消息漏出，說是有人匿名告密的）。

張國燾清楚共產國際並不真正信任他，但他自述他對中共有種難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他的親生兒子，他一直全心全意地愛護這個孩子，雖然經過數不清的變故，他發現這個孩子多災多難，不太長進，所以期望少了，但終究不忍心看著中共完蛋。在目前的情況下，為了救黨，隻有根據四中全會的決議，呼籲全黨團結，消除紛爭。他知道這樣做會產生鞏固米夫派地位的副作用，可是他別無選擇。那時他遇事隻能跟周恩來商量。在他參加的回國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出席的除了他、向忠發和周恩來以外，還有博古、康生、張聞天和楊尚昆等，會上由周恩來提議，向忠發、張國燾和周恩來組成了常委會。張國燾在會上反複強調，這些年來中共的損失太大了，無論如何不能因內部糾紛而招致更大的損失。現在隻有忘記某些慘痛的過去，減少互相猜疑，團結奮鬥，才能不斷送剩下的一點革命力量。

在扭轉了上海黨內的緊張氣氛後，張國燾又去天津，為北方地區的中共幹部鼓勁打氣。